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原始秩序
这种生与死的相互性（生与死不是按照生物学的线性或幻想的重复相互分离，而是在社会循环中相互交换），这种禁忌的消除（禁忌隔离活人和死人，并且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影响活人）——所有这一切都对潜意识的先设本身提出了质疑。
“杀父娶母”是什么意思？奥尔蒂格（E.Ortigues）在《非洲的俄狄浦斯》中提出这个问题。“‘娶’这个动词在两种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社会心理内容。至于‘杀’这个动词，它看上去如此清晰，但我们能肯定它没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含义吗？在祖先与活人如此接近的国度，什么是‘死了的父亲？’……一切都变了，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每个词项的含义。”
“在一个遵从祖先法则的社会里，个体没有任何可能杀死这个从来都已死并且永远仍然活在古人习俗中的父亲……把父亲之死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或者把道德意识个体化，把父亲的权威降低为凡人的权威，可替换的、可与祖先的祭坛和‘习俗’分离的权威，这就会脱离群体，就会破坏部落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除时，我们想到的是个体经历的悲剧。但在部落社会中，‘生殖’宗教和‘祖先’宗教明确提出的集体传统的基础恰恰就是我们那些年轻的俄狄浦斯在个人幻想中被迫体验的东西，那么部落社会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怎样的呢？”
因此，在原始社会中，“象征功能”并不连接父亲法则和个体心理现实原则，它当下就连接集体原则，连接集体的交换活动。我们已经在秘传中看到，亲子关系的那些生物学角色被社会过程消解，被传授奥义的父母替代——这些父母是象征角色，他们指向社会成员，即指向氏族的所有父母，极限情况下还指向已死的父亲，即祖先，指向氏族的土地之母。父亲的体制没有出现，它消解在（接受秘传的）敌对兄弟的集体性中。奥尔蒂格说：“进攻性转移到水平线上，成为兄弟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又得到一种非常密切的连带关系的超级补偿。”（为什么是“转移”呢？难道它“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指向父亲吗？）俄狄浦斯原则与乱伦禁忌（父亲强加在母亲身上的禁忌）的否定方面相对应，而与这种原则相对立的则是一种肯定意义上的兄弟交换姐妹的原则——处在这一配置中心的是姐妹，而不是母亲，全部社会交换游戏都是在兄弟姐妹的层面上组织的。因此不存在非社会化的俄狄浦斯三角，不存在由禁忌和父亲的统治话语批准的家庭封闭结构，只存在一种同类之间的交换原则，它以挑战和互惠为基础——这是社会组织的自主原则。“馈赠的概念是在同一年龄段内部的平等氛围中出现的。儿童在托儿所同意为另一个儿童作出一点牺牲，这与他和母亲的分离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因此一切都说明这里有一种与禁忌的心理原则相对立的社会交换原则，有一种与潜意识过程相对立的象征过程。因为在原始秩序中，一切都以社会方式分配并消解，所以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家庭的生物学三联体，它由心理学复因决定，在心理现象中又被幻想症结重叠，最后通过纯粹“象征”的第四词项得到圆满完成：这个词项就是菲勒斯——“它是绝对必要的，有了它才能在言语的层面上引入关系，才能把这种关系变成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法则”。对我们而言（至少是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正是这里记录着“父亲之名”，它是“法则”的能指，只有这一法则才能在交换中引入“父亲之言”的拿手好戏，父亲之言可以防止与母亲的致命融合，防止欲望对母亲的吸收。除了菲勒斯，没有其他拯救。必须有这个“法则”，必须有一个阻挡主体的象征体制，通过这一体制才能发生作为潜意识构成基础的初级压抑，通过这一体制主体才能进入自己的欲望。没有这个组织交换的体制，没有这个菲勒斯中介，主体就不可能压抑，甚至不再可能通往象征，主体将会陷入精神病。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原始社会是“精神病”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事实上不了解这种法则的操作，也不了解由此产生的潜意识压抑结构。当然，这只是我们把原始社会粗暴地打发到温柔疯病中的方式（否则就是认为精神病中可能隐藏着一种更彻底的意义，一种比我们在精神分析影响下隐约看到的象征更彻底的象征，这种看法在西方精神分析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是的，原始社会可以进入象征[11]。不是的，原始社会不是通过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则”进入象征，这种“法则”描绘的是社会秩序本身的形象，即“父亲”、“首领”、“能指”和“权力”的秩序。象征在原始社会中不是这样一种体制，即一种通过菲勒斯和大写形象的中介管理才能进入的体制，这里的大写形象体现了“法则”的所有换喻形象。象征是交换的循环本身，是馈赠与归还的循环，是产生于可逆性本身的秩序，它可以摆脱双重裁判，即压抑的心理体制和超验的社会体制[12]。
