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SAM
萨姆｜SAM
这天，当萨姆到来并加入我们的时候，“星期四团体”活动才刚刚开始。他参加我们的团体活动有小几个月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少说话。不过每当有人说话时，他就盯着说话的人看，仿佛在盯着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他身材高大瘦削，年纪虽在40出头，却有着青春期男孩特有的那种因为瘦高而显得笨拙的气质。他会蜷坐在椅子上，或者把一双长腿往前伸直，把两只大脚交叠摞在踝关节上。他这样的身体姿态，不论是否有意为之，实际上都显得与大家有所隔阂。
在离开布罗德莫尔医院三年之后，我又被请回，担任兼职的心理治疗师。回来主要是做一些职业培训，同时也在其他医生缺勤时补缺。我同意这个兼职安排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参与团体心理治疗的项目。在过去接受职业培训时，我从导师默里·考克斯那里，不论是直接从他本人，还是间接从他发表的作品，都了解到了团体心理治疗对有心理疾病的罪犯的重要性。在我开始作为一位团体心理治疗师接受职业培训之后不久，我去美国康涅狄格州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并参观了那里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在医院里，我注意到一些美国医生同行正在组织一群犯人进行团体心理治疗，这群犯人都曾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在回去后，我被这次参观的见闻所鼓舞。我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多么有价值。在相互帮助中，犯人们可以讲出他们相似的犯罪经历，并探讨罪行给他们家人带来的影响。终于，在一段时间过后，我与几位同行合作，也在医院开展了团体心理治疗，尤其是针对那些杀害过自己家人的犯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团体活动持续开展，规模也不断壮大，而此时在布罗德莫尔，我参与了其他几位心理治疗师所运作的一项团体心理治疗项目。
对一位法医心理治疗师来说，团体心理治疗是“货真价实”的存在。与个体谈话治疗相比，团体心理治疗会有更大的收效，因为在其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如此不同。首先，我不再是唯一想要理解现场所发生的一切的人——房间里一定会有两位心理治疗师在场（有时会有3位），而配合我们一起工作的病人一般有4到5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疗团体一经建立，病人之间就相互成了彼此的专家。团体心理治疗的指导原则就是，“为了团体，也来自团体”。我曾在文献中读到，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先驱被认为是“指挥家”，这个类比似乎相当贴切，因为准确表达出了一个事实，即治疗师让团体“和谐同步”。这也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听过的一个关于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在与情感的交锋中，他们能“听懂歌词，但听不懂音乐”。他们仿佛乐手，而心理治疗师并非与他们一起奏乐的同伴，而是负责促成团体治疗的展开，运用管理和指挥的权限来加以引导，从而使他们创造出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层次丰富，且具有惊人的美。就像在许多交响乐团的演奏中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乐团的各声部在此起彼伏之后终于融汇在一起，彼此交相辉映、不分伯仲，而这一定会让整场演出增色。我一直都热爱在这样的团体中工作，每次离开后，也都会想念他们。
“我跟你说，他老婆迟早会发现的……”“没错，那个邻居会告发他们的，你懂的……”“我还记得一周前，他在酒吧见到过他们……”蒂姆、本尼和卡兹，团体里的三位男犯人正在聊一部他们昨天晚上都看过的电视剧的剧情。在大多数长期居住性质的环境中，包括在监狱中，电视都是一个社交黏合剂，因为大家除了同为病人或犯人之外，可能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在监狱环境中，犯人们如果都看过电视，就可能相互交流各自的看法，甚至可以做到不起冲突地争论。在我们的团体心理治疗中，聊起电视似乎能让他们放松下来，从而更好地进入活动。通常他们会聊运动，尤其是足球，不过他们也爱看电视剧。犯罪剧是他们偏好的类型之一，我还记得有次播《嗜血法医》（Dexter），他们就特别爱看（这是部美剧，主角是一名法医专家，他白天是法医，晚上就成了连环杀人犯）。
闲聊还在继续。一旁的萨姆看上去在听他们闲聊，但似乎有些坐立不安。卡兹有意想让他加入聊天：“你看了吗，萨姆？这个女人……连怼到她脸上的事实都看不见……还以为自己嫁了全世界最完美的老公。”本尼补充道：“对我来说有点太肉麻了……结婚过日子没有那样的。”萨姆清了清嗓子，好像要说点什么。他张开了嘴，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大家都坐着没有作声，静静地等着他说。那些比萨姆更早加入团体的，不论是心理治疗师还是病人，都能够察觉出这样一种气氛的变化，即某种重要的想法即将被吐露出来。
等沉默流淌了一会儿，我轻声说：“萨姆？”他拨开了额头上一缕浓密的棕金色头发：“我就是……我就是想说……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差不多有40年了。青梅竹马的心上人。从来就没有瞥过别人一眼，我想是这样。”他的声音平淡，带着嗡嗡的鼻音，语调毫无感情色彩，仿佛是在评论哪部戏里面的角色。坐在他对面的蒂姆看上去有些不信：“这谁又能完全知道呢？我是说，人总是爱撒谎……”卡兹再次开口插话，声音洪亮，听上去对自己的看法相当确信：“有些人就是只爱对方，你知道吧。”他们俩的话都很有态度，不过此刻我更关注萨姆会怎么回应。他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可以说，我之所以会犯法，部分是因为我妈，你知道吗。”我注意到他用了这个熟悉的行话[108]，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在那些新参加心理治疗的犯人中，这种做法并不少见。他接着说，“我差不多……”他的目光转到了我这里，然后不说话了。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差不多什么？”
他把目光从我这里挪开，看向地板，咕哝道：“我没办法，像是埋进了一个坑里。我得把自己拔出来。”我的一位同行开口了，她操着一口柔和轻快的北方口音，仿佛一阵悦耳的和声：“你是怎么把自己拔出来的，萨姆？”他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我那么做……那么做不好。”我们等他接着说，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了。这是他第一次讲到他的罪行：10年前，他杀害了他的父亲。我说，他刚才跟我们说的话听起来很重要，或许我们可以之后再回头接着聊。他这番表达，随后激起了另外三位男犯人关于他们自己父母亲之间关系的讨论。他们各不相同的情感丰富了现场的气氛，效果就像一段音乐所带来的那样。
这期团体治疗的时间临近尾声。萨姆突然站起来，把他的椅子推到一边：“该走了。”我的那位同行说萨姆说得对，到时间了，然后表示我们都想谢谢他刚才能跟大家分享那些东西：“感觉你今天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萨姆。”我以为他会对她有所回应，不过他似乎已经把不多的能量消耗光了。犯人们陆续走出房间，各自与将要送他们回牢房的护士会合。我看到卡兹在出去的过程中拍了拍萨姆的肩膀，听到他轻声说：“干得不错，老兄。”萨姆没有说话，不过他也没有躲开。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我希望，在接下来几期的团体治疗中，他能勇敢地跟我们讲更多关于他父母亲的事情，不过我也清楚，这需要一些时间。
