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情绪的运行逻辑
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弗里德里希·尼采使“怨恨”一词成为一个专业术语，而目前国内外对群体性怨恨情绪进行研究，一般都会把马克斯·舍勒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他站在伦理学的立场上系统分析了怨恨的心理结构，同时又剖析了社会怨恨情绪的伦理功用，肯定了其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实践价值，他的理论常常被其他学者借用到群体性事件、群体冲突、舆情舆论等众多领域的研究之中。
马克斯·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情感“体验单位”。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文中，舍勒从现象学的角度描述了怨恨：“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14]舍勒的表述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怨恨开始于一种情感波动，主要包括报复感和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嫉妒、阴毒等。“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15]第二，怨恨产生的土壤主要限于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自卫的人。在一种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社会中常常聚集起强烈的怨恨。第三，怨恨具有伪造价值图表的能力。舍勒认为，“能够基于怨恨的伦理价值判断从来就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基于价值假象的价值判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意向和生活意向”[16]。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其怨恨思想的一些逻辑特征。
1.比较性差异是群体性怨恨情绪的逻辑起点
怨恨情绪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体情绪，而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情绪体验，它产生于对他人做出的情绪性反应的反复回味和咀嚼之中，它具有明确的敌对对象。也就是说，怨恨这种情感是以对他人情态的先行理解为基础的，从一开始就与外在于主体的他人和外部环境紧密相连，他人的行为或外部环境的刺激是怨恨情绪产生的现实源头，而内在源头则是一种差异化比较。
舍勒认为，怨恨情绪来自差距，尤其是相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产的拥有者，自身在身份与既定的社会评价上存在实际差距。另外，随着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平等的文化制度加深了这种差距带来的心理感受。这两大要素导致了怨恨情绪的积聚，因为“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17]。换句话说，社会变迁产生的差异与平等价值观的出现促进了生存比较，从而导致了怨恨的积聚。
2.被剥夺感和无能感是群体性怨恨情绪的心理动因
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在竞争中更容易处于不利的位置。面对就业、生活等多方面劣势状态，有的人会选择推卸责任的策略。人们一般倾向将失败和不好的事件归因于外部环境与他人，尤其是敌对对象，但是却将成功和好的事件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天赋。在这种认知模式的作用下，人们会习惯性地将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人生挫折、对自身的社会位置和生存状态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社会情境，如强势群体的非法剥夺、官员腐败，甚至是制度设置的内在缺陷和不合理等，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基于利益被剥夺基础上的被剥夺感。
与此同时，由于自身面对的比较对象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实力方面又远远强于自身，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弱势群体有一种巨大的无能感和无力感。这种无能感和无力感可能是个体心理、生理上的，又或许是社会意义上的。目前而言，它“更多是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效能或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有效程度投射于社会公众的意识层面而形成的一种主观自我评价，表现为一种力图改变自身处境而又不可得、无计可施、无法可想的无力感”[18]。这种无能感和无力感，使得个体的“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19]。这是怨恨产生必不可少的中介。隐忍的时间长短成为无能感体验和怨恨形成的重要因素。隐忍的时间越长，无能感体验越深刻，怨恨的强度和持久性越强。(https://www.daowen.com)
3.怨恨的伦理价值
根据舍勒的看法，怨恨作为一种社会性情绪，对于理解个人和历史的伦理价值判断及其整个体系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尼采对此持不同观点，尼采把怨恨看成是基督教的一种内在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舍勒却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说：“尼采把‘基督教的爱理念’称为最精巧的‘怨恨之花’，就是说，在基督教的爱之中，怨恨在意识上为自己辩白，这种怨恨聚集于受压迫而渴望报复的民族（只要该民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独立的，其上帝也便是‘复仇之神’）之中。”[20]舍勒认为“尼采的这一断言似是而非……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强调这一点，恰恰是因为这一断语从根本上讲完全错了”[21]。
舍勒认为，基督教的爱之根基完全与怨恨无关。基督教的爱体现的是一种神性，是伟大的爱，伟大的侍奉和伟大的自行降身尘世，这完全是一种自愿，是发自本心，是内在的。而怨恨则是一种比较性的恨，是报复感、嫉妒、阴毒催生的结果。在舍勒看来，基督教的爱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悄悄地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市民的怨恨，这是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而且，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性作用的强大力量，从而成为一整套伦理的决定因素以及优先法则。
那么，怨恨又是如何成为市民伦理的优先法则的呢？舍勒认为，一个人一旦出现各种强烈欲求，又感到无法顺利地将此欲求付诸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自己的意识中便出现一种意向：通过贬低、否定该欲求对象的正价值，甚至可能通过把所有与之相反的东西看成完满的正价值的东西，从而来消除欲求与无能之间的紧张状态。而消除这种紧张状态的途径则是：“为受制于怨恨的心灵状态赋予某物以虚幻的价值。”
4.情绪感染促成了怨恨情绪的扩散
怨恨情绪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这种心理既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因为建立在破坏性极强的负面情绪的基础上，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也会产生强烈的感染性，而这就是它的传播方式。
一方面，怨恨情绪一旦形成，就会隐忍在个体的内心深处，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犹如牛反刍一样，会被反复咀嚼和多次体验，怨恨情绪正是在这样不断积累中形成的持久的情绪心态。一般而言，心中充满怨恨情绪的人往往属于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收入较少的群体，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就是经常受伤害的环境，因此越是长久地浸淫在怨恨情绪中，怨恨就越深，也就越无法从怨恨情绪中解脱出来。而怨恨对象的不断扩展和转移，由个体转向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对立，最终只会使怨恨情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并不因生存境遇的好转或怨恨对象的消失而减弱。
另一方面，怨恨情绪能够通过社会接触或社会互动在人与人间相互感染。情绪感染是人类互动的一种方式。根据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我们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参与者A 在对B做出反应之前，实际上是通过面部表情、情感、服饰打扮等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预先做出自身的判断，再根据B的话语行为做出反应。而参与者B也是如此。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与被体验，预判与反应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与反应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情感或情绪上的体验和模仿过程，这为怨恨情绪在个体间的传染以及在群体间的蔓延提供了生理和心理条件。同时，在群体中怨恨情绪的输出和输入在成员间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情绪循环”，使这一负面情绪逐步感染群体中每一个成员，导致怨恨情绪多次得到加强，推动群体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最终演变为群体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