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方面的被支配地位与话语表达上的弱势
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把弱势群体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关注他们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弱势以及形成的社会原因。如果从话语批评和行为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对他们自身的社会行为，尤其是话语表达和公共事务参与方面是缺乏关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弱势群体作为社会行为者，其弱势地位还表现为社会公共场合、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政府行政决策等方面参与权、话语权的弱势甚至缺位。下面笔者将从政府文件、大众媒介或新媒体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弱势群体的被支配性地位以及他们在话语表达上的弱势与异质性。
1.“弱势群体”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政策性话语
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弱势群体”最早出现在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7]，从而使“弱势群体”成为一个政府概念。笔者搜索中国政府网，一共获取了7个有关“弱势群体”[8]的政府文件（见表1-1）。
表1-1 中国政府网中有关“弱势群体”的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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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7个涉及“弱势群体”的国务院文件，从内容主题上看，它们分别涉及合法权益、金融服务、生活性服务、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7个不同主题。从行政管理角度看，这7个文件毫无例外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认为农民工、农村妇女、少数民族、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受灾群众等群体，由于生理性或者社会资源占用方面的劣势，成为社会竞争力方面的弱势群体，因而为了社会的公正与稳定，需要给予他们法律、公共服务、就业、信息接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救助，以此体现政府的关爱。从话语批评或社会批评的视角来看，出台这些政策的政府站在了支配性立场上，拥有绝对主导性的话语权与公共事务决策权，把弱势群体看成一种社会救助的被支配性对象。在这些文件中，笔者看不出弱势群体本身的社会行为和自身诉求，也看不出他们用以表达自身诉求的公共平台。这些文件既没有分析他们的社会成因，也缺少对他们自身诉求以及社会话语权方面应有的重视与关照。他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益、信息获取、自我保护等诸多领域的被支配性地位，也导致了他们自身话语表达上的被支配性，他们因而成为“沉默的一群”[9][10]。
2.“弱势群体”作为被支配性群体的一种权力话语
“弱势群体”的概念不仅是一种政府主导支配的政策话语，也是弱势群体自身的被支配性话语。他们作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被支配群体，甘愿接受被支配的地位与意义。在大众传媒时代，弱势群体同时缺乏机会来表达自我立场和观点；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因为自媒体大量普及，使用自媒体的技术和经济壁垒被打破，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成为一种可能。笔者进一步以中国政府网中有关“弱势群体”的6条互动留言为分析对象（见表1-2），进一步来分析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特点。[11]
表1-2 中国政府网中有关“弱势群体”的6条留言(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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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支配的弱势群体话语而言，笔者关心的是谁在说，说了什么，以及有什么寓意共三方面内容。从主题内容而言，这6条留言关注的核心都是百姓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具体涉及房产证、导盲犬、医疗服务和科技创新，其中医疗方面的一共有3条，占所有留言的一半。就话语主体而言，留言者全部用了昵称，体现了一种非正式语言的特性，但是也看得出来，他们的身份具有一致性，即拿不到房产证的普通百姓、视障人士代言人、病人家属、成年聋人、无稳定工作的零星打工族、自学成才的人等。但是，这些留言者无一例外地把自身诉求的实现寄托在政府部门身上，显然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被支配的身份地位，也表现了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与支配性群体协商互动能力方面的弱势。在互动渠道中，不管是房地产开发商不按时办理房产证，还是导盲犬被拒绝进入医院等公共场合，医院护工不专业，耳聋者无法承担成人人工耳蜗的费用等，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得以表达和传递，也暴露出了他们本身沟通能力以及互动平台的缺乏。因而，弱势群体作为被支配性群体，不仅已经默认被支配性身份，还缺乏足够的表达自我的公共沟通能力和机会。
3.“弱势群体”作为一种媒介话语策略
“弱势群体”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在信息时代，媒介话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趋势，也诠释了“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关系。
刘朝霞和林俊杰两位学者选择了《京华时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3家报纸作为目标媒体，研究了大众媒体眼中的弱势群体形象问题[12]。这3 份报纸分别处于中国三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是中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也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它们代表了目前国内发展的最前沿。他们通过文献研究，把“弱势群体”分为精神病患者、灾难中的救助者、下岗失业者、老年人、儿童、农民工、贫困者、残疾人、严重病患几种，同时分别分析了新闻报道体裁（如深度报道、评论、图片、通讯、消息、专家访谈等）、报道变化趋势和语义倾向性等主题。通过对3份报纸一共672报道进行分析，他们发现排在前3位的议题内容分别是农民工、老年人、儿童，这3 类报道在报道总量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5%以上。而排在后面的精神病患者、灾难中的救助者、下岗失业者、严重病患基本上只占1%及以下，其中精神病患者和下岗失业者是报道最少的。在3份报纸共672篇有关弱势群体议题的报道中，两者的报道篇幅分别为4篇和11篇，仅占报道总数的0.6%和1.6%，这反映出目前大众媒体对于这两类人群关注度较低。
这个研究表明，媒介在报道弱势群体时，是带有媒介框架的。这种框架属性集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1）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影响了自身在报道对象上的选择倾向。我们发现，这三份报纸都是都市报，自然会把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的新闻作为自身的主要报道对象。而且三份报纸的目标读者群是城市居民，市民趣味也是报道的主题。“农民工”群体虽然不属于城市居民，但是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这三份报纸对农民工的报道来看，它们很好地体现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地方报纸很好地迎合了地方市民的社会心态。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做的往往是社会中苦、累、脏的工作。他们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歧视，城市居民经常把城市市容的乱脏差，以及偶尔出现的治安问题归罪于农民工，这显示出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来自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又通过报道主题和报道视角的倾向性选择，形成特定的报道方式。其次，这三份报纸同时严格遵循着党和政府的舆论引导路线。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十分关心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2003 年1 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提出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等一系列关注、支持农民工的政策[13]。政府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引导大众媒体农民工报道数量的提升，提升了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以及报道的态度倾向。
（2）媒体自身社会监视者的角色塑造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以上报纸作为重要的纸质媒介，自然无法逃离媒介自身监视社会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一方面政府大力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关心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媒介自身在报道农民工时给予了同情，呼吁社会公众关心支持利益受损人群。对农民工的报道，刻板印象在减轻，更多地显示出了媒体作为“公共传递者”的社会责任感。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农民工数量较多也是农民工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特别在珠三角地区，由于农民工工资增长水平长期停滞、劳动条件差、权益受侵害和社会地位低下等问题，外来农民工数量减少，企业用工短缺，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
因此，“弱势群体”作为一种媒介话语，无论是对报道对象、报道内容、报道方式等方面的选择，还是对“弱势群体”意义的阐释，都显著体现了媒介议程和媒介策略的特色，是媒介建构下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