在法医系统中，我们不能强制要求病人参加某种类型的心理治疗。团体治疗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还记得一个男犯人，他坚决地拒绝了我们请他加入团体治疗的请求，他说：“我没有杀任何人。你们要是不信，可以把我兄弟从坟墓里挖出来问他。”抵触的原因也可能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种人可能会有的正常焦虑。还有一个病人，我请他加入治疗团体，他紧张地问：“到最后我能知道些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大多数的犯罪者都能够意识到，跟一位心理治疗师谈他们的罪行，可以证明他们有降低自己危险性的意愿，因此，有些犯人之所以愿意参加团体治疗，是因为一种“打卡”的心态，只是走个过场。不过，这也正是治疗团体真正发挥效果的地方。我们的团体日程需要由团体成员自己设定。这个日程看上去更像是一篇文章，而不是多项选择题，犯人并不能显而易见地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或者给出迎合需要的东西。于是，那些只是想打卡的人就会很快退出，因为他们意识到将要直面另一些跟自己一样杀过人，但对杀人有着真正认识的杀人犯。而萨姆的情况是，他从监狱转到这里来之后，在药物的帮助下，他的精神状况随着时间逐渐稳定下来。在这之后，他同意加入团体。他也表现出有些不情愿，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团体治疗，而不是一对一的治疗。治疗师同行告诉我，他承认自己杀了他父亲，但从没有谈起过，这么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监狱里，他在一种心理隔绝的状态中度过了许多个年头，这一定很痛苦。我的一位同行曾说，陷入精神失常就像是在空中建起一座城堡，然后住进里面，而我们的工作则是为城堡放下一座通往外界的吊桥。
回想起来，在我们的团体创立之初，关于它应该叫一个什么名字，我们进行过一些涉及专业层面的颇为头疼的争论。最初的提议很直白，就叫“谋杀犯罪者团体”。一些人认为，像这样“抖出”犯人不光彩的前科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也可能会让病人更不愿意加入。康涅狄格州那家医院的那个面向杀害自己父母的犯人的治疗团体就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是团体成员自己选出来的：“启元新生团体”。还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时，感叹他们真是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啊。这个团体的“指挥家”是两位才华卓著的美国同行——马克·希尔布兰德（Marc Hillbrand）和约翰·扬（John Young）。多年来，他们围绕着对法医系统的期望，写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文章①。虽然对过于直白的名字持有异议，不过因为布罗德莫尔医院的许多心理治疗团体都是叫这种直白的名字，如“性犯罪者团体”或“社会脱离者团体”，最后，我们还是同意叫“谋杀犯罪者团体”这个名字。之后，由于加入的需求增多，我们开始同时运作两期团体治疗活动，于是团体就发展为星期四团体和星期五团体。我在这样的团体中待了大约10年。我想，这1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部分之一，引人深思，富有挑战性，动人且不乏幽默感。
在早期我们发现，把团体的规模控制在4人，或最多5人，团体活动的效果是最好的，而心理治疗团体更常见的规模是10人甚至15人。事实上，让治疗团体的规模等同于一个“家庭大小”的单位，这有它的重要性。我们还决定，要配备至少3名心理治疗师，这样遇到有治疗师生病或者遇到假期，也可以轮换以保证团体活动不致中断。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同时有两个人待在房间里，不过很快我们发现安全不是什么问题，并没有人闹事。
我在前面曾说过，我的这些病人像是一场灾难的幸存者，而灾难也正是他们自己。跟其他灾难中的幸存者很像，他们也很难用恰当的言语清晰地讲述那些难以启齿的记忆。不过在治疗中，与面对那些不曾犯罪的创伤幸存者有所不同，我们不会让他们巨细无遗地讲述那些痛苦记忆中的每一样细节，而是让他们能够面对团体大声地讲出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让他们有意愿听其他人也像这样讲出他们的故事，以让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更深入的理解。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从来没有人让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讲述。犯人讲述自己的故事，通常只是出于司法系统的具体要求，但我们的司法系统所关注的焦点，只在于犯罪者的动机和方式，并由此得出一种应对潜在危险的防御措施。而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一员，可以改善他们的情感孤独状况，让他们能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何带着自己的新身份生活下去②。没有人会跟他们说“过去根本不曾存在”这样的话。英国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卡罗琳·加兰（Caroline Garland）的说法就很直白：这个恢复过程的目的是“与它好好相处，而不是克服它”③。
每一次团体治疗活动结束后，几位心理治疗师就会一起坐下来，各自倒上一杯令人愉悦的咖啡，把大家讨论的各种主题记录下来，分享和探讨各自在过程中的感受。在萨姆第一次提到父母亲的那天，一位治疗师同事问我们，萨姆以前有没有跟任何人讲到过他母亲，以及在法庭对他做出判决之后，她还跟他是否有联系。我回答说，我以前跟萨姆的母亲朱迪丝见过面，那次见面是我法医工作的一部分。我也知道她跟儿子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会定期来看他。在这样的案子中，一些犯罪者的家人会跟犯罪者断绝联系，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跟犯罪者继续相处。而一些犯罪者的家人在案件发生后，会继续关照这位犯了罪的亲人，依然选择留在犯罪者的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会有些感动。而会这么做的，往往是犯罪者的母亲，她们选择站着自己痛苦而迷失的“孩子”身边，不论孩子长到什么年纪，也不论发生了什么。
在萨姆的刑事审判结束后，朱迪丝曾在民事法庭提出上诉，对受托为萨姆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机构（也就是照顾他的那家精神病院）提出指控，认为他们在他犯下谋杀罪行期间玩忽职守。受托机构允许萨姆出院，但未曾提醒她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她的律师请我对她进行评估，以判断她是否因此患上了某些心理健康问题。萨姆是在入狱服刑几年之后，由于心理健康状况恶化，被转移到布罗德莫尔医院接受治疗的。而跟朱迪丝的见面，是在我回到布罗德莫尔医院见到萨姆的很久之前。朱迪丝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案子提出了关于保密性与危险性之争的重要伦理议题。对朱迪丝的评估在法庭上曾得到公开，因此我可以跟心理治疗师同行分享一些与此案相关的背景信息，萨姆那天在团体治疗活动中所说的话与这些信息有关。
萨姆是一些患有慢性心理疾病的年轻人之一。这样的年轻人主要是男性，是“光顾”我们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常客。这种疾病的反复，往往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的。一开始，会有一些精神病症状首次出现，典型如幻觉或妄想之类扭曲现实的症状。药物治疗有时有用，但有时也帮不上忙，正如精神科护士、畅销书作者内森·法勒（Nathan Filer）的动人说法，药物能止住幻觉，但不能消除悲伤和恐惧④。而青少年尤其不情愿服用药物，不仅因为要忍受讨厌的不良反应，也可能因为拒绝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些青少年（包括萨姆在内）会借助毒品和酒来对抗精神病症状，以减轻内心的痛苦感受。一些可以很容易弄到的毒品，如强效大麻和可卡因，都只会让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得更糟，如引发妄想症，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以至于不得不被一次次强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对医务专业人员来说他们存在暴力风险，其中遭受风险最大的是护士。说起来有些奇怪，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遭受袭击，都是在一般性质的精神病院病房，而不是在监狱或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在萨姆的案例中，他确实曾经几次试图袭击照护他的人，不过他袭击的目标是他的家人。这并不奇怪，我之前讲到过，大多数暴力行为的对象都是有某种关系的熟人⑤。
