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CHARLOTTE

监狱都是嘈杂的。不过当我走进一所女子监狱时，扑面而来的仿佛一组丰富的音响，全不同于往常我走进监狱时的印象。往常每走进一所监狱，听到的是一扇扇大门咣地关上，总有钥匙在叮叮当当地开着无尽的锁，还有就是背景中传来的无休止的低沉杂音，是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踩过金属楼梯和水泥地板。而这里的气氛像是女子学校和大型鸟舍的混合，充满了热带鸟类相互间的刺耳鸣叫，她们独自盘旋在空中，或成群出现在这个由几何单元所组成的空间的公共区域。当我走过她们身边时，其中一些会叽叽喳喳地说：“女士！女士！”

2010年的英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一个新政府上台执政，相应在NHS乃至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里面就包括心理健康医疗的大规模削减。一场艰难的外部评审在布罗德莫尔医院开始了，这最终让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我依然在NHS内从事法医方面的工作，但我离开了医院，而开始在社区协同“缓刑服务署”^[52]一起工作，同时也在监狱工作。为了帮助女性囚犯，我还加入了一个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监狱内配团队，我们的工作包括对囚犯做评估，以确保那些患有心理疾病而需要治疗的人尽早获得诊断，以及让那些有心理风险的囚犯适时地得到某种帮助。认识夏洛特的时候，我正参与发起一项倡议，尝试帮助监狱里那些因为心理健康问题而耽误了出狱的女犯人。

那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中女犯人的总数达到了4320人，而监狱中犯人的总数约是84 000人。到了2019年，根据监狱改革基金会（Prison Reform Trust）的一份报告^①，女犯人的数量几乎翻了番，达到约8000人（而男犯人的数量仍是差不多80 000人），但这一性别比例依然严重失衡，而且这个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相似性。英国女子监狱的囚犯人口规模一般在数百而不是数千，其中超过80%都是刑期不超过12个月的囚犯，罪行属于非暴力犯罪，主要是盗窃。评估表明，女子监狱的犯人整体上风险性较低，这一事实意味着，英国的女子监狱在限制严格程度上远不如男子监狱。男子监狱往往人满为患，也往往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石柱模样的老式建筑，设施老旧；而我所工作过的那些女子监狱则与之对比鲜明，设施的便利性有时让我惊讶。那天我到这所监狱后，前去见约好的第一个人，路过员工咖啡厅时，耳边传来的是杯子清脆的叮当声，还有在咖啡厅工作的囚犯之间声调各异的热闹交谈声。穿过走廊，又听到美发厅传来欢笑声和讨论声，伴随着吹风机的嗡嗡声。每次我都会为这所监狱里的人们精心打理的发式和指甲感到惊奇，相比之下，倒觉得自己简直粗糙得相形见绌。

我左拐右拐穿过大楼，掏出笔记本，确认我要去的是哪座和哪号房间。经过一些门的时候，有时刚好碰到有人在我前面过去，我就喊“门别关！”或者“等等我！”这样可以省一些事，因为穿过监狱的时候，往往一路上有许多门，都要开锁和关锁。如果去给某个犯人提供帮助，我一般不会去牢房与其见面，不过那天没有空着的会议室了。在跟工作人员确认了安全性之后，我还是决定去牢房跟犯人见面，总不至于白跑一趟。当时是早上，这个区域的大多数牢房都开了锁，许多都没有人，里面的犯人吃饭、工作或者锻炼去了。但我要去的那间牢房门紧闭着。我敲了门，在门外等着，看了看表，确认并不是因为我来得太早——刚好是约定的时间。于是我希望她也在等着我的到来。

打开门的女人看起来有些阴沉。她皱着眉头，迎面就不客气地来了一句：“你是谁？”她的头发褪了色，看出来之前是明亮的棕色，凌乱地卷曲着，上面绑着一些白色的发带。她的眼睛是水蓝色的，皮肤有些蜡黄。她的脸能看出来长时间待在室内的样子，没有照过太阳，也没吹过风。她的裤子和长袖运动衫都是暗淡的土灰色，相比之下我的衣服都显得有些珠光宝气了。在工作的日子，我都尽量穿得平常，以避免引起可能的不快，不过我想可能也并非总能不犯错，主要是因为我不可能了解要见的人会有怎样的主观视角。“夏丽？”有人曾告诉我她更喜欢这个称呼，“我是阿谢德医生。我给你发过消息说我会来的，记得吗？”

“你要什么？”她的声音就像她的形象那样冷淡和缺乏生气。我解释说，我是给那些超期没有出狱的人提供帮助的，希望我们能够聊一聊。夏丽在19岁的时候因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量刑标准是10年，也就是最低服刑年限为10年——要是放到现在可能会是15年，因为法官的量刑标准越来越严。然而在我见她的这个时候，她已经在监狱里度过30年了。一个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超过刑期，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怪。但就像我在其他案例中提到的，一项终身监禁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牢里待一辈子，当服刑时间达到法官的量刑标准之后，犯人可以申请假释出狱，条件是他们被判定对公众不再存在危险性。不过如果需要的话，也随时可以让他们再次回到监狱。夏丽就是如此。获得假释期间，她在社区环境中仍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这导致她被送回监狱多达3次。将犯人关在监狱的成本是很高的。在此前的10来年里，政府做了许多的努力试图打破这个困局，包括分拨额外的资金用来支持心理健康团队，我当时所加入的那个团队就在其中。

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到监狱里给犯人提供心理治疗时，曾碰到过各式各样充满敌意的回答，比如“我不想跟该死的心理医生讲话”，或者“那你打算怎么做来搞定我呢”。像这样的回答我都可以招架，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沉默。于是我问她，我们可不可以聊几句。她耸了耸肩，就转身进去了，让门半开着。这样的欢迎很难算得上热情，不过我接受了。我走了进去。

房间很小，就跟大多数牢房一样，大概2.5米见方。床固定在一侧墙边，对侧墙边是一块当桌子用的搁板。有一扇窗户，能看到一小块阴沉的天空。还有一个半掩着的厕所区域，是“室内卫生间”，这是新式女子监狱的标配。我注意到整个空间看上去很整洁，因为房间里几乎没有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物件，这些是与人格、家庭关系或其他兴趣直接相关的东西。桌上有一摞书。我斜着眼睛看过去试图分辨是哪些书名，没有看清。许多女犯人的房间里是没什么东西的，一本书都不会有，因此我很好奇她在看些什么书。

