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齐娅｜KEZIA
凯齐娅｜KEZIA
任何时候我都讨厌迟到，如果是在有重要事情的日子，这种感觉则尤为强烈。我开着车绕着医院附近的停车场打转，终究没有找到一个停车位，脑子里想的全是一桩新的病例。这时候的我已经是布罗德莫尔的全职医生了，几年之前我拿到了法医心理治疗师的资格。我的工作是在康复病区，主要接待15到20岁的男病人，处理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不过这次我被安排接待一位女病人，她是位年轻的女性，名叫凯齐娅。在布罗德莫尔，男病人比女病人要多得多，这表明我们的监狱里男性占了绝大多数，也意味着有暴力行为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得多。在这里，我不常被安排接待女病人。
在创伤诊所工作期间，我的一个研究兴趣是，对女性犯罪者而言，创伤经验有没有可能是导致暴力的风险因素之一。此前我发表过几篇有关这个主题的论文，而凯齐娅的案例看上去似乎与我的研究有所关联。不过从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她的情况比较复杂，病人自己和工作人员都难于应对。按照规定，医生只有在实习训练期间需要接受督导，不过我在接待凯齐娅之前，特意跟一位同行打了招呼，这样如果我之后要对凯齐娅进行定期谈话治疗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些支持。
我最后把车停到了距离工作人员入口至少10分钟步程的地方，这时天空还不失时机地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跑过去。过安检时，浑身湿透的我狼狈不堪，毫无平日的优雅可言，好在一位工作人员帮我拿来一卷纸巾，这让我心存感激。在检查我的身份证件时，他忍着没笑出来，放行时快活地说了一句：“美好的一天，医生！”
到了行政楼，我一边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各种钥匙开一系列的门，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终于到了我的办公室。在查看了日志和留言后，我赶上了晨班工作人员复盘会议的尾巴，这个会主要是告诉我们，前一夜有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以及医院各病区目前的运转状况。我到的时候，大家的讨论快结束了，讨论的是“收治病区丢失一把勺子”的事。这种事情听上去似乎有点好笑，不过你要知道，一把勺子要是落在一个错误的人身上，比如这个人精神状况有问题，就可能成为一把武器。我抓起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提脚前往女性病区，去见我的新病人。
如今，布罗德莫尔已经只收治男病人了，不过在那时仍有100名左右的女病人。当时有一个变化已经发生，即逐步废除一部分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转而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更多中、低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以收容全国的男性和女性病人，建造方除了NHS，也有私营机构。在来布罗德莫尔之前，我就曾在伦敦南部一家由NHS建立的这样的精神病院工作过。最初的一批新医院是面向男病人的，因为需求更大。不过当时已经有一些面向女病人的医院逐渐投入使用，而按照计划，布罗德莫尔医院所有的女病人（其中许多已经在这里待很久了）会被逐渐转移出去，这样不出几年，我们的女病区将可以彻底关闭。凯齐娅就是计划中第一批要转移的女病人之一。不过，在对她进行的评估几乎要尘埃落定之时，医生团队对她犯罪的原始动机仍有所忧虑，不确定其是否让她以后存在危险性。她的临床团队认为，我们心理治疗团队可以安排一个人来对她进行评估，看心理治疗能不能对此有所帮助。
我到达女病区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如往常一样，我到当班的主管护士那里签到。很高兴看到当班的是玛丽，我们认识。我到挂图表上签字时，她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身为一名精神科护士，她是“老布罗德莫尔”，她的父亲、母亲乃至整个大家族几乎都在这里工作，对这个地方她再熟悉不过，就像一位园丁对他的花园那样熟悉。她正在打电话，把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她腾出手，把一个文件夹推给我。那是凯齐娅的医疗记录本，医疗团队的每个人在与凯齐娅接触后，都会在上面做点相关的记录。这些记录实际上不能帮我了解她的心理状况，主要就是一些对平淡的病房日常生活的简要描写：“凯齐娅吃了一顿不错的正餐”“凯齐娅下午参加了教育课”“凯齐娅顺从地服了药”。
我等玛丽打完电话，想问问她对我的新病人有什么看法。像我们这样偶尔出入病区的人，相当依赖并且感激“身处一线”的同事们的意见。不过玛丽并没有太多可以告诉我的，她耸了耸肩，无奈地说：“她有一点难懂……模范病人，你懂的。”我做了个鬼脸，然后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了：“模范病人”是医院的黑话，指最需要留心的那种病人。她也提醒我不要把她的看法太当回事。“我个人会觉得她不需要做心理治疗，”她特意让这句话的语调显得平淡，然后补充说，“但毕竟她不是我的病人，让-保罗会更了解一些。”她用眼睛向我示意门口站着的一位同事，是一位我不认识的男青年，高个、苗条，正忙着跟两位年长的病人聊天。我计划晚些再来找他，现在该去见凯齐娅了。
她正在走廊等我。我对她微笑，挥了挥手，向她走去；她以微笑回应我，并且很好地与我保持着眼神交流。我介绍了自己，带着她走进我预订的那间会面室。椅子的舒适度尚可，房间不大，不过视野不错，窗外有树，远处能看到丘陵。房间的天花板也比较高，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我见过她的登记照，是早在10年前她接受审判期间照的，当时她20出头。在我的印象中，那张照片像一张学生照：一个羞怯的孩子，坐下来摆好姿势接受拍照，姿态有些不自然，梳着整齐的发式，白衬衫在领口高高扣住。而此时在我面前的她，头发蓬乱，鬈发一团团地缠在一起，看上去有一圈不平整的黑色围在脑袋上。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上面画着一只欢快的卡通独角兽。下身穿着一条不成样子的紧身裤，又脏又皱，脚上穿着一双亮粉色的绒拖鞋。她整个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一样，睡眼惺忪，不过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她却没有迟到，并且看上去做好了准备，有良好的意愿同我会面。这可能意味着，她接受跟一个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打交道，而且知道我来的用意。
凯齐娅是在10年前被医院收治的。收治前不久，她因被指控有谋杀嫌疑被捕，受害人为一家精神病人康复机构的一名男性护工马克，她当时就生活在这家康复机构。她曾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有严重的幻听和幻视症状。当时警方来到现场后，她告诉警方，马克是个魔鬼，“想要附身她的大脑”，所以她不得不杀了他。警方将她羁押候审，她在牢里坚称可以听到魔鬼的声音，说魔鬼在嘲笑她，她会冲着一些看不见的幻象张牙舞爪，不停地大喊大叫。警方赶忙安排了一名当地的精神科医生对她进行评估。接着她被转到了布罗德莫尔，从此就留在了这儿，从等候庭审时开始，她再没有离开过。