萨姆的姐姐和同辈们去上大学、找工作、谈恋爱，但只有他自己掉队了。气象学家会追踪某一极端天气事件的形成过程，我们则可以借此来类比萨姆最终实施犯罪的整个来龙去脉。清晰可见的是，他仿佛在海洋中不断积蓄力量，一旦着陆，便可能造成大肆的破坏，他的家人将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目标。“几乎”这个词很关键。就好比飓风可能转向，或发生强度的变化，从而免于造成一场灾难，严重的精神问题也可能在一些干预措施后有所转变。但萨姆得不到所需要的帮助，于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直至“高点”——杀害他的父亲。
我告诉那位心理治疗师同事，朱迪丝和我见面是在那桩悲剧发生的大约3年之后。晚这么久是因为，比起刑事诉讼，这种民事诉讼需要久得多的时间才会开庭审理。另外，这位同事也知道，我这种重叠的身份，不算是多大的巧合。在萨姆犯案的这个地区（关押他的监狱也是在这里），只有一家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而我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另外，就像我在莎伦的案子里提到的，我也时不时接一些民事法医相关工作。接手的案子之间有一些重叠确实不常见，但也是可能发生的。我被请去跟朱迪丝见面，是因为我有创伤诊所的工作经验，我的研究兴趣也是一个原因，我需要研究谋杀对家人产生的影响。她的法务团队特别关注的焦点，是她遭受长期创伤的证据。美国同行最近的研究表明，谋杀案受害者的亲友可能会多年持续表现出强烈且不正常的悲伤反应，即类似PTSD的一些症状⑥。我跟朱迪丝见面的任务，就是在查阅她病历的基础上，当面了解她的故事，做出诊断，并提出治疗意见。我从没有把萨姆视为跟朱迪丝的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也没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在一般性质的精神病院，会有一个固定的会面时长（即50分钟），我和朱迪丝的会面与此不同，我可以按照需要决定时长。回想起来，那次谈话深入、充分，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真正有尊严和风度的女人。
我记得，她是一个个子瘦小的女人，60多岁，肤色苍白，几乎跟她的一头短发差不多颜色。一开始，她表现出英国人的那种坚忍克己，之后随着谈话的进行，她开始因为痛苦而伤心流泪。她告诉我，在丈夫被杀害之前，她在一家会计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作多年。自那以后，她在医生的建议下停止了工作，这导致她失去了收入来源。收入的损失是她诉状中控诉医院给她带来的伤害的一部分。她还告诉我，她和她丈夫拉尔夫在不到20岁时相遇并相爱。他们一直都想要两个孩子，于是在生下女儿卡罗琳的三年后，又生下萨姆。在回忆起小萨姆的时候，朱迪丝露出温柔的笑容，她说他还是宝宝时多么让人省心，长大成为小男孩时是多么快乐。
但当她讲起萨姆在青春期的变化时，笑容便消失了。一开始，她和拉尔夫只是觉得他“调皮”，觉得一个青少年男孩子会这样很正常。但随着年龄渐长，他越来越不开心，也越来越不安分，以致开始对他们表现出攻击性。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青少年对跟父母难以相处，都会在内心感受到需要与分离之间的冲突挣扎。但心理疾病的存在会大大加重这些感受。逐渐地，萨姆表现出最终可能演变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症状迹象。
他父母没有马上意识到这种危险。学校发现他抽大麻而勒令其停学，这让他们一度认为，抽大麻一定是罪魁祸首。他开始越来越混乱、恐惧，开始觉得听到“说话声”，并跟对方对话。
言语性幻听（auditory verbal hallucinations，AVHs）属于精神疾病诸多症状中的一种，是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对其并不感到陌生，却了解有限。不过，言语性幻听并不总是标志着一个人患上了精神疾病，在一些情况下，它可以是积极正向和让人安慰的，比如在一些宗教场景中，再比如，一个人说他听到了他所深爱的已故的某人在说话（有关这种经验，一个叫“听见声音组织”[109]的团体做了一些有意思的工作）。有一次，朱迪丝问萨姆，那个说话声听着是什么样的。她诚实地告诉我说，她以为可能会有各种口音和各种性别——这个想法是从那些耸人听闻的关于“多重人格”的人的电影中学来的。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想法。“他们听起来像我啊，妈妈。”她儿子这么告诉她，一边用眼睛盯着她，就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样。我听一些病人讲过，在病情初期，他们会听到一系列很难听清楚的喃喃低语，似乎尚未成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言语性幻听的人，可能会看起来是在高度集中注意力努力去听。然而，那些病情严重的言语性幻听病人，大多数都会说他们听到的话几乎都是负面的，里面可能会向他们提一些模糊的要求，比如“你知道你必须做什么”。还有一种常见的说话声是来自第三个人，比如“萨姆很快就会死”或“每个人都讨厌萨姆”。在一些著名的暴力犯罪案件中，犯罪者说他们听到了“魔鬼的声音”（或“上帝的声音”），告诉他们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听到“杀了你自己”或“杀了他们”这种明确命令的情况是相对罕见的，而且当然，人们并不一定会照着幻听中的命令去做。
朱迪丝和拉尔夫带萨姆去社区医生那里看诊，说了说情况。这次看诊最终让他们跟“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部门的人见了面，萨姆得到了来自一个专门帮助患有精神病的年轻人的专家团队的帮助。不过他不愿意吃医生开的药。他说吃药让他觉得恶心，而且变“呆”了，另外，还让他丧失性欲——对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来说，这让他觉得既不公平又很别扭。在他年满18岁后，转由面向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为他提供支持。于是，机构不再将他被照护和治疗的细节定期同步给他的父母，否则会被认为对保密性原则的破坏，毕竟他不再是未成年人了。不过他还是住在父母家。忧虑成了父母二人的常态，因为他会进入严重的妄想状态，有时甚至指责他们俩密谋陷害他。有一次，他说姐姐卡罗琳从他那里偷了样什么东西并藏了起来，于是把她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把房间里的东西砸了个稀烂。这把卡罗琳吓坏了，她最终决定搬出去跟朋友一起住，这个决定也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当萨姆“醒过来”（朱迪丝是这么说的）时，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痛苦，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那么做。这让他无比沮丧。这样的一段时间属于一次典型的“精神病发作”，其间，因为妄想信念的存在，病人与现实之间是分离的状态。
萨姆可能也会感到伤心、无望，也会渴求情感支持。朱迪丝讲到，他以前来找她哭诉时，眼睛一下子就涌出来眼泪。他找母亲哭诉说，他生活里一无所有，他多么希望自己跟同龄人一样是“正常”的，希望有一个女朋友，或者能计划自己的未来。在父母亲的鼓励之下，他会不定期去社区的相关服务机构配合进行康复治疗，但他的症状总是反复。他还是会时常回到妄想和乱发脾气的状况中，尤其是当他抽类似强效大麻这种效力较强的毒品时，状况会更糟糕。一种不断复发的精神病发作模式逐渐固定了下来，这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听说在这个难熬的时期，朱迪丝和拉尔夫对儿子的爱依然坚定不移，哪怕他对他们暴力相向。有一次朱迪丝报了警，那是因为萨姆打了拉尔夫，几乎把他的胳膊给打断了，但他们仍然没有想要起诉。他们一度燃起过希望：萨姆在一家有专业配备的康复治疗收容所得到了安置，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职业治疗和其他一些对他有帮助的治疗干预。情况暂时得到了一些改善，不过，他偶尔会出现在父母亲家里，问他们要点钱，或者抱怨抱怨收容所的生活。结果，在经历了几次情势紧张和让人害怕的矛盾冲突后，拉尔夫和朱迪丝还是接受劝告，向法院申请了一道对他的限制令。