夏丽蜷坐在床边，一言不发，这让我一个人面对着房间里仅有的一把椅子，有些难办。我带着试图活泼气氛的语气开始自言自语，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沉默时常常会用的一种说话方式：“好吧，那，我坐在哪里好呢……就在这儿？对你来说可以吗？这就可以开始了，好的……”我可以看到，夏丽整个人完全不在状态，仿佛不在场一般。接下来，我一边试图跟她做眼神交流，一边向她解释我们的这个援助计划，目的是帮助像她这样在监狱中的女性改善困境，因为似乎有某种原因总会让她们重新回到监狱。“那么，”我说道，向她问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几乎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什么主意？”她的声音听起来疲倦中带着厌烦。我感觉到自己有些不耐烦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情绪反应很可能镜像地反映了她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来到这里的不耐烦。我们都是中年的年纪，但忽然间，她让我想起14岁左右的我。当被要求做某件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我也像她那样的姿势坐着，蜷着身体坐在床上，抱着双臂，低埋着脑袋，满心的厌倦和不耐烦。男孩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但青春期的女孩能够演绎出某种特别的轻蔑姿态。我们就那么沉默地坐着，挨得那么近，沉默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这时我注意到，她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中的一只在脚指头处有个破洞。这个细节触动了我，虽然微小，但仿佛是关于她傲慢姿态的一个写照：拒绝修补。

那天，我本打算让她跟我讲讲她自己，但还是决定先不这么做。经验告诉我，最好先建立起好的关系，尤其是在病人还不愿意配合我治疗的情况下。监狱的心理健康部门给我的转诊单上，给了我一份关于她最初犯罪行为的概要记录：她曾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桩团伙谋杀案的犯罪成员之一。听上去相当可怕。我前面谈到过，我们的社会中发生谋杀案是非常少见的，而“团伙杀人”则尤为罕见，也就是几个人相互合作杀害一个人，更奇特的是，犯罪团伙完全不认识这名受害者。还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让这桩谋杀案显得极为特殊：这个团伙年纪非常小，所有成员都不超过20岁，成员中包含不止一位女性。

埃迪是一位风餐露宿的流浪汉，60多岁，出没在夏丽家附近的街头。喝多了的时候，他总会向人们乞讨食物和香烟。有时候警察会赶他走，不过他就像一只流浪猫，总能够找回到当地公园里他最喜欢的地点。我可以肯定，我们都许多次见过埃迪这样的人：他们坐在一条长椅上，骂骂咧咧地说着些什么，或者傻笑，身上是尿和啤酒的味道。他们并不伤害任何人，不过带着孩子的母亲们都会绕开他们走，人们匆忙路过时也会避开他们注视的目光。一个夏日，夏丽一伙人在那个公园里，他们是逃课或者逃班出来的，来这里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喝着酒嗑着药。到黄昏的时候，他们起身离开去找吃的，在公园边上遇到了埃迪。他正在远离主干道的一片阴凉处享受清净。他们靠近时，几个男孩和女孩嘲弄了他几句，并开始骚扰，叫着他的名字，往他身上扔啤酒罐。他想跑开，但绊了一跤摔倒在了地上。这时，他们一伙人一窝蜂冲了上去。警方报告上面记录了当时群殴的场景，他们用破的玻璃瓶砸他，捡石头砸他，也上去对他拳打脚踢。读着警方报告时，我脑海中想到的是九头蛇海德拉^[53]张牙舞爪的样子，它的许多颗头轮番攻击，释放着恶毒的力量。埃迪并不是赫拉克勒斯，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之后，夏丽掐灭了埃迪逃走的可能。一位路过的慢跑者在庭审时做证说，当时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向大家求饶，头上流着血，这时夏丽和另一个女孩在这位老人的背部推了一把，他被推倒在地，头砸在了沥青路面上，砸出咣的一声可怕的脆响。尸检报告对死因的描述是“头部、腹部多部位挫伤导致内伤，大脑额叶大出血”。团伙四散跑开，消失在夜里。所有人的证词都说，他们跑开的时候在大笑、欢呼。但很快，他们悉数被警方逮捕。目击者证词和法医方面的证据都表明，这是桩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

他们一伙被判处团伙杀人罪。共同被告中的许多人被送去不同的少年监狱，其中一些甚至才15岁，等满18岁后，再被转到成人监狱。团伙全员被判终身监禁，量刑标准平均是10到15年。我得知，除了夏丽至今仍在监狱里之外，团伙的其他人早就回到社会了。我想我要从这里问起，问她是否知道这个情况，以及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她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表示“完全不关心”。我还可以试试别的话题。“夏丽，我知道杀害一个陌生人是相当少见的。我跟其他很多犯过这种罪行的人打过交道。”这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抬起眼睛，从她那卷曲的刘海下看向我：“为什么？”不错，我们这就算在交谈了，我想这是一个开始。

“任何夺去另一个人生命的人，自己的人生也随之永远地改变了。”我说。我听许多这样的犯人在治疗中说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或者会杀害任何一个人，说这样的事情会让你感觉不认识自己。我又补充说了一些。我见过许多杀过人的人，他们需要帮助才能够开始去想那些不可想的事情，对他们而言，说出那些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杀了人与遇到其他的人生大事件不一样，不会有什么说明书告诉自己之后该怎么做，没有任何信息资料和指导可以参考。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一些犯人觉得太艰难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取得进展，或者说作为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陌生的身份。心理治疗给了他们一些工具，帮助他们去做到这些。

夏丽听进去了我说的每一个词。不过当我话音刚落，她突然开口说道：“我不想再经历所有那些该死的东西了。它们让我很不爽，你知道吗？”她换了个姿势，背靠着床头那面灰色的墙，双腿伸出来，脏袜子上的破洞正对着我。我闪过一个念头。在一些文化中，把脚底板对着别人被视为极其无礼的行为，不过眼前的情形并非如此，我猜她只是需要在我们之间腾出更多的空间。“外面对我来说无所谓，你知道吗，”她嘟哝道，“我夺走了一条人命，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活我的命呢？”

