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隐忍和认命
以往学者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侧重从静态的、固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强调其弱势地位是由“资源分配的不公”与“能力的丧失或被剥夺”导致的。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研究的多学科化，有些学者也开始把信息获取方面能力不足的群体称为“信息弱势群体”。但这些研究依然存在不足，比如说过分强调了资源或能力的缺陷，而忽视了公众参与权利的丧失。在研究以上三类群体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作为个体，其经济能力也许很强，地位也不低，但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更多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其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的机会和能力都较为缺乏。而这种话语权方面的弱势更多地来自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不足，这直接导致他们在当前管理部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无法建构自身支配性的话语体系，也导致自身经济利益受损和社会地位下降。
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出租车这种交通方式在城市发展战略上的地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化为21世纪的边缘地位，城市出租车司机在经济地位上一落千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的高收入群体，演变为21世纪的低收入群体，而且在人口构成上从以本地人为主转变为以外来农村人口为主。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因为外地户籍以及缺乏自有房产等原因，对所工作的城市缺乏足够的认同感，服务质量也经常无法令城市居民满意。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大部分大中型城市都把发展地铁、快速公交等作为战略方向；其二，城市家庭基本实现了私家车的普及；其三，网约车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租车原本越来越狭小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占；其四，原本高昂的份子钱之类的费用依然居高不下，进一步压缩了原本越来越少的利润。“一睁眼就欠出租车公司几百元”成为出租车司机的生存写照。一年到头不敢休息，也不敢生病。出租车司机群体生存条件的恶化，直接引发了他们与网约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针对环境污染风险区周边居民群体，笔者选取的是浙江宁波镇海区化工基地、浙江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江苏常州新北区大型垃圾压滤中转站三个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居民。我们看到，这些化工或垃圾处理项目都具有较大的环境污染风险，直接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产生危害。杭州天子岭项目周边居民不得不日夜接触臭气，不仅无法正常吃饭、睡觉、散步等，而且出现了身体条件下降、自身房产贬值等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周边居民从2016年开始进行投诉，之后投诉逐渐发展为打官司等高级别的抗议行动。宁波镇海则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化工基地，密密麻麻分布了大量的化工企业，周边多个村庄居民的身体深受影响，可是很多村庄又无法被列入政府拆迁范围之内，在多次协商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宁波镇海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PX 事件”。江苏常州的这个项目还处于规划阶段，还没有真正实施，周边居民之所以团结起来抗议，就是因为对环境污染感到担忧，最终居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们看到，这三起环境事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爆发的根本原因都是项目在规划论证阶段缺乏周边居民的有效参与，在发生环境危机的过程中又没有很好地通过协商沟通来解决问题，最终导致周边居民与环境污染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及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纠纷，甚至冲突。
从表面上看，癌症患者家属群与任何人、机构都不存在纠纷或冲突，实际不然。因为患者被查出患了癌症，打乱了整个家庭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这些患者家属同时背负了沉重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等多方面的负担。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纠纷或冲突，例如：有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为了照顾患者或者承担医疗费用所导致的纠纷；有的是由患者受癌症折磨导致的情绪恶化，以及治疗所需的巨额费用，引发的患者与其家属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当然也有因为医疗方案的争论引发的患者及家属与医院之间的医患纠纷；还有的是因为报销制度的差异导致患者与政府管理部门间的纠纷等。
这些纠纷背后潜藏着难以调和的问题或者矛盾。从法律的视角来看，所谓纠纷，实际上是由卷入纠纷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特定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看法而产生的争执。这是对行为过程的关注，例如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被表达、怎样被解决的，等等。学者们研究之后发现，纠纷的产生往往经历过几个相互联系的阶段：首先是一方当事人对事件的过程或结果感到不满意，向另一方表达了这种不满，而另一方无法坦然地接受这种不满，于是双方产生争执，最后在一个公共场所、在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少数情况下，只有矛盾双方）进行某种处理的过程。萨利·安格尔·梅丽认为，这种纠纷尽管有时可以得到解决，但不总是如此。有时这种不满会长期持续下去，但不会闹到公共场域去。[1]因此，针对所谓的纠纷，学者们还是基本赞成从私人空间往公共空间进行调停处理。在出租车司机群体中，他们因份子钱、与网约车的竞争等与不同群体有争执；在环境污染风险区居民群中，来自企业有害气体的排放以及相关部门不恰当的处理方法和态度引起了双方的争执；在癌症患者家属群里面，他们要求在医院之外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咨询服务，以及各种合格的低价药品，但是这些要求因为受到一系列医疗制度或者药品管理制度的制约而无法得到满足，两者之间的矛盾引起双方的争执。(https://www.daowen.com)
这三个案例中的争议点，有些是具体的、显性的，例如对污染源的认定、份子钱的多少、出租车经营权的拍卖等；有些是隐性的、制度性的，例如靶向药价格高昂涉及专利权、进出口管理制度、药品利润等问题，医院专业人士的医院外咨询服务涉及医疗资源的调配等问题，这些争议所涉及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公共话题。然而，对待这些争执，作为话语权劣势方的弱势群体长久以来采取了一种隐忍的态度，即把这种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使其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这体现了他们坚韧的一面，但是也潜藏着一定的危险——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在特定语境下有可能爆发出来，演绎成为报复性的怨恨情绪，或者抵抗性行为。
例如在浙江宁波镇海区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周边居民，在以往的几十年里面虽然也遭受化工企业的污染，但是一直隐忍着。从一些谈话中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居住的环境（水、空气和土壤等）不再干净，但是他们之所以长期隐忍，有多个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很多村民本就在这些企业里面上班工作，当然就不会抗议；一部分原因是，土地被征用，他们也获得了经济上的补偿；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隐忍”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一种群体心理或者集体无意识。
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想法也是如此，一旦得了这样的疾病，他们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方面自认倒霉，觉得这是运气不好，只能默默地承受下来，由他们自己及家庭来抵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心理痛苦和煎熬，用舍勒的话来说，就是“不停地翻腾着”；另一方面，这种内心的隐忍在压抑一部分情绪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更为强烈的不满、报复、仇恨等冲动性情绪。这两方面在弱势群体的内心深处不停地斗争着，演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出租车司机的案例中，由交通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变革，以及城市交通战略调整带来的出租车行业的整体萧条，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群体收入下降、人口结构外籍化以及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在引发与网约车冲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同时，也促使这些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积蓄在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内心深处。这些情绪不断积蓄，最终成为社会怨恨情绪。
这种社会怨恨情绪之所以被隐忍着，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普遍有一种“认命”的传统文化心理。而且传统文化强调尊卑有序，强调承认社会等级差异和安于现状，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条件。所以弱势群体一方面认为，自身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处境艰难、时不时地遭受来自自然或社会的打击，是上天安排的，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在癌症患者家属群中，很多患者及其家属认为自身遭遇癌症的折磨，主要是自己或家庭运气不好，或者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是自己的命。另一方面，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底层群体没有掌握太多的社会资源，一旦面临各种社会困境，缺乏自我救助的能力和机会。因此，“命”的观念和文化成为超越个人能力之外的决定性因素。“命”的不可动摇，来自“天”的意志。所谓“天命不可违”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承认命的存在，同时接受命的安排，这是主流，也就是“认命”。这在以上三个案例中，这一点都也体现得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