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DAVID

我把自己的诊疗室分享给其他治疗师轮换着用。这是个宜人的房间，温暖、明亮，但我喜欢它，还有一个原因：这里的环境跟监狱和医院的房间大不一样。这里有各种装饰品，墙面并不是那种统一粉刷的暗淡白，而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锁和警报器，不用总是留心有没有危险。这些天，我降低了自己的工作负荷，不过，在一周里依然会有几天，我会以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在NHS下属的有安全防护的环境中工作。此外我会写写东西，做做教学，偶尔接一些与民事法医相关的工作。在非常偶尔的情况下，我也会私下接诊病人。跟NHS内的大多数医生一样，我也没有自己开诊所执业。我想这跟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大都拥有一家私人开的商业化心理治疗诊所，同时，他们也可能隶属于某家医院或其他类型的医疗机构。NHS并没有不让我们私下接诊病人，但一天只有这么多时间。而且我也更喜欢在国家系统内工作，帮助那些没有条件寻求私人诊疗的病人。

我的新病人大卫是邻市的一位社区家庭医生，是我的一位同行转诊到我这里的。我之所以答应见他是因为，如果我真的私下接诊，接待的病人通常会是医生同行。医生同行很难寻求这方面的帮助——之所以如此，有一系列其他的原因，后面我还会讲到。我不提供长程治疗，一开始我就会告诉病人这一点。我会先做一次评估，然后做有限次数的心理治疗，之后如果有必要，我再把病人转给其他治疗师。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是因为我习惯于让法医工作时间和之外的时间之间保持确切的边界。我前面也提到过，我一直都很感激有安全防护的机构周围的高墙，这给我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让我在每一天下班之后，可以把工作抛在一边。一般来说，如果找我私下接诊的病人同意做短程治疗，我发现几次见面也就够了。就像一位来找过我的外科医生所说的，他感觉“脑子有些乱”，之后加起来一共只用了几小时，就足够帮他把头脑梳理清楚。

大卫来的那天上午，我不见其人却先闻其声。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停车场。我正静静地坐在房间里等他到来，突然听到车门砰地关上的声音，被吓了一跳。接着我听到踩着碎石路匆忙走过的脚步声。我听出来他正在打电话，电话就要打完了，听上去不是一通愉快的电话。片刻，这个声音来到了前台，变得模模糊糊，听上去是个男中音，让我想到歌手或者士兵。声音又近了，我听到响亮的一句“不用，她知道我来”，接着门上便响起三下迅速的敲门声。我还没来得及起身，他就开门进来了。

“大卫·×。”他介绍自己，麻利地甩出一只手来跟我握了握。他个子并不高大，但架势仿佛挤满了这个小空间。他握手很有力量，笑容很职业，只是眼睛似乎没有笑。他的衣着表明他是注重自己外表的。他穿了件挺括的白衬衫，外面是件高档的蓝色夹克，夹克胸前的口袋里，微微露出一方有图案的丝巾的一角。他额头很高，上面盖着许多黑白相间的鬈发。跟他的身体比起来，他的头看上去有点太大。随后我确实感到有些“头大”——我想，之所以一开始就会有这样的联想，或许是因为大卫在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表现出来了一种“满不在乎的乐观”架势。

“今天过来，是因为什么事情？”我问他，一边拿起本子和笔，又补充说，“我要做点笔记，这样免得忘掉重要的东西。可以吗？”他摆了摆手，表示不仅可以，而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必要问。他自己也是一位医生，很清楚行业的规程。“贾尔斯在转诊单上具体是怎么说的？”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一种反感，这可能反映了他难以接受当下的这种身份转换，即以医生的身份坐到病人的座位上——或者，也可能只是对他的社区医生说了些什么有些担心。跟一位新病人见面时，开头的这几分钟总是会有丰富的线索，但这也会让我有点懊恼，因为当下来不及对这些线索多加处理。我回答他说，他的社区医生提到了抑郁症。大卫摇了摇头：“不是的，我并不认为是那样。问题不是我的情绪，是睡眠。情况其实很简单：我有睡眠问题，他给我开的那些抗抑郁药没什么用。”我问他，这个问题有多久了。他跟我说“几个月，或者可能有一年了”。我在心里默默皱了皱眉。对任何真的只是有睡眠问题的人来说，这个时间都太长了，这让我觉得，大卫的问题可能有点复杂。“转诊单还说到了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这些跟缺觉有关吗？”大卫茫然了片刻，然后让我意外的是，他呵呵笑了笑，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不带感情的轻笑：“他总得说点什么，是吧？”

他注视着我，就跟到了这里之后第一次看到我一样。“是我特意让贾尔斯把我转给你的，阿谢德医生。我是有一天开车进市区，在开车的路上从广播4台听说你的。你挺有名气的，不是吗？”近年来我做了一些公开讲座，主题主要是关于我跟谋杀犯罪者打交道的那些工作，这样我就被媒体行业的几个人注意到了，随后便开始时不时被邀请上节目做专题讨论，谈我的法医工作。我不介意做这样的事，不过这属于工作所带来的预料之外的内容，而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大卫这么讲，并不是真的要我做出什么回应，不过，他需要这么讲，表明他可能感到紧张，可能是试着用一些带点恭维的话来跟我拉近关系。“他”的心理医生有不有名，或是不是被人推崇，我也并不觉得对他来说真的重要。

他接着说道：“……有谁工作上没有点问题呢，嗯？我是说，这要看我们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压力。NHS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们就是最后留下来收拾残局的。谢天谢地我快退休了。做这个工作需要有点大心脏，你觉得呢？想一想觉得，我们真不是一般人。被逼出来的。”说完，他跷起二郎腿，给我摆了一个微笑。我敢肯定，他一定觉得这是个迷人的微笑。而且我再一次感觉到他想要恭维我，或同时也想向我释放他的魅力，他把“我们”说成是特别的，是因为他需要这么做。所有这些话都带有某种支配欲，而我发现，自己心里面不自觉地想要远离他。当然，我知道这种感受在临床层面是重要的，意味着他心里的某样东西也戳到了我。话说回来，我会时不时私下接点这样的活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把像这样的一些反应，跟有类似经验的同行进行讨论，这对我的思考有帮助。在布罗德莫尔医院或监狱这样的机构中工作时，甚至在配合缓刑服务部门或法庭工作时，我跟其他人是协同工作的，而在私人接诊时，我是独自一人。在跟大卫的谈话中，我能够做到保持客观中立的表达，也依然可以通过肢体语言、眼神交流，通过仔细倾听和提问，来传达出我的关切和友好，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意识到，我希望自己能摆脱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也很有意思。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并不真的想出现在这儿——或许他跟我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尽管表面上他表现得亲切友好）。为什么我们俩都这么想离开这个房间呢？或许是因为我们聊到了一些让我们都感到不安的感受和想法。他的行为姿态让我反感，而且我想，他关于NHS的那些话，或许也让我有些心烦。他说得没错，NHS在多年的经费削减和结构调整之后每况愈下。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对任何一个在其中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不痛快的。我还不得不猜想，他的话是否也戳到了我关于个人未来的某些忧虑，毕竟我们年纪相仿，也在同样的行业。跟已经过去的职业生涯比起来，我们未来剩下的时间少得可怜，不得不去想这样的事实，确实也让人有些难堪。

