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仗打得好”
这是1946年2月下旬，邓小平与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高树勋等送在平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返回他的部队驻地新乡时的一张合影。
1945年10月中旬，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之先头部队第三军、第十六军，沿同蒲路经榆次转正太路开抵石家庄，侵入华北解放区腹地；孙连仲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等部4万余人，在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由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后续4个军亦在向新乡开进；伪军孙殿英部随孙连仲部一同北犯，乘机侵占已解放的汤阴县城。
平汉战役也叫邯郸战役。
邯郸，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它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扼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西峙太行、太岳，东展冀鲁大平原，南临黄河，北界正太，四周被同蒲、正太、津浦、陇海铁路所环绕，平汉线贯穿其中。
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了平汉战役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洛关铁路两侧，以优势兵力歼灭沿平汉路北进的敌军。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的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途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杜义德、陈锡联、秦基伟所部组成路西军；由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兵团一部组成路东军；由张廷发指挥所属3个团为独立支队，各按部署集结到各自的目的地带，待机作战。这一部署，后来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口袋战术”。
10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又发出了《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具体地分析了敌军的特点，规定了我军战术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特种兵战斗的具体战术，还规定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与协同动作时的纪律和注意事项。
10月22日，战斗开始，且异常激烈。
几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意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
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加之兵力足、火力强，刘邓当即决定待机总攻，采用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来疲惫、挫折和消耗敌人，等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另一方面分化瓦解敌军，积极策动争取高树勋新八军起义。
邓小平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的伤亡会很大。”
邓小平非常重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他后来说：“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多年来一直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歧视，与蒋介石矛盾尖锐。蒋介石为削弱杂牌军的军事实力，派高树勋部沿平汉线向北进攻，使其作为内战先锋。高树勋深知蒋介石的用意，对蒋极为不满，从新乡北进之前，就派人与我方联系，表示不愿意内战。
在这之前，共产党人王定南就被派往高树勋部做统战工作。在上党战役紧张的战斗中，刘伯承、邓小平就多次听取了王定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一道做争取高树勋的工作。邓小平还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
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又多次布置这项工作。邓小平认为，要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地策动高树勋部起义，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10月28日，王定南从高部回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说：“高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主要是高夫人现在还在徐州，高为夫人的安全担忧。”
邓小平听了王定南的报告说：“高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接着补充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
王定南要回高部，临行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10月29日，王定南又赶回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他说：“我今天见到了高树勋，把刘司令员、邓政委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了他。特别是把刘邓首长十分关心高夫人的安全已电请中共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军长派人到徐州车站去接她的消息告诉了他，当时高树勋激动地说：‘我立即起义，走革命道路。’”
刘伯承、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刘伯承说：“很好。我们对高完全以兄弟相待。”
为了表示诚意，邓小平对参谋长李达说：“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
李达原是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他代表刘伯承、邓小平去看望高树勋，更加坚定了高马上起义的决心。
李达鼓励高树勋说：“高先生如果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高树勋听了李达的一席话，非常高兴和激动，当即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高树勋的起义极为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不仅有现实意义，还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称之为“高树勋运动”。后来毛泽东在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提到：“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要求各地“必须按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配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后来，邓小平回忆高树勋说：“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
平汉战役毙伤敌3 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及其手下1.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1946年2月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说：“马法五被俘以来一般对我方态度还好，并欲保存部队要回去”，“我方拟送他走”。2月23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马法五可释放，其他所俘将校暂不释放。2月25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再次致电中央：为使马法五等回去后能影响第四十军与我建立友谊关系，故在马等坚请下，可允许同时被俘的4名高级军官同行，其他军官暂不释放。
马法五临走时，邓小平、刘伯承等还专门和他照了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