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思想文化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政权林立，国号迭变，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形态都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中曾经有过相对的稳定和局部的繁荣。以长江为界，江南依次建立了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前后延续272年。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东晋末和梁末两次较大的战祸，南朝境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破坏，社会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一、 玄学与清谈之风
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其学术内涵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糅合儒家经义，集中讨论世界万物本末有无的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而其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清谈”。
玄学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往往就一些哲学问题相互问难，反复辩论。而魏晋谈玄者大都是当时的名士，相互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问题为标榜，一时清谈成为风气。
东汉末世的“党锢之祸”，接踵而来的三国乱世，使旷达之士目击衰乱，又不甘隐避，于是崇尚老、庄，托为放逸，以任天率真为贵。魏齐王正始年间，玄学家何晏、王弼等首开清谈之风。西晋司马氏掌权之初，社会还没有完全稳定，玄风继续蔓延，名士达官，不治世务，崇尚浮虚。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始终是门阀世族的精神支柱，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隋朝的诞生。
在魏晋玄学清谈的思潮中，《老子》《庄子》《周易》是玄学家最喜谈论的三部书，习称为“三玄”。当时著名的玄学家往往通过对这三部经典的注释，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这也可以视为当时书籍编纂活动的一个特点。
魏晋玄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述如下：
正始玄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其起讫为公元240年至249年，其间属于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创始阶段。当时门阀士族尚无权势，王弼、何晏等人以老子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论语》，所谓援道入儒，形成“贵无”的思想体系。其目的即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使自己的行为不致受到过多的干涉，也寓含对自己无权状况的自慰。王弼注《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是这一阶段玄学思想的代表作。
竹林玄学（约255—262），以嵇康、阮籍和向秀为代表，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取名于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为骨干，包括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等，七人生活在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斗争的时期，为逃避这种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以酣饮为常，纵酒谈玄，放浪形骸，同为竹林之游，故名。七贤都有一些谈玄论道的著述，后人辑为《阮步兵集》《嵇康集》等传世。其中向秀曾作《庄子隐解》，史称其书“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书早佚，今存郭象《庄子注》即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增广而成。
西晋玄学（约265—316），以裴
、郭象为代表。西晋时期，门阀地主取得了社会的统治地位，为适应已经掌权的世族大家的政治需要，玄学家又主张“崇有”，在理论上完成了从贵无到崇有的过渡。所谓“崇有”，就是承认和维护现存的门阀制度和统治秩序。代表作是郭象的《庄子注》。
东晋玄学（约317—420），以张湛为代表。司马氏政权南迁，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成为当时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贵无、崇有的学说，提出“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
东晋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佛学各宗采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哲学上，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逐渐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
二、 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三国时期，以长江为依托，南方东吴与北方曹魏成对抗之势，南北之分在地域上形成概念。至晋室南迁，划江而治，继而南朝四代与北魏南北对峙。在这一长达3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江南相对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不断吸引北方文人学士南来，其中尤以北方五胡十六国之乱导致晋室南迁的事件最为突出。
晋室南迁，北方豪族名士纷纷渡江避乱。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虽然采取汉化措施，先后建立以重要都市为基地的文化中心，但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看，东晋以来，全国的文化中心已经从北方迁移至江南。据《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末，江南已是“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而与此大致同时的北魏鲜卑拓跋部尚处于奴隶制还极不成熟的阶段。南北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北史·儒林传序》谈南北经学的不同：“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1) 在经学上，南方《周易》尚王弼注。王弼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其注《周易》，会通儒道，疏于训诂，与北方所主郑玄的《易》学异趣。
《世说新语·文学》记南北治学方法的差异：“褚季野（裒）语孙安国（盛）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2) 支道林的话是针对一般学者而讲的，以为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余嘉锡则认为支道林的话是针对玄学清谈名理而发的，就其他治学领域，现存北朝学者的著述如《水经注》《齐民要术》等，渊综广博，在著述之林独树一帜，南朝学者尚没有可以相抗衡的同类著述。