有句老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医生当不了好病人。^[115]尤其是当心理方面的病人就更是如此。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在我们医生群体中，抑郁症和药物滥用的发生率比起其他职业群体要更高，相应也带来更高的自杀风险。我接诊过一些像大卫这样的社区全科医生，他们被要求什么都懂，为所有病人提供治疗，这意味着巨大的工作负担。他们确实经不起“脑子有些乱”。“乱”对大多数医生来说是注定的。我们学医时就被强调要有科学的严谨性，以及需要有自我掌控能力，意志力和可靠性对医生来说是宝贵的品质。我们被教导要像一位船长，应该时刻掌舵，工作没有完成就不得离开甲板。成为一名医生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永远不要请病假，因为这相当于整个团队宕机，或者可能会被视为软弱。就像美国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关于医生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过是一个人类/尽力去修好另一个人类。”^①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对医生的心理治疗需求有兴趣。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就是一名医生，不得不跟自己内心时常遭遇的困境搏斗。我也很清楚，我们要为自己的心理问题寻求帮助有多么困难，甚至都腾不出来时间。我自己接受过至少10年的心理治疗，部分是因为生涯早期接受的职业训练有这样的要求，但这也帮助我更加了解“我是谁”，以及更好地理解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曾与抑郁症做过斗争。2010年，我接受了正念认知疗法（min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的训练，这一疗法经常被用来治疗慢性抑郁症。正念是一种基于佛教传统的冥想实践，我要是早一些接触到它就好了，因为我发现，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职业层面，正念都相当有用。我判断这些实践也能让其他医生同行受益，因此在那以后，我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同行（其中有一位是佛教僧人，也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一起，组织起了一年一度的“面向医生的正念实践”训练营^②。

我为医生同行提供心理治疗的兴趣范围，还延伸到了帮助那些在经历痛苦挣扎之后陷入真正困境的同行，他们正处于打破规则或社会常规的临界点上。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医生同行们一向被认为亲社会、乐于助人，且以跟他人合作的方式谋生，他们究竟是因何而决定“黑化”的。多年来，我见识过各种压力因素是如何影响医生的心理健康的，这让他们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导致工作不可避免地变得言行不一。有那么多电视剧是以麻烦缠身的医生作为主角，完全不让人意外。

在职业生涯早期，我目睹了一些同行在职业发展方面历经挣扎之后的遭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拿到法医精神科医生的执照后，我为英国医学总会（也就是发放医师执照和负责医疗监管的机构）做评估的工作，在他们的医师从业实践合格委员会（Fitness to Practice Panel）待过一段时间。英国医学总会有权让医生停职，或者说把他们“砍掉”——这是个有些残忍的说法，表示他们的执照被吊销。在这个时期，我有幸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去美国跟着一些美国同行实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他们正在开发的针对医疗专业人士的心理疗法。我所观摩学习的这些治疗团体，其成员主要是丢了执照的医师，他们需要完成一些治疗项目才能把执照拿回来。要重新上岗执业，他们必须支付一些治疗费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看到费用的金额时所感到的震惊。和现在一样，当时的NHS就有一些为医师免费提供的心理治疗支持，不过不提供一些人可能需要的长程心理治疗。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论背景有多么不同，专长的领域是什么，医生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来不会及时寻求心理帮助。对一些医生（我想我可能一度也是其中之一）来说，起初选择学医，似乎是一种让自己不再脆弱的方式，就好像当了医生就不会当病人了似的。

医生不寻求心理帮助，还有一个务实的原因：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行医执照。如今，英国医学总会是一个以保护公众权益为最高宗旨的机构，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一名医生可能没有“一双可靠的手”，医学总会都会积极做出响应。这种工作重心的变化，部分是由哈罗德·希普曼（Dr. Harold Shipman）医生一案所推动的。2000年，哈罗德·希普曼医生被判定杀害了他的15位老年病人。这一案子吸引了巨大的国际关注，尤其因为它与美国差不多同期的另一个案件高度相似，即迈克尔·斯旺戈（Michael Swango）医生一案。这两名医生都被各自的国内媒体冠以“死亡医生”的称号。在英国，警方针对希普曼一案后续又展开了引人注目的公开调查，确认希普曼犯下的谋杀案累计超过200起。历史已经反复向我们表明，黑天鹅事件可能给我们带来庞大到多么不相称的恐惧——在希普曼一案之后，社会上产生了对医生群体的大规模声讨。

由于所有这些阻碍的存在，许多医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就不奇怪了。不过，在大卫这个案例中，他先是找了社区医生，然后要求把自己转给一位心理治疗师，而且不是随便哪位治疗师，而是他自己认为适合自己的一位——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么认为。虽然主动做了这些，但到我这里之后，他跟我说他只是累了，而不是抑郁。他的行为举止是积极向上的，状态是平静的。由于他否认自己患有任何疾病，我想我们需要从医学的语境中撤出来，去聊聊他的个人经历。于是我回到了自己最喜欢问的问题上来：“如果说这是个故事的话，是从哪里开始的？”

大卫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手表，仿佛在担心要讲故事的话时间不够。对我来说，让停顿延伸为一段沉默是个重要的过程，这样他总得打破沉默。过了一两分钟，他开始讲了起来。两年前，他多年的婚姻结束了。妻子离开后，他开始做可怕的噩梦，而且梦慢慢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他每天晚上最多只能睡很少的几小时。“没法休息，”他说，一边摇着头，“没法休息。”他承认，这让他在工作中变得“脾气有点不好”。“那种感觉你知道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你发毛。而且我们那个该死的行政部门的女同事总是围着我转，她叫海伦，总是问我要这个表格那个文件，要些行政垃圾……”然后他以同行的身份向我寻求认同，“你不会烦这些东西吗？”我没有回答，虽然我确实跟所有人一样，不喜欢流程文件一类的工作，“然后，你知道的，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他没有细说，我就不知道他说的“一件事”是什么，也怀疑他工作上的问题是不是只限于跟这一位女同事之间。

我还想知道，包括这位女同事在内，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忍他忍不下去之后开始抱怨他的——在医疗专业人员之间是存在团队精神的，这意味着大家的善意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耗尽。我一下子想到，或许他的病人也开始对他有不满了，而且或许，寻求心理治疗根本不是大卫自己的决定。我直接问他情况是不是这样。他坚称不是，说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婚姻结束这件事上迈过去，然后摆脱掉那些该死的噩梦，这些梦跟这件事肯定有关系。“哦？能跟我讲讲梦到了些什么吗？”我问。他不愿意回答：“都记不得了。我说不上来。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医生。”每个人对梦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就像我在托尼的案例中提到的，用传统的精神分析的方式对这些梦进行解析，并不属于我的工作。我更感兴趣的，是大卫“说不上来”这个事实。是什么东西让他不愿意说？我做了笔记，然后问他，在睡不着或者被噩梦惊醒的时候，他都怎么办。“我就是尽量摆脱它，跟你一样。起床，喝点东西，上网。等天亮。”