朱迪丝说，这给他们带来了片刻的平静。但跟萨姆的联系变少，意味着他们对他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是，在失去收容所的安置名额之后，他频繁进出医院，有一段时间的生活就是在街头流浪。这让他们俩感到歉疚和担心。他在精神病院住院时，他们偶尔会被请去医院参加病例讨论会，不过如果萨姆拒绝接受他们在场，他们就必须走。他们告诉医疗团队，说他们会尽己所能继续支持他，尽管做不到接他回家住，毕竟这存在暴力风险。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被卡在了进退两难的中间地带，一边只能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另一边则又不忍心跟他们在许多年前已经失去的儿子完全分开。
谋杀发生之前不久，他们给萨姆的顾问医师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地说明了萨姆对他们有攻击行为的历史，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在精神病医院接受长期的医疗和照护——尽管他们知道，这个举措是否能够实施，他们起不到任何影响。这个举措几乎没有可能实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过去针对精神病患者的那种收容所体系或长期照护方式，在英国已经消失很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在英国NHS，精神病医院的一张床位上的病人待的时长平均是3周。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反传统精神病学的运动，也伴随着时代的大众化反政府思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经费削减，英国和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体都接受了一个理念，即对患有精神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人进行社会整合，使针对他们的医疗服务逐渐过渡为一个“社区内照护”（care in the community）的系统。这意味着，照护的担子逐渐落到了家人身上，因为社区的服务过去是（且至今仍然是）严重经费不足的。这又是一个例子，可能是最严峻的一个例子，表明了我们社会存在的一种偏见：不成比例且带有误导性地强调身体健康而轻视心理健康。
我有一个好友，曾不幸地同时体会过这两类疾病在她面前发生。她丈夫被诊断出严重的癌症，而她十几岁的儿子则出现了跟萨姆情况类似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她曾向我讲过，丈夫和儿子作为病人的体验是多么截然不同，以及“社区内照护”的理念落地为实践时是多么空洞无力。一大堆医疗服务人员围着她的丈夫，事无巨细地提供治疗服务，并不厌其烦地安慰他们说，他活着的每一天，医疗服务都会时刻提供。对此他们一家人都很感激。但与此同时，她儿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迅速崩溃，却几乎没有可以得到正经治疗的选项，而那些可以得到的治疗非常有限，而且收效甚微。
朱迪丝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情况更糟。因为萨姆成年后，她对他的诊断和治疗细节不再有知情权，这让她感到，自己与儿子的照护事宜之间从此脱离了联系。她告诉我，在谋杀发生前的那年，她只见过萨姆几次，也许是两次还是三次。她向我讲起这几次见面的时候，说话都不利索了。她说，那时候萨姆满30岁了，不过看起来总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小。她很担心他的状况，因为他相当虚弱，而且多汗，她得知是吃药的缘故。更让她心碎的是，他一直都看着那么悲伤。当她开始讲到谋杀事件时，我注意到她又回到了一贯的镇静状态。我想，大概因为这是一个她必须讲述许多次的故事，在各种不同的专业人士面前。
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天晚上，萨姆到了他们家。本来他们以为这天他还是在医院，于是房子的后门没有上锁。萨姆从后门进了屋。拉尔夫在厨房洗晚饭的碗碟，而她在厨房旁边的杂物间，正在洗一些衣服。她突然听到了叫嚷声——拉尔夫抬高了嗓门，萨姆则一边叫骂他，一边跟他要钱。她冲过去，看到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彼此僵持不能动弹。她赶紧去拿电话报警，这时她震惊地看到，萨姆从灶台边装炊具的玻璃罐里抽出一根擀面杖，照着拉尔夫的头就砸过去。她扔下手机，上前试图阻止，萨姆伸手猛地朝她一挥，力气很大，她飞出去撞在墙上然后摔倒在地。她听到自己的一只胳膊断了，发出一声脆响。她的头也重重地撞到了，伤口的血流进了眼睛里。不过她还是能看到和听到，萨姆在凶狠地朝拉尔夫的身上踢，一脚接着一脚，拉尔夫则已经失去了意识，躺在地上。“我想我是在这个时候昏过去了。”她的语调平淡得没有感情。
萨姆从现场逃走，但几乎马上就被警察抓到，并承认了罪行。他很快被指控，被送到监狱候审。萨姆被判犯有谋杀罪，并依法被强制性判处终身监禁[110]。对我来说，这有一点点意外，因为他有精神病史，法庭是有可能考虑将其判为稍轻的过失杀人的，不过两位对萨姆进行评估的精神科医生，都不认为他在实施杀人的时候精神不正常。陪审团也没有疑义地采纳了两位精神科医生为控方提供的证据，认定萨姆谋杀罪成立。这意味着法官只可能做出一种判决。
朱迪丝的证词也是有价值的。她听到萨姆当时问他父亲要钱。控方强调，长期以来，萨姆每次需要钱买毒品的时候，都会对他父母实施言语辱骂和肢体暴力。在本案中，萨姆过去长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事实，并没有完全被陪审团忽略，但要区分这样一个案件的动机是理智的还是丧失理智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陪审团会如何裁决。如果萨姆在监狱里时心理健康状况确实出了问题，他可以获得某种治疗；而如果他的状况足够糟糕，他将会被转移到一家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在谋杀了他父亲10年后，这些都发生了。作为他所接受治疗的一部分，并在得到他同意的前提下，他开始参加我们的“谋杀犯罪者团体”。
朱迪丝起诉医院玩忽职守一案，从纸面来看很简单：受托的医院机构有责任照看好萨姆，但没有尽到责任，因为没有做到准确地评估他的危险性。她认为，他们在知道他的行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情况下，却允许他被批准获得社区假，而离开病房回到社区。而且，不论他是在他们许可下离开，还是私下离开，他们都没有将这个信息告知以提醒他的家人。她认为，这样的失职给萨姆和他的家人都带来了伤害，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有权针对这一伤害请求赔偿。医院方面的主张则是，他们对萨姆的家人不负有法律义务，只对他们的病人负责。他们指出刑事法庭已经认定的一个事实，即萨姆在实施谋杀期间并没有精神失常。他们不负有法律义务去阻止他伤害他人，而且根据《心理健康法》，他们有义务以“最小限制性措施”对他进行照护。谋杀发生期间，萨姆被评估为具有极小的危险性，被允许在开放病区活动。因此按照治疗方案，给病人批社区假既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这次的确是没请假就私下离开，不过之前在医院期间他也这样离开过，也都没有去找他的父母亲，或对任何人有过任何伤害行为。医疗团队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要回家，或会不会伤害他的父母，而在发现他离开医院之后，他们也没有法律义务联系他的家人。事实上如果他们这么做，反而是对萨姆个人隐私权的侵犯，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即“医患保密”。