这是一句古怪又令人感兴趣的回答，其中暗含了一个比喻，将生命比作一件有价值的物品。此前我并没有向她提过这个想法，她自己主动提及，这让我受到了鼓舞。这是一个潜在的迹象，表明她对她的经历有话想说，而这是心理治疗中谈话展开的第一步。夏丽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很不情愿，但其实她可能是想聊的。在我同她分别之前，她向我明确表示会再跟我见面，而在我回答说“太好了！”的时候，她甚至稍微微笑了一下，就好像我们刚一起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我猜想，她可能觉得我是个性格太好的傻子，她方才和我度过的时间竟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糟糕。走到她牢房门口时我停了下来，转身对她说：“我注意到你爱看书。”我指了指她的藏书中一本厚厚的硬壳书，问她是本什么书。她转过书脊，自己看了看说：“《如意郎君》（A Suitable Boy）^[54]，一个印度的家伙写的。”“啊。”我回答。她的选择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门口离开，眼角的余光瞥见她把那本书迅速翻了翻，似乎好奇我对书里讲的东西是怎么看的。

我没有对那本书做任何具体的猜想。但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其意义的，比如我们选择摆放在个人空间中的每样物件一定是某种表达，它们并非完全属于内心世界。小说家喜欢用比喻，在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我的导师默里·考克斯就经常提醒我们，比喻是“移情”^[55]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病人使用比喻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而儿童文学作家E. B. 怀特（E. B. White）说过，爱阅读意味着有颗觉察的心，而这在心理治疗中是至关重要的。

我去了监狱存有犯人档案的缓刑部门申请查阅夏丽的档案，包括庭审报告。我对这个女人的好奇心越来越强，因此想要了解更多。但在看完档案记录之后，我的心沉了下去。她不幸的人生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让我感到无助和愤怒。夏丽很小的时候，母亲吸毒成瘾，对她不仅疏于照顾，还有身体上的虐待行为。夏丽7岁时，社会服务机构让她离开了母亲，她从此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接受地方政府安排的寄养。在寄养生活中，她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成长。一对养父母对她有言语上的虐待，这之后她又被另一对父母拒绝。大概是因为再没有人愿意收养，夏丽10岁时又回到了生母的身边，同一个新的继父和两个比她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一起生活。2.0版本的家并没有变得更好。两个大人经常打架，互相打来打去，也打几个孩子；而两个哥哥则欺凌和骚扰弱小的妹妹。等她到了青春期，他们的欺凌则包含了性方面的内容。一位社工的记录中说，夏丽曾抱怨她的两个哥哥“总是把她强夺过去”，摸她的胸部和生殖器。

相较之下，学校则可能成了她的避难所。虽然在课堂上或是在课外活动中，她有时会吵闹，显得好斗，但她在英文和艺术方面表现不错。她曾跟一位老师说，希望长大以后能做帮助残疾儿童的工作。到了10多岁以后，考试和作业对她来说开始变得很困难，她也开始常跟其他同学打架。最终，她在15岁时被学校停学，随后离家出走，开始与那些跟她境况相似的孩子一起混迹于街头。从刑法的意义上讲，他们算不上真正的“团伙”，只是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有相同的目标——主要是逃离管束。那时候曾跟她谈话的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记录中写道，她似乎对某种矛盾的双重状态非常享受，一方面她从团体中获得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隐匿于集体中统一行动，“她说作为团体的一部分让她感觉更勇敢”。

归属感是很宝贵的东西，尤其是如果你从未在家庭里体会过的话。而相对来说，加入一个团伙的代价并不算高，即需要保持忠诚并参与犯罪活动，这意味着有时候不得不让自己跟着做些伤害他人的事。而问题在于，在这么小的年纪，独立自我的意识尚在形成之中，而自我认同和团体认同之间的界限会有些模糊。如果不清楚自我的边界到哪里结束，团体的边界又从哪里开始，那么你就可能很难准确地分辨现实的边界。在之后的生活中，或者如果真的进了监狱，这种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毒品和酒精的滥用会放大这些感受，这就好比在一些团伙的违法活动中肾上腺素的影响一样。我注意到，夏丽还曾跟以前的心理治疗师说到，他们团伙集体出去成功偷了一家商店或偷到一辆车一起兜风时，她会“有一股兴奋感”。

她还曾跟社工们说，有更小的女孩加入团伙时，她感觉自己对她们有很强的保护欲。她会像个大姐姐一样对她们，教她们在街头如何避免性侵，不幸的是，她却没能保护好自己。满16岁之后不久，她代表团伙去找一位当地的毒贩买些毒品，而这位男子（年纪是她的两倍）强行压倒并强奸了她。夏丽极为愤怒，随后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直接去当地的警察局报了警。长久以来，强奸罪很不幸地是报警率最低的罪行之一，而夏丽的报警行为则显得更加令人惊讶，因为她自己长期处于法律的对立面。

夏丽的报警没有后续。她遭遇的这起强奸案发生在约30年前，我相信在经过强奸罪调查和指控方面的改革之后，如今这样没有后续的情况少一些了。夏丽报警的唯一成果，就是让她被一家收容所接收，她在那里待到了18岁。她在收容所融入得不错，甚至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态度，她曾向照顾她的工作人员说到自己的理想：她以后想做些帮助残疾人的工作，或者也可以做些事情帮助动物。不过在这期间，她也因为小的违法行为被警方警告了几次，比如刑事损害^[56]和小偷小摸，另外她也吸毒和酗酒。

不难看出，她的人生就像是在玩蛇梯棋^[57]，却总是输——在很长的时期里，她曾取得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失望和阻碍，又把她挡回去。当18岁的生日来临，就意味着她将失去收容所的庇护，这意味着她在尚脆弱而尚未做好面对成人世界的准备时，就要从安全的环境中离开了。尽管夏丽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在必须走的那一天，她不肯与任何人道别。她在走出收容所前门的时候，打碎了门外所有的玻璃窗，从此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迄今为止最稳定的家。

