刘向、刘歆的古籍编校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我国历史上由朝廷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纂活动往往与征书联袂启动。
汉王朝建立以后，迅速对秦代以焚禁为特征的文化政策进行反拨，其措施之一就是征书。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由于不断以政府的名义向天下广征书籍，百年之间，政府藏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成帝河平三年（前26），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同时诏刘向整理古今图籍。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对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编校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图2-5 刘向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 编校活动的流程与方法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汉成帝时官至中垒校尉，故后世多称其刘中垒（图2-5）。沛郡（今江苏沛县，一说丰县）人。刘向为汉宗室，他的高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向很早即以知识渊博著称，年二十就被汉宣帝作为名儒俊才选拔在左右，以备顾问。班固将他与孟子、荀况、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并列为孔子以来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命世贤才。刘向在学术上属今文学派，但不排斥古文。一生著述丰富，传世有《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而他在中国文化和学术史上最值得称颂的功绩，就是受命在天禄阁主持校理皇家图书。
汉成帝河平三年，成帝一方面使陈农求天下遗书，一方面“召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国柱校方技”，而以刘向总领其事。向卒后，哀帝命其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图书的校理工作。刘歆（？—23），字子骏。哀帝建平元年（前6）曾改名秀，字颖叔。治学倾向古文，与刘向异学。河平三年，刘歆受诏与父同理校书，后继任中垒校尉，领校群书，主持完成《七略》的编纂工作。
从河平三年刘向受诏始，到哀帝建平二年（前5）刘歆完成《七略》终，这次长达21年的校理活动，对当时传世的先秦和汉初官私著述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大规模整理。刘向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为整理工作制定了详尽流程和方法。现代学者孙德谦在所著《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中，归纳列举刘向的校雠方法达23项：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刘向的整理工作，绝大部分可以确定属于图书编辑范畴，从孙氏所归纳的23项方法中，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刘向当年编辑整理工作的义例和程序。
1. 取本参校
这里包括两项工作，即搜求一书的不同抄本和校勘文字。
刘向当时的整理工作是以广搜异本为基础的，所搜求的不同抄本既有皇家藏书、政府藏书，又有私人藏书。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第七》称：“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 (14) 所谓中书就是皇家藏书，所谓外书就是政府藏书，包括太常、太史之书，而所谓臣书即私人藏书。博求诸本，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整理校勘的质量。
西汉的图书载体以竹简为主，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脱字、错字，使用不规范的俗字，以及误写、漏书等情况十分普遍。同时，由于简策的编绳经多次舒卷，容易折断，因而造成脱简，或在重新编连时出现错简。刘向等在取得多种不同抄本后，就要进行校勘，校正文字，订正是非，补出脱简。《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书类序中指出：“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15) 刘向以孔壁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章句》，发现《酒诰》脱1简，计25字；《召诰》脱2简，计44字，另有异文、脱文若干。这些问题，都将通过校勘解决。
2. 编次定名
编次定名，这是刘向整理活动中的编辑程序，包括删除重复篇目、编定篇目先后次序、确定书名3项内容。
先秦古书，多非一时之作，其篇目先后并无筹划次第，散篇杂著，本多以单篇抄录流传于世。其分合并无一定，或门人学者各据自己所得之篇传录为一种，或抄集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抄集数篇即为一种。所以内容相同之书，篇目重出的现象十分普遍。刘向编次新本，首先要删除重复的篇目。
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编次成书，往往出于门人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所自出，以人名其书。考《史记》述先秦诸子及汉初学者著述，如庄子、商鞅、韩非、董仲舒、东方朔等，都往往只举篇名。《史记·司马相如传》曰：“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此亦古人著书不自编次之证也。
3. 撰写叙录
刘向受皇命校理图书，校理成果必须直接向皇帝奏报。所以每完成一书，“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各书叙录本为向皇帝报告校理结果，为使报告简明易了，形成一定样式，其内容一般包括校定本篇目，校勘编次情况，作者生平及书籍的基本内容，学术思想渊源及其评介等。
刘向所撰叙录曾结集成《别录》一书，今《别录》早佚。据清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所辑，现存完整的有《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书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子书录》《韩非子书录》以及刘歆所上《山海经书录》等数篇。现择《列子叙录》为例，以见刘向叙录之例：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极知）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杨朱第七（一曰达生）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篇。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16)
文字虽然不多，而书目信息和学术含量确实十分丰富。后世学者推崇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作用，就是缘于刘向当年撰写叙录所形成的这一传统。
4. 杀青缮写
刘向所撰书录，清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辑录8篇，其中6篇有关于杀青缮写的文字。《战国策书录》：“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管子书录》：“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晏子春秋》：“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书录》：“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邓析子书录》：“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孙卿书书录》：“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这里的“杀青”代指定稿并书于竹简。
缮写，是指经皇帝审定后书于缣帛。汉应劭《风俗通》称：“杀青书可缮写。谨案：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青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17) 这就是说，刘向校定新书后，都用简和帛抄写了两部清本贮存秘阁。应劭为汉末学者，博学谙事，所撰《风俗通》专以辨物类名号，上距刘向校书方百余年，书中所记应当是可信的。
5. 分类编目
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主持最后的整理工作，完成系统目录《七略》的编纂。《七略》，据《汉书·艺文志》总序称：“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今《七略》早已散佚，但仍能从根据《七略》删要编录的《汉书·艺文志》中，窥其概貌：(https://www.daowen.com)
