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SHARON
莎伦｜SHARON
“谢谢你今天能来见我。我可以叫你莎伦吗？”她看着手上的手机，没有抬头。“随她吧。”我意识到，我心里对她已经开始有了各种复杂的感受：同情、恼火加上悲伤。她19岁，是女孩与女人交界的年龄，而此时的她，正面临着失去对年幼儿子监护权的风险。“我想先说明一下我们怎么……莎伦？”在我面前的是她的头顶，黑色头发中间是一条蜿蜒的分界，露出白色的头皮。“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可以把手机放下来吗？可以听我说明一下，我们一起需要做些什么。”我们见面的地方是当地的社区活动中心，这间房间我一般是来见一些民事法医学[96]相关案件的病人——我时不时也会接手一些这样的民事案件。这个房间也有别的心理治疗师用，因此房间的布置是通用的。房间内有几把舒适的扶手椅，几张小桌，桌上都有台灯，还有必不可少的纸巾盒。浅绿色的墙面上，挂有几幅格调温和愉快的带框装饰画。正对着我坐的椅子的那面墙上有一面钟，跟NHS下属机构里大多数的钟不一样的是，它竟走时很准。
2013年离开布罗德莫尔医院后，我继续以法医精神科医生的身份工作。如我前面讲的故事中那样，我会为女子监狱和缓刑服务部门的各种心理健康团队提供咨询服务。不过在此之外，我也一直尽量腾出时间，来为家事法庭（family court）提供精神病学评估鉴定。家事法庭主要处理各种家庭纠纷案件，包括处理儿童照护与保护相关的问题。我被请来对莎伦做评估，而她显然是不情愿来见我的。她脸蛋圆圆的，有一头长直的橙黄色头发，满脸都挂着不高兴。她抬眼瞪着我，声音不大而且愠怒：“这要多久？”她夸张地大叹了口气，不过起码，她总算把手机放在了一边。我心里也默默叹了一口气。
她的处境相当严峻。她13个月大的儿子托马斯得了一种神秘的病，说神秘是因为，没有人能说清楚他的病是怎么回事。莎伦不愿意配合医疗专家寻求解决方案，而是指责他们犯了错。她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不愿意合作，以至于后来，社会服务部门担心她无法安全可靠地照顾托马斯。于是，他们向法院申请了一纸照护令（care order）。这意味着，托马斯被暂时安置到政府的寄养中心（foster care），同时，家事法庭要求对莎伦进行精神病学评估，以判定托马斯能否被送还给她继续照护。家事法庭与刑事法庭不同的是，如果的确存在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法庭不需要犯罪证据就可以采取措施。作为年龄最小的公民群体，儿童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因而国家会采取迅速的措施加以保护。
我试着向她说明我的工作职责，强调说，我来见她并不是要对任何事情下任何判断，也不是要站边：“我的工作立场是中立的，帮助法庭能够从你的角度看问——”她打断了我：“我不想来这儿的，你知道吧。不管他们怎么讲，我都是一个好妈妈。我有一半的人生都在跟社会服务部门的那些人打交道，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他妈的有什么好？我自己就能照顾好托马斯。问题出在那些医生。他们不听，他们不在乎，他们什么也没干！”在她不断走高的声调中，我听出了一丝害怕。“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说我是个虐童犯，不是吗？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我是个好妈妈，跟我的妈妈完全不一样，这他妈就是事实。有罪的是那些医生，不是我。”说完她往后坐定，这时，我看到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我把纸巾盒推给了她。她在擦鼻子的时候，我想她应该是含糊地说了句“谢谢”。
她手机响了，来了条消息，她立刻拿起手机回复。“莎伦？”我冒出一股想要伸手将那台小设备拿走不让她再碰的冲动，但克制住了。“我得让消息铃声开着，因为有可能是托马斯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现在把它调成振动。”她在向我表示某种让步，我感激地接受了。“那，是什么让你来这里见我的？”我问。她咕哝了一声，仰头看着天花板。这天早上她到的时候，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把一条腿搭在一边的扶手上。她这么不正对着我，或者说不想面对我们将要一起进行的谈话，似乎是想表达她对谈话的不屑。我想，她挑衅的姿态是一种防御，以免自己感到渺小和脆弱。或许，她觉得自己是年轻版的大卫，在对抗邪恶的巨人歌利亚[97]，即家事法庭和社会服务部门，觉得这个保姆式国家充满恶意地对她多管闲事，而她是受害者。“我的小宝贝病了。病得很重很重，已经很久了。我想帮他治病，但那些医生都是废物。我抱怨他们，然后他们想报复我，所以他们就对大家撒谎。就是这些。”我做了些笔记，然后抬头看着她说：“报复你？你说说看？”
“咄。他们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托马斯，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叫板了，不是吗？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说完她抬起手到嘴边，开始咬手指上的倒刺。我并没有觉得受挫，我想，她的看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医疗团队没有同情她，这一点她或许是对的。我又做了些笔记，发现她伸着脑袋看我的笔记本。我把笔记本翻过来给她看：“你可以随便看。”她拧了拧身子，把自己坐正了看，皱起眉头，努力想看懂我潦草的笔记。“我在想，跟像你这样的心理医生聊天，是不是完全私人性质的？我讲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只有你跟我两个人知道？”我跟她解释说，法庭需要知道我们聊了什么，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她的想法，所以我得把内容准确地记录下来。“好吧。”她说，语气听上去有些怀疑。她的手机颤巍巍地待在椅子的一侧扶手上，这给了我一些灵感。“我需要清楚地了解你的故事。就像拍照一样，不用任何滤镜，也不做任何后期的处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转了转眼珠子，然后点了头，仿佛是明白了。
我跟她的事务律师聊过，也看过他们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件，因此对她的情况已经有基本的了解。莎伦是一个单身母亲，住在伦敦西边远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她父母亲双亡，母亲死于一场车祸，那时她还小，而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因此，她从13岁开始，便进了政府关怀系统下的收容所过上了寄宿生活。5年后成年，她离开了收容所，不多久就怀上了孩子。在我看的档案里，没有关于孩子父亲的细节，不过里面有一些病历记录，显示她的怀孕和生产均正常。
莎伦的儿子出生后的一个月里，她频繁去当地的诊所，向医生表达她对婴儿健康的担心，每周要去两三次。对一个新手妈妈来说，尤其是考虑到她身边也没有什么家人，她缠着社区医生和护士问东问西也并不算奇怪。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都没有查出托马斯有什么健康问题。他的身高、体重在同龄婴儿中属于正常范围，甚至高于平均值，而她声称有的那些症状，在检查中一个也没有发现。一位家访护士[98]曾去她家里看过她，给了她一些关于怎么喂奶之类的实用知识的小册子，向她分享了一些建议，教她怎么加入一些母婴互助团体。这些帮助并没有让莎伦消停下来。她开始定期带儿子去不同医院的急诊科看病，希望为她一直都有的担心寻求解答。她极为迫切地向医生们描述了一些可怕的症状，有一个护士在病历中提到她哭了，说她显得“绝望”。但是，几家医院的几位不同的医师都没有检查出任何异常，婴儿在每一次检查中都显得很健康。