这不是她第一次爆发破坏性的行为。她在监狱的整个服刑期间一直都有类似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则又被大家视为她“没能取得进步”的新证据。我听说，在我们第二次的会面之前，她又爆发了一次。这次是砸了自己的牢房，她在那个小小的几乎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尽己所能地造成破坏。在突如其来的怒火中，她扔掉了房间里她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几样物品，撕掉了一些书页，砸了一些东西。当监狱工作人员冲进来控制住她时，她尖叫着奋力反抗，说她要是死了就好了。爆发的原因很明确，是一件小事让她感到挫败——这小小的挫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若是放在以前，哪怕遇到许多次，她也都能轻易承受住——她想去趟监狱图书馆，一个工作人员则告诉她，必须在申请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去。

我不得不想一想，夏丽同我的初次见面是否在她心里激起了什么，从而导致了这次发作。那天跟我分别的时候，她的状况还相当稳定，不过我知道，人与人的任何交流，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显现出对内心情感世界的影响。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例外，不过对夏丽这样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抗拒或回避自己的内心情感。人的内心有如此多的功能层次，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哪句话在什么时候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爆炸开来。可能是我离开之前关于她的书的话引发了某种偏执，又或者，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谈起了她的犯罪，这让她的内心发生了波动。我也考虑到，“必须等待才能满足”（去图书馆的意愿）这一事实，会不会是她的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我给她的罪犯管理人^[58]打了电话，以了解有关她最近一次假释失败的更多信息，结果发现，情况几乎就是当前这次事件的翻版。很明确的是，当时她被监狱再次召回，是一连串几乎同样的挫败事件所致——她在假释期间的住处的工作人员阻拦她不让外出，因为她没有获得相应的书面许可。听起来，其中存在某种模式。

我听说，在夏丽这次情绪爆发之后，监狱按照常规处理，并没有把她换到别的牢房。她恳求继续住在原处，考虑到她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坏，监狱同意了，不过给了她警告处分，而且因为威胁自杀的行为，她必须被暂时列入ACCT名册——这是一份针对存在自杀风险的犯人的医疗计划名册，监狱要对他们做进一步的评估、照护、监管和治疗（Assessment, Care, Custody and Treatment）。这意味着，夏丽必须时刻随身携带一份亮橙色的文件夹，里面是关于她的记录，这样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犯人一看到她便知道，她曾试图或威胁要自杀。的确，这在某种层面上或许是个好主意，这也是监狱系统为确保安全而设计的所谓“万无一失”方案的一部分，但我也感觉到，夏丽一定是讨厌这种做法的。不仅“上了名册”有种被奚落和羞辱的感觉，而且那抹橙色像移动的信号灯一般，让她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我很确定，夏丽只想做一个无名者，像一抹灰色隐没于背景之中。

我的判断是对的。ACCT名册让她感到极为愤怒，她不止一次将它“不小心”遗落在餐厅和监狱的其他各处，并反复请求将她的名字“从名册上拿掉”。她申辩说，她过去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只是在一时的盛怒之下才说到想要自杀。

监狱和心理健康医疗机构一直都将自杀的悲剧严肃看待，对威胁自杀的行为不敢掉以轻心，就像我在马库斯的案例里所描述的那样。就夏丽的情形而言，工作人员会尤其敏感，因为就在一个月之前，附近一所监狱的一位犯人发生了与此类似的威胁自杀事件，但没有被列入ACCT名册，后来这位犯人上吊自杀，引发了一阵新闻媒体的抨击热潮。在一些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中，自杀被列为“不可能事件”，意即绝不可能发生，这个死命令意味着，如果有一位病人或犯人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当归咎于医生们。这不现实。尽管如果护工做了错误的事情，予以适当批评也无可厚非，但一些在照护中发生的问题是系统性质的而非个人性质的，比如，一位医生在遇到某种状况时，如果没有所需的设备，或专业上不对口，就可能无法很好地处理。犯人自主的暴力自伤倾向和内心的绝望会导致自杀，这与脑中出现一个血块或一块心肌失效是同样危险的，当情况太过严重时，专业的医学人员也没有办法起死回生。我们都知道，心脏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所有心脏外科手术中都把病人救活，同样地，也不是所有想自杀的人都能被精神科医生救下来。

这个问题，是我们社会中大家对心理和身体健康医疗在基础认知上仍旧存在差异的又一个例子。而讽刺的是，要维系心理健康医疗服务（不论是在社区还是监狱）的可持续运行，而且不必承担上述的各种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为心境抑郁和存在风险的犯人提供帮助。一些NHS旗下的受托机构已经决定这么做了，目的就是避免处理犯人自杀事件所导致的法律和社会层面的难题。这意味着，当一个人最需要治疗或最需要倾听的时候，可能无法得到这样的帮助。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令人痛心。

几周后，夏丽和我迎来了第一次像样的谈话治疗，地点是在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这里一般是供“倾听者”使用。“倾听者”是一个囚犯义工团体，他们像撒玛利亚会^[59]所做的那样，向有抑郁问题的狱友提供支持。这个房间的环境算不上舒适愉快，昏暗、狭窄，而且没有窗户。门上有一块小小的玻璃板，漏进一点光，路过门口的人也可以看进来。房间的形状很怪，差不多是一个窄的五边形，所以很难按我喜欢的方式布置座椅，也就是让两个座椅间留有宽敞的空间。还是跟上次在她牢房里那样，我们俩距离很近，面对面局促地坐着。夏丽一坐下来，就把那个让她讨厌的橙色文件夹塞到座椅下面的地上，在我眼里，这个举动表明她不想谈到这个痛处。我在头脑里记下来，要提醒她走的时候别忘了带上。

夏丽这次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运动服，裤子左腿上闪亮的商标，像是在无情地讽刺这个多年来不曾闪亮过的女人。因为在监狱常年光吃不动，她的身体已经变得沉重而迟缓。在同她的第一次见面后，我查阅了更多的资料，看到过她还是一个瘦削的女孩时的照片，而现在的她看起来，已然几乎毫无那个女孩的痕迹。照片里的女孩眼睛睁得很大，下巴抬起，给人一种混合了反叛与脆弱的感觉，这让我想到英国臭名昭著的女犯迈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大头照。迈拉·欣德利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谋杀儿童的恐怖犯罪。欣德利被捕时，她的一张照片铺天盖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照片中是青少年的欣德利，一头蓬乱的已经漂白的金发，一双化着浓厚眼妆的眼睛不自信地盯着镜头。我从未见过她，不过见过她后来在监狱里年老时的一些照片，跟夏丽很像。她那时候看起来很普通，在所有的方面都显得普通，不过她的公众印象已经留在了那张大头照上，仿佛被封存在琥珀里。

