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其他智者
智者运动从前期到后期的演变中也有一些其他代表人物，在柏拉图的对话篇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有简要记述。他们的思想倾向的变化和雅典民主制的衰变有密切联系，从中可看出智者运动从倡导人文启蒙、护卫民主制到人文精神衰落、嬗变成为强权政治辩护甚至流行诡辩之风的轨迹。他们的思想活动也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视，或有所肯定、吸取，或作为批判对象而在破中有立，所以他们也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一个演进环节。由于他们的留存残篇零碎、稀少，我们只能择其要者，作简要述评。
一 杰出的修辞学家与无神论者普罗狄科
普罗狄科（Prodicus）是开俄斯人，生卒年代不详。他和德谟克利特与苏格拉底大体是同时代人，学者推测他当生在公元前460年以前，属于智者运动中略年轻的一代。他是普罗泰戈拉的学生。 (72) 他在政治与学术上都是当时著名的活跃人物。柏拉图在《大希庇亚篇》中说，“我们的杰出朋友普罗狄科几次作为开俄斯的使节来到雅典” (73) 。他学识渊博，也有丰富的自然知识，曾被称做自然哲学家 (74) 。阿里斯托芬在讽谑苏格拉底的喜剧《云》中，通过歌队领唱歌颂普罗狄科“很聪明，很有思想” (75) ，可见他在雅典很受人尊敬。他最负盛名的是精通修辞学，特别是在形成希腊语言学理论上卓有贡献。他游历各邦，收费授徒，许多智者以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和后来的修辞学大师伊索克拉底都听过他的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说，“我渴望听普罗狄科讲话，他是个智慧完美的人” (76) 。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讨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还是自然生成的，又说，“要不是因为穷我就能听完伟大的普罗狄科的50个德拉克玛的课了。据他自己说那是有关语法和语言的完整的课程……可惜我只是听了一次1个德拉克玛的课” (77) 。据《苏达》辞典及《国家篇》的边注者说，普罗狄科是在雅典被控毒害青年，饮毒而死的。 (78) 他是在雅典民主制急剧衰变的悲剧时代，和苏格拉底大体同时遭受了同样的悲剧命运。有的学者如策勒认为这是和苏格拉底混淆的误记。其实当时受这种迫害的有多起，何况普罗狄科确实大胆公开宣传无神论思想，比只是隐蔽宣述“新神”的苏格拉底更容易被按上“毒害青年”的罪名。他大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因传播无神论而殉难的思想家。
关于普罗狄科的著作，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会饮篇》都提到《论赫克勒》，它以散文讲述英雄故事，也涉及神的问题。 (79) 他必定有《论名称的正确性》的讲演或著作。西塞罗说他有一部著作《论事物的本性》 (80) ，伽仑说是《论人的本性》 (81) ，很可能都是结合名实、词物关系和人神关系来论述的。
希腊语言学理论成形归功于普罗狄科，可惜未流传原著文本，不能得知他的语言学的系统论述，但古希腊语法与“正名”学说中自有他的功绩。从留存的残篇看，他深有研究的是关于名实关系的“正名”说和词义辨析说。普罗泰戈拉最早强调了“正名”，主张名称要和它所表达的对象相符，即名实一致。普罗狄科则更精细地从词义辨析的层次深化了“正名”研究。用当今分析哲学的话说，就是将指称和意义紧密结合来考察名实关系，认为只有精确地辨析名词的意义，才能准确地表达指称对象。他强调词义辨析确切才能做到用词精当。柏拉图在《拉凯斯篇》中说：“在分辨词的意义方面，普罗狄科在智者中是最优秀的。” (82)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狄科说：“参加讨论的人应该是‘不偏不倚’，但不应是‘同等视之’，这两者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样注意听，但不是给予同等的评价；对于比较聪明的人应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则给予较低的评价，这就是不偏不倚。”他还辨析了争论和争吵、尊敬和恭维、喜悦和享乐的意义区别。 (83) 普罗狄科辨析词义的研究方法是从两个或几个相近的词中找出它们的共同或相似的含义，同时又找出它们的细微的意义差别。他在希腊最早研究了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建立了关于同义词、近义词与异义词等的学说。他从语言层面深入研究“正名”和词义辨析，可以说是西方最早涉及指称和意义的研究，有哲学的价值和影响，对后来的苏格拉底探讨语言哲学、柏拉图的理念的意义分析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范畴论都是有启迪作用的。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西塞罗都说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战后，希腊出现了一批无神论者，其中的狄亚戈拉被判处渎神罪，明确为智者的无神论者有普罗狄科和克里底亚。 (84) 普罗狄科比普罗泰戈拉的疑神论更彻底，他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从人和社会进化中神的观念的产生根源阐述他的宗教观，明白地阐发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古代关于他论神的记述不少，翁特斯泰纳和格思里分别有收集和介绍。 (85) 最重要的记述有以下五则：
（1） 公元前1世纪伊壁鸠鲁学派的菲罗德谟《论虔敬》第9章：“培尔赛乌（斯多亚学派芝诺的学生）在他的《论神》中全然无视神并诋毁神，他宣称普罗狄科说的绝不是不可能：最早被人们奉为神崇拜的是那些对我们有利、有营养的东西，以后人们发明了各种食物制品、住房和其他技艺如得墨忒耳、狄奥尼索斯和……［纸草文书中断］”得墨忒耳是农业和丰收女神，也指面包；狄奥尼索斯是植物神、酒神，也指酒。普罗狄科的意思是：起初人们将对人有用的自然野生物奉为神，后来懂得耕作和技艺，又将人自己的农作物和制造物奉为神。