在对她的庭审中，出庭做证的精神科医生们一致认为，凯齐娅在杀人期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多位目击者也谈到她存在不稳定的精神状况，有关她精神疾病反复发作并接受药物治疗和住院治疗的证据，医生们也在法庭上做了展示。她表示服罪，最后被判过失杀人。在英国法律中，过失杀人是一种与谋杀有所差别的罪行，因为杀人的动机有所差别。鉴于凯齐娅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疾病，她的杀人动机被认定为具有相对较轻的性质，因此将她的罪行裁定为一项程度略轻的重罪，类似于美国刑法中的二级或三级谋杀。在英国法律中，这项辩护理由只能在谋杀案中提出，而且法官对最终做出的判决具有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许多像凯齐娅这样的罪犯会进监狱并服很长的刑期，不过由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她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疾病，法官在听取了专家证人的建议后，选择将其送往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
对该案件的精神病学表述（即医学解释）相当直白。驱动凯齐娅犯下致命暴力行为的是她的偏执型妄想，这是其严重精神疾病的一项可明确的症状。她没有杀死马克的合理动机，杀人罪行应当归咎于凯齐娅的疾病，而非她本人。负责治疗她多年的精神科医生们都对这个表述表示赞同。他们明确表示责任不在于她，而且如果继续服药，她的精神疾病将不会复发，她也将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而根据所有的相关档案记录，她服从判决，也接受了这个解释，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或粗鲁的态度。临床医护团队在找到一家新建的可以收治女病人的中安全级别精神病院之后，提请内政部批准将凯齐娅从布罗德莫尔转出。如此一来，她有可能在病情上取得更大的康复进展，甚至有望回归社区重新开始生活。
不过，让-保罗出来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他来到布罗德莫尔的时间不长，之前在一般性的精神病医疗服务机构工作，但他很快同凯齐娅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成为她的责任护士。对一个病人来说，责任护士是重要的支持者和代言人，而让-保罗一开始就很支持她被转移。不过在一次临床团队的复盘会上，他表达了一个担忧：凯齐娅变得对他太过依赖了。他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在病区的其他女病人身上花了时间，她就会感到嫉妒，而这促使他向凯齐娅进一步了解她与被害人马克之间的关系——马克当时也是照护她的工作人员。不是所有的护士都会主动这么做，但当然，我们允许甚至鼓励这么做。我都可以想见，让-保罗渴望并期待能够帮助到她。
他向团队报告说，凯齐娅曾向他提到她爱上了马克，因此她很可能也对马克有嫉妒心。这让他不安地想到，她以后也能对其他男性护工产生这种程度的依赖，就像对他这样，那么这种嫉妒心可能会再次被激活。要是她其实是“坏而不是疯”（bad, not mad）呢？这句黑话涉及我们行业内一个老生常谈的重要话题，源于对拜伦勋爵的一句描述（“疯子，坏人，认识他是件危险的事”[39]）。这是某种二元思维方式，在许多其他的复杂哲学问题中也能见到，如在心理健康领域同样老生常谈的先天或后天问题，或关于生物性与社会性别的讨论等。我认为这样的二元争论消解了问题的复杂性，似乎试图让我们忽略掉群体社会生活所需的诸多条件，如文化、习惯和社会准则等。我听过一个智慧的观点，通常认为它来自荣格：“思考很难，因此大多数人选择直接下判断。”我知道这种诱惑很大。和让-保罗一样，我进入这个行业时年轻气盛，学过许多理论，有许多自信又天真的看法，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些不成体系的判断，而它们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散。在这样的旅程中，治疗凯齐娅的经验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给我的那封转诊信清楚地表明，让-保罗的报告在团队内引起了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无须在意这位护士的担忧，而另一些则担心凯齐娅可能会在未来表现出药物无法有效干预的某种危险性。有可能的是，团队在过去的10年来忽略了某样重要的东西，这甚至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最初对她或类似案件的罪行裁定是否合理。协同配合对她进行照护的精神科医生（即责任临床医师[40]）告诉我，他对此表示怀疑，不过也心存担忧，这层担忧还是让他决定暂缓转移凯齐娅，而安排对她进行心理治疗评估。
我对此所持有的疑虑，是基于我当时一直在做的一些研究。①相较于男性暴力犯罪而言，女性暴力犯罪在归因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偏向：人们出于某种社会性的考量，倾向于认为女性实施暴力是因为她们曾遭受创伤，从而为女性犯罪者开脱。事实上，大多数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也都有创伤经验，而且，大多数有创伤经验的女性（而且确实有很多）从未表现出暴力倾向。我还存疑的是，有没有可能凯齐娅的嫉妒心存在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被发现。而她的责任临床医师告诉过我，刚收治凯齐娅的时候，大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让她的精神状况稳定下来，那么当时有可能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糕，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迅速发现这一点。同样可能的是，迄今为止，她从没有谈过她对马克（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感觉，因为从没有人给过她这样的机会。如我刚才提到的，当时的主流看法认为创伤是女性实施暴力的主要原因，这导致极少有女性罪犯被安排接受谈话心理治疗，尤其是如果她们精神状况不佳的话。
因此，得知凯齐娅来到医院之后一直没有被安排做心理治疗，我并不感到意外。或许，这还可以归因于医疗资源有限，或她所犯下的罪行颇为罕见，不过我所思考的问题在于，女性暴力行为被普遍视为一种无须讨论的话题，哪怕在布罗德莫尔这样的医院里也是如此。这是驱动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对性别偏见与暴力行为进行研究的部分原因。
在正式成为职业医生之前，关于女性暴力行为我还没有听说过多少，不过也目睹过一些可怕的实施暴力行为的女性。有一次，我在社区心理诊所实习时，目睹了一位女病人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暴力威胁了一位男性心理治疗师。听到他的办公室传来吼叫声，我从走廊跑过去想看看怎么回事。跑过转角，我发现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而病人——我只能说她正在暴怒地“咆哮”——在门外用一个锋利的东西砸门，一块块碎木屑从木门上飞溅出来。我吓坏了，迅速闪进附近的一个大柜子，把自己锁在里面。现在回想，心有余悸之余，又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事件的结局是，病人放弃砸门转身离开，骂骂咧咧地说着满口脏话，走下楼梯然后消失，没有人受伤，也没有警方或任何法律程序介入。不过我从柜子里离开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狂怒和残忍举动产生了兴趣。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她将会被逮捕，很可能入狱。这让我想到，女性做出残忍和暴力行为的能力，在我们的文化中会不会是一个禁区。这段记忆一直刻在我的头脑中，而我知道，如果这个狂怒的病人是位男性，就并不会让我有这么深的印象，因为男性的暴力行为显得那么常见。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是一位男性，当时的我会站出来干预，而不是躲进柜子里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凯齐娅的诊断结果，也是她缺少接受谈话心理治疗经验的一个因素。