在医疗行业有一个普遍共识，即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比如存在某种足够严重的危险性的时候，打破保密原则就是正当的。问题在于，萨姆这个案子是否属于这样的情形，以及是否有恰当的程序，来判断不公开信息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潜在伤害。我认为，萨姆的照护方有正当理由告知他的父母，说他离开医院了。我有若干项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看法。我也坚持认为，尊重患者的保密权，绝不等同于对一切信息完全保密⑦。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有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塔拉索夫夫妇诉加州大学董事会”一案。这个案子被颇带讽刺地说成是“引发了1000张法院传票的案子”⑧。196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塔蒂亚娜·塔拉索夫（Tatiana Tarasoff）被同学普罗森吉特·波达尔（Prosenjit Poddar）谋杀。普罗森吉特追求塔蒂亚娜，据说被她拒绝，随后陷入抑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是最早有记录的“跟踪行为”（这桩案件发生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最终导致致命袭击的案子之一。抑郁后，波达尔找学校的心理治疗师做心理治疗。他在治疗谈话中透露，他有想要杀了塔蒂亚娜的想法，这让治疗师非常担心，就通知了校警。警方将波达尔带走，对他做了简单询问并将其扣留，但他看起来很理智，且答应不再打扰塔蒂亚娜。被放出去后，波达尔立刻终止了心理治疗，并再也没有恢复治疗。3个月后，他去了塔蒂亚娜家，将她枪杀，随后又捅了数刀，致其当场死亡。
她的父母随后起诉大学及其涉事员工，控告他们没有尽到保护塔蒂亚娜的义务，并认为，治疗师应当及时提醒他们的女儿，而不应再遵守与波达尔之间的保密协议。起初诉讼被驳回，原因是“理由不成立”。不过塔拉索夫夫妇坚持继续上诉，一路告到国家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塔拉索夫夫妇的诉讼对大学不成立，但对心理治疗师个人是成立的，认为治疗师没有对可能的受害者尽到“提醒的义务”。这个判决在精神病学界掀起了不少激昂的抗议浪潮。抗议者认为，得到病人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信息有可能被告知第三方的话，就不会愿意接受治疗了。最高法院少见地对判决进行了复审，但二审判决支持了初审的意见，只做了少量修改。二审判决中表示，如果一个心理治疗师认为其病人对第三方构成某种危险，那么治疗师就“负有义务以合理、谨慎的方式保护可预料的受害者免受这一危险”，以及“当病人对公众构成危险时，治疗师的保密免责权就宣告终止”。随后，一系列类似塔拉索夫原则的法律在美国各州广泛出台。美国法律在英国不生效，不过英国许多涉及保密问题的案子都参考了塔拉索夫一案，而英国医学总会也很快采纳了“出于公共利益”可公开保密信息的指导原则。至今，国际上凡涉及保密性原则的探讨，塔拉索夫一案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基准。
在我前面讲到的关于朱迪丝一案的观点中，我认为照顾萨姆的医疗团队没有遵循已经明确的有关保密问题的指导原则，或者说，没有考虑到他的家人所承受的潜在风险。我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或坏医生，只是说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可能犯错一样。他们没有做出充分的考量，以至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可以不遵守保密原则。并且，他们也做出了错误的风险评估，允许像萨姆这样的病人获批社区假，而没有告知他的父母。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是对受害者拉尔夫，对萨姆来说也是如此。
在提交了评估报告后，我还得跟被告一方的医疗专家B医生见一面。B医生跟我在一些基本事实上意见一致：萨姆之前精神状况长期不好，但在谋杀发生前的那段时间是有所改善的，这也得到了事实的支持，即在他这次“逃跑”之前，他被转移到开放病区，并且数次被许可离院。我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是否认为他对他的家人构成危险。B医生说，案发前没有证据显示他存在任何危险性。我则提到了他父母写给他的顾问医师的那封信，信中概述了萨姆过去几次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行为，还表示萨姆需要住院接受长期的照护。我得承认，他在作案前的几个月内都没有对他父母造成任何危险，但如果只是基于这个时期来做风险评估，而不是基于萨姆人生经验和病情的总体背景，这不免有些随意。在他的人际圈内，他的父母亲可以被认为是“处于危险中”的人，这足以让团队在他离院之后，至少讨论一下是否应该提醒他们。这一做法，从职业层面来讲，能够得到英国医学总会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两方指导原则的支持。
B医生有不一样的看法。B医生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观点，或者说支持透露信息的做法，而且他相信，如果医院真那么做的话，萨姆将会投诉甚至采取法律行动。我回应说，在谋杀发生之前，负责照顾萨姆的医疗团队请来了朱迪丝和拉尔夫参与他们的数次临床病情讨论。当萨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回来医院时，通知他的父母能帮助阻断或降低他们受到伤害的风险——我想到了他们家那扇没有上锁的后门。我和B医生都同意，在讨论是否给病人批社区假时，请病人的直系亲属出席属于惯例；但B医生还表示，不请直系亲属也在情理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我和B医生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其中分别陈述了各自的观点，等待后续会如何进展。要么案件会被受理，或者——也是更常见的情况——原告与被告庭外和解，即以闭门的方式谈定一个赔偿金额。朱迪丝的律师团队准确地做出了预言。他们认为，案件由于具有广泛的重要性而会得到受理，并且，如果这案子真的庭外和解，将意味着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谁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诉状被提出来？
到了出庭做证那天，我披挂上我的法庭西装。这套西装和大律师喜好的款式风格相似，同样是黑色，也有着质朴的剪裁。专家证人会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打造他们的法庭“亮相”上，甚至有一些学费昂贵的职业发展课程专门提供这方面的指导。我不会傻到骗自己说出庭的形象不重要。我发现，让自己融入质朴而庄重的法庭服装当中，也是一种意义的传达。这表明，我理解了自己在场的身份角色，即回答法庭上的一些法律问题，陈述清楚自己的观点，来为法庭提供帮助。尽管我是朱迪丝的团队花钱聘请的，但我的义务对象是法庭，而非诉状。在庭审中，最重要的是法官，法官的理解至关重要。
在法庭上，有许多时候需要等待。终于轮到我了。我起立并做了宣誓。如今，证人的宣誓词有一些去宗教色彩的世俗版本，不过我选择了传统的有宗教色彩的版本，结尾是“愿上帝保佑我”。医院一方的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对我的结论发出挑战，对我的主张提出疑问并尽量驳倒。好的大律师不会激动，也不会有夸张的举止或说夸张的话。最好的大律师会平和却强有力地把你带进一条辩论的线索之中，而如果你不够小心，他们可能会让你的观点自相矛盾，或说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受托医院方的辩护律师开始发话了。“阿谢德医生，为病人保密难道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吗？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说在这个案子中，保密原则可以打破呢？”她顺着这条线索接着往下说，“你表示原告应当得知她儿子已经获批社区假，但这个看法是基于什么理由？”“你同意，在我们所提到的那天，没有证据表明病人对他父母亲构成危险性，对吗？”“而且你同意，医疗团队所持的观点在合理的医疗措施范围内，是吗？”“如果你相对偏激的观点被接受，那么就没有精神病人敢要求自己的信息有权得到保密。这难道不是区别对待吗？而且，这难道不可能导致一些病人，或他们的照护者，以后根本不愿意寻求必要的医疗援助吗？”这样的询问持续了几小时，不过这算不上太糟糕——我知道有的专家证人像这样被问了好几天。