（2）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数理学家》第9卷第18、52节：“开俄斯的普罗狄科说，‘古人将日、月、江、河等一切有益于我们生活的东西当做神，认为正是它们帮助了人，例如埃及人就将尼罗河尊为神’。他还说过，正因为如此面包被称为得墨忒耳，酒被称为狄奥尼索斯，水被称为波塞冬，火被称为赫费司图，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讲没有什么神。”
（3） 西塞罗《论神性》第1卷第37章第118节：“开俄斯的普罗狄科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呢？他说，凡是对人的生活有用的东西，人们就奉之为神。”
（4） 公元3世纪后半叶的米努基乌·斐利克斯《屋大维》第21章第2节：“普罗狄科说：那些发现了新的作物，因而对人的福利作出贡献的人就被人们奉为神。”
（5） 公元4世纪的哲学家、修辞学家塞米斯提乌的第30篇讲演词是对于农业耕作的颂词。他说：从伊索克拉底以来，人们认为农业不仅提供了生活资源，而且是文明生活之母，是法律、正义、和平、庙宇、哲学等之父。他提道：“智慧的普罗狄科……他从农业的恩典中推断出各种宗教活动、神秘仪式和入会手续的起源；他相信神的观念就是由此产生的，而且使它成为施恩于人的保障。”
普罗狄科的无神论思想是鲜明的。原子论者只从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来解释神的观念的产生，并将神归结为原子产生的影像。普罗狄科则依据智者运动的人本思想，突出以人为中心，更为深化地探究了宗教与神的观念的起源，认为它们是人在向文明进化中自然地产生的。对人的生存有用的自然力量与产物，人自己创造的能为人谋福利的事物，为人们造福、作出贡献的人物，都会被崇奉为神。不是神创人，而是人创神。色诺芬则记述普罗狄科“否认神的属性是不朽的” (86) 。神并非永恒的真实存在，这种人在文明进化的特定时期为人所用的宗教活动与神的观念，当然就只是暂时的历史性产物，是会消亡的。
二 自然论民主派智者希庇亚和安提丰
希庇亚（Hippias）是埃利斯人，生卒年不详，但肯定比普罗泰戈拉年轻，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人。他是当时在政治和文化活动中都很活跃的智者。在柏拉图的《大希庇亚篇》中，他自称，“无论何时埃利斯只要和别的城邦发生交涉，在公民中总首先想到我，选我做使节，认为我是最有能力判断和传递不同城邦的信息的人” (87) 。他常出使或游访斯巴达、雅典和其他城邦，发表演说。他对保守的斯巴达没有好感，抱怨斯巴达人恪守传统，不变动原来的律法，不准给青年以和传统习俗不同的教育，并排斥外邦的教育，所以他不能在斯巴达讲演他娴熟的天文、算术、几何和修辞学等新学问，只能讲讲古代英雄们如何建立城邦的故事，这倒赢得斯巴达人的喝彩。 (88) 他在雅典则颇受欢迎，能传扬新学，享有较高的声誉。希庇亚博学多才但恃才自傲，所以苏格拉底以揶揄的口吻说他懂得天文、几何、算术、文学、韵文、谐音学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89) 《小希庇亚篇》中的苏格拉底说他很聪明，懂各种技艺，会雕刻指环、印章，制造油瓶、鞋子、衣服、腰带，还懂得史诗、悲剧、赞歌、谐音学等等，“所有这些方面你都是无比超群的”。 (90) 他和苏格拉底虽道不同，却有交往，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两人有关于正义问题的谈话，希庇亚说苏格拉底“还是在讲我老早以前就听过的那老一套” (91) ，可见两人有多次讨论。《大希庇亚篇》就是记述两人关于审美问题的对话，柏拉图在描述中虽不免有点漫画化，但仍可从中察知他的学问是广博的。他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有专门的研究成就，这在智者中是突出的。普洛克罗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评释》中说，埃利斯的希庇亚发现了割圆曲线（quardratfix），它解决了当时数学上的两个难题：一是三角形的角的三等分或按任一比例划分的问题，二是在圆中作正方形的问题。 (92)
关于希庇亚的著作，现存残篇中提到的有《演讲集》 (93) 、关于特洛伊的对话 (94) 、《部落的专有名称》 (95) 等，都已佚失。在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中，他是主张自然论的一个代表，较突出的是以自然论观点研讨正义和法律的本性问题，有民主派政治思想倾向，必定也有这方面的著作或讲演。
普罗泰戈拉主张约定论，认为可通过规范约定新法律来破除旧习惯法；高尔吉亚则根据人有自然本性来为海伦辩护，认为一切人和社会的活动及其规范都是被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原先希庇亚也持约定论，在同苏格拉底专门讨论正义问题时，承认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守法和正义是同一回事”。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希腊立法多有乖变、危害于人这种现实，使他改变了观点，在探究法律和正义中批判约定论，主张自然论。他责问：“既然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们自身就常常废弃或修改法律，人们又怎能把这些法律或把遵守这些法律看得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呢？” (96) 《大希庇亚篇》中的他认为：“有益于城邦人们才制定法律的，但有时候如制定得不好就是有害的。” (97) 他主张只有体现自然的法律，特别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未成文法，才是正义的。未成文法有较多的道德内涵，在他看来更体现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他更推崇未成文法。而在制定成文法中，他也强调要注入、充实道德含义，如普卢塔克转述的：“希庇亚说，诽谤是很坏的，法律却没有规定对它的惩罚；然而诽谤犹如盗窃，它盗窃了人间最好的财富——友谊。抢劫当然不好，但是比诽谤好，因为它不是隐蔽行使的。” (98) 他强调法律应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实质上触及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主张法律应确立在体现人性的道德的基础之上，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