在托马斯20周龄时，一天深夜，莎伦把他带去看急诊，说他发高烧，而且说“可能有败血症”。她跟医生讲，其他的医生之前曾告诉她说“他的肾脏有一些问题”，并给了当班的实习医生一管尿样，说是托马斯的，还说家访护士曾经建议她，如果发现症状依然发生，就要采集尿样。尿样是鲜红色的。科室对小婴儿做了检查。一位高级儿科医师被请来对这个病例进行审查，结论是，肾脏扫描未发现异常，婴儿看起来状况良好。医生又给小婴儿采集了一管新的尿样，并没有看到任何血色。病历记录中提到，莎伦提供的那管尿样“令人困惑”。
这位儿科医师给莎伦的社区医生打了一个电话，了解到，她曾频繁带孩子去急诊室，并经常谎报病情。于是这位医师认为，这个病例需要交由儿童安全防护官（the child safeguarding lead）定夺。这是医院设置的一种职位，专门负责为状况不好的病人协调并安排安全防护程序，如果有必要，防护官也可能联络社会服务相关部门。于是，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儿童保护调查启动，当地政府部门介入，家事法庭的照护程序启动，而托马斯则被强制离开莎伦送往收容所。法庭为托马斯指定了一位监护人作为他的权益代表，同时也启动了对他母亲的精神病鉴定。
在接这个案子时，我已经能够查阅到家事法庭案件的相关记录，准确来说，从10多年前开始就可以了，包括我早在布罗德莫尔工作的那段时间。这个案子正符合我对儿童早期发展与后天风险的关系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不过，我对医疗性儿童虐待[99]的研究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成为一名法医心理治疗师之后不久。我之所以想做这样的研究，部分是因为自己当了母亲，这对我内心产生了一些影响。和许多女性一样，我也发现，母亲本能并不是像灯一样说打开就能打开的，我也并不总觉得母亲是个让人甘之如饴的身份。在工作中，我已经熟练地胜任作为一个关怀者的角色，在家里却有时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这让我感到焦虑。
因为当母亲而感到焦虑，从而引发极端行为，关于这种焦虑的成因，我想有更多的研究发现。因此我和一些同行共同启动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给我带来很大启发，同时也颇有难度。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曾看到了一批令人不安的监控录像。这些录像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儿童保护调查，画面中的场景是医院，可以看到，一些母亲捂住她们孩子的口鼻不让他们呼吸。这些录像看着令人难过，但对一位法医精神科医生来说，也极罕有地得以目睹犯罪者的行凶过程。录像中的这些女性，大多数都没有“自行车密码锁”那样的暴力风险因素，看上去也都对孩子照顾有加，却把双手伸向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捂住了他们的口鼻。我们研究的结论是，这样的女性与那些暴力犯罪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童年早期的依恋模式——其中，童年期虐待、忽视和丧失的情况多有发生①。
在看了那些录像以后，我已经见过更多这样的母亲，包括莎伦在内。在工作中，我遇到过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能从中看到人性的诸多共通层面，且都颇为辛酸。这样的女性都会凭空捏造说她们的孩子生了病，或者有意让孩子生病，而不会承认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同时，她们又不可能接受自己会伤害孩子的想法，因此，这些行为仿佛不在她们的心理意识范围之内。她们几乎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即“觉得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在亲子关系中罕见的行为，一般被称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s syndrome by proxy, MSBP）。对此，目前的正式称谓是医疗性儿童虐待，即病人会莫须有地声称儿童患上了某种疾病，或因为诱导而让儿童真的患上某种疾病。孟乔森综合征这个称谓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医生理查德·阿舍（Richard Asher）取的名字，得名于传闻中的德国男爵冯·孟乔森（von Munchausen），这个人总是到处跟别人讲自己的一些故事，但这些故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阿舍医生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谎报病情或夸大自己病情的病人。后来人们发现，有些人也会借助他们的孩子（或是某个弱小的受他们照顾的人），即以“代理”的方式这么做，于是“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这个病名就诞生了。
这种疾病最常见的情形，就是一个照护者（十之有九都是母亲）跟医疗专业人员说她的孩子病了，但其实孩子根本没病，属于谎报或起码是夸大病情。在那些最严重的案子中，孩子往往都不到5岁，这再合理不过了，因为年龄太小的孩子还做不到反驳或反抗父母。而对社区医生和儿科医生来说，又不得不对家长报上的假病情照章处理（而且，他们所接受的职业训练也的确是这么要求他们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些时间，真相才可能得到揭露。像莎伦这样的母亲可能会去许多家不同的医院，找许多不同的医生看病，而且谎报不同的病情。最后，当明确她们确实是在捏造病情时，或者甚至已经导致孩子真的生病或受到伤害时，就必须呼叫社会服务部门介入了。
有些母亲会很焦虑，表现得像是英勇无畏的照护者，仿佛她们只是为了孩子在奔走呼号。还有一些则显得咄咄逼人，坚持不懈地控诉说医生有问题，她们说孩子的检查结果不正常，必须做更多的检查，反复要求对医疗过程进行新一轮的、更细致的调查，有些还会借助社交媒体，把自己描述成对抗医疗系统的英勇斗士。有些母亲即使某次相信孩子的病情康复了，也会再次找到医生，谎报孩子患上了一系列新的症状，循环便再次发生，直到某位医生感到情况足够可疑而启动调查。因为有诸多真假难辨的因素的干扰，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
医疗性儿童虐待这一犯罪行为，自这个名字诞生之时起，至今仍是广受争议的存在。一些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怀疑它是否可以被证实真的存在。有人认为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厌女倾向才让一些人捏造了这种罪名，有人则不假思索地觉得荒谬可笑。这些热情满满的怀疑论者，就像那些怀疑美国并没有把人送上月球的人一样。母亲竟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不论在哪种社会文化里，这都让人们难以接受，但有足够的可靠数据表明，这一行为虽然少见，但确有发生。英国一项开展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认为，在英国这一行为平均每年有50起左右②；而近年在美国的一些研究也对其发生率进行了考察，发生率也很低，结合美国更大规模的人口进行计算的话，比例与上述英国研究的结果接近③。