南北文化上的差异，早见于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以继承周王朝礼乐制度为特征的北方齐鲁文化，吸引向往周朝礼乐盛况的南方吴国公子季札前往观礼。南朝梁武帝萧衍喜好文学，命太子詹事徐勉等学士编纂类书《华林遍略》。书成后，很快由书贾传入北方。时祖珽事东魏权臣高澄，正逢扬州书客请卖《华林遍略》。高澄召集众多抄手，一日一夜写毕。祖珽因盗官本《华林遍略》而遭禁闭。后祖珽出仕北齐朝，在左仆射任上，向后主高纬建议编纂北朝唯一的一部官修类书《修文殿御览》。从中可以看出南方书籍编纂文化对北地的影响。
差异的结果，必将在交流和发展中导致融合。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阐述了这一点：“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力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也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3)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正是南北文化融合后产生的一代新文学。
西晋时，陆机、陆云北上洛阳，以南方文士居高自傲的心态小视北方文士，讥讽左思。《晋书·左思传》引陆机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二陆入洛，带去南方文学的审美品格，融入北方文学的特点，在创作上出现新的高峰。
文学创作，在风格上南北亦有较大差异。《北史·文苑传序》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4) 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下攻陷梁朝重镇江陵，大批南方著名文人被掳至长安，包括文学家颜之仪、鲍宏、宗懔、王褒、庾信，医学家许爽、姚僧垣，天文学家庾季才等，以至于西魏太师、大丞相宇文泰喜不自禁地说：“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矣。”宗懔、王褒名重江南，甚受礼遇，三年后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诏宗懔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梁太医姚僧垣北上，子姚最随同，明帝时亦参与麟趾殿校书。其中尤以庾信入周，给刚健质朴的北朝文学带去清新气质，产生的影响最为瞩目，为隋朝统一后南北文学的大融汇奏响先声。
三、 图书品种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品种的最大变化，就是史书的大量出现。(https://www.daowen.com)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根据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现存图书编录的，共著录图书14466种89666卷。由于隋朝立国仅38年，其编辑出版图书的数量有限。所以，这些图书的绝大部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的著述，从中可以分析了解当时文化典籍品种增减消长的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史记》《汉书》的影响，政府修纂纪传体史书作为常例继续实施，历代共完成5部官书正史：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南朝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此外还涌现了不少历代史官所撰的史书，仅《后汉书》已知自三国吴谢承至南朝梁王韶，连续出现10部之多。南朝陈编有《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侧面反映出史部书大量出现的状况。具体来说，以下几类史书的增量尤为突出：
杂传类：杂传类图书主要是一些没能进入正史列传，而其人行事确有可传的人物的传记集，编纂体例上一般为类传。如刘向所撰《列女传》《列士传》《列仙传》等。这类书籍，始自西汉，但当时成书传世者很少。魏晋之世，先贤、耆旧等地方名人传记、家传大量出现，基本上是门阀士族的。如魏明帝《海内先贤传》，魏周斐《汝南先贤传》，魏苏林《陈留耆旧传》，吴陆凯《吴先贤传》，晋张方《楚国先贤传赞》，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佚名《太原王氏家传》，庾斐《庾氏家传》等。又有曹丕作《列异》，叙鬼物奇怪之事，魏嵇康撰《高士传》，扬圣贤之风。于是，“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杂传类图书207种，除了汉赵岐撰《三辅决录》等数种，其余绝大部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
《隋书·经籍志》史部还著录41部谱系类著述，其中绝大部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氏姓之书。据史书记载，东晋南朝曾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官修谱书的编纂活动：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命贾弼之编纂《姓氏簿状》712篇，集18州116郡氏姓；梁武帝曾命王僧孺编纂《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710卷。
人物传记、家族谱系类书籍的兴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在史学编纂上的突出反映。
其他如史部地理类，班固在《汉书》中增设《地理志》，晋挚虞撰《畿服经》170卷，详叙其时州郡及县的分野、山陵、水泉、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等。其后作者继起，地记之作源源不绝。齐陆澄曾搜集《山海经》以来160家地理著述，合其内容编纂为《地理书》，后任昉在陆书的基础上复增84家，成《地记》252卷。
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史部书籍，原来六分法将其附入《春秋》的做法已经不能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医书的激增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一个特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著录医经7家216卷，经方11家272卷，而《隋书·经籍志》“子部”著录医方256部4510卷，增幅惊人。
集部是《隋志》著录的重要部类，其中别集类收书凡437部4381卷，其中除《荀况集》《司马迁集》《刘向集》等40余种的作者为战国两汉时人外，其余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总集类著录107部2213卷，以晋挚虞的创例之作《文章流别集》冠首，梁释宝唱《法集》收尾，全部由魏晋南北朝人编纂。
图书编辑出版的这种情况，使整理编目者切实感到改造分类法的迫切性。
四、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及其意义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是根据图书产生的实际情况确定的。由于三国以后图书编纂出版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新品迭出，刘向父子开创的六分法体系已经无法完成分类的任务。因此，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四部分类法在国家图书整理编目活动中出现，并在南朝齐梁间逐步得到确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明帝时，秘书郎郑默等整理政府藏书，编成官修目录《中经》。由于记载十分简单，没有涉及体制，故至今无法确定其采用何种分类法。汪辟疆在所撰《唐以前之目录》中，据梁阮孝绪《七录序》中“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之语，以为《新簿》是按四部分类的，“或四部分类之法，郑默已启其先” (5) 。