她被诊断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接受治疗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她十几岁，治疗的主要方式就是服药，而非谈话式心理治疗。这样的治疗方案，部分与当时的普遍认知有关——患有精神病的人不应该接受心理治疗，就像我在加布里埃尔的案例中所提到的那样，做这样的尝试一般被视为浪费本已有限的医疗资源。另一个不幸的因素，或许是种族歧视。在英国历史上，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向有色人口提供的心理治疗，要比向白种人提供的少得多。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个状况到如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不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广泛而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重要部分。不论是在社区环境还是在法医系统中，有色人口中得以接受心理治疗的比例还将继续偏低。②
这个案例的复杂性不止于此，因为我还面临一个伦理难题：我受命消除的是临床团队的焦虑，而非消除病人的焦虑。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形我还较少遇到，不过在后来也并不稀奇了。要开始这样一段心理治疗，我感到不安，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凯齐娅被对待的方式，而我需要在过程中谨慎地运用头脑。这是我事先安排督导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早上，当我开着车绕着停车场打转的时候，脑海中冒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念头，就好像我受命扮演一位侦探，像是心理治疗师与福尔摩斯混在一起的一个角色，勇敢地拿起放大镜向一个人的内心看去，就好像这样真的能够一眼看出秘密一样。
“我收到你的信了。”她说。她说话轻柔，听上去是伦敦南部口音，夹杂着一点南美加勒比地区的味道。她把那封我写给她的约见信拿出来给我看。信纸上有折了又折的痕迹，像是她反复读过很多遍。我开口接她的话，她也正要开口继续说话，话就不小心撞在了一起。“对不起，对不起。”她马上说。我让她继续说。“没什么，不用——还是你先说。”她嗫嚅着，态度中更多的是腼腆，而非不礼貌。于是我开始按我的节奏说了起来。我对她能够同意见我表示了感谢，说这样才最终促成了我们的会面。我感觉她在认真听。她不停点头，就好像听懂了我说的每一个词，然而她那双褐色的眼睛看上去没有焦点。我问了一个必要的问题，问她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安排我给她做心理治疗。她热切地点头，像一位知道问题答案的好学生：“他们想让我谈一谈我做过的事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必须把它们放下，继续往前走。”我复述了她的话，既让她知道我听到了她的话，也好进一步明确她话里的意思：“你必须把它们放下？”“把它们放下，往前走，是这样的。”她说，“但他们想让我先谈一谈那件事。那是10年前了，你知道的。到现在差不多刚好10年。”我在脑海中过了一下她犯罪的日期，发现到这周确实刚好是10周年。她的眼睛垂了下去，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她的双手搁在大腿上，托住她的下腹部，就好像肚子是一只大猫，整个看上去是一种自我安抚的姿态。我让她放心，说我们并不是必须谈到那天的事情。她抬起头来，显得有些不解。“但是医生，我觉得他们想让我谈。”她显出一种讨好的急切，让我想到玛丽对她做出的令人玩味的评价：模范病人。
我向她提议说，或许可以跟我讲讲她跟别的医生都聊过些什么。她的回答跟我之前了解到的没什么不同：“我有精神病，这导致我做了那件事。他们说因为我有病，所以不是我的错。但我应该吃药，病就会好，然后我就能把它们都放下，继续往前走。”她稍做停顿，补了一句，“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他们要我谈谈马克，不是这样吗？”她提到马克让我觉得有趣，不过我暂且把她的思绪引向了别处。在上学的时候，经过反复摸索（还得益于来自督导的许多反馈），我才终于学到了一点——与犯罪者过早谈及其犯罪行为，往往适得其反，哪怕他们主动提出来要谈。更重要的是先跟病人建立起好的关系。因此，我让凯齐娅跟我讲讲在医院的生活，还有在入院之前，她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
她告诉我，她会去医院教育中心上课，也会参与职业治疗[41]。她还谈到曾给一些在医院商店上架出售的画作裱框。她还喜欢定期去小教堂，有时候会见一见牧师。这提醒了我。我听人讲过，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她的家人都是福音派基督徒。在职业生涯早期接受的训练中，精神科医生要学会对不同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保持觉察和敏感，因为要判断一个人的想法或信念究竟是属于“正常”，还是表明其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这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精神科医生必须考察评估某些心理经验，而宗教信仰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学者、哲学家和权威人士可能会怀疑这种信仰是否真实有效，不过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而言，信仰不同于妄想，因为信仰的存在有理性和怀疑意识作为基础，也有文化上的合理性，相较之下，妄想则是刻板和缺乏文化来源的。
我问她可不可以回到开头讲一讲。“讲什么？那次罪行吗？”我告诉她不是的，我指的是出生之后，讲讲她人生的开头。“哦哦哦……”她一下子快活了起来，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开始愉快地讲起她在牙买加的早年生活。她出生于距离首都很远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外婆家，在那里，她同母亲和两位弟妹一起生活。凯齐娅6岁时，母亲离开家前往英国打工，而孩子们则由外婆照顾。凯齐娅显然很爱外婆。她们会一起游戏，光着脚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还有在海里跟大海龟一起游泳。讲起这些时，凯齐娅的眼里放着光。她说她最美好的记忆，是跟外婆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因为能够听到美妙的合唱。让我意外的是，这时她闭上眼睛，半朗诵地唱了起来。这是她最爱的赞美诗之一，是《圣经》中《诗篇》的第23篇，她唱了其中的两句：“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这时我想到了她有关魔鬼附身的幻觉。我在想，除了她所描述的基督教堂之外，她是否还有过其他的宗教经验。关于各种宗教思想我稍微有所了解。比如，我遇到过谈起如何信奉奥比巫术和伏都教[42]的病人，不过我不想做任何先入为主的假设。我得努力保持开放的头脑，让自己处于“中阴”状态。济慈曾把这种思想品质描述为“容纳负面的能力”，即让内心保持平静，允许怀疑存在，而不下任何明确的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辈子的挑战，是我在一次次的心理治疗实践中必须时刻预备和反复学习的一项技能。这时候，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凯齐娅所认为的附身马克的那些魔鬼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而不是对我来说。我有可能会发现，它们在她的人生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那之前，我已经在工作中见过许多妄想病人，不过像这样涉及附身的妄想并不多见。更多的，病人的妄想是一些极美妙的想象，或是膨胀的自我信念（诸如“我吹口气就能杀了你”“我是军情五处的顶级间谍”“我能读你的心，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再或者是一些偏执的想法，比如他们相信某些人想伤害他们，或觉得自己被监控了。我知道的是，妄想绝非凭空发生，而是容易从个人信仰和经验中来，就像我们在加布里埃尔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他的妄想反映了他的恐惧和原初的创伤记忆。③