我很快明白过来，夏丽心情不好。她开始愤愤不平地抨击那份橙色的文件，说简直是“他妈的荒唐”。然后她喋喋不休地说起来，说她怎么跟一位监狱工作人员起争执，简直想告诉我关于那个人的一切。她的举止和措辞似乎在说，我要是遭遇这些也一定跟她一样。“不让我看书。简直是天才的主意，是吧？他跟狗屎一样，不是吗？他非要管住所有人，这样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真是去他妈的，是吧？”

我让自己不表现出任何情绪，我的感觉也确实如此。媒体会对监狱工作人员有一些刻板化的描述，不过像监狱这样关押犯人的机构，也确实更容易吸引来一些喜欢欺凌别人的人。抛开这些不谈，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多数的监狱工作人员都是善良的，他们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要是没有做好的话会感到挫败。监狱都是一小撮人管理一大群人，这意味着有时候监狱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工作人员的工作很难。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变得更难——监狱系统内员工数量遭到削减，据估计，监狱员工的数量过去10年里被砍了约有3成，这还没算上监狱囚犯人数的增长。在过去5年里，工作人员遭袭事件的数量翻了3倍。^②多数监狱的建筑结构是分块的，每块建筑有侧楼，侧楼又分为小的单元，每个小单元最多住25名犯人，而一个小单元通常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犯人里面可能有的有心理疾病，有的脾气差，有的爱撒谎，有的惊恐，有的抑郁，有的有自毁倾向……有时候所有这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有这些，监狱工作人员都得面对。我想，这需要他们的坚忍和信念。近期认识一位监狱工作人员，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觉得“每个有暴力倾向的犯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渴望从中挣脱出来的好人”。

在监狱的工作中，不论是在女子监狱还是在男子监狱，我不得不同许多监狱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多年来，我发现他们与任何存在等级结构的机构内的人们，甚至与人生中所遇到的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过是好人和糟糕的人的混合。一般来说，他们是需要在当地找份工作的本地人，很多都很年轻，没有接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我也听犯人们讲过他们和监狱工作人员之间各式各样的关系，有的很糟糕，跟那些极差的亲子相互关系差不多；有的也很好，相互尊重、配合。监狱的员工留存率是个问题。一份近期的报告显示，监狱工作人员中，工作年限不到两年的有1/3。我试着提醒夏丽，那个跟她发生争执的工作人员会不会觉得他只是在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试着这么问，是想看她有没有心智化的能力，即能不能理解并认可，他人内心可能和她一样也存在某些想法，或者说能不能“对思考进行思考”。大多数人都理所当然地拥有这种能力，但有些人觉得很难，并可能由此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关于那个工作人员的一番提问，可能会让夏丽做出攻击性的回应，对此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她的回应让我感到惊喜。“我知道。”她叹了口气，松弛了一些，往后靠在了椅子上。这让我感到鼓舞，我帮那个让她反感的人说了句话，却让她的怒气得到了平息，房间内的紧张气氛明显有所缓和。“我在他面前脾气失控了。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夏丽说。这样的说法不陌生，每次我从病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想都是一样的情况：不管是怎么回事，很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了。希望在后续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次谈话中，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在抱怨，抱怨那个“混蛋”工作人员，还有图书馆选书的“狗屎”品位，而我则一直在点头。到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我说，目前为止好像我们聊的都是她的外部事件，而没有聊到她头脑或者说内心里的想法。她吃了一惊，不得不想了一小会儿，不过马上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说她知道得想办法控制自己的许多愤怒想法。“愤怒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我问。不带任何停顿，她说：“热。愤怒来的时候，感觉像恶龙的吐息。”她这个表达与之前大不一样，这勾起了我的好奇。我立即觉得应该把这个转变默记下来，稍后再仔细琢磨琢磨。她说的恶龙是谁？是在她心里的什么东西，还是在她周围的某些人？

接下来的一周，夏丽准时来到我们的会面室，但她再次退回封闭的状态，看起来情绪低迷、沉默寡言，眼睛只是看着她穿拖鞋的双脚。她坐下来后，是漫长的沉默。终于我先开口说了话。我问她，这次不跟我说话，是不是因为感觉不舒服。她瞧了我一眼，说：“这样很蠢。心理医生（shrinks）完全没有什么用。”我想她这是在试探我。shrink绝对不是什么好词，据我所知，任何一个精神科医生听到别人这么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不被尊重或者被瞧不起。我不清楚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但它会让人联想到把干缩的人类头颅当成战利品，这可不会让人觉得舒服。^[60]夏丽的用词让我猜想，她会不会把精神科医生视为敌人。我把这个疑问同恶龙一起暂且存在心里。我的工作实在不是替我的职业尊严辩护，而且毕竟我也得承认，此前她曾跟多位精神科医生打过交道，这些经验的确让她觉得他们“对她完全没什么用”。于是我试着问她，她这么说精神科医生是不是因为觉得没有希望。她把眼睛眯了起来：“我为什么要有什么狗屁希望？这就是你对我的指望吗？”此刻她对我在想什么做何想法？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们这些人……我应该悔过，是吧？不好意思，我不会。那会儿我还很小……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我也不为那件事情觉得有什么难过。不好意思。滚开吧。我不会装模作样配合的。”

这就难办了。她足够聪明，在监狱系统里也待了足够久，因此知道，许多法医和监狱的专业人员，的确是将犯人表现出悔过，视为其未来犯罪风险有所降低的一个信号。甚至，“犯人表现出悔过”作为风险降低的一个指标，被写在了假释评估的表格上。这个想法似乎不错，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是成立的。或者更准确地讲，已有的数据表明，与成功降低犯人犯罪风险相关的诸多因素中，悔过表现算是最不重要的那些之一。这一开始让我感到意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确目睹了许许多多相关度更强的积极因素，如亲社会的态度，寻求关心和帮助的积极意图或行动，以及犯人真实地理解到，要让未来的生活有所改变，想法的改变是必要的。在我的经验里，相较悔过而言，后悔是犯人更可能产生的感受。比起“悔过”，“后悔”不那么针对个人，情感上的强度也要更小。它也可能更实用，因为可能成为犯人做出新选择的一种动力，作为一个动词，它也暗含着“改变”之意，而为了形成一种思考和行为的新方式，采取行动以有所改变是必要的。