他更坚信，自然论符合人性，使人们亲善，而出于约定论任意立法，则暴害人类。《普罗泰戈拉篇》中的他说：“根据自然而不是根据约定，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朋友和同伴。按照自然，同类团聚，但是‘约定’是人类的暴君，是有害于自然的。谁了解自然，他就是希腊人的知识领袖。” (99) 强加于人的法律，使人类分裂，有害人的自然本性。他说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的事物及其性质，而且更普遍地泛指全宇宙的事物和人的本性。他批评现实的法律弊端、缺陷太多，主张必须根据人的普遍的自然本性，代之以全人类共同的法律，即“不成文法”，也就是“到处都一致遵守的律法”，所有人都一样的法律。 (100) 这里已很可贵地萌发了一种自然法思想，这和他的泛希腊民主政治思想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自然法思想在希腊化时代由伊壁鸠鲁进一步阐发，和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是一致的。
还有一位重要的自然论智者是安提丰（Antiphon）。古代史料中提到的名人安提丰有几个，他们是否就是智者安提丰，一直论说不一，很混乱。1915年在埃及的奥克西林克发现了大批纸草文书，其中有两幅《论真理》的纸草，以前只残留它的个别字句，这两幅却是完整的两大段，其中有相对主义感觉论和主张民主制度以及关于自然和法律的见解等，其作者就是智者安提丰，和那个推翻民主制、成立四百人议事会的寡头政治家与演说家安提丰的观点是不相容的。后来的研究又区别开另一个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悲剧作家和演员安提丰。 (101) 现代西方学者已确认并较准确地研究了智者安提丰及其自然论思想。他的生卒年代不详，大体应是和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赫谟根尼（Hermogenes）说他是雅典人。 (102) 他早期在科林斯当过医生，并将语言和修辞学用于医学，认为语言有解除痛苦、慰藉心灵、预示未来的力量，如果病人说出痛苦的原因，接受语言治疗，便可以消除疾病。这就是他所著《摆脱痛苦的技艺》的内容，他因而被誉为“预言家”。其实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种心理治疗论。他的其他著作有《论和谐》、《政治家》、《对梦的解释》，仅留极少存疑的残篇，而最重要的、有确凿证据的残篇是哲学著作《论真理》（On Truth）。
安提丰坚决主张自然论，反对约定论。他认为语言也有其自然本性，语言指谓对象及其意义不是人为约定的，因为语言有其自然形成的规则，是由一种出于自然的“习惯”建立起来的。 (103) 而更重要的是他以自然论阐发了一种法哲学思想，这表现在被发现的《论真理》的一些残篇中，被收入冯特（Hunt）所编的纸草文书汇编。 (104) 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其要义有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律令高于人为法律，正义的法律应根据“自然”的律令而形成。他说：“正义当然不是违背城邦所确定的法律”，但“法律条文是人为制定的，而依据physis（自然）确定的条例则是应该如此的，不是人为的。法律的条文是经过协议达成的，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然而自然的律令却不是人们约定的”。违背自然律令比违背约定法律，会导致“千真万确”的更严重的后果。人为制定的“法律所确认的利益是自然的桎梏，自然所确定的利益却是自由自在的”。只有“按照自然”才能得到“有益的东西”，避免“有害的东西”。制定法律应依据自然本性，使其确立在“自然律令”的基础之上。
第二，批判人为约定的法律违背自然，危害于人。普罗泰戈拉倡导约定论是为了以民主制的新法取代旧传统的习惯法；而在民主制蜕变时期人为制定的法律也蜕变了，反而有害于公民与城邦，所以安提丰对“约定”的法律严加批判，认为它们其实是反自然、非正义的。他指责“法律所确认的许多正义行动是违背自然的”，“法律所作的限制使人们越来越背离自然，它教唆人们逆自然而动”。他指出“同自然对立”的所有那些法律规定可“导致如下后果：受害者比害人者遭受更多的不幸，别人得意而你却扫兴，过着一种本来可以避免的难受生活”。“对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法律没有力量给予公正的待遇和帮助。法律实际上是默认受害者遭难，允许害人者犯罪；法律不能防止受害者遇害，也不能防止作案者犯罪”。
第三，主张人皆有天赋平等的自然本性，这是自然律令的基本规定。他说：“人们尊重那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并赋予他们荣誉，但对那些出身低贱的人却既不尊重也不予以荣誉。我们这里是这样，我们的邻人野蛮人也是这样。实际上按照physis（自然），不论是哪里的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自然给予一切人以应有的补偿，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所有的人也都有能力获得这种补偿。在这些方面不可能像区分希腊人还是野蛮人一样作出区分，我们大家都用嘴和鼻子呼吸，用手拿吃的东西……”这里，他鲜明地反对全希腊的“高贵”和“低贱”的等级之分，强调所有人的天赋自然本性是同等的，这应是第一“自然律令”。这种自然法思想的萌发，还蕴涵着对当时全希腊视为天经地义、直到亚里士多德仍主张的“自然奴隶说”的否定，确实表现了一种果敢的反传统精神。
三 宣扬强权即正义的智者塞拉西马柯和卡利克勒