凯齐娅讲得很兴奋。我没有打断她，只让她尽情讲下去，不时以微笑和点头表示鼓励。我等着她讲到她人生的下一个部分。据我所知，在她10岁时，母亲回到故乡的岛上，把孩子们都接去了英国生活。在讲述的过程中，她完全没有提到父亲的角色，我也没有特意问，而是希望这个信息会自然地出现。当讲到来到伦敦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就好像从这之后没什么可讲的了。她的头低了下去。
“离开牙买加之后，这里的生活让你感觉很灰暗吗？”我引导她讲下去。她看向挂满雨水的窗户和远处阴沉的天空，就好像在说：“你觉得呢？”来伦敦之后的那个冬天，她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寒冷和潮湿。“简直像是另外一个星球！”她这句话的语调很有趣，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讲起学校。她觉得学习非常困难，后来她希望长大后接受职业训练成为一名护士。他们来到新地方之后，会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在那里，她母亲找到了一个男友。他是母亲众多男友中的一个，凯齐娅说。她向我所描绘的生活图景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可靠的男性形象，只有一个接一个带来不愉快的男人，其中一些还对她母亲和孩子们暴力相向。社会服务机构曾因此介入过几次，不过最后孩子们还是没有离开家生活。
18岁时，她得知深爱的外婆去世了。她告诉我时声音哽咽。我能感觉到她深重的悲伤，像某种寒冷的气息，顿时笼罩了我们和这个房间。她艰难地继续讲。“然后我生病了。被送去医院，有很多医生和护士，他们让我吃药。但我恨他们。我变得很胖。我想从医院出去，去上大学。我答应了外婆我要去的。”她的声音变得嘶哑，满是失落和悲伤。我无法形容，只能说听起来令人难过。我想（但我没有说出来），这对她来说是很难面对的，此时的她本应该像许多年轻人那样，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满怀梦想，而她不仅失去了外婆，还失去了与现实之间的纽带。
这时，我发现自己突然有些困倦。在我的治疗中这不常发生，我心想可能是因为凯齐娅的声音有某样特别的音色和节奏。我轻微地摇了摇脑袋——但愿她没有注意到——并且憋回去了一个哈欠。这时快到会面结束的时间了，我要跟她谈一谈后面的安排。我告诉她，如果她愿意，下周我们还可以继续见面。她同意了，然后直白地问我，下周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谈“她的罪行”了。我说我们一定会谈到的，但我想先听她讲讲她的生活，等她什么时候做好准备可以谈了，我们再一起决定是不是要谈。我向她保证，我一定不会突然提这个要求。她把双手在大腿上不安地搓了搓，然后站了起来，就好像我们谈定了一项合约一样。“我只想把它放下，继续往前走。”又回到她开头说的那句话了。“我理解的，凯齐娅，我真的理解。”
在下一次与凯齐娅见面之前，我抽时间去见了让-保罗。凯齐娅的一些话让他认为她爱上了马克，也就是被她杀死的那个男人。我问他可不可以告诉我更多细节，比如，可不可以回忆起她当时具体是怎么说的，最好是一字不差的原话。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为自己做了一些解释，说他更多是因为她跟他说的一些话而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她曾经跟他说，有一首歌总让她想起马克，那是一首情歌。他还跟我讲了他的担心，担心她也可能对他生出这样的感情，说她有一回突然对他生气，因为发现他在跟病区的另一个病人聊天。
之后，我与督导探讨了嫉妒在杀人动机中的重要性。我们对这种情感并不陌生。大多数人都知道那种混合了狂怒、担心和伤心的感觉，只是说鲜少有人会真的因此做出杀人的举动，也不会真的认为应该这么做。不论是在真实还是虚构的悲剧故事中，嫉妒长久以来都是一种很常见的驱动力，而让-保罗的推想正是源于这个传统。我的工作，则是弄清楚这个解释对凯齐娅而言是否可能成立。
我想到上学的时候，我和一群法医精神科医生一起讨论一桩类似的案例。除了我之外，在场的医生们都是男性——这也是当时的常见情形。有一位医生将这桩案例中男病人的暴力行为，归因于“奥赛罗综合征”④或“病态的嫉妒”。在《奥赛罗》中，莎士比亚展现了一个好男人是如何被“绿眼怪兽”[43]所吞噬的，奥赛罗因主观臆断而产生的嫉妒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最终导致了他致命的暴力行为。当时在讨论中我说，将这位病人向他妻子实施致命暴力行为的全部动机解释为嫉妒心，我认为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因为有许多怀有嫉妒心的男性并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让我吃惊的是，在场的一位几乎最资深的前辈不耐烦地做了回应：“只有一个女人才会无视男人的嫉妒心。”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后来我向他写信，解释说我的反对是基于心理学和法律而表达的观点，而非基于我的性别。我至今仍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我想，或许我对男子气概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毕竟这是一样我身上没有的东西。
这种奥赛罗式的辩护几乎总是来自男性，而谋杀也大多来自男性。英国监狱所关押的全部人口中，女性只占一小部分（约为5%，尽管这个数据目前在上升），而这其中的大多数也只是因为非暴力罪行而短期服刑。英国全部的谋杀犯罪中只有5%是由女性实施的，而联合国和其他全球范围研究项目的数据表明，世界各地都差不多是这个比例。⑤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两种性别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目前尚无一致的看法，但很可能是多因素导致的。可能的因素之一，是男性专有的Y染色体增加了暴力风险，不过这无法解释为何大多数有Y染色体的人从未表现出暴力倾向。一些理论家认为（在我看来更可能是似是而非的看法），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待意味着使用暴力的门槛更低，以至于对那些有男子气概的男性而言，暴力变得“正常”。而对女性也有一个与此相似的观点：杀人对女性来说成本更高，因为从女性刻板印象和社会常规的角度而言，总归显得更不自然。还有观点认为，我们文化中女性身上母亲的照护功能更偏向保护性质而非暴力性质，这让女性更加“亲社会”——这个词描述了那些被视为对他人有帮助的行为，包括分享、协作和安抚等。