她以颇为犀利的一段话，为这一系列询问作结。这段话旨在让人注意到一个关于我身份的事实，即我是一名法医精神科医生，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布罗德莫尔医院度过：“在职业生涯中，你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名普通精神科医生的身份，阿谢德医生，对吗？事实上，你主要跟那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他们很多都犯下过可怕的暴力罪行，对吗？这必然会影响到你对‘危险性’的敏感程度。”讲到“危险性”一词时，她微微做了一个模仿着重引号的手势，以提醒法官注意。
这整个过程，正是法庭中交叉询问的常态。而我的工作则是忠于自己的观点，向大家说明，尽管辩护律师可能提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但并没有推翻我的观点。就算是被问到一些特别犀利的问题，我都要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武断，尽量全程保持平和。不过，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在法庭上会遇到什么。一个案子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判决那天法官的感受和看法，以及法官对公众会如何看待这个案子的焦虑程度。
我认为，精神科医生应当在提醒潜在受害者方面有更强的责任意识。我依然对那位决定批给萨姆社区假的精神科医生感到同情。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必须对他们的病人做风险评估，大家都知道，万一真的发生了糟糕的事情，那可能意味着是一桩案子。这种异类的案件将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并遭受行业内的强烈谴责。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但有熟知的朋友曾卷入且处于这种风暴的中心，我见识过他们因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而不幸的故事，总是从这样看起来平常的似乎没有什么争议的决定开始的。还记得许多年前，我自己的一位普通精神病住院病人在休假中不见了，跟萨姆的情况类似。他当时因为心理疾病而接受治疗，过去曾有暴力前科。不过在出事的那段时间，他看起来取得了不错的治疗进展，临床团队和我都赞同允许他享有社区假。当听到护士跟我说，他没有按时回来，而他们正在联系警方时，我顿时极为恐慌。“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还记得当时自己这么想着，心肝脾胃都仿佛绞到了一起。我紧张得一时如临大敌，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接受最坏的新闻报道出现，以及随之汹涌而来的谴责。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位男病人被找到了，随后回到了病房。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多么震惊。我很清楚，他有可能嗑了药，有可能会跟人打架，然后给别人狠狠一击。这不幸的一击将会让他登上第二天的晨报，报道中把他称为“怪物”，然后我就跟他的受害者及受害者的家人们一起，从此就永远跟这桩悲剧联系在了一起。这很难不让人感到脆弱和羞耻。如果真出了事，我将接受强制性的调查，还有病人的责任临床医师也跟我一样，因为是这位医生决定让他离开安全看护环境的。媒体报道将会认为我们工作失职，或者做出更糟糕的解读。如果调查发现我的确犯了错，我将很有可能被上报至英国医学总会，等待我的将是丢掉执照，并有可能被提起民事诉讼。我知道另一个类似的案子，受害者家人曾对涉案的精神科医生发出多次死亡威胁，给这位医生及其家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还有一个案子，涉案精神科医生的一张照片上了头条，被登在全国的各家报纸上，头条起了像“铸成大错”之类的标题，这位医生被说成“把杀人犯放出医院的医生”，或者“把杀人犯的权利摆在公众安全的前面”。
朱迪丝输掉了起诉医院的案子。法庭认为，负责治疗萨姆的团队没有义务防止她和拉尔夫受到伤害，以及，尽管对他的风险评估有可能存在问题，但是他们在为萨姆提供照护方面没有失职。我不觉得意外。法律从来都更强调可分析、可验证的确定性和明确的证据，在这样的框架前提之下，就没有多大空间可以用来探讨密切关系中的义务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中，总会存在情感上的模糊性和道德标线的不明确性。关于照护中的第三方义务，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能理解法庭最终不打算碰，但我的问题是，萨姆对父母造成的伤害，将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深刻地影响到他自己的心理健康，这一点为什么法庭认识不到呢？在这次判决的多年之后，当我在医院见到萨姆时，他与这种影响之间的搏斗才刚刚开始。
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讲到一点，为了降低病人的危险性，心理治疗师需要帮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即在“自行车密码锁”弹开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我们这个“谋杀犯罪者团体”来说，这意味着致命暴力发生的时刻。只有通过把这个时刻讲出来，团体的成员才可能认识到，自己就是所犯下罪行的能动主体。而这个认识发生的标志，往往是犯人在个人讲述中，从被动语态转变为主动语态。第一次听到存在这样的转变，是在跟随导师默里·考克斯学习的时候。导师很爱“昏暗的灯”的那个比喻（我在前言中提起过），他对语言有着极为精巧的洞察力。他曾讲过一个病人的转变过程：从“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到“不是我干的”，到“是我干的，但我那时候有精神病”，再到“我是在有精神病的时候干的”，直到最后，病人终于说“我干的”。这种逐渐与自己所做的事达成妥协的过程，考克斯称之为“逐级整合”。如今，我自己带实习生的时候，我把这个过程向他们比喻为“苦路”[111]。病人在内心的每一步都是痛苦的跋涉，而对心理治疗师来说，有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他们走过这一路程。
自从那天在团体中第一次提到他父母亲漫长的婚姻之后，萨姆越来越敞开自己，在团体互动气氛的作用下，他能够越来越自在地提起父母。有一次，男犯人们聊到电视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112]，聊到他们不喜欢一些观众的心态，说那些观众用评判的眼光看待节目参赛者，就盼着他们出状况然后被投票出局。这又让他们开始热烈讨论起自己在监狱和医院里缺乏隐私的问题。卡兹开玩笑说，女心理治疗师们就像“老大姐”，不光一直监视着他们，还会仔细审视他们说的每一个字。这个类比影射了我们独裁和苛刻，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萨姆接话了。他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感觉像是“在一堵玻璃墙里面”，外面是他极度焦虑的父母亲，他们时刻监视他、担心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小婴儿看待。他讲这些话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们既不是他的父母亲，也不是他的受害者，而是他不认识的两个人，是随便两个不知道名字的听众。不过随着他接着讲下去，我渐渐能察觉出，他在沿着默里·考克斯所说的“逐级整合”的过程前进：他开始承担自己所负有的一些责任了。