最令人担忧的情形是，照护者主动使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孩子患上疾病。每一种专业分支的儿科医生，几乎都能讲出一两个这样的可怕故事：一位母亲把粪便放进静脉注射管；一位母亲把给孩子救命用的药物扣留下来，或者私自替换，还断掉氧气供应；一位母亲用一把圆头锤，在她残疾儿子的大腿上敲出“无法解释的”血肿。这样的行为不常见，但儿童保护专业人员有能力敏锐地察觉出潜在的危险征兆，他们还知道，这样的行为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像托马斯这样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小婴儿，某段时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症状，这些症状本不会带来多大的危险，但如果有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和高度焦虑的照护者，那危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的母亲或照护者如果没有得到自认为需要的医疗服务，其行为就有可能在冲动之下升级，在婴儿身上弄出一些真正危险的症状来。社会服务人员在看到莎伦带托马斯看病的记录，注意到她去医院的频率不断增加之后，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了。
莎伦没有好好配合社会服务人员的干预。她很不友好，而且处处为难他们，不让社会工作者碰她儿子，不让他们跟他单独相处，或者先是答应了约定，结果又在约定时间之前突然取消。社会工作是极宝贵却不讨好的服务工作，可以说是最有难度的一线服务工作岗位之一，在儿童保护方面则更是这样。就处境而言，他们与监狱系统或综合医疗系统中的工作者颇为相似。据我观察，他们在一个任务过载却又经费不足的政府系统中工作，而这意味着容易发生工作失误。如果这些失误导致一些儿童虐待的案子没能被发现，或被错误地指出，他们将会面临媒体铺天盖地的讨伐，成为替罪羊。这就是家事法庭扮演如此至关重要的角色的原因之一：法庭既保护父母亲的权益，也保护他们孩子的权益，而每一桩案子的所有证据都要经受充分仔细的检验。在我的经验里，家事法庭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会尽可能地寻求多方面的独立意见。在一桩案子中，法官听取超过10位专家的意见，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在我跟莎伦的会面接近尾声时，我意识到我对她的童年仍一无所知。这意味着，我没有办法对她童年依恋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探究。就跟通常的情形一样，莎伦一案的社会服务工作档案都是列表清单，而不是事件记录，只有一些关于她儿子的最基础的资料，如他的健康状况之类，关于莎伦的过去则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向她问过她过世父母的情况，但她并不愿意说。“这些有什么关系？这么说吧，我想要你做的只有一件事，告诉法官我是一个好妈妈！”等她离开后，我明白过来她无意中讲出了重要的一点，有关她为什么想要自己是一个好妈妈。我想，她话里表达出了另一层需求：她似乎需要借助她的儿子而作为一个成年人存在。要是没有儿子的话，她将重新回归为一个痛苦、沮丧的女孩，这个女孩很可能内心感到非常害怕。
会面之后，我很快提交了我的评估报告。按照英国《儿童与家庭法案2014》（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 2014），照护程序必须在26周内完成执行。而在过去，因为各种积压代办和拖延，程序执行的平均时间起码要一年之久，这种现象的确不应该继续下去。我判断莎伦有严重的焦虑症，但没有其他的心理疾病，因此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如果她有意愿接受心理援助，我想她的焦虑状况很有可能得到改善。这么说并不是我盲目乐观：我见过类似的案例，一些像莎伦这样的女人的确成功实现了心理状况的改善。
我想我可能从此再也不会见到她，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结束的其实只是故事的开头。16个月后，我收到了为莎伦提供法律援助的事务律师的邮件，问我能不能再次跟她见面。自我们那次谈话之后，她试图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把她儿子从收容所带走，同时，她酗酒和吸毒的程度升级。最后，家事法庭判定，托马斯必须交由别人收养。这是万不得已才会采取的最后措施，所以，法官一定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让孩子永久离开莎伦“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莎伦的事务律师告诉我，在法庭宣布这个判决之后，她的状况迅速崩坏。她时不时处于无家可归的状况，吸食冰毒成瘾，还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或住房援助。大约一年前，她认识了一个新的男友杰克，杰克跟她年龄相仿，是当地警察局和戒毒援助机构的常客。她再次怀孕。产前门诊的助产士在为她办理了登记手续后，直接联系了社会服务部门。助产士除了因为考虑到她有各种前科之外，如她带托马斯频繁看病，存在吸毒和酗酒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即注意到她有一只眼睛是瘀青的，两只胳膊上也有。我把情况了解到这里时，恐怕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未来的走向了。毫无疑问，社会服务部门计划在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立即将其直接转移到收容机构。
这样的举措当然不只在英国才有。大多数有着规范法律系统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来终止一些父母养育孩子的权利，原因多是他们存在一些不良状况，如吸毒或酗酒、身体虐待和忽视等④。在权利与风险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对家事法庭来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今，呼吁保护产妇权利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抗议政府干涉公民权利。把一个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像这样的做法在英国并不常见，但从儿童保护立法的角度来说是得到法律支持的，而且只在确实存在安全风险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这个判决通常在孩子出生的几个月前提前做出，而母亲（和父亲，如果在身边的话）将会充分知情，并充分参与法律程序。整个过程不存在任何可能让孩子的父母感到意外的因素。但在莎伦的案子中，社会工作团队猜测，这个决定的执行会遭遇困难。而事实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父母能够做到克制，一般来说是因为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建议他们为了有更大的希望拿回抚养权，最好还是配合。但莎伦和杰克并没有配合。当他们的儿子被人从产房带走时，他们不得不被强行控制住。
