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
1983年9月10 日，邓小平会见希思。
希思，英国保守党领袖，1970 年出任英国首相，1974 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是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希思为发展中英关系作了很多工作。在1972年担任首相期间，他坚持和中国改善关系，使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作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
1974年5月 25 日，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这是希思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谈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关于香港问题的条约，是 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 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 年。”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
毛泽东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毛泽东说着，习惯地用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时光流逝，8年过去了。1982 年4月6日，希思再访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作古。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会见了他。
希思提出了香港问题。这时离 1997年只剩下 15 年的时间。
希思回顾了 1974 年5 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那还早，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 1997年只有 15 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这次，在这个问题上希思有点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的各方面的人士。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要在香港投资。香港的前途未卜，不能不令他们焦虑。当前国际上的投资需要有15年的稳定。距1997年只剩下15年。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对投资者来说，是十分担心的。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解决香港问题时，希思作为民间使者，先行一步摸底，了解中国的态度。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至于说到投资问题，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管理香港。(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在3年前香港总督麦理浩来访时就明确地表达了。
1979 年3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麦理浩。麦理浩的来访，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中国的态度。
邓小平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到 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时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的。
说到人们担心的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的问题，邓小平明确地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 1997 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 1997 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
5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但在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磋商没有进展。直到 1983 年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才开始第一轮谈判。在前四轮谈判中，英方名义上同意交还主权，但坚持治权不放，并通过宣传工具制造种种舆论，说什么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主张“以主权换治权”。同时英方还打出三张 “牌”：一是“信心牌”，说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接管没有信心；二是“民意牌”，说香港人不愿意这么干，对内地政府顾虑很多，并发动所谓征集 “民意” 运动；三是“经济牌”，即抽走资金等。1983 年9月英资财团首先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币，引起港币暴跌，造成了抢购、挤兑的风潮。
就在中英香港谈判出现紧张状态之际，希思再一次访问中国。
1983年9月10 日，邓小平会见希思。
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 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从现在到1997年还有14年，这14 年要过渡得好，核心是1997 年收回主权时香港能顺利接收，而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接收对各方都有好处。英国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美国、西欧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
邓小平特别讲道，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
最后，邓小平希望今后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到1984 年9 月单方面地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并说服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改变立场。
这年的 10月撒切尔夫人给中方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在随后开始的第五、六轮谈判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 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僵局再次被打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得以比较顺利地继续展开。希思的作用又一次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