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展开辩论嘛！”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科教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77年4月中旬，邓小平在中央征求他复出后的工作安排意见时，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5月中下旬，邓小平分别同方毅、王震等谈话。他十分感叹地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正是基于对中国科学教育方面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邓小平一复出，就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科教秩序。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炮制的诬陷、迫害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据。1971年，在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经毛泽东圈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所谓“两个估计”被提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广大科教工作者身上沉重的枷锁。
为推倒“两个估计”，邓小平作了大量的工作。
1977年8月初，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著名专家和教授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8 月4日这一天，上午8点30分，邓小平身穿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会场。他一入座，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自告奋勇地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超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现在，请大家发言！”
短短的几句话，使在座的科学家和教授们激动万分，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过如此亲切实在的领导讲话了。在那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有谁真正关心过他们的疾苦，听取过他们的心声？他们又能向谁吐露自己的困惑，诉说自己的冤屈呢？今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遭遇过不幸的邓小平就坐在他们中间，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理解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话不能对他说呢？(https://www.daowen.com)
大家发言极为踊跃。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愤怒声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要求中央澄清新中国成立17年教育战线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并吸取犯“左”倾错误的教训，重新树立全民尊重知识、尊崇文明的风尚；有人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把好人才培养的第一关；有人呼吁恢复每周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别再让科研人员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人要求关心和改善中年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还有人建议重建国家科委，统一领导全国的科技工作……
就这样，8 月4—7日，专家、教授们一气畅谈了4天。邓小平总是每天上午8点30 分准时到会倾听，中午只稍稍休息一下，下午接着听取大家的意见，直到傍晚才离去。听了老专家、老教授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后，邓小平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同时，他拨乱反正的决心更加坚定，思路也更加明晰了。
8 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邓小平首先谈到的就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对科技和教育战线17年的基本估计问题。他明确指出：“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接着，话题转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问题上来。他说：“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其队伍有来源。科研是能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
针对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再次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
邓小平还结合自己的经历，进一步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他说：“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 ‘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对 “老九”的赞扬，不仅是依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在透彻地总结党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同时，他又深知，要根本扭转长期形成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仅靠一两次讲话是不行的，必须在思想上正本清源。为此，他对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彻底的否定，从而推翻了多年来压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划清了是非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