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城会议上
这是邓小平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讲话的照片。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4月11—26日在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
在第一次大会上，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
这时，由于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濒于被割裂的境地，各种建设难以进行。要把三区联结成一块合乎战略要求的根据地，必须将三区的政权统一起来。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对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月22日，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会上讲话，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三区的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建军问题等作了详细阐述。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这些地区的县、村（乡）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但抗日民主政权整体上还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并不平衡，不少地区都存在政权不统一的问题，有的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政工作，主要就是要改变政权不统一的局面。
邓小平在讲话中结合晋冀豫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建立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他提议：行政机构统一的办法是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这个“联合办事处是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上内部的统一”。(https://www.daowen.com)
鉴于当时晋冀豫根据地一些地方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邓小平指出，政权改造，要“足够认识还没有群众基础的状况。目前阶段是准备工作，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收后再进行普遍的村选运动”。会议接受他的提议，决定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向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过渡。
发展经济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从1940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战胜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因此，邓小平的讲话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财政经济问题。
他阐明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并提出要在新建立的联合办事处内设立财经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他说：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这是完全可能的。要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合作社由贸易局完全批发，与大商人竞争、勿与小商人争”。财经委员会组织生产“要官民合办，奖励民办，借钱给人民办，也可借钱与富人开办，不征税或轻征税”。
他还详细阐述了包括统一财政、统一收支、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发挥银行的作用等一系列措施。
当时，建军的主要内容是继续整军。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较之红军时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加之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教育和训练难以跟上，游击主义等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滋长。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和6月两次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军。一二九师已经于1939年在大部分主力部队进行了整军的工作。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又发出继续整军的训令。
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建军问题时指出，要在5月底以前补充好部队，要“用好干部，大力巩固新的部队”，要“创造规范部队”，具体标准是技术、战术、管理正规化。他要求干部“用党的办法，不是用个人的办法带部队”，要能团结部队，“不只在个人能吃苦”，要“反对流氓习气，反对游击主义”。针对游击主义习气问题，他明确提出，部队战术的“中心目标是对敌，向着敌人，向着铁道线，向着敌人据点”。他强调，整军的“每一计划，必须贯彻，反对官僚主义”。
为了积极贯彻黎城会议精神，1940年5月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榆社潭村主持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5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传达黎城会议精神。会后，邓小平一面继续协助刘伯承指挥破路作战，一面贯彻黎城会议精神，领导和指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
黎城会议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后来说：“一九四〇年讨逆战争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〇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