考虑到莎伦的前科，法官希望能对她的心理健康状况做一个评估，于是我被指派再次去跟她见面。当看到档案记录时，我感到难过，因为看来她在上次跟我见面之后，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治疗或相关的援助。但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僵局：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部门不会将莎伦列为帮助对象，因为她并没有被诊断出什么严重的心理疾病；而产妇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则会说，只有当她在照护婴儿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提供帮助。我知道，伦敦有几个自治区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团体可以接收像莎伦这样的病人，我自己也在很多年前创办了一个这样的团体，很清楚对病人有多大的帮助。不过这个选项对她来说也不成立。
在这样的案例中，心理治疗往往是缺席的，这很让人感到沮丧，甚至抓狂。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从犯罪的角度来说，普遍的情形是，那些最需要心理治疗的人，反而往往得不到治疗，哪怕是最基本的治疗。这在像莎伦这样的年轻人的案子中尤其让人恼火。她的问题是有可能被治好的，而且她有可能会生更多的孩子。同时，一些有过虐待或侵害行为的人，包括那些在监狱里的犯人，能够得到定期的心理干预，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的确，如果他们想获得缓刑假释的话，就可以参与到一些心理治疗项目中去，就像我在伊恩和莉迪娅的案例中讲到的那样。那为什么那些因为虐待行为而丢了抚养权的母亲不可以呢？这种治疗完全可以被纳入照护程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是文化的因素，英国文化过于强调母亲是“好的”，于是装作那些坏的母亲根本不存在。
其次，如果莎伦没有得到她所需要的关怀和治疗，我想她大概率会继续让自己怀孕下去，完全没有计划和秩序。她的孩子们所面临的危险依然如故，而法庭的干预所造成的创伤也可能会重复发生。莎伦并非个案：在所有强制让孩子离开母亲的案子中，有约1/5都重复启动了照护程序，而这些“重复剥夺抚养权”的案子中，许多母亲自己就曾在成年之前在政府的照护系统中接受照护⑤。我想到一个案子，当地政府从一个女人身边带走了9个孩子，因为她的危险性一直存在。这种做法，不仅对她和她的孩子们会造成悲剧性的影响，也意味着愚蠢地浪费掉了纳税人的钱和法庭的时间。这种状况是有可能避免的，如在她有意愿的前提下，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和采取某种长效的避孕措施。但她没有办法得到任何这样的帮助。有一个好消息值得一提，英国现在有一个了不起的慈善机构叫PASUSE（意为“暂停”），2013年于伦敦创办，他们为那些孩子被强制送到政府照护系统的女性提供支持，弥合了诸多重要的缺口⑥。这个机构近年来在持续扩张，不过还没有实现全面覆盖。
我和莎伦再次见面。她冲进我的办公室时，并不伤心，也不心烦意乱，也没有摆出青春期少女那样的挑衅姿态，而是冲我发脾气。我请她坐下来，但她没有，而是在房间不大的空间里来回踱步，拼命地宣泄着她的挫败感。“就好像这他妈是一个他妈的警察国家[100]，那些混蛋……所有人都针对我们！”她脖子涨得通红，眼睛仿佛在冒火。我让她接着说。“杰克说他们想让我们屈服，你懂的，我们必须斗争。你得帮我们。我的律师说你会帮我。”我扬了扬眉毛，但决定不做什么回应，而是问她：“杰克对宝宝是什么感觉？”莎伦突然坐了下来。我注意到她手机一刻不离身，就跟她之前一样，不过她这时注意力全在我身上，愤怒依然极度高涨：“你觉得他不想要他？他们把他从我们身边抢走的时候，他伤心极了。你应该见见他，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想杀个人。”我告诉她，我只是想知道他当父亲了有没有很兴奋，有没有为能够跟她一起抚养他们共同的孩子而感到高兴。“他高兴的，”她话接得很快，“高兴坏了。他是爱尔兰人，他们家族很大，所以他跟小家伙们都处得很好。他爱他妈妈，爱所有的家人。”或许她以为，她要做的就是当一个好妈妈，这样她就也可以得到他的爱了。她不是第一个犯这种错误的女人。
她的事务律师之前告诉我说她有合作的意愿，不过我发现，她依旧不情愿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跟上次很像，她大多数时候都在急切地说各方面政府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的坏话，说他们怎么“没用”，怎么对她说谎。倒是有一个时刻让我以为她似乎要敞开心扉了——我问她，她跟杰克给新宝宝取了什么名字。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抬起一只手，拿手背拍了拍她的眼睛。但是接着，她就忙着打开手机发消息去了，装作已经忘记我问了什么问题。此时我感觉到，我的内心被一阵强烈的悲伤和无望淹没。
“莎伦，你想告诉我他的名字吗？”我轻声追问。此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像夏洛特讲到的那一类故事，想着给自己或给另一个人取名的重要性，想着与此相关的一切。“随便了。”她粗鲁地说道，“这他妈是一个警察国家，你知道吧。把一个人的孩子就这么夺走，没有任何理由。”这时候的她并不伤感，甚至有些冷漠。她的暴怒已经去人格化了，就好比在说：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了“某个人的孩子”身上。而这个孩子的名字，她甚至都不能大声讲出来。或许，这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而产生的某种自我保护。“杰克说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个大阴谋，”她补充说，“他说他们不喜欢我们站出来斗争。”
我问她现在跟杰克住在一起安不安全。我话还没问完，就被她打断了。她强势地要求我坦白“他们”跟我说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又他妈编了一些瞎话”，说杰克伤害她，或打了她，或“随便什么瞎话”。我说如果她不想的话不是非得聊这个话题，然后她几乎向我吼了起来。“全都是狗屁。一个字也不要信。”我想这时候应该稍微缓和一下气氛，于是提议说，她可能需要稍微歇一下。“是啊。”她咕哝道。我正打算起身给她打开办公室的门时，突然明白了她这个回应是什么意思。“太对了，我需要歇一歇了，我们俩都需要。我和杰克，我们都已经烦了，对所有这些人，还有你问的这些问题，所有这些狗屎。他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不会得到他的。我们要把他夺回来！我要……我是说，我们要得到属于我们的公寓，得到一切。杰克说，如果我们能把孩子夺回来的话，政府会给我们一个好的住处。把这个写下来。告诉他们。那才是我需要的。一间公寓！”她用一只手指着我的笔记本，把食指摇了摇，“写啊，把这个写下来。”