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大卫问我，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我提议说，我们再约6次见面，接下来的6周每周一次，然后看情况。我们定下来见面的时间是在每周哪天、每次几点，然后他起身准备离开，对我抽出时间表示感谢，然后说：“你这么专业，我肯定可以有很大进步的。”我心想，这句话里是不是带了一丝讽刺？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就转身出去了。我看了一眼挂钟，发现他高效地提前几分钟结束了这次谈话。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部队的士兵学员，得到了长官解散的命令。

接下来的一周，他没有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赴约。我在办公室里等，还去窗户前往外看，但他没有出现。“他打电话了，说赶上什么事情了来不了。”我们的前台告诉我。这就有意思了。我想他目前并不需要工作——转诊单上注明的是“休假中”——所以肯定不是赶上急诊。更大的可能是，跟我敲定治疗计划之后，他开始有点不情愿参与到心理治疗的工作中来。不过，再下一周，他又准点到了，甚至早到了几分钟。他像风一样轻快地走进来，笑容满面地向我表示歉意，然后开始解释上周为什么没来。他说，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上周那天他正离开俱乐部要来见我，不巧碰到了我们当地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跟他是熟人，请他坐下来一起喝点咖啡。跟这位议员在喝咖啡的人是——说到这儿，大卫把音量放下来，几乎只动嘴不出声，说出了时任副首相的名字。我想我这会儿应该表现出惊叹的神情。“这我就不太好脱身了，不是吗？‘实在不好意思，老兄，我必须去见我的心理治疗师。’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来了。今天打算聊点什么，医生？”就这会儿来说，他给我的印象是多少有些热情过头了，就跟刚喝了酒似的，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我不会过多追问。

我提议说，这次我们可以聊聊他的人生经历。我想了解他的童年时代，他的成长故事，不过他从比较近的过去开始讲了起来，讲他的银婚纪念日^[116]。他说他们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花了我大血本，我跟你讲”），地点是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高档餐厅，有晚宴和舞会——“黑色领带，该有的都有”。他提到了他们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各自带着新组建的小家庭来参加这场聚会。一个是女儿，生活在威尔士；另一个是儿子，从康沃尔（Cornwall）郡赶过来。不过关于两个孩子，他没再多讲什么，也没有提孙子孙女们的情况，甚至没有告诉我他们俩叫什么。他顺带着讲了一句，说“他们很爱康妮”。康妮是他妻子的名字。我在这句话里察觉到了一丝悲伤，让我想到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中的安德鲁·艾古契克爵士（Sir Andrew Aguecheek），想到他那句感伤的台词：“我也曾给人爱过的。”

大卫详尽地描绘了聚会安排的各种细节，比如，各方的致辞，他提前订的上好的法国红酒，还有他当着大家的面送给他妻子的那条蒂芙尼项链。“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你知道吗，非常好。幸福的大家庭。然后……砰。”几周过后，康妮收拾好行李走掉了。他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不好意思，你是说她什么都没解释就离开了你吗？”他把头扭开，然后耸了耸肩，跟我说他妻子突然有一天跟他宣布，她要去加的夫（Cardiff）^[117]生活，跟女儿一起，跟孙子孙女们一起。“那样很好，”他说，“很好。”我向他表示我有些困惑。事实上，那是一场情感相当强烈的对话，他却狡猾地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你看，我们没有第三者，你是不是会以为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外面都没有人，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有隔阂了，可能。”我只点点头，等他接着说。他注视着我，眼神里透出某种恼火的意思，因为我没有回应。然后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双手勾在一起抱住后脑勺往后一躺，双腿往前伸出去，眼睛望着天花板：“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你讲的吗？”这时他听起来有些厌烦了。我问他想不想讲讲两个孩子，比如，他们对父母分开是怎么看的。“我说不上来。”又是这种话。是什么东西让他不能往下说？他自己知道吗？

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景象有些令人担忧。一个年近60就快要退休的男性，不论他承不承认自己抑郁，都不影响一个事实：处于这种处境中的人，从统计的意义上来说，自杀风险是相对较高的。一些医生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有相当高的认同度，于是退休成了一个大问题。对他们来说，退休似乎不只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他们一部分的自己宣告死亡。很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医生在到了该领退休金的年纪之后，还要继续工作多年。重要的一点是，预先让他们意识到职业身份的丧失会是什么感觉，并为此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好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依托于社会关系，而大卫在离婚之后，似乎变得与社会脱节了。他的高尔夫俱乐部也许算是一个让他能参与社交的地方，但高尔夫不属于团队运动。他看上去跟两个孩子或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多少联系。再者，他跟同事的关系也不太好，最起码跟一部分同事关系不太好。

我想象他在康妮离开之后在家里的情景。在一天压抑的工作之后，一个孤单的男人很晚回到家。他给自己倒上几杯烈酒，一杯接一杯痛饮下肚，想着它们可以帮自己入睡。然后，他在家里几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看看墙上挂着的那些照片，它们记录了他已经失去的人生。之后，他慢慢爬上楼梯，来到卧室的床上，努力想让自己通过睡眠得到一点喘息，却在睡眠中总是受到难以名状的噩梦的纠缠。于是，这样黑暗的夜晚一个接着一个，无休止地重复，实在令人觉得可怜。有时，我不得不拦住自己做这样的脑补，不过这样的画面总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我很清楚，想象另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是共情过程的一部分，却也可能造成遮蔽，让我无法清晰地听见或注意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可反过来讲，如果从来不这么做，也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穿上了另一个人的鞋子，又怎么可能不去想象他曾在哪里走过呢？

我想，最好还是问大卫要一下跟他关系很近的某个人的名字，或许可以是他的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这样，在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跟那个人联系。在涉及抑郁的病例中，治疗师提出这样的请求并不少见，但要得到病人的许可，才能真的去联系。他拒绝了我，不过他知道，这么问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所以当我委婉地追问时，他不情愿地答应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他的社区医生和医务经理——“不过没有这个必要”。他甚至说不出一个关系很近的朋友的名字。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是一片情感荒漠的景象，而我能感觉到，他还有一些深藏在心底的痛苦。然而在这次谈话结束时，大卫向我保证说他“特别精神”，使劲劝我“不用担心，我亲爱的朋友”。他离开房间时，向我高兴地说了句“下周见”，甚至（我可以发誓）他还冲我眨了眨眼。

到了下周，他如约来了。他穿了一身运动休闲装。那天上午他打了高尔夫，非常高兴，看上去面色红润，身上穿着一件高尔夫球衫，领子竖起来，一副很有精神的派头。不过当我问他可不可以讲一讲更早年的事情，比如讲讲童年时代时，他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就被浇灭了大半。“呀，我们要进入弗洛伊德的领域了，是吗？”接着，他用手势夸张地比画了一对引号，向我背了拉金的一句诗——我猜对他（和很多人）来说，拉金的诗里头他们烂熟于心的大概只有这句了：“他们把你搞砸了，你妈和你爸……”^③背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咧嘴一笑，就像是学生等着老师的表扬一样。我没说话。“弗洛伊德，荣格……不算是正经的科学吧，是吧，阿谢德医生？”我在想他为什么想要贬低这个职业。我知道，如今仍有一些医生把心理学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业，但一个社区全科医生是很少有这种偏见的，因为他们的工作跟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联。我决定把他的这几句话当作无伤大雅的玩笑，于是配合地转了转眼珠子，假装自己代表所有心理学界的同行被冒犯到了。“跟我讲讲你的父母吧。”我直接给他起了个话头。他无奈地举起双手表示投降，然后开始讲了起来。