辑略：班志每略叙录之辞，即歆之辑略也。
六艺略：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9类，著录图书129家，2926篇，图1卷；
诸子略：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10类，著录图书187家，4346篇；
诗赋略：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类，著录图书106家，1313篇；
兵书略：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类，著录图书66家，1375篇，图44卷；
数术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类，著录图书110家，2557卷；
方技略：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家，著录图书36家，862卷。
以上共计著录图书为6略，38类，634家，13397篇（卷），图45卷。
二、 编校活动的意义及对后世出版的影响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图书整理工作，是我国文化史上首次对先秦以来流传的文化典籍进行的大规模整理编校活动。其成果，从目录学上讲，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创立了古代图书六分法分类体系和叙录体图书解题形式；从编纂学上讲，先秦以来流传无序的古书，以新貌面世，并在编纂体例上给后世的编辑出版活动以极大的启示。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将《七略》与《史记》并称为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二者都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产物。
1. 奠定古代目录学的基本框架和方法
古代目录学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个合适的图书分类体系，一种能够揭示图书内容要素并予以评判的叙录方法。这两个“一”，都是最先由刘向父子在校理图书的活动中创立的。其标志就是《别录》和《七略》。
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不仅仅在于排列先后，部次甲乙，更重要的是通过分类叙录，对由图书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和思想体系进行梳理和综合评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对于这种梳理和综合评介的需求表现得尤为强烈，秦统一前夕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西汉文、景之世刘安编纂《淮南子》，武帝时期司马迁撰写《史记》，都是这种时代需求的产物。所以，刘向时期，先秦以来的重要典籍已经形成若干评介体系：（1） 从儒家学派校定“六经”，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儒林列传》，儒家经典逐渐形成自己的系统；（2） 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到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先秦以来诸子百家之书形成了自己的系统；（3） 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到武帝时军政杨仆“纪奏《兵录》”，可能已经产生兵书的专门目录。
刘向充分利用这些可资借鉴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宏伟的构思，成功地将西汉王朝200多年以来积累的全部国家和民间藏书，分门别类地统一于同一体系之中，使九流百家之学绳贯珠联，俾后学者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以“六艺略”居部类之首，显示出学术思想上以经学为中心的时代色彩。这一在整理编目中贯彻体现官方哲学的做法为后世编目恪守不废。
刘向父子还在著录上创为互著、别裁之法。所谓别裁，就是将原先单行、后来被编入他书中的篇目裁出，另行著录于能反映其学术内容的类目中。如《管子》，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类，裁《七十子所记》中《孔子三朝记》篇入论语类。这样处理，既能反映图书早期单篇流传之原貌，又能辨明著述源流，凸显早期编辑活动发展变化的情况。
2. 开创古代书籍整理定著“新书”之例
刘向校理古书，有两种情况：一是本为先秦原本，或保持原书面貌，其篇章没有缺失；一是书有复重残缺。前者一般只需校正脱误，整理相对比较简单。后者的整理相对要复杂得多，一般都要进行精心校补，并重行编次。经过这样的工序编成的定本，多题名“新书”。如《孙卿书录》所称“《孙卿新书》”，《列子书录》中“《新书》有栈”之类。经刘向重行编次的“新书”，数量不在少数，余嘉锡推测，见于《隋志》《唐志》著录的《晁氏新书》，流传至今的《贾子新书》，都是曾经刘向编次而题名的。甚至如《管子》《晏子》之类经重新编次的书籍，其叙录中没有“新书”字样，是后人不知其义而妄加删削所造成的。
先秦古书，本多单篇别行，诸子学说，往往散见多种传本。后遭秦焚书，古书更为散乱，民间所藏，多无全本。汉兴，秦代书禁被废除，许多原先主要以师授口耳相传的先秦古书，被记录于竹帛。限于记忆，这类新写之本往往不全，如今文诸经。所以，刘向校书之前，传世诸子传记等，不是残缺之本，就是重复之篇。这一点，从现存刘向所撰几篇《书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先秦古书这样复杂的流传状况，刘向充分利用天下图书集中在皇家书库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尽取各本进行精心校对，去重补缺，更新编次，使长期分合无常、纷然不一的古书，以焕然一新之貌续传于世。
刘向这项整理工作的意义十分重大，正如余嘉锡所说：“今日所传之本，大抵为刘向之所编次，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者，向之力也。” (18)
后世辨伪之学兴起，学者对刘向这种改变古书原貌的整理方法提出批评，甚至指责刘歆作伪，随意篡改古书，以达到推动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的目的。个中详情，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难以明判究竟。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大量秦汉竹帛古籍，证明历代学者指为刘歆伪造之书，确系先秦古书，作伪之说自然不能成立。
(1) ［汉］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1447—1448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页。
(3) 王卫平：《寿梦以前吴国史探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98页。
(4) 胡进驻：《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略考》，《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第60页。
(5) ［汉］司马迁：《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95页。
(6) 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载《文史》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7) ［汉］司马迁：《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1页。
(8) ［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8页。
(9) ［清］孙诒让著，梁运华点校：《札迻》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8页。
(1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
(11) ［汉］刘向：《战国策书录》，载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2)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第11页。
(13)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4)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4页。
(15) ［汉］班固：《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16) 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
(17)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4页。
(18)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