之后的6个月里，我和她定期见面，谈话则逐渐进入一种更加自省的模式当中。我不提问，而是让她主动开启谈话，谈当天发生的她觉得重要的任何事情。关于她的过去我们聊了更多，关于她在牙买加成长过程中的朋友和爱好，关于她在家庭关系中的酸甜苦辣。她说，从来没有人想过了解她人生的这一面。我从没有觉得无聊，不过我确实注意到，在第一次谈话时突然冒出来的那种困倦感会在某个时候再次袭来，而我总要时刻保持警觉，做好准备把哈欠憋回去，或者在自己身上揪上一把。我发现，只要凯齐娅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悲伤或失去，或者反复唠叨“把它们放下”，或者她必须“重新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之类的话，我就会开始犯困。我就好像被她的话催眠了一样，会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疲倦在我体内生起。我只能将其描述为一种被“敲晕”的感觉，而我努力抗拒，尽我所能地让自己在意识上与凯齐娅保持距离。我必须跟我的督导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我被邀请参加关于凯齐娅的病例复盘会。团队想听到一些反馈，或者甚至是一些答案。我已经有答案了吗？要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觉得我还需要同凯齐娅谈一谈她与马克之间的事。在我们接下来的一次谈话中，我提醒她，我们都知道是让-保罗对她的犯罪行为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的意见引发了争论，并最终促成了我们的会面。我向她提起我们第一次的会面，问她我们是否回过头来谈一谈她的精神疾病与那桩犯罪之间的联系。“我想，谈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并不容易，是吗？现在谈可以吗？”她表示可以，不过先问了我一句：“我们从哪里开始谈？”我建议她可以从第一次见到马克开始。于是她开始讲，所讲的东西同我看过的案件记录和证人陈述逐渐重合在一起，那些事件开始在我的脑海中一桩桩浮现出来。
凯齐娅攻击了母亲之后，不被允许从当地的医院回家，于是“困在那里”度过了糟糕的一年时间，同时也在找一个能收容她的新地方。终于，她等到了一个收容床位。在转移过去的几周前，马克来医院拜访了她，向她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他将是她的主要护工（也是病例管理员）。他也有加勒比黑人血统，他的父亲是牙买加人。他回答了一些她的问题，跟她讲了讲收容所的生活，让她觉得自己搬过去是受欢迎的。在她出院的那天，他帮忙收拾了东西，开车把她载到新家。他们在一开始就建立起了不错的关系。他是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男人，跟她说上帝是慈悲的，这个说法跟她的经验相反，不过听来令人安慰。“他让我有家的感觉。”她这么告诉我，但这里她发生了小小的口误。[44]我想这个口误可能很重要。在心理治疗中，词语是重要的，尽管有时候好像显得完全无关紧要。我们都有口误的经验，即说出口的不是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或者就像那个经典的玩笑话所表达的那样：“弗洛伊德式口误，就是你说了一个什么东西，但其实是在说你的母亲。”[45]我认为凯齐娅所说出口的，正是她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句口误可能暗含了她对“家”的含义的理解（暂且不论这句话是否意味着马克代表着牙买加），即对一个父亲的幻想，或者是更抽象的一些关于安全感和爱的概念。
很难确定在这之后，凯齐娅和马克之间发生了什么，比如，在她搬进去之后的几周里是否有一些什么变化发生。她讲的东西并没有比我已经知道的多多少。与马克一起离开医院后，她状况不错，只是仍会对母亲拒绝她回家感到内疚和受伤。她融入了新家，有了新的日常生活。她告诉我她每天都会吃药，但在被捕后，有人站出来说这不是事实。听到这里，我轻轻叹了口气。每次听到这种说病人“没有吃药”的陈词滥调时，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说法轻易就可以解释一切。我曾多次独自造访医院的档案室，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些警方报告的影印文件，里面有马克手写的工作笔记，明确表示她在服药上很服从。当看到这个善良的男人又大又圆润的笔迹时，我有一些动容。在一个周五的下班之前，马克即将迎来周末，他写道，凯齐娅“状态稳定但有点低落”。
在此之前的某次谈话结束前，凯齐娅和我谈到，人们在与他人分别的时候，不喜欢直接用“goodbye”（再见）这个比较正式又直接的词。“包括你也是这样，格温医生，”她说，“大家会说‘see you’（再见），或者‘until next time’（下次见），或者有时不把词说完整，干脆只说‘later’（回见）或‘bye’（再见）。Goodbye。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上帝与你同在’吗？”我在头脑中记下了她说的这句话，因为这似乎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于是这时提醒她跟马克告别的事，也就是差不多可以谈到她的罪行了。她说，她在谋杀发生之前的那个周五还见到了马克，谋杀是发生在几天后的周一。“那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说话吗，在你杀了他之前？”听到“杀”这个词，凯齐娅眉头一皱，不过我相信她此时已经知道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伤害她。在恰当的时刻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词，能够帮助犯人坦诚地讲出他们的罪行，因为这表示我已经做好听的准备了。此时我想到用来比喻导致暴力的风险因素的那个自行车密码锁模型。就像转到自行车密码锁的最后一位数字那样，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促使凯齐娅杀了马克的最后一位“数字”究竟是什么？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时发生的什么吗？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开关，却导向了致命灾难的猛然爆发。(https://www.daowen.com)
她坐着一动不动，嘴唇紧闭，低着头，也许是在心里积蓄勇气。我注意到，自我们开始会面以来，她的形象有了不小的变化。此时她穿着一套干净的运动服，头发则是梳成了整齐的玉米垄发式。我告诉她，我明白，想到马克的死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把它说出来可能会让自己更容易理解它。“我觉得我不想再理解什么了。”她声音很微弱，以至于我得凑过去才能听到，“我知道它会发生是因为我是一个坏人。”她的声音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种伤感的情绪。我想这很重要，因此重复了她的话：“一个坏人？”一直以来，她看上去接受了官方的判决，即她做了这件事是因为她患有疾病。而这个觉得自己有过错，或起码存在主动责任的说法，则似乎是一种新的看法。
当确定她说完之后，我把谈话拉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上来。我问她，马克有没有向她说再见。“他有没有说‘goodbye’这个词？”“没有！‘So long’（再见）[46]，他说‘So long’，说了两遍。”她告诉我，这两个单词，加上他说出它们时的声音，让她感到极度害怕。她当时猛然觉得，在他的告别中还藏了一层意思：这两个词指的是她剩不了多久可以活。她觉得，马克是给她一个秘密信号，即他被一个魔鬼附身了，这个魔鬼很快就要杀了她。当说到这段时，她的神情很激动。“周末的整整两天，我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说他说的那两个词。So long. So. Long. So long. 我来回踱步，都要把地毯磨出一条路了。也睡不着觉。我感觉心脏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当马克走回这栋楼时，我就‘活不久’（not long）了。我知道我要死了。”
她感到极为痛苦，因为她觉得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她生起了要杀死他的念头。“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她告诉我，“感觉像是我别无选择。”我等她继续说，于是轻声地引导她：“而且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过在我自己听来，这个问题很差劲。她摇了摇头然后开始哭，但很快镇静了下来，抬起手猛烈地擦了擦眼泪。她准备好了。她开始讲起谋杀发生的那一天。