我按她的要求做了，并且把她说的关于未来希望和计划的每个字都记在了我的评估报告中。我在想，她那么努力想要被人当作一位母亲，这个需求对她来说很重要，跟与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小婴儿建立起母子关系一样重要。在我看来，失去孩子似乎并没有带给她多大的痛苦，让她特别痛苦的，其实是失去母亲这一社会身份。这会给她带来许多好处。比如一些具体的方面，就像她所暗示的住房的支持。再比如来自社会文化层面的同情，挺着一个大肚子或推着一辆婴儿车，自然能够在家庭中以及社会上获得同情。她的指点和咒骂背后有她的精明之处，她很清楚，母亲的身份能够带来社会地位。她以前尝过这个甜头，现在她想再次拥有。这让我对她自己被母亲养育的经历更加感到好奇。但无论我怎么尝试，无论问任何与此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她都拒绝回答。我也不能强迫她。在撰写评估报告的时候，我仍然感到难过，我再次在报告中建议让她做心理治疗，让一个有能力胜任的人给她一些帮助。我想之后法庭程序不太可能需要我参与，或者说，我将不会听到法官与大家审议的结果，而事实上的确也是这样。
3年后，我的手机再次接到一位事务律师的电话。听到律师的自我介绍时，我不得不仔细回想是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随后明白过来，这是那位给莎伦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律师请我再次出面跟委托人见个面。莎伦第三次怀孕，并再次回到了家事法庭的审判席上。社会服务部门在考虑再次申请实施产前照护令，但莎伦希望法庭能够允许这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在电话里，我几乎掩饰不住我沉重的叹息，但律师打断了我，热情地说：“她进步很大，阿谢德医生。”我礼貌地喃喃道：“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很敷衍，于是我们俩都笑了。我们玩笑说，在这个案子中，我就像悲观的屹耳，而这位律师就像乐观的跳跳虎[101]。但这位律师不让我脱身，跟我讲，我的专业意见对法官来说将有多么重要，而且我见过莎伦两次，因而会有一个比照的基准。“跳跳虎”跟我说，不管是社工、她之前的监护人还是法官，所有人都认为莎伦表现不错，不过法庭还是希望听到我的意见，想明确：“我们看到的这些改变能够令人相信吗？”我希望自己能对法庭有所帮助。而且得承认，我也想亲眼看看大家观察到的这些改变。
莎伦第三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时她已怀有5个月的身孕。身体上的变化自然肉眼可见：她看上去“容光焕发”，据说一些女人在孕中期会变成这样。她的皮肤看着很健康，头发如今是自然的褐色，浓密而有光泽。开车送她过来的是一个友善的年轻男人，他向我介绍自己说叫西蒙。他深情地亲了她一下，说等见面结束了他再回来接她。她伸出手跟我握手，说感谢我又来见她。这一举动甚至比她身体上的变化更让我觉得意外。她似乎能看懂我在想什么：“猜你没想到还会见到我，是吧？这次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说确实，又说在我印象里，她上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可是怒气冲冲的。她点了点头，歉疚地笑了笑：“是啊，那样对你我很抱歉……算是第三次有好运[102]？”接着，她说了一通话，听起来是有一点事先准备的，但很真诚。她跟我说，很感激法庭再次请我来给她做评估，而她想跟法庭解释清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希望法官能够因此给她和西蒙一个抚养孩子的机会。她在说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把双手放在大肚子上，就好像是把孩子捧在那里。她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哦，今天早上我们感觉到它动了，轻轻地踢，你知道吗？可能之后还会动的。”我笑了笑，在听到一个孕妇分享这种私密的感受时，一般人都会是这样的反应。这样的氛围让我不自觉地对她热情起来，竟一时忘记了她以前是那样的一个人。接着她抬头看向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不放心。”
在接下来几小时的谈话中，我固然能注意到，她在面貌和语气上相较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而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语言讲述上的变化。她的话有很好的自发性和连贯性，而且显而易见地，脏话完全没有了。在这个语境中，连贯性不是指措辞多么漂亮，而是指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表达意义。作为督导，我经常跟我的实习医生们举一个例子。那是杀害了几位家人的一个男子，我在跟他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到这个罪行时，他说：“这完全就是一个严重的误会。”这句话单独来看，措辞得体而且表述巧妙，但放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之下，就听起来很刺耳，而且怪异，它表明这个男子无法对事件做出整体连贯的表述，而是仍活在另一个平行现实中。(https://www.daowen.com)
莎伦此时已经能够正视她的过去，并且认可其他人有权拥有与她不一样的看法。显而易见，她已经从那个扭曲的现实和抗拒的态度中走了出来，并已经建立起一种更加“鲜活”的心态，在其中，幽默、后悔这样的情感是能够存在的。在失去上一个孩子到这次怀孕之间，她的生活所发生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她终于排到接受心理治疗的机会了。得知这一点，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NHS，社区医生可能建议你接受心理治疗，然后会对你做评估，确认意愿后，就把你的名字放在一个名单上排队。要见到一个心理治疗师动辄需要等上两年。这对病情来说显然是有破坏性和危险性的，然而这个问题鲜少得到公众的关注，相较之下，治疗身体疾病的排队时间过长的问题，则多受到强烈抗议。而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又导致前线公共医疗服务经费缩减，这让心理治疗的排队时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个时间节点对莎伦来说也不走运。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个问题大多数时候都存在。不同之处在于，在NHS发生重组之前，当商业世界的标准在NHS内全面施行时，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医学专业人员有更大的自由度（像会计人员就绝非如此）。对那些被判定为棘手或紧急的病例，我们是可以绕过死板的排队系统的，而且，在可出诊的临床医生方面，我们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许多都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回想起来，我在职业生涯早期曾与一些半退休状态的能力出色的医生共事，他们被请来为社区的心理治疗诊所提供支持。不过如今这是不可能了，因为存在所谓的“效率标准”（意思是“较年轻、经验较少的治疗师花费要低得多”）。