当父亲们相互交换时，就是说当他们被馈赠并接受时，当他们以死去但永远活着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给接受秘传者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无法交换的，他只能被替代，他的象征形象，他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这种话语也不能交换，它是一种没有应答的话语）——当母亲（即祖先的土地，每一次秘传仪式都与土地有关）被父亲们馈赠时，当她被接受并传递时（母亲也是部落的语言，是接受秘传者要进入的秘密语言），父亲、母亲、话语全都失去了各自不可辨认的、命定体制的特性，甚至在受到禁忌支配的结构中失去了各自位置的特性——正如死亡和出生在秘传的超象征事件中失去了各自的命定体制的地位，失去了各自的必然性和法则的地位。
我们谈论一个没有压抑和潜意识的社会，这决不是为了找回某种奇迹般的纯真，仿佛“欲望”能在其中自由地流通，仿佛“次级过程”能在其中没有禁忌地实现——压抑的秩序，欲望和里比多的理想主义一直纠缠着弗洛伊德—赖希（W.Reich）、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想像，甚至缠绕着分裂—迁移的想像。这是为了“被解放”而被驯化（或机械化）的欲望和潜意识的幻想：今天，这种对“自由”的幻想已经从理性思维的领域转移到了非理性、天然、“初级”、潜意识的领域，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一个资产阶级问题（确切地说是笛卡儿和康德的必然与自由的问题）。
质疑潜意识理论，就是质疑“欲望”理论，因为在整个文明的层面上，“欲望”从来都只是一种理性秩序的负面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完全从属于我们的禁忌统治，它那梦想的物质性从属于我们的想像。欲望或者像在俄狄浦斯情结和精神分析中那样与禁忌构成辩证关系，或者像在反俄狄浦斯情结中那样因自己的天然生产性而受到赞扬，但无论如何，它永远是对一种野蛮自然性的允诺，是对一种具有释放作用和有待释放的客观冲动能量的幻想——这种欲望力是在变幻莫测的革命领域中继承古老的劳动力而来的。人们知道，力量效果永远是压抑效果，现实效果永远属于想像的范畴。人们应该像曾经写过“生产之镜”那样写一写“欲望之镜”。
举一个例子：原始的食人习俗。这里除了食物问题，还涉及吞食的“口腔冲动”问题。在我们看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禁忌，甚至可能是最基本的禁忌，而某些原始人却天真地违反这一禁忌，毫无顾忌地实现他们的“欲望”。这里的公设是任何人都想吞食同类。当一支天主教橄榄球队在安第斯山脉由于飞机失事而迫不得已也这样做时，所有人都为神圣本性的出现而惊叹，人们原以为这种本性已经被埋葬了。教皇本人也为此祝福，并证明他们无罪，虽然这不是为了推广榜样，但至少食人不再是绝对的罪行——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参照了一种本性吗？今天，这种本性的（潜意识和精神分析的）神圣性，它的里比多神圣性在成功地与神和宗教的神圣性竞争。食人族却根本没打算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或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他们只想通过食人习俗生活在集体中。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他们吃他们自己的死人。这不是出于求生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从此不重视这些死人，正相反——这是为了向死人致敬，为了不把死人抛弃在腐化的生物秩序中，为了避免他们脱离社会秩序，避免他们转而反对群体，纠缠群体。这样的食人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象征行为，目的是维持与被吃的死人或敌人的关系网——无论如何，他们知道这个被吃的人是有价值的人，他们不是随便吃什么人，吃人总是一种尊敬的标志，这个被吃的人因此而变得神圣。我们却蔑视自己吃的东西，我们只能吃自己蔑视的东西，即死的、无生命的东西，用于生物消化的动物或植物——因此我们蔑视自己吃的东西，蔑视吃的行为，最终也蔑视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这一视野中，我们把食人习俗当成应该蔑视的事情。原始人的食人却不分主动和被动，没有吃和被吃这种抽象区分。两者之间是一种双重的、敬重的、互惠的模式，甚至干脆就是挑战和决斗，被吃者也有可能赢（参见所有关于食物的赎罪仪式），总之从来都不是机械的吸收活动[13]，甚至不是“生命力”的吸收，人种学根据土著人的说法而普遍这么认为，但这只是从一种食物功能主义转向一种巫术功能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则只坚持冲动心理功能主义）。食人不是生存行为，也不是为食人者带来好处的神力变体——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祭献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整个群体的新陈代谢。食人既不是欲望的满足，也不是对任何东西的吸收，相反，它是一种花费行为、消耗行为，它把肉体变成象征关系，把死尸变成社会交换。同样的行为也可以在圣餐中找到，但那是抽象的圣事形式，存在于面包和葡萄酒的一般等价关系中，在这里消耗的邪恶部分早已被极大地升华和福音化了。