他的讲述简明扼要，风格上更接近职业履历或者报纸上的人物介绍，而不是回忆录。他父亲也是一名社区全科医生，他被取了跟父亲一样的姓名。他母亲是一名护士。“挺平常的事情。家族传承，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吗？”我注意到他迫切想要换个话题，而且想要用更对等一些的方式跟我聊，而不是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我委婉地提醒他，我们在聊他而不是聊我。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到直接用名字称呼他的冲动，而且意识到，这股冲动里夹杂着母性的成分。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变得能够直接以名字称呼彼此，这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时刻，当然前提是要有这种可能。我们之间暂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事实上，他始终都称呼我为“医生”，而且，他这么称呼我总让我觉得带了某种嘲讽的味道，毕竟他对心理学颇有些不尊重的态度。

大卫继续讲。他说当时父亲把他们家底楼改成一间诊疗室，对外执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应诊时，孩子们在家里都是踮着脚尖活动，“只见其人不闻其声”。客观意义上来讲，他父亲永远都在家，但……说到这里大卫顿住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很难说清楚。“他……在那儿但也没在那儿，你明白吗？”我想，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讲了一句关乎真实内心的话。我在笔记本上把这个内容记下，意识到其中包含了一些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情感，只有等以后才能慢慢被揭示出来。看到我在记笔记，大卫扬了扬眉毛，但没有说什么。

他接着讲到，母亲在附近一家医院倒班工作，几个孩子则由请的保姆照顾，前后请了好几任。我问他保姆们怎么样。“特别好。”大卫说，并且说他感到“幸运”，因为“能被这样一些年轻又令人愉快的家伙照顾”。我小心地克制了想皱眉头的冲动。他是家里最大的孩子，4个孩子年龄都依次相差一岁左右——“年纪相仿，但我得说，寿命可能就不一定了”。再一次，他话里有话，有我之前注意到过的艾古契克爵士那种感伤的调调。他说，11岁的时候，他被送去父亲曾经上过的那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不错，网球打得很出色，而且当了网球队的队长——就跟老大卫年轻时一样。我说，听起来他母亲和父亲在他的童年时代相当于是缺席的状态，但他否认了我的看法，还很坚定地表示，他们是优秀的父母亲，“一流的”。他还讲到，父亲曾在他上学期间指导他打网球和高尔夫（我注意到，这两种都不是团队运动），此外，每年夏天一家人都会去圣艾夫斯（St. Ives）度假。我脑海中又有了相当完整的画面。我想象着小大卫在那些年里的生活。学校放假，他回到家看到保姆忙着照顾三个弟弟妹妹，不得不跑去厨房，翻翻看有没有什么冷饭冷菜，将就一顿晚饭。他不能打扰到楼下的病人看诊，穿着袜子在家蹑手蹑脚。然后晚上坐在他房间的书桌旁，学着那些“正经的科学”直到深夜，以能够在未来真正成为跟他父亲一样的人。夹在比他更小的孩子们和楼下来来往往的需要看病的人们中间，他又如何能够得到父母的关心呢？

我想，他的故事一点也不罕见。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有人对心理状况脆弱的医生群体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都是家里的长子或长女，且都跟父母之间有着一言难尽的关系。^④这样的情况，我在之前来找我寻求心理帮助的医生同行里也见过，他们都一样很看重毅力，注重让自己符合社会规范，以及看重外在的成就和行动。我想，大卫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姿态，与当下时代或者说千禧年之后时代的某种现象存在着某种共鸣——就像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文一样，一切都是精心挑选之后展现出来的理想生活。想象一下——康沃尔的沙滩上，大卫穿着校服，手里捧着一座网球赛奖杯，为他感到骄傲的爸爸用胳膊搂着他的肩膀，几个可爱的弟弟妹妹在他身边一溜排开，身高渐次降低，孩子们脸上映着阳光，眯缝着眼睛笑得灿烂。幸福的一家人。并不是说我认为他在撒谎，而是说，这样的画面就像是杂志上的精美封面故事一般，剔除掉了所有那些不那么精美的、有损形象的甚至痛苦的时刻。

他接着讲到在伦敦上医学院的经历，听上去还是那么快乐，完全没有学生时代通常会有的那种混乱或迷茫。他当时遇到了康妮，她是护士专业的。他说她是“一个美人儿，在那时候”，还说她是个“好女孩”，“听话守规矩”——他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对一个人不太高的评价。他接着讲到儿子汤姆和女儿露西的出生，这时我做了点笔记。“他们怎么样，小的时候？”我问。他的回答比较含糊，大致说他们“挺好”，“各方面表现还不错”。

像人类这样的群体动物，需要有理解同伴们感受的能力，即面对另一个人时能够有“心智化”的过程。看起来，大卫几乎缺乏在乎他人情感体验的能力。再一次，我为他是一个全科医生这一事实感到惊讶，因为做这样的工作尤其需要他在人际关系中做到体贴入微。他在讲述自己婚姻和家庭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特别不愿意多讲且相当不在乎的态度。这让我想起来，他对一位（女性）同事也是不屑的态度，而在跟我见面之后，时不时就对我的工作表示嘲讽。如果他如此轻易地忽视了他人的感受、信念和经验，那么他对自己也是同样的态度。再考虑到他身上一些其他的自杀风险因素，我有些担忧。而且，如果他之后仍然不允许自己呈现出脆弱的一面，不能把角色从医生转换为病人，我可能就帮不到他。

在做满了6次谈话治疗之后，我们同意治疗继续。我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如之前讲到的，我在私下接待病人时，倾向于提供短程治疗。不过我感觉我们的治疗还没有真正开张，到目前为止，他仿佛还在游泳池边坐着踩水没有下去。我问他睡眠怎么样，他摇了摇头，还是最开始说的那句话“没法休息”，就好像这是一项最终判决。我再次试着从他话里挖出睡眠不足的原因，问起他做的噩梦，但他转移了话题，聊起了工作方面，说他计划着在“熬完”（serve out）这段“短暂的假期”之后，早点回去工作。在我听来，他漫不经心的用词仿佛是在说服刑（serve a prison sentence），这很有趣，不过他再没这么讲过。

我们每周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他跟我讲一些想法（不过很少讲他的感受）。他总是时不时夹杂一些调侃心理治疗的陈词滥调，或者说“你们心理医生真的喜欢没完没了地讲过去的事”这样的话。我伤感地想起我在布罗德莫尔医院的工作和那里的病人们，他们大多数都能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也有投入和配合治疗的意愿。大卫对治疗的抗拒，我从不认为是针对我这个人，而是我感觉不到他跟我或者说跟任何人之间有情感上的联结。我发现他偶尔会感到厌烦和不快，而我不得不总是安慰自己说这很有趣，然后接着聊下去。