我从未向她提到过“悔过”这个词，有趣的是，她把她自己的想法安到我的身上。有可能在某种层面上，她想要感到悔过，因为她知道她应当如此。有可能她因为某种焦虑而感到愤怒。这个焦虑就是，我此前一直将她看作过去的那个夏丽，那个在褪了色的大头照片中的年轻女孩，而不是如今这个成熟的女人。另外，她认为悔过是有期限的，这个想法也让我觉得有意思，我想可以等后面再回过头来谈这个话题。此刻，我先确认接收到了她的这些想法：“好的，我明白了。你并不真的感觉到悔过，你想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悔呢？你后悔吗？”

“当然！”她仍然是愤怒的，不过我想不是针对我的。“我不知道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然后突然间，她接下来把我带到了杀人案发生的那一夜。夜色降临，我跟着她进入那个公园。她跟在其他同伴后面跑着，光着脚你追我赶地跑过草地，她跑得晕晕乎乎，肚里饥饿。她用生动的语言向我描述，当时团伙的所有人都默契地一拥而上，向那位年老的流浪汉倾泻着愤怒和厌恶，而她则仿佛被“席卷”一般加入其中。有人夺走他的酒瓶，有人从他紧攥着的手里拽走睡袋，而他向大家求饶——这时，她与另一个大些的女孩，一个她尊敬的女孩，一起把他推倒在地。他的头磕在了石子路面上。她听到一声可怕的响声，随即看到有血从他耳朵里流出来。不过她跟我说，她感觉所有这些都好像跟她没有关系，“像是在看一张照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回忆起这一段时，她注视着我的方向，但视线又越过了我，目光没有焦点，脸上没有表情。“他就躺在那儿，你知道吗……好像有点抽搐，然后……他死了。你永远回不去了。永远不可能了，永远不能。”她重复的话语让我想起李尔王。他怀里抱着可怜的考狄利娅，轻轻摇着，悲痛地念叨着：“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61]这些词语仿佛是以极其简洁的方式展现了心脏跳动的节奏。老王李尔所面临的毁灭性的事实，也正是夏丽此刻所讲述的：人死不能复生。

我感觉到，将要进入并探索夏丽的内心世界了。我注意到，她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一边是她认为自己不得不使用暴力，以应对生活事件，并获得好的感受，另一边则是她感到无法摆脱的无助与绝望。这种游移，我在那些童年期遭受了严重创伤和不幸的病人身上经常看到。我将暴力倾向和被动性这两个极端，理解为两副不同又有用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persona）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本义是“舞台面具”，这个把人格比作面具的比喻非常有效，描述了人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的运作方式：我们会武装上或卸下不同的心理特质，以灵活应对具体出现的情感刺激。因此，莎士比亚会在戏剧中直白地把人生比作舞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所有“卖弄又不安”的男人和女人们“不过是些演员”。^[62]

我想，她“暴力的夏丽”这一假面反映了她其实信奉所谓的“公正世界理论”（Just World Hypothesis），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他发现人们太容易相信一种逻辑，即有福的人配得上他们的福气，而受害者也活该受害，或者简而言之，好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坏事发生在坏人身上。^[63]这种“罪有应得”式的想法如今依然盛行。这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受害者会变成犯罪者——这种转变在法医领域是反复出现的情形。夏丽，或是其他一些像她这样的犯人，将他们所遭受的虐待和创伤内化，从而建立起一种信念：自己既然已经被排除在一个发生美好事情的世界之外，那么就创造更多的“坏”好了，而与此相关联的丧失、被抛弃和嫉妒的感觉，则不幸地成了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动力之源。他们可能还感觉到，需要对他人施加更强的控制，以保护他们免受生活中的“坏”的伤害，以及那些“好人”会加诸他们的惩罚。

她的另一个假面“被动的夏丽”，则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比她有更大的权力和主动能力。在这种想法下，她会觉得自己不需要对任何事情负责。“我不知道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在具体讲述埃迪被害的整个过程之前，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如果真像她所说的那样，她只是被“席卷”其中，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她就可以免于面对不好的感受。都是团伙干的，是那个姐姐干的，对她来说，这一切都不真实，“像一张照片”。我理解这样的自我叙述让她免于感到羞愧，也可能是她得以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我开始想到，她那次在监狱工作人员面前的自杀威胁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之所以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她长久以来都靠着相信这样一个故事才得以压抑住那些不好的感受，从而维持住心理平衡，直到这一平衡最近被打破。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继续定期见面，她能够越来越积极地谈她的感受，还有谈她过去的人生。从一次次的会面来看，她的情绪状态仍不稳定，不过我已经能越来越好地评估她戴上的是哪副面具，并在她每次一走进会面室时，就先跟她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聊到了她的一些别的生活故事，我也饶有兴趣地听她讲了许多从书中读到并且喜欢上的虚构故事。一次会面，我向她提起，我跟她在牢房里初次见面时，曾问起那本维克拉姆·塞特的小说。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那本书来读吗？不过那天她是“被动的夏丽”，她耸了耸肩，甚至都不情愿为她读书的选择负起责任。这时，我向她推荐了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表示她可能想读一读。我知道，这部小说将会让她有非常强烈的共鸣，可能会让她感到不快，因为小说讲述了一伙男孩共同犯下了一桩谋杀。^[64]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小说将有助于我们的治疗进展。