杀人的含义也不同于我们的理解。习惯性的弑君与“精神分析”的杀父毫无关系。弑君不仅是通过死亡来赎回国王持有的特权，而且在这种义务之外，弑君的目的也是要把那些可能堆积并固化在国王身上的东西（地位、财富、女人、权力）维持在交流中，维持在群体的互惠变化中。国王之死可以防止这种事故。这就是牺牲的本质和功能：消除那种可能脱离群体的象征控制并且用死者的全部重量压迫群体的东西。因此必须（时常）杀死国王，同时也杀死法规，杀死那种开始控制社会生活的菲勒斯。因此弑君并非来自潜意识，并非来自父亲的形象，相反，我们的潜意识及其各种波折产生于牺牲机制的丧失。我们从此只能在封闭的经济学中把谋杀设想为梦幻中的杀父，即设想为对压抑和法规的处理，设想为欲望实现和暴力清算。这里的赌注就是菲勒斯，正是在压抑的基础上，菲勒斯夺权的情节与父亲的死亡一起进入游戏。这是对死亡和谋杀的完全简单化的重写，谋杀成为压抑的攻击，成为等价于压抑暴力的暴力。在原始秩序中，谋杀既不是潜意识的暴力，也不是它的表演，因此弑君者既不能像在弗洛伊德的神话中那样得到某种权力，也不会产生犯罪感。国王本人也不是遭受死亡，他是馈赠死亡，他在交换中归还死亡，他的死亡带有节日的标志，而幻想中的杀父则是在罪恶感和焦虑中体验的。(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杀人和吃人的含义都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它们不是来自一种谋杀冲动、一种口腔施虐或一种压抑结构，正是这种压抑结构才使杀人和吃人具有了我们今天的含义。杀人和吃人是社会行为，它们在任何方面都追随象征义务。另外，它们从不具有那种处于我们的文化基础上的侵犯性所表达的单向含义：杀人，吃人——我杀人，我吃人——你被杀，你被吃——全部的潜意识和潜意识幻想（以及潜意识精神分析理论）都意味着接受这种分离，意味着对二重性的压抑，而二重性的重建，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意味着在象征过程中结束潜意识的裁判权。
“杀死”、“占有”、“吞食”——我们的全部潜意识都是在压抑的氛围中围绕着这几个词项及其周围的幻想而组织起来的。
“馈赠”、“归还”、“交换”——在原始人那里，一切都在明显的集体交换中围绕着这三个词项进行，都在那些支撑这些词项的仪式和神话中进行。
潜意识的每一个“动词”都意味着一种切割，一种断裂，它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到处可见的分界线，是这条分界线引起的罪恶感，是禁忌的游戏和重复。相反，象征的“动词”则意味着一种可逆性，一种无限的循环转换。
但根本区别尤其表现在心理领域的自主化方面：某种东西以集体的方式在原始社会中游戏，在我们看来，只是对这种东西的压抑才导致了精神和潜意识的机制。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所轻松依赖的一切类比性都是一种深深的欺骗。
精神分析对原始社会的曲解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对原始社会的曲解在性质上相同，但方向相反。
一、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看来，经济体制也存在于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只不过这种体制是隐蔽的，潜在的，而它在我们这里则是显在的——但这一差异被认为是次要的，这些人的分析没在此处停留，轻而易举地转向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话语。
二、在精神分析人类学家看来，潜意识体制也存在于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只不过这种体制是被显现的，被表达的，而它在我们这里则是潜在的，压抑的——但这一差异不影响本质，这些人的分析毫不气馁地继续用潜意识术语推出自己的话语。
双方都同样无视这种表面上看很微小的差异：对同一个结构，经济结构或潜意识结构，人们从原始社会的形成到我们的社会的形成，一会儿从显现转到隐蔽，一会儿又从隐蔽转到显现。只有我们的形而上学才会忽视这个细节，才会幻想内容仍然是一样的。但这根本就是假的：当经济“隐藏”在其他结构之下时，经济就干脆停止存在了——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它什么也不是。反过来，当潜意识“显现”时，当潜意识变成显在的、被陈述的结构时，它就完全不是潜意识了——一种心理结构和一种以压抑为基础的过程在这样的另一种形态中没有意义，这种形态是礼仪的，不是心理的，它是符号公开消解的形态。当人们从潜在转向显在、从显在转向潜在时，一切都变了[14]。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无知相反，我们必须从这种转移出发，重新开始一切。
我们将会发现，定位并说明经济特征的不可能性，这恰恰就是象征；公开显示某种潜意识的、但也因此而不再是潜意识的东西的可能性，这也是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