有时接受采访，我会被采访者问到，我是怎么战胜对病人的负面感受的。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有情绪就需要采取行动去对付。而我知道，这个逻辑反过来才是对的：“感受不是事实。”这句话我反复跟我的实习生们讲，而他们也会相互提醒。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斗争，只需要保持专注的正念状态，从而让自己时刻处于平和中正的神情和姿态。事实上，我想我乐于接受内心可能产生的任何强烈情感，因为它们能相当有效地揭示出病人心理状况的某些真相，这在前面的许多故事中都有体现。我很确定，我之所以决定为他打破短程治疗的常规，部分就是因为我对大卫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他看起来并不坏，也并不显得抑郁，但我没有办法不感觉到，在他的“表演”背后藏着某些更黑暗的东西。考虑到之前跟其他病人，包括莉迪娅和扎赫拉这样的女病人打交道的经验，我担心大卫也在阻拦我，不让我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我注意到，他偶尔不赴约，而且不会事先通知我，有时候则会迟到，到了之后也不做任何解释——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有攻击性的风险。

有一次，他按时到了，不过正在气头上，跟我讲了他跟行政同事海伦（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已经受他的罪太久了）的一次吵架。他这时候已经恢复上班了。他向我不停地抱怨，把吵架那天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怪到海伦头上，说她“敏感易怒”，说这是因为她还没有结婚但已经人到中年，“过了她最好的年纪”。我想，这句话可能也是在说他自己，不过我没说出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站在海伦这一边的，于是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因为想替她出头而感到激愤。在这种心理斗争中，我差点错过了大卫一句表面上很随意却相当重要的话——那天是大卫的生日，而他的孩子们没有联系他。一时间我想说“我想象不出来为什么没有”，不过我克制住了，而是问他有什么感觉。“我没什么不高兴的，不过你可能会这么以为。”他回答说。“不高兴？”我问。大卫冲着我提高了声量，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啊，饶了我吧，医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今天晚上不会哭着睡的。这件事情我不伤心。”他把重音放在这个表达情感的词上，就好像它很荒唐似的。

“那，”我说，“如果不是伤心，你是什么感觉？”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毕竟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他们可以跟他打个电话，祝他一声生日快乐，这“总不至于是多大的麻烦”。“这能有多难？”然后他开始愤愤地咆哮起来，“我辛苦工作，把我所有能给的都给了他们，最好的学校，网球课，所有的一切！露西不是学习的料，但我想要汤姆上医学院，他也有那个头脑。但他学了什么？戏剧和媒介研究，还有其他一些鬼东西。现在他靠在一些酒吧和俱乐部里弹钢琴混生活，另外也教钢琴赚点外快。这太他妈浪费了，我给了他一切！我真他妈没法相信。”然后他停下来调整呼吸，脸上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

显而易见，他的话里充满了痛苦的情绪，并且以一种我此前没有见识过的强烈方式表达出来。对他来说，这也是很长的一段话，尽管这段话似乎一如往常地显出理直气壮与苛刻的味道，我想我还是能从中听出，他是那么渴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他的模样。我得小心翼翼地回应他。“大卫，你对儿子不想学医感到生气吗？毕竟你就是跟着你父亲入这行的。”他耸耸肩：“我说不上来。”我尽量让自己不因为他这句口头禅而感到不快。我接着往下追问：“你会希望自己能够更接近你的父亲吗？”不过刚问出口，我就意识到可能问错话了。大卫回给我一个微笑，是那种很明显不爽的笑。“你们这些人以为自己很懂。好吧，我告诉你阿谢德医生，我绝对比得上我父亲，他为我感到骄傲。而且不止如此。他只是一个片区的一位普通全科医生，从来没有像我这样做出成功的事业，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在我以为我们马上就可以聊到重要东西的时候，对话拐到了错误的方向上。我有些沮丧——在这期谈话剩下来的时间里，他跟我讲他最近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然后挨个盘点起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的所有成就。

我开始觉得，大卫也许不能——或者说不会从我的治疗中收效。就像我们在其他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心理治疗取得成功，意味着病人是接受一个事实的，即自己的想法或者信念有可能必须发生改变。虽然我不会说他有人格障碍或者某种其他类型的心理疾病，但他在跟我交流时，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模式当中。更确切地讲，他是轻蔑和浮夸的，他对待他人的方式，让他很难允许自己显露出脆弱的一面。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竞争的资本社会中，在那些处于社会领导职位的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特质，尤其是在男性领导者身上，因为他们还不得不迎合社会文化层面的另一个要求，即社会认为男性应当具有男子气概，而男子气概对力量的定义就是从不示弱。然而，前面每一个病人的故事都表明，对心理治疗的过程来说，脆弱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内心越开放，就越有可能做到接纳自己，并让自己的心灵往好的方向发展。我担心大卫可能做不到这些。(https://www.daowen.com)

我还想，他在别人面前并非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自己。更准确来讲，他在童年时期孤独的、情感上被忽视的经历，导致他有了回避痛苦感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成年之后告诉自己，要把那些常人有的悲伤和困苦都隔绝在心理视界之外，或者说隔绝在他的“内在特性”（inscape）^[118]之外。看来，在接下来不知道会是多久的一段时间内，就算我继续发挥意志力容忍下去，也不一定能够打开他的自我防御。

我再次跟他做了复盘，探讨他和我到目前为止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他似乎觉得这个过程有些不舒服，又敷衍地说了一些像“挺好”和“说不上来”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话。不过我推了他一把，试着让他有些真正的回应：“我知道你还是经常做噩梦。我知道你上班还是不开心，一天一天数着日子过，等着哪天退休。真要说的话，我们一起做的这些工作，对你来说有任何作用吗？”大卫似乎被冒犯了一般，指责我是不是想摆脱掉他。或许，他对我和我们之间的治疗工作比我以为的要更在意一些。我拿起笔记本，翻到了其中的一页，上面有我在他说他觉得父亲“在那儿但也没在那儿”时做的那条笔记。我问他，我们俩现在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你来了，你说话了，但我感觉好像有好多话你没办法说出来，就跟你也是‘在这里但也没在这里’一样。我还没有理解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你能说说看吗？”

有时候，向病人表示治疗并不是无止尽地继续下去的，就有可能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并在他们内心激发出新的想法，而这正是改变的核心内容。大卫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他静静地坐着，双手搁在大腿上，做了几次慢而深的呼吸，仿佛是在安抚自己的情绪。片刻，他低声问我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认为他没在说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依然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语气像是在质问。我说我不知道。他微笑了：“好吧，那……”——就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我等待着，听着挂钟的嘀嗒声，剩下的时间一秒秒地流逝。然后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之前跟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妻子突然就离开了他。这里面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吗？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你永远都不知道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而我问出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不知道大卫会不会被激怒。我不完全确定这么做是不是对的，但既然他带了路，我就决定冒一把险。