雅典民主制衰落后，希腊城邦内部强横者篡权，诸城邦间以强凌弱、掠灭对方的事件层出不穷。智者运动也走向乖变的末流，鼓吹强权即正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Callicles）是其代表，柏拉图的《国家篇》和《高尔吉亚篇》中记述了他们的基本观点。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到塞拉西马柯是麦加拉的殖民地卡尔西冬人 (105) ，生于公元前549年左右，比苏格拉底年轻一些。他在雅典和帖撒利长期活动，在研究论辩术的“修辞学”发展史上颇有成就。亚里士多德在《辩谬篇》中说：凡学问和技艺，开创者做的工作虽然不多，但贡献最大，后人得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在修辞学的发展中，“忒西亚斯继承第一个开创者，塞拉西马柯又继承他” (106) ，他算是第三位“开创者”。他写有《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演讲术主题》、《唤起同情的技艺》和《论政制》等一些著作。
他对时局是有评判的。他认为古代人们之间和谐，现在是战争代替了和平，混乱代替了和谐，未来更不堪设想。他说：雅典人的光荣是在过去，现在衰落了；“最坏的后果不是由于天意和命运，而是由于我们的官员” (107) 。“我们用战争代替了和平，由于冒险才成为现在这种狼狈的状态，所以我们怀着深情留恋过去，带着恐惧注视未来。我们牺牲了和谐一致，换来了仇视和内部的纷争……假如人们感受到现在事态的悲惨，相信他有办法结束这种状态，他为什么还沉默不语呢？”④他要“以天下为己任”，立言以挽救城邦。靠神已不行，他对神的存在也采取怀疑的态度，至少他认为神与人世无关，“神不关心人间事务，否则他们不会忽视关系人们利益的最大的事情——正义，因为我们看到，人们并不践守这种美德” (108) 。而那些演说家和争论成性的人都致力于无谓的争论，“他们陈述相反的观点，却体验不到他们的行动原是彼此一样的，对立党派的理论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理论” (109) 。那么，他认为正义与和谐的未来何在呢？
柏拉图的《国家篇》记述，他也以自然论为根据，却不认为人皆有天赋平等的自然本性，而主张人的天性是不平等的，强者统治弱者是自然法则，服从强权统治就是自然的和谐。他在和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正义时侃侃而论：每个城邦的政府都是谁强谁统治，强者的利益就是城邦政府统治者的利益。无论是民主制的平民政府，或是贵族寡头制的专制政府，都制定对政府即强者有利的法律，并且明白告示大家，对强者的政府有利的，对老百姓就是正义的，必须遵守，谁不遵守，就有违法之罪，就有不正义的恶名，所以老百姓服从作为强者的统治者才是正义的。因此不论在实行何种政制的地方，“正义总是强者的利益”。 (110) 他的这种正义观在当时的智者派中被奉行，也被当时许多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所奉行，成为他们实行强权统治、从事阴谋党争以及征服与奴役其他城邦的一种理论依据。民主制蜕变后，智者已生活在城邦集团的争霸与掠伐中，他们论证与宣扬霸权主义天然合理的强权政治论，他们的感觉论相对主义的论辩术也变成了政客蛊惑民众、谋获权势的思想工具。
卡利克勒同样宣扬这种极端的自然论，并更露骨地反对有民主启蒙精神的约定论。他是阿提卡的阿卡奈人，教修辞学，也研讨政治伦理与道德问题。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记述，卡利克勒和苏格拉底讨论城邦政治的伦理原则时，反对公民平等的“约定”论：“制作规范约定的是作为多数人的弱者，正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制作了规范约定，确定赞成和非难的标准，为了防止强者超过他们，得到超过他们的利益”。“如果低等人享有了平等地位，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攻击如果将“平等原则”作为“正义和公平”来奉行，只会将强者和优秀分子诱惑成“驯服的奴隶”。他主张：“自然本身显然是让强者超过弱者，让一些更好的人拥有高于不好的人的利益，认为这才是公正的。综观一切动物以及一切城邦和人都概莫能外，所谓正义，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强者的利益” (111) ；而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美德与幸福 (112) 。这种宣扬弱肉强食的原始“生存竞争”观念和个人欲望支配一切的情感道德观，正迎合了当时动乱中强邦奉行霸权主义、仗势蹂躏弱邦（如雅典蹂躏弥罗斯）的政治需要。这也表征着智者运动的没落。
智者运动的末流还表现在他们将本来有语言学和逻辑学意义的论辩术，变成了完全是玩弄语言游戏、反逻辑的诡辩。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两兄弟最为典型。他们是开俄斯人，生活在雅典新殖民城邦图里，后来因参与党争被放逐，到雅典以教论辩术为生。柏拉图的《欧绪德谟篇》记述了他们不是教人知识与真理，而是胡乱推论许多荒唐的诡辩，如说：你养了小狗和老狗，老狗是小狗的爸爸，作为爸爸的老狗是你的，所以老狗是你的爸爸，你是小狗的兄弟，你打老狗就是打你的爸爸。 (113)
总之，智者运动已走向反面，在哲学、政治、伦理道德与修辞论辩上都已尽失人文启蒙精神，而为当时城邦社会秩序与道德风气的败坏起了思想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批判智者中推进希腊古典哲学，是必然而又必要的。
(1) 参见策勒《希腊哲学史纲》，第498页，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公司，1931。
(2) 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27—34页及有关的注，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3)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5C—326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4) 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载于《叶秀山全集》第1卷，第3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5) 见格罗特《希腊史》第8卷，第333页，伦敦，约翰·莫莱出版社，1883。
