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斯·司各脱
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6—1308），13世纪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著名哲学家，司各脱主义（Scoticism）的创始人，有“精细博士”（Subtle Doctor）之雅称。他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末至元代初期，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时称“也里可温教”。《农桑辑要》的颁发、郭守敬的《授时历》、关汉卿和马致远的戏曲、黄道婆推广棉纺织技术以及突火枪的发明等，是此间重要的文化事件。关于司各脱的生平我们所知不详，甚至不能确切地说出他的出生年代和地点，而只能根据现有的较为可靠的资料进行推断。司各脱很可能出生于1266年，去世于1308年。他的名字中的Scotus表明他是苏格兰人，因为在13世纪末，Scotia一词意指“英国北部”或者“苏格兰”，而非后来所意指的“爱尔兰”。根据古代文献中他的名字的写法——有时写做“约翰·邓斯”，有时写为“邓斯的约翰”，我们推断“邓斯”既表明他的姓氏，又表明他的出生地。总之，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司各脱出生于靠近北海和苏格兰-英格兰边界的博维克郡（Berwick）的邓斯（Duns）镇。1966年，法兰西斯派在邓斯镇召开了纪念司各脱诞辰700周年的国际会议，并在该镇西北部的邓斯城堡的入口处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这样写道：“约翰·邓斯·司各脱，精细博士，方济各会成员，1266年出生于此。无论他的声名播向何处，他都在为邓斯和苏格兰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增光。”同时，方济各会还在镇子的公园里竖立了思想家的青铜雕像，除了刻有与纪念碑上同样的字句之外，还用拉丁文写道：“一位伟人的精神在此呼吸。” (1) 这一举动表明，至少在法兰西斯派内部对司各脱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是取得认同的。
关于司各脱的求学和治学经历，我们比较确切地知道的事实是：1280年司各脱加入方济各会，1291年正式成为牧师。1288—1301年之间，司各脱在牛津大学学习。在1298—1299这一学年中，司各脱首次讲述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的《四书》（Sentences）。 (2) 1302年秋天司各脱在巴黎大学讲授《四书》。1303年6月，因在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了教皇的一边，他与另外80名牧师被驱逐出巴黎，直到次年4月才获准返回。在巴黎大学的时候，他因提出“圣母纯洁受胎”说而闻名。1308年，司各脱离开巴黎前往科隆，其中缘由我们无从确切地知晓，但他于同年11月8日在当地去世。在司各脱的墓志铭上刻有这样四句话：“苏格兰养育了我，英国接受了我，法国教育了我，科隆容纳了我。” (3) 可以算做对他短暂一生的总结。
司各脱的思想有着相当鲜明的时代印迹，因此若想全面把握和理解他的思想，必须结合整个13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背景。13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已经发生分化，呈现出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新兴的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背景的托马斯主义相互对抗、彼此调和的局面。当时的教会仍然奉奥古斯丁主义为基本准则，教皇格列高利十世（Gregorius X，1271—1276）和洪诺留四世（Honorius Ⅳ，1285—1287）在思想主张上都更靠近奥古斯丁主义。 (4) 而托马斯·阿奎那所在的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已经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这一点预示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步入基督教思想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司各脱所在的方济各会虽然仍奉行奥古斯丁主义，但是司各脱却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基督教教义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冲击这一事实，并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应。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著述中往往遵从13世纪的习惯，直接以“哲学家”称呼亚里士多德。更为重要的是，司各脱接受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在辩论和争论的过程中他还大量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观点并以之作为“权威”。但是，司各脱的批判精神并未在此丧失，在诸如“偶然性”“意志与自由”等问题上，他不仅毫不犹豫地表达出了自己与“哲学家”之间的分歧，而且对后者进行了批判，其立场更倾向于奥古斯丁主义。因此就上述问题而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司各脱的思想是借助新的术语和思想框架而对奥古斯丁主义的一种重述。换言之，他所讨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而给出的却是奥古斯丁主义式的答案。
司各脱是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院哲学家。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他留有大量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从神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其中包括几何学、机械学、光学和天文学等极其广泛的范围，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家和时代的批判者，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辨别出他所接受或者批判过的与他同时代或者在他之前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哲学家。比如，代表着传统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奥古斯丁和安瑟伦；以新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以及试图整合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波纳文图拉、根特的亨利（Henry of Ghent）。