大卫看起来要做出一个决定了。他用双手在膝盖上拍了拍，这个举动让人以为他马上要起身离开了。这跟我在法医相关机构里工作时的感觉很不一样，那些病人极少会突然结束谈话。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往往表明治疗取得了进展，意味着他们可能开始学会用健康的方式表达“不快”，就像我在托尼或扎赫拉的案例中见到的那样。然后大卫说话了。他把身体凑了过来，凑得很近，以至于我都能感觉到他气息的温度。他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吧，阿谢德医生。我想我要告诉你。”他先往后重新坐回自己的椅子，让自己稍做镇定，片刻之后，他开始向我讲起前妻离开的事。他说康妮一直都很“古板”，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她是那种“典型的谈性色变的英国女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没有点头，不过我猜他觉得我听懂了。他说，有一天康妮“失态了”，因为她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他看过一些色情片。她本来是上他的电脑在他们的家庭账目上查点东西，“她大概是这么说的”，结果无意中发现有一个网站还开着——他一不小心忘记退出了。

在听到“偶然”发生的事情时，心理医生都会留心地竖起自己的耳朵。荣格用“共时性”（synchronicity）一词来描述那些非因果性质的“有意义的巧合”。关于他说的这件事，我做了一下笔记，以备后用。“这件事情让她爆发了。”大卫说，他翻了个白眼。他说康妮开始哭，然后他们大吵了一架，之后她就收拾东西带着一只行李箱走了，去了他们女儿家，说她“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事情闹得天翻地覆”。说完他把双臂抱在胸前，两只眼睛怒视着我，就跟我是他在舞台上的对手演员一样。他的肢体语言在告诉我：“说完了。”

“你看色情片有多久了？”我问。他摆了摆手，说“有些年”了。我没说话，等他接着讲。“几年，行了吧？”我追问：“从……”他向我透露说，可能是从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他妻子变得对他们“过于上心”。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觉得她身为母亲对孩子的过度关注是病态的，同时也暗示她对他的忽视让他感到委屈。我算了算，那起码是20多年前了。“你觉得这算是一种习惯吗？”我问。大卫轻蔑地哼了一声：“是个爱好！这种东西每个人都……哎呀，差不多得了。又不是那种把东西藏在报刊亭书架最上面一层的年代了，这种东西到处都有。免费的，网上到处都是，‘热辣少女’，‘湿身女中学生’，像这种东西一天到晚有人往你邮箱里发。”他停了一会儿，大概是察觉到我们之间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没什么底气地补了一句，“这也不违法。每个人都这么干。”

这时，有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大卫在跟我讲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涉及犯罪。我需要了解更多，但不能让自己显得像是在审犯人。我问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讲的事情关系重大，他可能因此被吊销执照，或者甚至坐牢。

“谁会知道呢？”他反问我，“我又不傻。我很小心的，你知道吧，我只用我自己家里的电脑看。所以。”我担心的是，他可能看的是非法的色情片。作为一名医疗健康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大卫一定很清楚，他一旦向我透露他下载儿童色情片，由于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就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原则是有限度的，就算在有安全防护的特殊机构之外也是如此，就像我们在萨姆和他父母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涉及儿童安全保护的情形中，打破这一保密原则更是至关重要。美国的法律规定，医生遇到任何有可能危及儿童的风险，都必须主动举报。而在英国，虽然没有强制规定医生负有这样的义务，但是也要求医生在面对处于危险中的儿童时，能够毫无顾虑地采取行动。在任何涉及下载儿童色情片的案例中，这都是应有之义；而在大卫的案例中则更是如此，因为他是一名社区全科医生，性质只会更加严重。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很清楚，我需要向一些值得信赖的同行寻求建议，好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比较好。不过我很确定一点：什么也不做是不行的。此时大卫正看着我，手指在膝盖上敲啊敲，似乎有些恼火，等着我开口先说点什么。我们这次谈话治疗发生了这样的转折，他看上去也跟我之前一样对此感到不安。

我向他提醒说，我负有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然后补充说，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跟他一起仔细想想，看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办。他皱起了眉头：“所以，阿谢德医生，如果我跟你说的是——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真这么做过——我下载的是有暴力虐待性质的未成年人色情片，你是不是必须把我举报了？是这样吗？”这会儿我已经比较熟悉他的套路，知道他问问题喜欢主动挑衅以逼我跟他交锋，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他：“你觉得我们现在该怎么做？”他看起来有些丧气，仿佛更希望我能跟他争论起来。接着他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约莫持续了好几分钟。其间，他一度低下头埋进手里，用手指爬梳着头发，就好像这样能把脑子里的想法给梳出来。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这是他时间最久的一次沉默。

终于，他抬起头看着我，神情严肃。清了清嗓子，他说：“那好吧。那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康妮要离开我的原因。”我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得很慢，而且说得磕磕绊绊，不时会停顿下来，想该怎么说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我没有打断他。最开始，他看色情片的“爱好”是一种因为被妻子忽略而采取的报复手段，但后来，这变成了一种私下的纾解自己压力的方式。他会等她和孩子们都上床睡下，之后来到他的书房，他说他“当然”会把门反锁——言下之意是，他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孩子们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他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好父亲。在我听来，这更像是他很清楚自己对这一行为感到愧疚。

他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刚打开这个世界的那些年，他看的是那些“相当正常”的色情片——大胸女，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性交，“没什么奇怪或者变态的”。到了某个阶段，他也说不准具体是什么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看一些主打校服女孩之类主题的色情片网站。这些女孩很年轻，但不是未成年人，在片子里，她们跟一些扮演成老师或父亲角色的男演员性交，他们差不多跟他一个年纪。我在想，看这些弱势的女孩子似乎很享受性爱的样子，或者看那些跟他很像的男性支配和羞辱她们，会不会强化了他对自我意识的认同。

故事越来越黑暗了。我想到，所有成瘾行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会不断升级，无休止地寻求更强列的兴奋感，寻求更极致的沉迷状态。他说，他从一“档”网站去了另一“档”，在网络“旅伴”们的引诱之下踏上了新的旅途，最后进入了一个以未成年人甚至幼童为主角，充满了残酷和性剥削的世界。听到这些是令人痛苦的，不过我想讲述者应该更痛苦，因为难以启齿。在讲这些的整个过程中，大卫的视线一动不动地落在他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上。他还向我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那些片子，以及这个习惯是如何慢慢掏空了他所有空闲时间的。

在他婚姻的最后10年里，他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几乎是各过各的。康妮在离开他的几年前，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有这样的“爱好”，并曾向他求证，他没有承认。等她终于在他电脑上发现证据时，正好是他们银婚纪念日之前不久。她跟大卫说不想去参加他们筹划的聚会了，她要离婚。经过谈判，他们俩达成协议：这场社交活动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一个里程碑，因此康妮同意配合他演完这场戏，条件则是，聚会之后她就离开，他们的婚姻关系宣告结束——要是他不接受，她就把他电脑上的东西告诉两个孩子和警方。他同意了，不过依然觉得她反应过度。