加入团体将近一年之后，他终于不再把他的罪行称作“指标”，而是能够说出“我杀害我父亲时……”这样的话。一个病人发生这样转变的时刻一定是重大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说出这句话的那天。他从谋杀发生的那天上午开始讲起。那是10年前10月的一天，天气凉爽。他说那天摆脱护士逃出医院时，他感到轻松了许多。在医院的操场，他注意到陪护的护士暂时离开去了街角小店，他马上快步往外走，边走边扭头往后看，然后拔腿就跑出了医院，一直跑到他确认已经离医院足够远了才停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在朝父母家的方向走去。他并没有打算去他们家，所以沿着河来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那里住着几个认识的朋友。他满头是汗，而且很渴，有人给他一罐啤酒，还有一颗药片。他不确定药片是什么。然后他就记不得了，他说可能是昏过去了一会儿。醒来时，他发现警察来了，到处都响着警报，闪着警灯，朋友们四散而逃。他有些晕头转向，有些害怕，不过成功逃走了，没有被警察抓到。他转头朝着父母家的方向走去。我记得，萨姆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了我一个正要问却还没来得及出口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那是我家吧。”他说当时天色已晚，他溜到父母家的后面。透过窗户，他看到爸爸在厨房沏茶，妈妈在杂物间熨衣服。
他说他站在外面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看一部电影还是什么一样”。我脑海中想象着，在寒冷的夜里，他站在屋外看着屋里的家庭生活场景。我想象，他看到朱迪丝和拉尔夫无声地给对方打着手势，或许她要他过去帮忙叠几张床单。我能理解，对萨姆来说，他们平凡的家庭日常可能是种遥不可及的存在，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拍出来的一样。他没有说当时透过窗户看着屋里的场景时，具体是被什么东西激怒的。他只是告诉我们，他觉得冷，开始感到愤怒。他走近后门，手摸向花盆底下找备用钥匙，不过他推了推门，发现是开着的。萨姆讲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深呼吸了一口气。我们都安静地坐着，等他继续讲。大家都清楚，接下来要讲的东西，不论是对他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痛苦的。在这个团体中，我经常要见证这样可怕的故事，这种见证于我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我们就这样沉默了几分钟，但他没有开口。我心想，他可能觉得今天讲的已经够多了。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萨姆，你还想接着讲吗？”
“我想喝口水。”他突然开了口，声音很大。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说现在想喝水，但不是的，他还在父母家的后花园，他是在用现在时讲述过去的事情。他的眼睛没有焦点，目光落在我脑袋后面的白墙上。“我需要钱。我需要弄到些可卡因。我困，我冷……我害怕。”他边讲边蹙起眉头，两只胳膊相互抱住，声音低且紧绷。“我觉得有人在跟着我，天哪。警察在我后面，我必须进屋，躲起来。我看不到我妈和我爸了……我看到我爸了。”他使劲咽了下口水，接着说，“他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他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东西一样……他并不是很开心。我是说，他看起来像被吓坏了。我心想：‘这不对，你不应该害怕，你应该很高兴见到我，我是你儿子。’”
他的语速逐渐加快。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极安静地坐着，让故事流淌进我们之间的空间之中。听众间这种安静的配合，给人的感受是相当不寻常的，仿佛在一段双簧管独奏时，管弦乐队的乐手们让手上的弓弦或其他乐器凝在半空，安静地等候。多年的实践之后，在这样一个治疗团体中，我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把手上的指挥棒放在一边，让音乐自行流淌。“然后爸爸说：‘萨姆？你在这里干吗？你应该在医院的。’这时候我心想，‘这不算是多欢迎我，对吗？甚至都没问我怎么样，或者问点别的。’我气坏了，然后我想，你们知道吗，‘警察可能就是因为他报警来抓我的’。然后他说，‘萨米’——幼稚的蠢名字，就跟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一样——‘萨米，我觉得你应该走。’我心想：‘天哪，果然，现在连我爸都讨厌我。’”
我没有把视线从萨姆身上挪开。我听到，我们有位病人发出一声像是吸了半口气一样的声响。这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紧张的气氛——此刻，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紧张的感觉。萨姆在他椅子上俯下身来，把手肘顶住膝盖，双手在脸上揉了揉，像是要把自己的五官给揉没了。我想，他可能在积攒足够的勇气继续往下讲，同时也感到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悲伤和敬畏。这好比是在看悲剧《美狄亚》或《麦克白》，你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然后默默地对自己说：“哦别，别那么做……”
片刻，卡兹朝萨姆探过身子，说：“你还好吗，兄弟？要点水吗？”萨姆点点头，然后我的一位治疗师同事站起身，去饮水机接了杯水，递给了他。他一饮而尽。然后他抬头看向天花板，接着看向墙上的挂钟——可能别的地方有走得准的钟，但这面钟从来没走准过。“我觉得我现在不能接着讲了。”他沙哑地说。蒂姆大声说：“你能说多少就说多少。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然后是另一位病人本尼，也在旁边帮了腔：“我用了好几年，兄弟。别在意，这种太真实的感觉，我们都懂。”他们的支持让我有些感动。或许萨姆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又能够继续讲了。我注意到，他此时的讲述切换为了过去时态，仿佛需要跟回忆保持一些距离，才能讲下去。我花了不小的功夫去记住他所使用的言语细节，但几乎完全不担心自己会忘记他的表达所呈现出的震惊和简朴。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杀了我的爸爸。我记不清全部了，但我知道我开始打他，抓了个什么东西开始朝着他抡。然后妈妈在旁边朝着我大吼。我把她推开，她撞在墙上，我听到一声那种断了的声音……然后再没有别的，就是我在打我爸。然后没有声音了。像是世界消失了。我呆在那儿，站在他旁边，他躺在地上，浸在血里。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圈，想：‘就这样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时萨姆把头埋进双手，然后我让沉默停留了片刻，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要说，不过他没有作声。然后我环顾了团体的其他成员，问有没有谁想跟萨姆说点什么。没有人说话。“或许就不用说什么了。”我说。不是所有的真相在被展开之后都需要回应的。而且，当听到一个人讲出他是如何毁掉自己的世界时，说什么可能都不重要了。
这期治疗结束后，我向同事们表达了我的看法。在萨姆童年时期所属的那个家中所发生的这一切，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困难，就好像过去成了他唯一的安全之地，甚至现在这扇门也对他关上了。我们谈到，“自行车密码锁”的组合在那天晚上最终就位，所有那些风险因素都齐聚在了一起。或许，最后的那位“数字”是他父亲眼里透出的恐惧神情，又或许，是他因为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感到难以忍受。
自那以后，我常常想到萨姆和朱迪丝，会想他最后致命的暴力有没有可能得到避免。我依然与同行和法庭一样关心对病人隐私权的保护，但我想，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保密原则这个问题。精神疾病是一个家庭的事。在面对风险管理的问题时，我们能够以一种更有合作精神的方式，去关照受到风险影响的各方吗？这个案子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说是要为精神病患者在社区提供照护，实际上似乎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照护者和家人。当今这个时代，在社交媒体和营销者的影响之下，隐私和个人信息已经货币化到了如此的程度，或许，在健康和安全领域我们可以有所平衡。对待隐私权，并不一定要像对待咕噜的“宝贝”[113]那样，而在这个案子中，当然不应该如此⑨。像萨姆这样的病人的医疗信息，本不需要去争论他们的父母亲是否有权掌握或了解。