西晋初年，秘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受命主持朝廷藏书的校理编目工作，在《中经》的基础上编成《中经新簿》，著录官藏图书29945卷。根据当时文化典籍品种增减变化的具体情况，荀勖革新了六分法，首次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荀勖《新簿》四部中，“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东晋元帝偏安江南，著作郎李充受命据《中经新簿》新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历经晋末惠、怀之乱幸存之本3014卷。李充在编目中沿用四分法，而将荀勖《新簿》四部中乙、丙的内容作了对调，经史子集四部的顺序自此固定，且为南朝宋、齐、梁、陈官修书目分类所遵循，就是史书所谓“秘阁以为永制”。如刘宋谢灵运（生于东晋后期）《元嘉八年秘阁四部书目》、王俭《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殷淳《秘阁四部书目》，齐王亮等《永明元年四部书目》，梁刘孝标《文德殿四部目录》、殷均《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陈文帝天嘉年间所编《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以及《德教殿四部目录》等。
李充（？—365？），字弘度，江夏郡人。家贫少孤，然励志于学。成帝时任记室参军。晋穆帝永和初（345），征北将军褚裒引为参军，转剡县令。稍后调回帝都建康，出任大著作郎。《晋元帝四部书目》即在大著作郎任上受命编集完成。
南朝宋、梁曾出现过七分法。宋秘书丞王俭曾以私人的身份编纂书目《七志》。据《隋书·经籍志》序中所记，其所分七志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其中经典志下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目。王俭此目仿效《七略》，未能全面考虑图书品种变化的实际情况安排设置和调整类目。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丁国均、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诸家《补晋书艺文志》，聂崇歧《补宋书艺文志》的著录，后汉编辑出版的史籍200余种，三国史籍180余种，两晋史著多达800种左右，刘宋史籍100多种。史籍在当世著述总量中的比例逐渐增加，王俭却违背图书分类依据实际的原则，仍按照《七略》规制，将史籍附载六艺，致使史籍的归类严重失当。
王俭（452—489），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丞相王导五世孙。自幼勤学，手不释卷。宋明帝时，娶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在秘书丞任上领校国家藏书，编集《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4卷，著录图书2020帙15074卷，今佚。《南齐书·王俭传》称：“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6) 从上述史传记载看，王俭编集《七志》在先，《四部书目》在后，或许他在《七志》的编集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汉时的分类法难以妥善有序地编排当下的图书。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处士阮孝绪在建康禁中里居所自编书目《七录》，其体制主要参酌刘歆《七略》、王俭《七志》而成，但在分类上已经作了很大调整。《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包括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外篇为佛法录、仙道录。阮孝绪将王俭《七志》“经典志”中的史记、杂传二目别出，另立“记传录”；而将“军书志”中的兵部别出，与“诸子志”合并为“子兵录”；又增设外篇，以编录当时日益增多的佛道之书。很明显，《七录》内篇的前四录，正与四分法的经史子集在内容和顺序上吻合，实际上已经体现四分法的精神。
阮孝绪（479—536），字士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年十三通五经，终身不仕。隐居京师建康，所居唯一床，竹树环绕，读书其中，学养精进。他在《七录序》中详细叙述自己编集书目的缘由和体例，曰：“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愍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倘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傍无沃启，其为纰缪，不亦多乎！” (7)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首先说明编目的资料来源：宋、齐以来的官私藏书目录，以及自己所见所闻的图书信息。其次说明编目的体例：“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编目要做到准确分类，掌握图书的内容、宗旨是基础，这一点，很多古书无法从书名去判断，故需要反复研核，形成文字。这些文字就作为图书解题写入书目。故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七录》是一部继承《七略》优秀传统的解题目录。最后强调编目的困难，自己既无西汉班嗣家藏赐书的优越，也乏东汉黄香东观读书的便利，所以难免纰缪。
《七录》在宋末散亡，其《序目》因唐道宣将其录入《广弘明集》而保存至今。阮孝绪在《序目》中详细记录了《七录》的类目，凡7录55部。经典录：易部、尚书部、诗部、礼部、乐部、春秋部、论语部、孝经部、小学部。记传录：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子兵录：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文集录：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术伎录：天文部、纬谶部、历算部、五行部、卜筮部、杂占部、刑法部、医经部、经方部、杂艺部。佛法录：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记部。仙道录：经戒部、服饵部、房中部、符图部。共著录图书6288种8547帙44521卷。 (8) 这一分类框架和图书的著录情况，被唐修《隋书·经籍志》充分利用并吸收。
中国古代图书目录编制的分类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依书设类。当图书品种发生大变化时，类目必须进行适当调整。魏晋时期，图书品种的巨大变化，迫使分类体系作出反应。当时的四分法、七分法都是有益的尝试。阮孝绪的《七录》，综合了四分法、七分法的优点，特别是对二级部类的细化，为隋唐四分法的最后定型，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和可操作的基础。图书是古代社会文化知识主要的记录载体和传播媒介，所以依书设类的图书分类体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直观反映。一般来说，图书的生产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无序的过程，广大作者虽然身份、地位、阅历以及生活地域、承担的职务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他们的著述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政府导向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影响和制约。在封建时代，前者对图书生产的影响和作用要远大于后者。反映在图书分类上，如图书部类的名目、种类数量的多寡、位置的前后，都会体现这种影响。分类合理、著录准确的图书目录正是时代政治观念、思想文化风貌，以及社会传播、阅读概况的真实体现。
无疑，发生在东晋和南朝齐、梁间的这场图书编制领域里的变革，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