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这是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合影。
1980年初秋，酷热渐渐退去，北京进入一年之中最好的秋高气爽的季节。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将产生重大影响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也接近了尾声。此时，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一决议的出台，因为它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出决定性的总结。
起草工作虽已接近尾声，但离文件的正式公布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然而全世界似乎都已按捺不住，人们在对一些重大问题沸沸扬扬地猜测着，评论着。
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在文件正式公布以前，使全世界都能及时了解决议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安人心。
经过慎重考虑，党中央选择了由领导人单独会见外国记者的方式。
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法拉奇是驰名世界的记者，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已经先后采访过世界上数十位著名的活动家。越战炽热时，她出入河内、华盛顿；中东危机时，她紧追阿拉法特、侯赛因；西德与东方暗送秋波，她便找到维利·勃兰特；西班牙风云突变，她又出现在卡里略眼前。
这位意大利女记者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连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曾被她诱出内心本不想吐露的隐秘，弄得狼狈不堪，只得叹息：“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也许，邓小平看中的正是她的这种风格。这位76岁的老人精神依然年轻，他内心企盼的是一种智慧的挑战。他乐于面对一位厉害的对手，乐于对付那些“难回答的问题”。
8月21日与8月23日，采访共有两次。
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即单刀直入，首先触及十分敏感的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她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坚决地将问题引向尖锐：“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 ‘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
对于法拉奇的暗示，邓小平当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借这个机会，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做了客观、全面的简要评价。
如果说这一番问答还比较概括，那么法拉奇听到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回答时，一定体会到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准确而辨证的务实感。
邓小平主动告诉她，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是不对的，甚至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他点出问题的要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问。
邓小平摇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谈话到现在为止，法拉奇还没有把采访的焦点对准邓小平本人。这并不是她的失误。作为职业记者，她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在于政治家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但她不想过于唐突，总是试图以职业技巧旁敲侧击，使被采访者无意中透露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这一招对邓小平似乎不大灵。(https://www.daowen.com)
每当法拉奇从个人角度、从毛泽东本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发问时，邓小平总是宏观地、充满历史感地回答，回答的性质便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理性的、总结性的。
这一定让法拉奇在心里抱怨。她不能不感到，想探察邓小平本人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于是，她不得不使出撒手锏，正面直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真的？”
邓小平顿了顿，平静地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的，但也不是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里，邓小平仍是循着历史的思路侃侃而谈，似乎这些也正是他要阐述的。
法拉奇继续尝试着扭转话题：“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从容不迫地一句话又转到 “文革”的教训方面。他说：“‘文革’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法拉奇仍坚持探察。当邓小平说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许多同志也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时，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又找到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回答：“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又平淡地将自己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
法拉奇的感受，斯诺在36年前就已经经历了。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答应向斯诺详细讲述他个人的经历，然而说着说着，斯诺便感到了那个奇妙的转化，他讲述的已不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历程。
斯诺为此深为感动，而此刻法拉奇大为苦恼。
但是，最后，法拉奇终于还是以其独有的机智消除了自己的苦恼。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毫不犹豫。
问题顺势一推：“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此话一出，法拉奇总算舒了一口气。在她看来，终于要“言归正传”了。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对付，但邓小平似乎也没打算回避：“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采访总共四个小时。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随后各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这次与记者的交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又成了一次成功的范例。
事隔五年，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时，回首往事，提及他与法拉奇的交锋，无比欣慰地说：“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