由于缺乏这样的合作，萨姆的父母亲拥有了一个非其所愿的新身份——他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现在，萨姆自己则被归为一个极小群体中的一员，既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又被判处犯有谋杀罪。这样一个复合的身份也让他充满了痛苦。他该如何向前走？最近，我们“谋杀犯罪者团体”中的一位成员的转变激励了我。他不再总是跟别人一起看那些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然后在聊天的时候抖两句机灵，他告诉我，他最近在读一本好书，是一个病友给他的。他向我微笑着说：“它肯定是你的菜，格温医生。作者是一个叫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男人，他在集中营待过，书里讲的是怎么在那样的地方找到意义[114]……或者在这样的地方。”他伸出两只手臂比画，意思是包括这间单调的会议室，包括我们这一小圈病人和工作人员，以及整个医院。
我从未向团体提过弗兰克尔这个名字。但这个病人说得没错，书的主题的确是我的菜——所有的苦难都有意义，不论这个主题出现在哪儿。当一个有着关乎生死的故事的人，内心生起一种向外散发的希望的感觉时，我总会心生敬畏，因为这能让灾难中生长出意义和目标。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作为所提到的“谋杀犯罪者团体”中的一员，尽管曾犯下杀人的罪行，尽管摆在他面前的仍是多年的牢狱生涯，却也能够让自己有所成就——“否则两条生命都死去了，而不是一条”。
我想到朱迪丝。在失去丈夫之后的许多年里，她坚持不懈地定期来看儿子。萨姆在我们的团体中所踏上的艰难旅程，或许能让她肩上的担子轻一些，因为这一旅程让他的痛苦有所减轻，这比什么药都要有用。我之前讲过，新的想法能带来希望，在心里打开一扇门。这不是我个人特有的看法。众所周知，希望对健康而言至关重要，对所有不同的康复过程而言，都是如此。它被认为是团体治疗产生效果的主要因素，因为从你踏入那扇门的一刻起，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再孤单。希望正仰赖于这样的联结。理解这一点，不仅对我们的病人很重要，对那些陪他们一起的工作人员很重要，事实上，对每一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
[108]萨姆所说的“我犯法”，原文是“my index”，即在加布里埃尔一案中提到的“指标罪行”。
[109]“听见声音组织”（Hearing Voices Network）是一个民间组织，主要由志愿者运作，旨在呼吁大家更加了解并宽容那些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有其他类似的特殊感知体验的人，倡导减少社会偏见并促进他们得到更好的对待。
[110]在英国，如果罪行被认定为谋杀（即并非其他较轻的杀人情形，如过失杀人或作为从犯等），就必须对罪犯判处终身监禁。罪犯在监狱中服刑的具体年限，取决于法官所裁定的量刑标准，但被强制性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申请假释出狱后也是终身处于假释状态，并非真正的自由身份。
[111]“苦路”（via dolorosa）一词来自基督教，耶稣被判死刑后背负十字架走到受难地，这段路叫苦路，拉丁文原意就是“悲伤、痛苦之路”。
[112]这是一档社会实验类真人秀。一些参赛者住进一座特别设计的大房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且接受全方位不间断的监视。在一段时间内，大家在里面生活并完成一些任务，定期投票淘汰一些参赛者，直到决出冠军赢得大奖。最早诞生于荷兰，后风靡全球，许多国家都推出同名版本。
[113]咕噜（Gollum）是英国作家托尔金（Tolkien）的经典奇幻小说《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角色，捡到了最宝贵的魔戒，曾将其称为“我的宝贝”（my precious）。
[114]这本书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的代表作《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
①Hillbrand, M. and Young, J. L. (2008) ‘Instilling Hope into Forensic Treatment: The Antidote to Despair and Despe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36:1, 90–4.
②Adshead, G. (2016) ‘Stories of Transgression’, in Cook, C. H., Powell, A. and Sims, A. (Eds), Spirituality and Narrative in Psychiatric Practice: Stories of Mind and Soul (London: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Also Ferrito, M., Vetere, A., Adshead, G. and Moore, E. (2012) ‘Life After Homicide: Accounts of Recovery and Redemption of Offender Patients in a High Security Hospital –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23:3, 1–18.
③Garland, C. (2002) Understanding Trauma (London: Routledge).
④Filer, N. (2019) This Book Will Change Your Mind about Mental Health (London: Faber & Faber).
⑤Estroff, S. E. et al. (1998) ‘Risk Reconsidered: Targets of Violence i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People with Serious Psychiatric Disorder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3, S95–S101. Also ‘Raising Cain: The Role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in Family Homicides’, June 2016 report from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Public Affairs.
⑥Heeke, C., Kampisiou, C., Niemeyer, H. and Knaevelsrud, C. (2017)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rrelates o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in Adults Exposed to Violent Los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8 (sup. 6), 1,583,524.
⑦Adshead, G. and Sarkar, S. (2005) ‘Justice and Welfare: Two Ethical Paradigms in Forensic Psychiatr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9, 1011–17.
⑧Vitaly Tarasoff et al.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t al. (S.F. No. 23042.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July 1, 1976).
⑨关于隐私的含义和相关问题，这篇文章里有非常精彩的探讨：Allen, A. (2016) ‘Privacy and Medicine’, in Zalta, E. N.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privacy-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