莎伦最后加入了一个母亲治疗团体。这个团体是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部门办的，听起来跟我多年前办的那个很像。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鼓励她跟我多讲讲。她向我坦白说，当她的社工第一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说马上要有一个团体治疗的地方时，她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主要是因为她还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莎伦解释说，这个社工丽莎“真让我感动”——我注意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了一个想要帮她的专业人员的好话。甚至，她的话听着充满感情。
丽莎只比莎伦大几岁，给了莎伦很大的帮助，帮她摆脱了杰克——在失去第二个儿子后，莎伦遭到杰克的虐待越来越严重。莎伦找到了一个新的住处，也参加了一个治疗项目来改善酗酒和吸毒的问题，这些事情，丽莎都给了她鼓励和帮助。“像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我想，这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朋友。莎伦认识了西蒙，是在有了接受心理治疗的去处之前不久。跟丽莎一样，西蒙也鼓励她参加治疗项目。“他们联手对付我，”她哈哈大笑，“我最后屈服了。”她说，她必须先接受一次初步评估，给她做评估的治疗师是位女士，而在初步的治疗中，她觉得被这位女士理解了。这番积极的交流让她终于决定试试，开始去参加每周例行的团体活动。她跟我说，在团体里面，失去两个孩子的不止她一个人，这时她往我面前凑了凑，特意压低了声音：“你绝对不敢相信，有个人是5个！一连5个，都被带走了。”
“你当时听到这个是什么感觉？”我问。“真他——”我当即觉得她要说脏话，但她把自己拦住了，转而说了她想要说的话——“离谱。”“怎么说？”我问。于是她跟我讲，那个失去5个孩子的母亲怎么喋喋不休地跟大家讲，讲她经历的那些糟心的循环，怀孕，照护令，法庭，警察……第一次经历这些的时候，她才16岁。最后，那个母亲崩溃了，“哇哇哭得像个小孩子”，然后承认说她不喜欢当妈妈。“她边哭边说，一开始我不太听得清她说的是什么，然后她又说了一遍，说得很大声：‘我不想当妈妈，我不喜欢当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当着所有人的面。离谱。”回忆着这段经历，此时的莎伦摇了摇头，眼睛里放着光。“之后呢？大家是什么反应？”我问。莎伦咧嘴一笑：“大家过去跟她拥抱，听起来有点疯，我知道，但挺好的。我们跟她说，她能讲出来很勇敢，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都开始鼓掌。我猜，这好像有点搞笑，为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欢呼，但真的很合理，我发誓。”的确合理，我同意。承认现实是值得庆贺的，任何时候都值得。
我问她想不想再跟我讲讲团体的其他一些事。“比如什么？”她的脸上划过一丝猜疑的神情，仿佛是之前那次的某种残留。“随便什么事情。”我说。她稍想了一会儿：“很高兴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怪胎。我的意思是，没有人生来就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这是她说过的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并告诉了她。“事实是，”她继续说道，“我曾经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一切，当时那么小，然后当我有了托马斯……”说到这个名字时，她卡住了。在我看来，她的触动既来自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同情，也来自想到她失去的这个小男孩。而她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则对这两者都适用：“我真希望事情不是那样的。”她伸手抽了一张纸巾，响亮地擤了擤鼻子。“就是……当一个孩子来到身边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吗？而且很难跟任何人讲。你觉得——”这时她顿了顿，花了一番努力对自己的表述做了调整，将其转换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以表示这是她的故事，“我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每一天，宝宝就是哭啊哭啊，我给他喂了奶，换了尿布，他还是哭，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他安静下来。感觉好绝望，而且没有人能懂，我觉得真的好……无助。”我尽量把她说的每个字都写下来。她停了停，仿佛是友好地等我的笔跟上她的话，或者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然后她差不多算是承认了自己过去的罪行，尽管话里又切回了第二人称：“我想……你会做任何你能想到的事情来让情况好一点。你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接着，我谨慎地问她，因为知道这个话题聊起来不容易：“莎伦，我们之前见面，你不想聊到你的小时候。现在你觉得自己能跟我稍微讲一点了吗？”她冲着地板盯了一会儿，然后抬眼看着我的眼睛：“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我必须把那些全都讲出来，所以现在没有那么难了。但也不容易。”我跟她说慢慢来。她先从她父亲讲起，说他是个酒鬼。她说她觉得父母亲都是酒鬼，但对母亲她记得的事情不多，母亲死得比父亲早几年，当时她7岁。“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多大？”她耸了耸肩，再次，我看到她脸上闪过一丝那种愤怒少女的神情。当痛苦浮出时，曾经的愤怒也一起冒了出来。“无所谓了。13岁？他病得很重，肝坏了。但他还是不停地喝酒，或者想方设法要喝到酒。我照顾了他一小段时间。真他……真的可怕。”我完全相信是这样。肝功能的衰竭意味着会缓慢、痛苦地死去，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我也不太愿意去想，那样一个深受创伤的青春期女孩，该如何独自一人勉力应付所有这些。“他是在我去收容所之后死的。我走之后再没见过他。”说到这里时，她没有感情，几乎是不屑的。或许这对她来说是种解脱。
“那你妈妈呢？”我引导她，希望她已经做好准备接着讲下去。莎伦深呼了一口气，然后前臂交叉抱在肚子上，仿佛抱着她的孩子，保护它免于遭受某种即将到来的危险。她的头低了下去，这让我必须仔细听才能听清她的话。“我记得不多了，不过……出了一次事故……我当时跟她在一起。当时是夜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车翻了，我们的车……我跟她困在里面。我想，在等人来救我们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她接着跟我说，应急服务的人好几小时后才到，或者感觉是等了这么久，他们为了把她救出来，不得不把车的残骸切开。