夏丽没有对我的推荐做回应，我也没有多问。又到了下一次的谈话治疗。见面一开始，她就处于活力模式，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那天早上在侧楼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犯人跟一位工作人员吵了起来，最后大喊大叫，导致自己被取消了所有特权福利。她边讲边轻轻地笑，滑稽地模仿了那个女人在意识到自己陷入的麻烦之后无可奈何的狂怒，夸张地哭喊道：“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没有笑也没有说话，于是我们俩之间是一阵尴尬的冷场。“怎么了？”夏丽问道。“你在笑，”我说，“但你讲的可能是一件让人难过或者觉得可怕的事，不是吗？”夏丽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把看着我的目光挪开：“我知道。”“今天早上你在一旁看着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夏丽？”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把目光又挪了回来：“其他人就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不是吗？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难道不是吗？我在跟工作人员大吵大闹的时候，这并不好笑，对吗？”她决心把这个新的想法理清楚，我等她继续说下去，她的头脑处理这个想法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看着她，你知道吗，她扔东西，冲着那个工作人员咆哮，想上去踢他，然后我在想：‘你这像什么回事？你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却在任性地发脾气！’然后我又想：‘你这么发脾气……你肯定是个小孩子。一个淘气的熊孩子。’然后……”她的话音变弱，停顿了会儿。“然后？”我推了她一把。

“然后我就想，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我是说，你看看我。我现在都快50岁了，对吧？”她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整个人不安分地站着，就好像她是一个成年人是件令人振奋的事。“我的真名叫夏洛特，你知道吧，但从小时候起一直被人叫夏丽。那不是一个成人的名字，对吗？然后我砸了牢房的那天，跟我吵架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也叫我夏丽。还不止，他当时叫的是‘夏丽女孩儿’，比如他会说‘放轻松一点，夏丽女孩儿’。我想是这个点让我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

“然后就让恶龙跑出来了吗？”她之前讲到的那个关于恶龙的比喻，已经成了我们谈话中的一个代码，表示某种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吗，你推荐我看的那本书，讲那些在岛上的孩子的那本书？那些男孩子，身边没有成年人可以控制住他们，问题就在这里。它让我在想，也许，如果我是一个成年人的话……我是说，我就是一个成年人！那么如果发火的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你知道吧，而不是失控，就跟今天早上那个没脑子的泼妇那样……那就像一个该死的小屁孩。”

这个进展有点大，然后我想看她还能不能做到更多。我问她，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她控制自己的，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更像个成年人，我问她有没有任何想法。她不带一点迟疑地回答道：“我可以叫自己真名，不是吗？夏洛特，不是夏丽。而且跟每个人说都这么叫我。这样会有用的，对吗？”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但确实很有道理。我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说我也可以这么叫她。她坚决地摇了摇头，这明确的态度竟让人感觉有些可爱：“不，不，你不一样。在这儿我想既当夏丽又当夏洛特。可以吗？”“当然，”我内心非常感动，说，“那自然很好。”

在之后的几次谈话治疗中，我们又谈回到了《蝇王》。她主动告诉我说，读这本书感觉很痛苦。当我们聊到故事里的男孩们杀人的那种兴奋感时，她哭了。这让她讲起当时她和团伙一起对埃迪施暴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兴奋”。这部小说在情感层面的真实，帮助她更清晰地谈到诸如后悔之类的感受，同时也让她表达出当时的某种无奈，即她感觉到自己当时不可能违抗她的同伴们的意志，否则自己就崩溃了。

在跟夏丽——或者说夏洛特——第一次会面时，我发现她喜欢看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蝇王》，觉得跟她有关系。在决定向她推荐之前，我的内心斗争了一阵子，想着要不要冒这个险，因为这本书可能会让她感到沮丧。现在我感到很高兴。伟大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曾在诗中将诗比作“救命的栏杆”（a redemptive handrail）^[65]，这个比喻很棒，对我来说，甚至也适用于所有伟大的文字和故事。很明显可以看到，夏洛特也体会到了同样的东西。

她说起小说里面一个主要角色的绰号“小猪”（Piggy），很显然这让她觉得很讨厌。“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名字？那个名字真他妈蠢，他是怎么想的？”一开始我感到有点困惑，这看起来是一个过分的批评，但听着她继续讲，我突然捕捉到她愤怒中流露出某种伤痛。我当即问她：“你是怎么被人叫夏丽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泪水顿时涌上了她的眼眶，她一时不能说话，需要先稍微让自己平静下来。随后她告诉我，小时候她也一直被人叫夏洛特，等到发育期的时候，她的两个继兄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夏丽”。他们开始取笑她，说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因为没有胸，说她看起来像个男孩，应该有一个男孩的名字……^[66]“然后他们开始对我动手动脚……”说到这里她变得结巴，然后不再往下说了，很明显她感到不舒服。我很强烈地感觉到，她正在我面前切换为“被动的夏丽”，当我问她想不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她只是生硬地回答说“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就是夏丽了”，然后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轻轻耸了耸肩。“但你现在可以做出选择了。”我跟她说。我想让她明白，没有人可以替她做决定，除了她自己。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中有些吃惊，承认我说的是对的。她此前已经做出选择了，决定夺回自己本来的名字。

“一个名字里有什么？”确实非同小可。它是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语言，意味着我们希望自己给他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永远都是重要的；而在我的工作中，名字也是我会反复谈到的话题。与“夏丽”相关联的童年经验，让她处于一个精神遭受创伤的境地中，以致她任由他人支配，要么服从，要么做无谓的挣扎，再没有别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讲述又有了一个语言上的变化：她话里带的脏字逐渐变少了。脏字对她来说仿佛是种万金油的表达感受的方式，而她开始越来越谨慎地选择措辞，在说话之前会先试着想一想怎么说比较合适。一天，我们再次谈到埃迪的死。我鼓励她试着向我表达出她的感受，说她怎么说都无妨，没有所谓对的或错的回答。她想了会儿，然后主动告诉我，她觉得他的死让“她的心黑化了”。这个想法自然流露出某种可怖的气息，不过她这么表达让我觉得是个好兆头。她并没有说“它让我心碎”，这是一种更常见的说法，多少属于不那么诚实的套话；她想到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表达她的感受，是种内部发生腐烂的感觉，这也初步证明了她开始走心了，也开始表现出创造力和发生转变。我们的治疗目标，一直都是看能不能帮助她从监狱系统中“脱离”出来，而此时我们明白，这可能需要将她的某个部分剥离掉，即剥离那个不再有用的人格面具。那天同她分别的时候，我颇感到一些乐观，我相信她未来能够重整她的内心世界，抛开那些在她的成年生活中已经不再适用的属于旧的自己的诸多方面。