此外，阿拉伯哲人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以及犹太哲学家阿维斯布朗（Avicebron）在他的著作中也时常出现。面对各种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司各脱表现出了一种学术的、不带个人情感偏见的客观态度。在此基础之上，他充分利用自己善于辨析概念和批判各种彼此对立的命题的能力，在对他人观点进行抽象的分析辨别的同时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在陈述自己的见解之时，司各脱说话从不绝对、不极端，而总是有所保留。总之，司各脱以其高度精致、细腻和抽象的思想特点巩固了他作为一个深刻且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敏锐的批判者的地位。针对这种既兼收并蓄、又能慎思明辨的思想风格，西方有研究者指出，司各脱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经院哲学发展的顶峰”。 (5) 这个评价似乎有抬高司各脱之嫌，因为倘若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水平来衡量，在思想构造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方面司各脱都远远逊色于托马斯·阿奎那。在我们惊叹他高超的辨析能力和有所保留的陈述方式之余，有时不免觉得，过分精微的区分容易导致所讨论问题的被忽略，思想方式的极度抽象则导致不被理解。这些不仅造成了我们理解司各脱思想的困难，而且多少也损害了其思想的价值。不过，司各脱在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能够以批判的目光仔细辨别和重新审视基督教思想史上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https://www.daowen.com)
要想比较全面地把握司各脱的思想是相当困难的。这首先是因为司各脱的问题和思想只有放置在13世纪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之下才有意义，而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其次，在司各脱为我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存在着很多疑难之处。由于英年早逝，司各脱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能经过他本人的亲自校订，而是由其弟子们在他去世后根据草稿修订而成，故我们现在看到的著作中常有不连贯或者不明其意的句子和段落，前后矛盾之处亦不罕见，一个批判性的司各脱著作全集仍有待问世。在司各脱的所有著作当中有两部为学术界公认为代表作：一是司各脱晚期以自然神学为主题的《论上帝作为第一原理》（De Primo Principio），该文采用专题论文的形式，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他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神学的思想；另一部代表著作就是他对彼得·伦巴德的《四书》所作的“评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就原书文本所作的“注释”和评论，而是司各脱对当时正在讨论的诸多神学和哲学问题所作的直接回应，其重要性和地位之于司各脱就如同《神学大全》之于托马斯·阿奎那。但是，由于司各脱曾先后四次在不同情境之下对《四书》作过评注，因此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前后不一致和矛盾之处也在所难免。这四次评注包括：1298—1299年他的《牛津演讲》（Lectura）；1297—1300年根据学生笔记修订而成的《剑桥演讲》（Reportatio）；经过司各脱本人亲自修订过并准备发表的《牛津评注》（Opus oxoniense，又称Ordinatio），这是司各脱《四书》评注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有就是依据学生笔记修订而成的1302—1307年间在巴黎大学的演讲稿《巴黎评注》（Opus parisiense，或者Reportata parisiensia）。对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别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本文所依据的是《牛津评注》的拉丁语-英语对照本。
鉴于上述原因，这里的讨论将主要以这两部代表著作为依据，以问题的形式展开，至于司各脱思想自身的历史性发展则不去涉及。司各脱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如《神学大全》那样的体系，因此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带有总结性质的“系统”。从目前所见的国外司各脱研究成果来看，对司各脱的思想整体所作的评价存在着不算小的差距。比如，在《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中，司各脱被视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奎那。 (6) 而贝托尼神父（Efrem Bettoni）在其被认为是现代司各脱研究当中相当重要的《司各脱哲学的基本原则》（Duns Scotu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 Philosophy）一书中则认为，司各脱的思想是在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所作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整合，不过在某些问题上他更靠近奥古斯丁主义。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除了研究者的立场差异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各脱著作内容的丰富和变化。在此，我们就司各脱围绕着“有限存在的个人如何通达无限的上帝”这一经院哲学中的重大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而抽取出一个小“系统”。我们认为，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起支柱作用的是司各脱关于being概念的学说，该学说同时也是司各脱在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说。简言之，这里将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司各脱的哲学思想，它们是：（1） 自然认识论，自然理性能够获得哪些确切可靠的知识？（2） 存在论；（3） 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