她在事故中只受了一些轻伤，很快就从医院出来了。车祸后的莎伦很悲伤，也无疑需要创伤心理干预，但听起来她当时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帮助，而是回家设法帮助她爸爸渡过难关。她说，她爸这个人“比没用还要糟糕”，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天天借酒浇愁。最后，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位老师，于是社会服务部门介入，将她送去了收容所。她回想，在12到16岁这几年里，她待过六七个地方。“然后，我离开了收容所。唔，那时候我是个孤儿了，不是吗？我只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和家庭，尽我自己的能力，越早越好，然后，我跟托马斯……”——她再次卡住，但深呼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就是觉得他出了什么问题，而没有人听我的。”我想，这是她过去那种抱怨的重演。她会再次变成之前那个莎伦吗？她并没有，而是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照顾他，而且那些都是真的，他们说的那些我对他做的事情，我确实都做了，往他的尿样里加血之类的。都是真的。”
我还得向她了解第二个孩子，她跟杰克生的那个在医院就被抱走的孩子。“斯蒂芬，”她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叫他什么。他们说他目前在新家庭里过得挺好，受人爱受人疼。我只是希望，或许他——或许那两个男孩——长大之后能来找我，我能跟他们解释，说我当时实在是……”她顿了顿，然后把心声吐露出来，“我当时实在是糟透了（fucked）。”虽然这时气氛沉重，情感也很强烈，但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么说出来是一种纾解。“我的意思是，我不会真的这么跟他们说，但我想让他们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团糟（mess）。”我为这个措辞的修改向她竖了下大拇指，她惨惨地笑了笑，接着说，“并不是我不爱他们，我需要他们知道……我想把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给他们。这是我从团体里面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你知道吗？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你又怎么能给别人呢？”然后，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开始抽泣，双手抱着肚子里的新生命，一边哭，身体一边颤抖。我把纸巾盒向她推近，等她慢慢平复。我想到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句“平静而哀伤的人性悲歌”[103]，那是如挽歌般的声音。
我想，她此时可能把身为母亲的痛，与身为孩子哀悼逝去的母亲之痛混合在了一起。这让我不能得知，她是为她失去的两个孩子而哭，还是为她母亲而哭。她母亲的早亡，不仅让她失去了双亲之一和一个行为榜样，还剥夺了她被照顾和关注的权利，这让她之后不得不迫切地通过其他的方式寻求。她长期害怕自己的孩子会死掉，这种害怕虽然毫无理由，但对她来说是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生们反复跟她确认和解释对她起不了作用，以及为什么她一直都要惊慌失措地去各家医院，换着医生给孩子看病。急诊室这个地方，能让她联系到自己小时候的创伤事件带来的痛苦和失去，同时也意味着拯救。她为托马斯生造出来的虚假故事则是她自己故事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中，她害怕陷入无助的困境，并极为煎熬地渴望得到关怀照顾。
莎伦再次聊到母亲团体心理治疗，说这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她看待事情的方式。“第一天，我不敢相信，大家都大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这些想法跟我长这么大一直在想的事情一模一样，就好像是她们能读我的心一样。把真相讲出来，不管它有多坏。我意识到……我们都希望过去的事情不是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可能我们永远都做不到跟过去发生的事情和解，但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听到这个说法，我们俩都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让我意外的是，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了。”她把双手按在大肚子上，“又在踢了！”她埋下头对着肚子说，“好了你，折腾够了吧！”
她的身体和言语表达，都对孩子满怀着爱和关怀。因此，我想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显得多余，但我还是想听听她会怎么回应。我问她，对这个新的孩子是什么感觉？如果她不假思索并且兴高采烈地回答我说“好极了”，我就会有些担心。不过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宽慰。她向我承认，她还是对孩子生下来之后的事情有许多担忧。对“社会”为她持续提供的干预，她抱有务实的态度，有决心配合丽莎和芭芭拉的工作。芭芭拉是法庭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指定的参与诉讼程序的监护人，是一位乐于助人且善良的年长女性，而且“似乎对婴儿的感受和想法有着相当的了解”。
我们的见面就要结束了。莎伦掏出她的手机。这提醒了我，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她都没有想要玩手机。她给西蒙发了条消息，说她这边完事了。在她起身离开之前，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她想了想，一边静静地咬她的拇指甲。“你要把问题写下来吗？”我把我的笔记本和笔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我担心，”莎伦开口了，“担心自己会永远为宝宝的健康感到焦虑，担心我跟她一起时永远也不会有安全感，或者说，永远会觉得她有点什么问题。你认为会是这样吗？”这是她第一次提到这个新宝宝的性别[104]。“她？”我问。“是啊，这一胎是个女孩儿。”她笑着说。
她向我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似乎无论怎么回答，都不能尽其意。我跟她说，所有的父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担心健康问题，但希望她一定记住，她心里冒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就像吉卜林在诗中写到的，我们可能会被感受所蒙骗，不论这感受是关于胜利还是灾难[105]。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朋友，要有家人，也要有各种不同的能帮我们参谋的人（有时这也包括心理治疗师在内），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自己是否处于真实之中，并探索自己的情感。若没有这些平衡与支撑，我们很容易就会垮掉。我告诉莎伦，她永远都可以寻求帮助，毕竟她现在已经知道，帮助是有用的。她咕哝了一声，然后挺着大肚子，费力地从椅子上起身，她再次对我表达了感谢，然后匆匆离开去跟她的伴侣碰头。我很高兴能告诉你们，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当我坐下来开始写莎伦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评估报告时，我心里对她满怀着希望。