很快，她就具备条件提出新一轮的假释了。在最后的几次谈话治疗中，我们开始谈到她在假释听证会上会说些什么，以及她将向别人怎么说跟我进行的这些治疗，因为我有职责向假释裁决委员会提供一些反馈。她说，她觉得最合适的说法是，她在心理治疗中“长大”了。我表示同意。她还希望，如果被允许离开监狱回到社区环境当中的话，她能够继续做心理治疗，以帮助她“更好地面对外面的生活”。说到这里，我们互相示以微笑，我知道这意味着她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也是她的安全感有所增强的信号——她不再认为寻求帮助是一种表明自己软弱的事情了。这时我想到，她过去迟迟不能取得进步，不能“脱离”监狱，可能是因为她除了监狱之外再没有别的庇护所了。我想到小时候的她，每一次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时，都发现迎接她的全是危险，因此她会摧毁或者干扰自己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的能力。她几次三番在考察期被召回监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她在自己的牢房里闹脾气——此前我说过，这是因为她在面对管控时的挫败感——也可能属于这一模式。她那次闹脾气，可能是因为感到了恐慌，因为跟我做心理治疗以“脱离”监狱，这可能真的会让她变得自由，这个想法让她感到害怕。

夏洛特告诉我，她以后可能会试着实现她曾经对工作的展望，即照顾残疾人，或者照顾老人也行。她还小心地表示，这可能也是对“我过去杀害了埃迪”的一种补偿方式。她能够用这么主动的话来为自己的罪行担起责任，这同她那个“黑化的心”的比喻一样令人鼓舞。能有赎罪的意识并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是很重要的，而未来能够兑现诺言并坚持下去也同样重要。而我希望她未来能够做到。最后分别的时候，我向她表达了最好的祝愿，郑重地说：“再见，夏洛特。”我至今仍记得她那张绽开笑容的脸。

[52]缓刑服务署（Probation Service）是英国一个刑事司法部门，核心的工作就是评估和监管回到社区的罪犯，确保社区安全，同时帮助罪犯进行有效的康复，以使其能够重新开始社会生活。

[53]海德拉（Hydra）是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怪物，最后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击败。

[54]这部小说讲了一个适婚女孩在母亲的参谋下寻找一个如意郎君的故事，设定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印度，近1400页，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成同名剧集，于2020年上映。作者是印度作家维克拉姆·塞特（Vikram Seth）。

[55]移情（transference）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一个名词，也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心理治疗中，移情指病人将自己早年经历中对与自己相关的重要人物（如父母亲）的无意识情感和愿望投射/转移到治疗师身上。移情现象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作为修辞手法，移情指将人的情感寄托于事物之中，借物抒情，同心理学的移情一样，都有情感发生转移的特征。

[56]刑事损害（criminal damage）是英国一项刑事罪名，指无合理理由损毁或意图损毁他人财产，或对损毁后果疏于注意。刑事损害行为也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如纵火则可以纵火罪对其提出指控。

[57]蛇梯棋（Snakes and Ladders）是一款棋牌类游戏，梯子能让玩家前进，更快靠近终点，蛇则相反，让玩家后退，更慢靠近终点。

[58]罪犯管理人（offender manager）是英国司法系统中的一个角色，通常为政府性质的国家缓刑服务署（The National Probation Service, NPS）或私人性质的社区康复公司（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ompany, CRC）工作，职责是对服刑的犯人（无论是在监狱关押期间还是假释期间回到社区康复期间）的风险和需求进行评估以做出服刑安排相关决策，必要时需提供帮助或干预。英国政府于2021年6月终止了与全部CRC的合作合同，相关工作全部移交给政府新成立并运作的缓刑服务署。

[59]撒玛利亚会（Samaritans）是英国一个慈善团体，为那些抑郁甚至想要自杀的人提供援助，方式主要是提供热线电话，让他们可以有人谈心。

[60]“shrink”一词本义是缩小、缩水，俚语中用来指心理医生，带调侃和贬义。这个词来源于北美，全称是headshrinker，意为“干缩头颅的人”，即如作者所联想的，是把战胜的敌人头颅砍下做干缩处理后当作战利品保存起来的人。据韦氏词典，“headshrinker”这个词最早使用是在1950年，最后经延伸、演变，被用来指心理或精神病相关领域的医生。推测其流行与外行大众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肤浅而偏颇的认知有关。顺便一提，中文语境中，“心理医生”是个不正式的说法，正式的说法只有“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

[61]这一场景出现在《李尔王》结尾，李尔王怀抱着已经死去的三女儿考狄利娅，绝望地呼号，说完便也死去。完整台词是：“你永不能回来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

[62]《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在听闻王后死了之后，麦克白有一段独白，其中把人生比作舞台：“人生不过是一道行走中的影子，一个可怜的演员登上舞台，卖弄又不安地度过片刻时光，在悄无声息中黯然退场。”

[63]这种说法接近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朴素善恶观逻辑，但大有不同，因为在因果逻辑上是相反的。善恶观逻辑更多是从善恶的举动出发表达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公正期待，而公正世界理论则是反过来，从结果粗暴地推断出原因，实际上就是受害者有罪论，主张一个人在世界上遭遇的一切好坏都是公正的、应得的。这个说法有显著的逻辑漏洞与虚无主义倾向。

[64]《蝇王》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讲述了困于一座荒岛的一群6到12岁的男孩所发生的悲剧故事，从儿童的视角探讨了人性之恶。

[65]出自她的诗作《有些人喜欢诗》（Some People Like Poetry）。

[66]夏丽的英文是Charlie，是英语中一个相当常见的男孩名字，即“查理”。也被用作女名，但更常见是作为男名。

①Prison Reform Trust (2019) ‘Prison: The Facts. Bromley Briefings Summer 2019’. 档案原文见: http://www.prisonreformtrust.org.uk/Portals/0/Documents/Bromley%20Briefings/Prison%20the%20facts%20Summer%202019.pdf.

②监狱改革基金会的这篇报告中可以看到更多细节。也可参见2007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监狱中女性的报告，来自让·科斯顿男爵（Baroness Corston）: http://criminaljustice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Corston-report-200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