“终于，周一的早晨到来了。我听到关门声，听到下面传来马克的声音，他正从外面进来，在大声说话。于是我从房间门口的楼梯平台上偷偷往那边看。他往厨房走了过去，我很清楚，他肯定是去拿刀的。只要我过去，他就会把我捅死。我必须逃跑。我脱了鞋，这样下楼梯就没有声音。然后我下了楼，看到了收容所的前门，离我只有几步远。太阳从玻璃窗照进来，地上映出方格，粉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我觉得我可以出去，跑下楼梯跑到街上，远离危险。他总不敢在外面把我杀了。这时马克喊了我的名字，问我要不要喝杯茶。我必须面对他了。但我绝对不可能从一个魔鬼般的男人面前跑掉。我盘算了一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其不意。于是我就进了厨房，向他跑去。我从台子上抓起一把刀，又抓了一把刀。我刺向魔鬼的眼睛和喉咙，然后我捅向它罪恶的心脏。”讲到这里她停了下来，大口喘气，就跟刚刚很快速地跑完了两公里一样。她跌坐在椅子上，抬起双手捂在脸上。我没有打扰她，她想这么坐着待多久，就随她待多久。
我刚刚听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悲剧。我脑海中是那些怪异的妄想和秘密的信号，随之而来的，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些人类反应，比如恐惧和过度揣测。毫无疑问，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想到一些例子，即我们由于恐惧而产生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让我们捏造出对自己所关心的某人的一些揣测。比如，丈夫或妻子收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消息，就会断定妻子或丈夫有私情，或者，孩子到时间了还没回家，就一定是被绑架或抢走了。这些本能，加上凯齐娅这样的精神疾病，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一桩灾难，它有两层含义：突如其来，而且结局可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我看过庭审的目击者证词，还有警方的证词也对细节做了生动的描述。在一个寒冷的周一早晨，9点左右，警察和救护车接到电话，来到这家收容所。受惊的工作人员和居民都跑了出来，寒冷的天气让他们拥成了一团，而几乎顾不上目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警察小心翼翼地进入室内，提脚绕过地上带有血迹的脚印，这些脚印是从犯罪现场旁边跑过的目击者留下的。走廊边的一排卧室中，有一间探出一颗年轻女人的脑袋，她身上的姓名牌表明她是一位工作人员。她指了指厨房：“在那里。”在她身后探出三张煞白的面孔，是三位居民，两个老年女性和一个中年男性，年轻女人在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危并安抚情绪。“血到处都是！”那个男人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
通往厨房的双开门半开着。警察们推开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恐怖的画面。一个大块头男人，约莫30岁，黑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仰面躺在炉灶旁的地上，周围全是血迹，一双已经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在他旁边跪着的是凯齐娅，身上挂满血迹，但显然没有受伤。她在不停地前后摇摆，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做了错事。我做了错事。”一把厨刀躺在她旁边，长长的刀刃都染上了血红。一位女警官劝说凯齐娅起身，另一把稍小的刀在她的身下露了出来，能看到半个刀身。马克被刺了起码十几刀，在医护人员到来前就已经死了。我能感觉到凯齐娅此刻极度痛苦。我想象她蜷缩在那儿，陷入了某种非理性的状态之中，周围是身穿制服的警察。实在是噩梦般的景象。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居民说，凯齐娅在反复攻击马克的时候在不停地喊叫。她就像是在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争吵，嘴上说着“出来，出来”“以耶稣之名”等。马克曾试着往后退开，旁人也试着想要上来制止，但就像一位居民所描述的，她“停不下来”，“像个着了魔的人一样”。案发后，她被羁押。警方有一处对她的描述是这样的：“嫌疑人毫无理智，疯狂地吼着‘魔鬼’‘上帝惩罚我’‘下地狱’等，诸如此类。”讽刺的是，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变成了自己最恐惧的东西：一个恐怖的杀人恶魔。
我可以查到多份凯齐娅的精神病学评估结果。在她进医院的时候做了一次，还有一些是为庭审和判决而准备的。当她刚来布罗德莫尔时，第一次见到她的一些同事对她的评价是病得很重。她常说起一些妄想的画面，比如说她看到马克的眼睛像魔鬼一般闪着光，她相信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不得不设法“把它从他身上赶走”。我怀疑她对这些可能已经没有了任何印象，不过还是问了她：“你还记得刚来这里时，你说过些什么，还有你对自己是怎样的感受吗？”她迎上我注视的目光：“我很坏。一个坏人。我应该得到惩罚。我应该死。”我并没有想要试着安抚她，不过我还是温和地解释说，法庭的判决说她犯罪是因为患有疾病。我再次提醒她，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告诉过我这一点。
“我知道，”她说，“但我不能——我只是——我得把它放下，继续往前走……”她双臂交叉抱住自己，身体前后摇晃，嘴上重复着“把它放下，继续往前走”，像是念着一句咒语。这时我感觉困意再次袭来，让我根本无法招架，就好像我的意识被一股窒息般的沉重力量压住，我试着挣扎但宣告失败。我觉得我肯定睡着了有起码一分钟。“你还好吗，格温医生？”凯齐娅拍了拍我的肩。她仔细地看着我，带着某种关心。是我的想象起了作用，还是她的表达所致？在这种尴尬的时刻，诚实永远是最佳策略，因为这种态度证明你非常负责任地关注了这个房间内发生的一切。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了，不过感觉就像是我的头脑关停了一分钟。
“我也想让我的头脑关停，”她说，“我不想让自己想到我对马克做过什么。”“你害怕想到那件事吗？”我问道，我的思绪不由得想到了麦克白，想到他那句不安的台词：“我害怕去想我所做下的事。”“是的，”她说，“如果我去想，我就会知道事实是什么。我是个坏人。不是因为我的病，我就是做了坏事。”她说的坏是指什么？我必须问明白。然后她看上去有点不太懂：“唔，让-保罗……他觉得我杀了马克是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我是说……男女朋友的那种感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坏的，我心里就一定有魔鬼。不是吗？”这个想法非常有趣，不过我想先了解清楚她提到的“男女朋友的那种感情”这回事。我问她是否觉得让-保罗的说法是对的。她皱起眉头：“我觉得不是的。不过我从没有过男朋友，所以我实在不知道。”
这句回答惊到了我，因为听上去如此令人难过。不过我想我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面部表情。这时我已经极为清醒，知道有一种新的想法正在凯齐娅的头脑中形成，我需要加以留心，并陪她一起揭开。她继续说下去，虽稍显犹豫但仍是确切的：“我想，如果马克……我是说，妈妈从来不会跟我说起我的父亲，所以我想可能……他可能跟马克长得像。或者甚至，会不会马克跟我在牙买加有同一个父亲，我们俩是亲人？”一种家庭层面的依恋，而不是爱情层面的。我直奔问题的关键：“你认为你对马克感到嫉妒吗？”她想了想，简要地回答道：“他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难过。”“离开？”我重复了她的话，心想她指的是不是他的死。“周末……周末他下班回了家，我没有人可以说话。”