我概述了莎伦自童年期开始，内心世界如何因为未解决的悲伤和PTSD而陷入紊乱，这影响了她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她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但她的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而她也得到了这样的帮助。我写道，能够见证她的进步我感到荣幸，并且表示，像她这样的案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能获得帮助，人们能够做到让自己的内心发生改变，而且在心理治疗中，发生这样的改变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我个人还有一个看法，虽然没什么证据。我想，迎来一个女儿对莎伦来说或许更好，因为这能帮她对住在自己内心的那个仍然感觉到渺小、脆弱的女孩有更多的同情。我们都不是麦当娜[106]，选择生育对我们而言绝非易事，作为母亲或作为人，我们都是尚未完工的作品。莎伦曾经历怀孕和照护令的循环，要中断这样的循环，专业人员需要预先向母亲们提供帮助，而不一定要等到她们真的失去一个孩子之后。在怀孕的女性当中，辨别出那些可能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母亲角色的个体，在提供生产课程和补充孕期所需的叶酸之外，也为她们提供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帮助，这带来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这些帮助可以早在她们预约第一次产前检查[107]时介入。我很确定，家事法庭会发现他们的工作量因此而减少，而无数的生命会因此变得更茁壮，甚至得到挽救。我明白，实行这样的措施，在政治意义上来说或许并不便利，所需经费或许也不会低，但就像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会说的那样，这是“有爱心的工作”。
[96]此处原文是medico-legal，而非forensic。大众相对了解的法医学一般涉及刑事案件，但法医学也可能涉及民事案件，如本章的莎伦一案。需要做区分时，就分别对应forensic medicine与legal medicine，可以简单理解为民事法医学与刑事法医学。不做特别区分时，一般统称法医学，泛指用医学知识为法律服务的学科领域；在有需要时，就可能会做这样的区分以示准确，如英国伦敦的皇家医师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法医学系就叫Faculty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97]大卫（David）和歌利亚（Goliath）的故事来自《圣经》，是个以弱胜强的故事。大卫是一位年少的以色列牧童，歌利亚是一位非利士巨人，大卫无畏地打败了歌利亚，甚至没有穿盔甲。
[98]家访护士（health visitor）是英国的一种医疗服务岗，由当地医疗部门聘用，上门提供医疗援助和咨询服务，尤其是针对新生产的妈妈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如残疾人、老人等。
[99]医疗性儿童虐待（medical child abuse, MCA）指儿童因为看护者的鼓动，接受了不必要甚至可能有害的治疗。这个叫法等同于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只是称呼的角度有所不同，后续作者在正文中会做解释。
[100]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术语，指轻视法治而依靠有组织的暴力实行绝对专制的国家，典型如纳粹德国。
[101]屹耳（Eeyore）和跳跳虎（Tigger）是迪士尼经典的“小熊维尼”系列动画片里的两个角色，屹耳是头悲伤的灰色小毛驴，善良忧郁，常常十分悲观；而跳跳虎则极度热爱生活，乐观到有些盲目。
[102]第三次有好运（third time lucky）是一句英文俗语，略有点类似中文里的“事不过三”。
[103]这句诗出自其著名诗作《丁登寺》（Tintern Abbey），原文为“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诗人讲述自己在静观大自然时，仿佛经常从中听出这样的声音。
[104]在英文口语环境中，“他”（him，he）和“她”（her，she）发音不同，因此是可以分辨的。
[105]与加布里埃尔故事中提到的一样，也是来自诗作《如果》。
[106]麦当娜（Madonna），美国著名女歌手，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之外，以独立、反叛、强悍的个性著称。
[107]第一次产前检查一般在怀孕8周前后。
①Adshead, G., Brooke, D., Samuels, M., Jenner, S. and Southall, D. (2000) ‘Maternal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Smothering: A Preliminary Descriptive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24:9, 1175–83. See also Adshead, G. and Bluglass, K. (2005)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in Mothers with Abnormal Illness Behaviour by Prox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7:4, 328–33.
②该研究的相关报告见: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37048581.
③美国的一项研究: Jaghab, K., Skodnek, K. B. and Padder, T. A. (2006) ‘Munchausen’s Syndrome and Other Factitious Disorders in Children: Case Ser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Psychiatry (Edgmont), 3:3, 46–55.
④一些美国同行对此有所探讨，见：Angelotta, C. and Applebaum, P. (2017) ‘Criminal Charges for Child Harm from Substance Use in Pregnanc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45, 193–203. 我曾从英国视角出发表达观点，见：Adshead, G. (2017) ‘No Apple Pie’, ibid., 204–7.
⑤Broadhurst, K. et al. (2017) ‘Vulnerable Birth Mothers and Recurrent Care Proceedings, Final Main Report’, Centre for Child and Family Justice Research, October 2017.
⑥https://www.pause.or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