房间内的气氛变得痛苦而沉重。我用了一些时间思考，意识到我们这次谈话治疗马上要到时间了，而我们该怎么处理他刚才跟我讲的这些，需要有个打算。仿佛是读懂了我的意思，他抬眼看了看挂钟，问：“你会联系医学总会吗？”听上去他有些不耐烦，而不再是一贯的气势汹汹的架势。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一会儿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大卫，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问吗？”他看起来有些困惑。“我的事业会完蛋……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事。”接着他的语气重新变得强势起来，“听着，医生，我的问题是没法休息——顺便说下，你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怎么说？”他显得越来越焦虑不安，直接从椅子里站了起来，眼睛怒视着我，脸上写满了对我的指责，重新回到了“命令—控制”模式。“你是想把我说成那种恋童癖吗？”他没有等我回答，“如果你把我私下跟你讲的这些说出去，我跟你说，我一定会去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法庭都把你告一遍。我有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你知道的。我能让你日子不好过。”

“你可以先坐下来吗，大卫？”现在发生的这个转折相当令人不安，不过我还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再次，我又很讽刺地想到了自己对布罗德莫尔医院的想念。不仅因为那里有同事的友谊，有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清晰分界，还因为那里有安全感，安全措施无处不在。而在这里，并没有伸手就能够到的警报铃。他一把抓起他的外套，去到门口。“我不奉陪了。你不会在这个狗屎地方再见到我了，你这个没用的……”——他努力想了想用什么词骂我合适——“……心理医生（shrink）。真是个笑话。毫无意义，我就知道这毫无意义。”他大踏步走了出去，过了片刻，我听到他甩手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是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尖厉嘎吱声。车开走了。

我的身体在发抖，就好像刚刚遭遇了或惊险地躲过了一场车祸。大卫之后能做出什么举动我不知道，但我很真实地感受到了被威胁的感觉。我感到有一些恶心反胃，于是做了一些正念呼吸，以尽量将其控制住。我在诊疗室坐了一阵子，知道自己必须把刚才听到的内容理清楚，然后制订出一个行动方案。没有人想让另一个人惹上麻烦，如果我举报大卫的话，将会有一大堆麻烦等着他。但是他让我别无选择。他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吐露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赋予了我双重的身份：在犯罪现场，我既是调查者也是旁观者。在身体的焦虑状况平息下来后，我担心的主要不是自己，而是他。我想，他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有可能会有自杀倾向。这个已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关不上了。他刚才在我面前“杀死”了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一定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想要的结果吗？或许，他只是需要把自己的罪行倾吐出来，并且真的以为保密性原则能保护他，或者以为法律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不过，考虑到他是这样一个聪明而且阅历丰富的人，我还是觉得他这么想有些难以置信。

在过去的年代，心理治疗师可能会被要求保守病人所吐露的这种秘密，不过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如今，我们的社会——包括英国医学总会和司法系统在内——都高度强调保护人们免受其照护者的伤害。这当然也意味着，任何涉及对儿童造成潜在或实际侵害的行为，不仅被视为是邪恶的，而且被视为需要启动安全措施的紧急事态。我不认为大卫对哪位儿童构成了直接的危险性，但我也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他跟某些色情片用户一样，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由于从来没有实际跟儿童有不适当的接触，所以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他迟早会明白这是个多么错误的想法。自许多年前开始，下载儿童色情片就被明确认定为犯罪行为，因为这一行为促使侵害儿童的影像不断被制造出来，相当于支持了侵害儿童的行为。此外，虚拟儿童色情片（通过电脑生成的高仿真影像，这一技术在成人色情片的制造商中也有应用）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用户表示，如果“演员”不是真的，就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这些想法令人感到不安，好在大多数司法辖区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否定了这些想法的合理性，这些法律许多也适用于动画或手绘形式的相关影像。虚拟儿童色情片当然是有严重危害的。尽管它们是电脑生成的虚拟影像，但这些影像的大量产生和传播，暗含的是对儿童侵害行为的正当化态度。

像大卫这样的用户可能马上会争辩说：“这并没有让我变成恋童癖。”如我在伊恩的案例中所提到的，这说法并不错，但不相关。大多数下载儿童色情片的成年男性或女性，其性偏好对象并不只是儿童，甚至不主要是儿童。有研究者认为，这类人群中的大多数都跟伊恩这样的儿童性犯罪者一样，已婚，配偶是成年人，通常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可能有侵害行为，也可能没有。要获得这类人群详细、准确的数据，一向都是很难的，不过，各国际执法机构可以做到足够了解这个产业。依据对其所了解到的收益情况，他们推断出，这样的消费用户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规模以千万计。^⑤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是，这些儿童色情片观众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看起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即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家人、邻居和教育工作者——没错，甚至还可能是我们的医疗健康专业人员。关于在线上看色情片与在线下“有接触性犯罪”之间的关联，近年来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会从线上转到线下的犯罪者，更有可能是（但也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有过犯罪前科，或曾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特征的人。在德国，一个以预防和治疗这类犯罪为宗旨的研究项目叫“Dunkelfeld”（德语，“黑暗领域”），意即大胆地投身于尚未被发现或起诉的儿童剥削犯罪行为这一“黑暗领域”^⑥。

在大卫冲出去后，我坐在房间里回想起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朋友圈式的美好童年，出色的父母亲，还有成功的事业。没错，他浮夸而且自大，但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正常”——一个老生常谈的词。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一名住在郊区的爱打高尔夫的医生——天哪。在他身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寻常或危险。他准确地诠释了W. H. 奥登（W. H. Auden）写于“二战”前夕的几句诗：“恶就在我们人类中间，总是看着毫不起眼/与我们同床共枕，与我们同桌共餐。”^⑦

我又回想起了其他一些病人，包括莉迪娅。在谈话治疗的过程中，像莉迪娅这样的病人表现得很正常，以至于我忽略了表象之下的一些东西。我不得不承认，莉迪娅和大卫都跟我差不多同龄，也跟我有着相似的种族、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背景。而且，大卫跟我都是医生，某种程度上有相似的职业经验，还都快要退休。我尽管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也有丰富的经验，却依然无法完全避免一种偏见的影响：“正常”是基于自己而界定的，即认为他们“像我”。在认识大卫之后，我起码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他身上藏着某些黑暗的令人不安的东西，而且我做出了继续为他提供治疗的决定。我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这在过去，我是没有过的——如果只是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因的话。从他第一次踏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我心里的警报铃就一直在响。

得益于事后的有利视角，我还发现了自己过去的一个误区。在大部分的工作中，我面对的都是暴力犯罪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可怕的童年经历，如夏洛特或莎伦或加布里埃尔。由于这个缘故，在面对像大卫这样童年经历要微妙得多的病人时，我过去都比较容易轻视其遭受的困境。大卫自己就是这样以为的。毕竟，有一双工作忙的父母，被保姆带大，生活孤单，高压的寄宿学校生涯——这些东西似乎相对没什么伤害性。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是常见的，而有类似经历的英国人中，有很多很多都没有触犯过什么法律，更不消说发展成暴力犯罪者。在我的职业生涯后期，类似大卫这样的病人讲述的童年故事，让我对童年早期创伤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这些创伤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以及影响个体暴力倾向的强弱。这样的童年创伤是多么微妙、多么难以察觉啊，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一定曾在小时候遭受过明显的侵害行为。这样的经历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无恶意的忽视”，如果与另一些风险因素组合在一起，则有可能发展出暴力行为或自我伤害行为，或者两者同时都有。