(6) 见耶格尔《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第1卷，第291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7)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载于《叶秀山全集》第1卷，第3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8) 见柏拉图《智者篇》，221C—226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 见同上书，265A—268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0（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11) 见策勒《希腊哲学史纲》，第498页，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公司，1931。
(1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0节。
(13)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09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柏拉图：《国家篇》，600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7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 柏拉图：《美诺篇》，91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6节。
(17)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A10。
(18) 柏拉图：《国家篇》，600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9)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4E—315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0) 同上书，309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1)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B9。
(22) 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第4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23)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4—55节。
(24)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A2。
(25)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0、53节。
(26)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A3。
(27) 见策勒《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第2卷，奥列尼英译，第411—412页，伦敦，朗格曼斯·格林出版公司，1881。
(28)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262页，第263页注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29) 巴恩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2卷，第239页，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79。
(30) 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61C，162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1)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5节。
(32) 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3) 同上书，166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4)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B1。
(35) 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63。
(36) 冈珀茨：《希腊思想家：古代哲学史》第1卷，第451—452页，伦敦，约翰·莫莱出版社，1969。
(3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53a30—b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38) 见柏拉图《法篇》，716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7页。
(40)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98a1—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41) 同上书，1009a8—11，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42)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B6a。(https://www.daowen.com)