有关她对马克的依恋，有另一种可能的含义开始浮现出来。当他周末回去他自己的家庭时，她感觉到被他拒绝。这种感觉唤醒了她久远的记忆——她母亲远赴英国时，还是孩子的她被留在家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痛苦的“离开”，如在那时的几年后她失去了故乡，失去了外婆，还痛苦地缺失了一个父亲，一个她一无所知的角色，而她想要将他想象成像马克那样的一位善良的牙买加男人。离别、移民和丧失亲人带来的内心伤痛是巨大的，然而在她刚开始患上精神疾病的时候，有关她的生活的这些方面可能被忽视了，或者至少是被轻视了。⑥精神疾病导致周期性的心智丧失（与现实发生断裂），这更让她在心理上难以负载：对她来说，遭受离去，既意味着爱被剥夺，也意味着内心陷入混乱。
到了某个时刻，她对被抛弃的内在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对被攻击的外在的恐惧。她已经跟这种恐惧搏斗很久了，没有人知道是多久。这是一种怎样的不能承受的负担啊。这次谈话的最后几分钟里，我们坐在一起都没有说话，但这几分钟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段谈话。这是一种默契的沉默，就好像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并从中挺了过来。我想我们也正是如此。那天我与她分别时，我们俩都说的是“goodbye”这个词，说得正式、小心翼翼，仿佛在交换一样礼物。
跟督导见面时，我有很多要探讨的。先说了令人感到困惑的睡着的问题。同事们也没有这样的直接经验，而且我得说，在那之后的30年里在我身上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面对一个男病人，据我所知他有抑郁病史，有过自杀的想法。心理治疗师在谈话中犯困是不常见的，毕竟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份无聊得让人昏昏欲睡的工作。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轻易忽视，而是像对待其他任何可能产生的感觉一样。在接受职业训练时，我得到的教导是，要认真审视在治疗谈话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情绪或感受。
在马克死后的几周里，凯齐娅曾不止一次表达了想死的意愿。这让我和我的督导想到一个问题：对她这样一个“模范病人”而言，自杀的想法出现在意识当中，是否显得太重了点。我们开始意识到，她可能已经将那些感受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心理治疗师接收病人所说出的类似这样的经验，并对其产生某种认同，这个过程被称作“投射性认同”[47]，意思是心理治疗师的内心对病人某些无法安放的感受发生了回应。从肤浅的层面来理解，这跟情绪传染的说法类似。当我们在努力共情以理解病人时，病人心理经验中某些相对不相容的方面，有可能借此过程被转移。在同督导的交流过程中，我跟他说，我在竭尽所能尝试理解凯齐娅内心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像“溺水”了一样。在进行了一些探讨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可能是对这位病人内心自杀倾向的一种回应。凯齐娅在意识中可能试图将她的活力压制住，相应也压制住她的痛苦，让自己仿佛进入“长眠”——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曾用这个绝妙的词来委婉地比喻死亡。
在随后那次跟凯齐娅的谈话中，我试图向她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发现我的观点不能被她理解，于是及时打住，直接问她有没有过任何时候想要自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我想到她的福音派基督教的背景：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将自杀视为一项可怕的罪行，这可能让她更加难以谈论自杀。但是我已经抛出了这个话题。我注意到房间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仿佛我一下子升出水面，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在那之后的几次谈话中，我仍然会不时睡着，凯齐娅也都会把我叫醒。她也会一再问我，她不愿意去回想那一天，对此我是怎么理解的。她似乎不仅理解了投射性认同的意思，而且看来还挺喜欢这个想法。最后，我再次回到自杀的话题上来，而我们对此能够谈到更多了。我短暂睡过去的情况逐渐不再发生，我和她还探讨了“drop off”[48]这个词如何被用来比喻“睡着”，就好像是在意识的悬崖边上掉了下去；我们还聊到，我们俩是不是都变得更少遭遇这样意识丧失的情形了。我们都同意，如果将自杀摆出来放到台面上，将其当作一个我们都可以自由地去想的概念，那么我就可以保持意识的清醒，而她则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对我来说，这是如此宝贵的一课：人能够以一些微妙而令人惊异的方式，来投射和分享强烈的心理情感，尤其是那些痛苦的部分，如悲伤或丧失。
在凯齐娅犯罪的11周年到来的前后，她同我一起仔细回想了这件事对内心情感世界的重大影响。在那几次谈话中，她很伤心，我也感到伤心，不过我不觉得这是我被投射的结果，而只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对她人生中所发生的悲剧的自然情感反应。我所做的工作经常会让我感到难过。在我治疗过的病人中，我想并没有多少不曾让我感受到悲伤，尤其是在长程心理治疗中，我和病人在长时间的相处中会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对方。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如何处理这种情感并无定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对病人的状况做出判断，并且要牢记，想跟病人达成某种交流，必须先建立起信任。在治疗凯齐娅之前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清楚在治疗中分担病人的悲痛有时是有帮助的，不过更要知道的是恰当的时机——这是这份工作的技巧的一部分，而且每天都能够学到新的东西。
归根结底，我在心理治疗中所做的一切都服务于病人和工作，而不是相互的，即不是为我自己。这意味着，有时候我让自己的悲伤感受呈现出来，这对病人而言是重要的，并非只是表达共情，更是见证和尊重病人关于其遭遇所表达的悲伤的一种形式。还要提到的是，在那天我分担凯齐娅的悲痛时，听到她所讲的那些，我在意识上完全清楚自己有多难过。当时，我向她补充道：“我能理解为什么这对你来说很痛苦。”这让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内心感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向她问起那个魔鬼，那个她想象中附身了马克并危及她生命的魔鬼，我问她此时想到它是什么感觉。她告诉我，她认为它可能住在自己而非马克身上，像是一个“正常的魔鬼”。“一个正常的魔鬼？”我问。“对，就像……悲痛或愤怒或难过……”她叹了口气，“你知道的……那种我们所有人都有的。”
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向临床团队汇报了。对凯齐娅的治疗让我明确了，最初对凯齐娅犯罪行为的理解是可靠的：她在杀害马克的时候患有精神疾病，而她的行动是受她的妄想而非嫉妒心的驱使。我在报告中强调了同样重要的一点，即认识到造成凯齐娅暴力行为的，是她内心未曾得到疗愈的丧失感。在未来的治疗中，重要的是要谨慎并细致地考虑到她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以及其与她的生存之间的密切关联。她对于丧失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任何被拒绝或被抛弃的感觉都可能重新诱发她的自杀冲动，即便她将这些冲动藏在平静的“模范病人”的外表之下。这一点可能会让她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