我再次展开了想象，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我脑海中浮现出一把自行车密码锁，大卫的那些风险“数字”依次排开，包括他的性别，他的社会孤立状态，或许还有酗酒或吸毒——在同他的治疗工作中，我时不时会想到这一因素，这也是在医疗专业人士群体中格外高发的一个问题。让他的密码锁得以弹开的那个“最后的数字”是什么？对马库斯来说，是女朋友没有什么恶意的笑。对凯齐娅来说，是一句简单的“再见”。对大卫来说是什么？他在第一次决定点开那种一个小女孩遭到可怕剥削和侵犯的视频之前，曾经看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第一部之后是第二部，第三部……最终漩涡将他吞噬。我将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因为他“说不上来”，正如他也说不上来那些噩梦里究竟是什么。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的病人托尼。记得他告诉我，在杀害那个蓝眼睛的男孩之前，他最后盯着男孩的那双蓝眼睛，而后来，那个男孩进入托尼的梦中，变成了一颗恐怖的美杜莎脑袋。我想，大卫要是见到托尼，很可能会瞧不起他；从表面来看，的确也没有人会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我觉得有。归根结底，他们俩都是这样一个男人：剥削和利用弱势的年轻人以逃避自己内心的感受，且在睡眠中遭受恐怖噩梦的纠缠。不过，好歹托尼能够把他的噩梦告诉我。

之前我问大卫，从噩梦中惊醒之后他怎么办，他说会从床上起来，然后“上网”。和一些人会借酒浇愁类似，打开电脑看看其他人被折磨、遭受伤害，对大卫来说在心理意义上是受用的。或许，这么做能让他重新获得权力感，因为那些恼人的梦让他变得恐惧而弱小。伊恩侵害他弱小的儿子们，起到的作用也跟这没有多少区别。萨姆的情况也一样——他曾在谋杀犯罪者团体中分享说，他父亲用一个幼稚的昵称叫他，而他需要通过打败他父亲来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大卫未来有可能接受治疗，以解决他沉迷色情片的问题的话，那么治疗方式跟解决物质成瘾的问题一样，需要要求他先戒除，以帮助他理解那些“毒品”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之后再帮助他找到一种相对健康的替代物。多年前，我的病人扎赫拉不得不学会用除了放火烧自己或他人之外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愤怒和悲伤；大卫以后想要康复（前提是他选择接受治疗），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的方式来表达那些感受。

在我坐着通过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时，我想起了大卫谈到父亲的那句特别的话：“他……在那儿但也没在那儿。”我当时就注意到，这句描述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正如我在谈话治疗中所感受到的。此刻我在想，他会不会是通过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那个犯罪的自己的：既然他从来都不在“那儿”——毕竟他没有约一个孩子到某个房间里，骗孩子吃药或把孩子绑起来之后做些可怕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维持他的“爱好”了。或许很久以来，他都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到了某个时候，这个逻辑基础已经消散殆尽，于是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猛然间我意识到，大卫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我聊到工作之后才决定找我的，那么他选择我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我跟性犯罪者打过交道。他想把那个犯罪的自己拿到心理治疗中接受检验。这是有可能的，哪怕他只是在无意识中想要这么做。

我做了法律咨询，也咨询了我的一些同行，然后给医学总会打了电话。他们对我的担忧表示感谢，对情况的细节做了记录，然后就结束了。我给一开始把大卫转诊给我的那位社区医生写了一封信，说心理治疗结束得很突然，大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回音。我并不指望还能听到大卫的消息，实际上也没有。医学总会可以联络警方，但如果他不承认并毁掉所有证据，对他的控告就不可能被受理。如果他被提起刑事控告然后入狱，他将可能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我想，这对他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他被判定为罪犯，他将不只是失去自己的从医执照或者公民自由，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整个过去仿佛被一笔勾销了。他对医生身份的认同，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甚至追溯到他的出生，追溯到那个他被取名的时刻——他被取了跟身为社区医生的父亲同样的名字。

我想，我刻意不让自己有机会了解到大卫之后的命运如何，是因为我害怕听到真实发生了什么。理论上来说，他有许多好转的可能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他是否能将其想清楚。在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时常用“我说不上来”或者“我想不出来”这样的表达来回应，像是一个没有台词的演员，或者一个大脑一片空白的人。这些迹象向我表明他内心藏有痛苦。如果他可以找到一套新的表达，即允许自己“说出内心话”，他就有发生改变的机会，甚至可能过上宁静平和的退休生活，开启更快乐的第三幕戏。他在我面前极少展露他伪装背后真实的自己，但这对他来说，很可能已经是在别人面前展露得最多的了。这是一个起点，是展开一场必不可少的对话的开始。

我希望他未来某一天能够寻求帮助。希望不是异想天开或天真之物，而是一道成熟可靠的防护墙，能够对抗悲伤与失去。我并不享受跟他之间的谈话治疗，但要是他再回来找我的话（尽管这不大可能），我依然会欢迎，愿意再次跟他共同努力，或许那时他将会允许自己展现自己的脆弱一面。我仔细想了想，我在治疗中有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一种可能存在的情形是，由于身边没有团队帮助处理我的负面反应，因而我努力忍耐他带给我的不舒服的感受，这种负面逐渐积攒，以至于我的角色变得没有像其他情况下那么有帮助。事实上，不管这份工作我做了多少年，我仍是一个人，有人的好恶。这一点，是世上所有的职业训练和实践经验都不可能洗刷掉的，而且我想，我也不希望它被洗刷掉。

[115]“医生当不了好病人”（Doctors make bad patients）是句英文俗语，本义指，医生当病人时容易不配合，因为他们多年是在给别人治病，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懂，对状况拿捏得住，甚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

[116]银婚指结婚25周年纪念。

[117]威尔士首府。

[118]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y Hopkins）创造了这个精辟的词，指任何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复合特质，这些特质统一在一起，赋予了每一样事物的独特性，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开。

②Mindfulnessfordoctors.co.uk.

③这句诗出自拉金的名作《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In Larkin, P. (1974) High Window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ondon: Faber & Faber).

④Vaillant, G. E., Sobowale, N. C. and McArthur, C. (1972) ‘Some Psychologic Vulnerabilities of Physician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87:8, 372–5.

⑤德里克·珀金斯对此有出色的洞见，我前面在伊恩的故事中曾提到过他的研究成果。他近期发表的一项评述报告—— ‘Child Exploitation Materials Offenders’, European Psychologist, May 2018 ——见: https://econtent.hogrefe.com/doi/abs/10.1027/1016-9040/a000326.

⑥Beier, K. M., Grundmann, D., Kuhle, L. F., Scherner, G., Konrad, A. and Amelung, T. (2015) ‘The German Dunkelfeld Project: A Pilot Study to Prevent Child Sexual Abuse and the Use of Child Abusive Images’,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12:2, 52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