(43) 同上书，DK80A20。
(44) 同上书，DK80A21。
(45) 全文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0C—322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46)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4节。
(47)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0B4。
(48) 以上两段中译文均采用陈村富的翻译，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94、189—190页，人民出版社，1993（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49) 普卢塔克：《伯里克利传》，第6节，载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50) 这段残篇采用陈村富的中译文，并可参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第190—19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51)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第19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52)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3C—326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3) 见同上书，326E—328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4)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50D—351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5) 见同上书，351B—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6)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2A6。
(57)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8卷，第58—59节。
(58)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2A4，DK82A7。
(59) 见同上书，DK82A1a。
(60) 见同上书，DK82A17。
(61) 见同上书，DK82A1，DK84A9。
(62) 见同上书，DK82A1。
(63) 见柏拉图《美诺篇》，70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64)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2B3。
(65) 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逻辑学家》，第1卷，第65—87节，载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文集》第2卷。它们和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伪作《论麦里梭、塞诺芬尼和高尔吉亚》的内容（979a11—980b21，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基本一致；伊索克拉底也提到这三个命题，赞扬高尔吉亚很有勇气，竟敢说“无物存在”（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2BI）。所以此为高尔吉亚的原著残篇当是可靠的。
(66) Scylla是西西里岛一块大岩石的名称，岩洞里住着Cratais的女儿也叫Scylla，长得像狗一样，有12条腿，6个头，3排利齿，是很凶猛的妖怪；Chimaera是传说中小亚细亚西岸Lycia的吐火猛兽，狮头、羊身、龙尾，也是制造大灾难的怪物。
(67) 此段原英译文为：“正如所见到的东西之所以被称为可见的，是因为它们确实被看见了；所听到的东西被称为可听的，是因为它事实上被听见了。”本书采用陈村富中译的翁特斯泰纳的意大利译文，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70页。
(68) 见弗里曼《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辅助读物》，第362页，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
(69)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193—194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70) ②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2B11。
(71) 以上引文均采用叶秀山的中译文，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载《叶秀山全集》第1卷，第353—354、3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72)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4A1。
(73)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2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4)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4A1。