我认为这些结论是极其明确的，不过在复盘会上，有些人看上去感到困惑。我记得他们虽然态度友好，但是认为我对事情过度解读了。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可以按原计划将她转移到中等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我回答说可以，不过重要的一点是，那里对她进行治疗的医生应当不只是停留于关注“精神分裂”“精神病”“杀人”这些标签，而是关注她的痛苦，她可能还需要得到帮助才能够想清楚并且与痛苦和解。在这个会上没有看到让-保罗，他是凯齐娅的责任护士，这让我感到意外。玛丽则告诉我，他离职了。她说，他认为“布罗德莫尔不是一个适合他的地方”，说“太压抑了”。说这句话时，她摆了一个轻蔑的表情，认为她这位前同事缺乏毅力，对他嗤之以鼻，就好像是他没能通过某项关于忠诚的考验。我倒也没有那么意外。我知道这样的离职或跳槽在心理健康从业者中并不少见。在NHS的所有医疗从业者当中，心理健康从业者长期以来都有着最高的过劳比例，相应地，这个比例同任何其他白领职业相比都要高得多。这个特点一度反映在他们更高的薪酬上，但医疗经费的削减抹平了这一差别。
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又过了将近一年，凯齐娅才得以转院，所以在那之前，我还一直去看她，尤其是因为，我担心离开布罗德莫尔对她来说可能是又一个重大的丧失。她在这里已经待这么久了。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是她最安全的家，是她“如石头般坚实的母亲”（stone mother）——这是人们对长期的住院护理服务的一种形容。我们继续谈到丧失和悲痛对一个人内心产生的长久影响，谈到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为我们所犯下的和所失去的哀悼，以重新出发。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凯齐娅给了我一张特意为我制作的卡片。道别的时候，她哭了。这一次，我努力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哭出来，而是向她表达了我对她的努力所怀有的敬意，以及对她未来的期望。
我再次重返女病区是在近一年之后，因为要去见另一个女病人。那时，布罗德莫尔医院关闭女病人医疗服务的计划还在往前推进；而玛丽也在，她仍是女病区办公室的固定成员。我向她问了问，知不知道已经转走的一些女病人在新家过得怎样，我也问到凯齐娅。“我去新医院参加过一次关于她的病情复盘会，她状况不错。很好。她还问候了你。跟我说你以前跟她见面的时候有几次睡着了……是真的吗？”我苦笑着承认了。“你也不算是模范心理治疗师，是吧？”她开我的玩笑。“你说得没错。”我回答她。不过，这样可能是最好不过的。无论是当一个什么模范，都有点太没有生气了。
[39]这句原文为“mad, 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是拜伦的一位情人对他的评价，流传甚广，常被用来夸张地形容一个特别糟糕的人。让-保罗担心的是，凯齐娅如果本性是坏的，那就无可救药了。
[40]责任临床医师（responsible clinician），业内简称RC。
[41]职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提供活动以帮助患有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人找回或培养职业技能的治疗方式。
[42]奥比巫术（obeah）和伏都教（voodoo）是非洲的两种信仰。伏都教又译“巫毒教”，源于西非，是贝宁的国教，该国有超过400万人信奉。
[43]绿眼怪兽（green-eyed monster），莎士比亚最早用的一个习语，后来被广泛用来指嫉妒。
[44]凯齐娅的原话是“He made me feel home”，根据语法，正确的表达是“He made me feel at home”，表示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凯齐娅少说了介词at（在），这样，he（他）就和名词home（家）直接对应了。
[45]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恋母情结，这句玩笑话是将口误与这一点做了结合。
[46]so long也是英语中表示告别的一种日常表达，其直接语义是“这么久”，或“就这么久吧”，表示这次见面到此为止，该结束了。
[47]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是心理学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概念，由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Clein）于1946年首次提出。简而言之，投射性认同就是个体将内在自我的某部分投射到外部客体的身上，而投射对象被迫以限定的方式做出行为反应，以呼应其投射。投射性认同与单纯的投射一样属于心理防御机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投射只是单方面的心理活动，不需要互动就可以发生，而投射性认同则在投射的基础上涉及他人的呼应，看上去仿佛让他人受到某种无意识的诱导和操纵，在这里则是凯齐娅的投射让格温医生犯困。
[48]drop off的本义为“下降”“坠落”，日常也用来表示一个人“睡着”。
①Adshead, G. (1994) ‘Damage: Trauma and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Women Referred to a Forensic Service’,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12:3, 235–49.
②See Halvorsrud, K., Nazroo, J., Otis, M. et al. (2018)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Pathways to Care in Psychosis in Englan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Medicine, 16, 223.
③Read, J., Bentall, R. and Fosse, R. (2009) ‘Time to Abandon the Bio-Bio-Bio Model of Psychosis: Exploring the Epigenetic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by Which Adverse Life Events Lead to Psychotic Symptoms’, Epidemiologia e Psichiatria Sociale, 18, 299–310.
④Enoch, M. D. and Trethowan, W. H. (1979) ‘The Othello Syndrome’, in Enoch, M. D. and Trethowan, W. H. (Eds), Uncommon Psychiatric Syndromes (Bristol: John Wright & Sons Ltd).
⑤See United Nations,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2013 – Trends, Context, Data.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gsh/pdfs/2014_GLOBAL_HOMICIDE_BOOK_web.pdf.
⑥Bhugra, D. and Becker, M. A. (2005) ‘Migration, Cultural Bereave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World Psychiatry, 4:1, 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