(75) 阿里斯托芬：《云》，第360行，载于《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76)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5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7)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4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8)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4A1。
(79) 见同上书，DK84B2。
(80) 见同上书，DK84B3。
(81) 见同上书，DK84B4。
(82) 柏拉图：《拉凯斯篇》，197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3)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37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4)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236—237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85) 以下材料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238—239页；翁特斯泰纳《智者》第2卷，第191—197页，米兰，拉姆普那尼·尼格利出版社，1967。以上均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97—199页。
(86)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4B2（31）。
(87)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1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8) 见同上书，283B—285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9) 见同上书，285B—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0) 见柏拉图《小希庇亚篇》，368B—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1)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4（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92) 见弗里曼《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的辅助读物》，第385—388页，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张理京、张锦炎译，第43—4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93)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6B4。
(94) 见同上书，DK86B5。
(95) 见同上书，DK86B2。
(96)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5页。
(97)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4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8)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6B17。
(99)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37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0)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7页。
(101) 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83—86页。
(102)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7A27。
(103) 见同上书，DK86B1。
(104) 这些内容被第尔斯辑为残篇第四十四并译为德文，弗里曼译为英文，翁特斯泰纳译为意大利文，以下引文均采用陈村富先生的中译文，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21—225页。
(105) 见柏拉图《国家篇》，328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6) 亚里士多德：《辩谬篇》，183b31—32，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07) ④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5BI。
(108)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85B8。
(109) 同上书，DK85BI。
(110) 见柏拉图《国家篇》，336B—354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1)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81D—484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2) 见同上书，490A—492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3) 见柏拉图《欧绪德谟篇》，298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