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死亡
“人死不是因为必须死：人死是因为不久前的一天，人们曾经强迫意识服从这个习惯。”
“对诸神而言，死亡从来只是一种偏见。”
——尼采
死亡作为人类境况的普遍概念，是从有了对死人的社会歧视时才开始存在的。死亡的体制，如同来世和不朽的体制，是教士阶层和教会的政治唯神论很晚才征服的东西：教会正是通过对死亡这个想像领域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至于宗教来世的消失，这是国家政治理性主义更晚才征服的东西。当来世被“唯物主义”理性的进步抹去时，来世就干脆转移到生命本身中了：国家正是通过对作为客观来世的生命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国家比教会更强大，国家及其抽象权力不是在对来世的想像上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对现世本身的想像上成长起来的。国家依靠的是世俗化的死亡和社会性的超越，国家的力量来自它所体现的这种致命的抽象性。正如医学是尸体的医学一样，国家也是对社会成员的遗体的管理。
教会一开始就建立在死后生存与生命、尘世与天国的划分上。它精心守护着这种划分，因为一旦这种差别消失，它的权力也就结束了。教会依赖延迟的永恒而生存（如同国家依赖延迟的社会而生存，革命党依赖延迟的革命而生存：全都依赖死亡而生存）——这种永恒的确立并非轻而易举。整个原始基督教，以及后来民众的、救世主的、异端的基督教，都依赖耶稣再临人间的希望和当下实现天国的要求而生存。许多基督徒最初并不相信彼岸的天堂和地狱：他们的幻象是在当下永恒的集体意志中纯粹而简单地消除死亡。那些威胁教会基础的摩尼教主要异端邪说也近似同样的原则，因为这些学说把这个世界解释为此岸的对立二元性，即善恶原则的二元性——它们让地狱降临尘世，这和让天堂降临尘世一样大逆不道。因为这些学说抹去了彼岸的这层透明色，所以它们后来被残暴地征服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和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de Fiore）等人的唯灵论异端也一样，他们那种激进的爱德就是从尘世开始建立完整的修会并且免去最后的审判。卡塔尔派信徒也一样，他们过分追求实现的完美、精神与肉体的无区分、内在于集体信仰的拯救，这是在嘲笑教会的死亡权力。教会在自己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不得不粉碎原始修会，因为原始修会倾向于通过汲取自身的能量，在穿透自身的相互性中自我拯救。宗派和修会反对上帝和教会的抽象普遍性，它们实施的是拯救的“自我管理”，这种管理就存在于群体的象征狂热中，它有时会在一种死亡眩晕中结束。教会惟一的可能性条件就是不断肃清这种象征要求，这也是国家惟一的可能性条件。政治经济学正是从这里走上舞台的。
为了阻挡修会的尘世诱惑，教会强行建立了一种个体拯救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通过信仰（但信仰成为心灵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不是整个修会的狂热），然后是通过善行和功德的积累，即通过一种本义上的经济，它有结算和等价关系。正是在此时，死亡真的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积累过程一旦开始就总是这样的[16]。正是在此时，天国真的转到死亡的一边了——每人都重新独自面对死亡。基督教之所以迷恋痛苦、孤独、死亡，这与它的普遍性有关，这种普遍性意味着摧毁古代的修会。在宗教普遍性的完成形式中，就像在经济普遍性的完成形式（资本）中一样，每人都重新变得孤独无助。
死亡的这种现代形象伴随着反改革运动和巴罗克风格的葬礼，尤其是伴随着新教，在16世纪得到普及。新教使面临死亡的意识个体化，减少集体仪式，从而加速了死亡的个体焦虑过程。新教中还出现了避免死亡的大规模现代活动：物质积累和物质生产的伦理，投资、劳动和利润的圣化，人们普遍把这一切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拯救的机器中，尘世内部的苦行逐渐隐退，让位给了世俗的生产积累，但目的没有变：防止死亡。
在这个16世纪的转折点之前，中世纪的死亡幻象和图像还是民俗性质的，非常欢乐。那时有一种死亡的集体戏剧，死亡还没被埋藏在个人意识中（后来又被埋藏在潜意识中）。在15世纪，死亡依然可以为“死神之舞”这种救世的、平等的节日提供资源：国王、主教、王公、市民、农民——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蔑视出身、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秩序。这是最后一个伟大时期，死亡还可以被当成进攻性神话和集体性话语。在此之后，我们知道，死亡成为一种“右派”的、个人的、悲剧的思想[17]，相对于造反和革命的社会运动而言，死亡是一种反革命思想。
死亡，我们的死亡，它真正诞生在16世纪。此时，它已经失去了长柄镰刀和时钟，失去了《启示录》中的骑士形象和中世纪怪诞而阴沉的游戏。这一切还属于民俗，属于节日，那时死亡仍在交换，虽然不再有原始人的“象征效应”，但至少是教堂门楣上或地狱游戏中的集体幻想。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还有地狱，就还有快乐。地狱在想像中的消失只是死亡心理内在化的标志，死亡不再是长柄大镰刀，它变成了焦虑。在这个心理地狱的基础上，新一代更狡猾、更科学的祭司和巫师成长起来了。(https://www.daowen.com)
随着资产阶级理性和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对封建的、基督教的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死亡不再被分享。它同物质财富一样，越来越少地像以前的交换中那样在不可分离的合作者之间流通（以前一个共同体或一个氏族或多或少总在交换），而越来越多地在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下流通。在资本主义方式中，每人都独自面对一般等价物。同样，每人都独自面对死亡——这不是巧合。因为一般等价关系就是死亡。
从此，死亡的困扰以及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的意志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合理性的基本动力。价值的积累，尤其是作为价值的时间的积累，幻想把死亡推迟到无限远的线性的价值终点。甚至那些不再相信个人永恒的人，也仍然相信时间的无限性，就像相信一种复息货币资本。资本的无限性转移到了时间的无限性中，这种永恒的生产系统不再有交换/馈赠的可逆性，只有数量增长的不可逆性。时间的积累强行建立了进步的观念，如同科学的积累强行建立了真理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形中，积累的东西都不再以象征方式交换，都成为一种客观的维度。归根结底，时间的完全客观性，如同完全积累，就是象征交换的完全不可能性——就是死亡。由此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困境：政治经济学想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但积累的时间本身正是死亡的时间。不能指望这个过程的终点有一场辩证革命，这是一种螺旋形上升。
人们已经知道，交换（市场）的经济合理化是一种生产紧缺的社会形式（萨林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同样，在一般等价关系的氛围中，作为价值的时间的无限积累，导致了这种绝对的时间紧缺，即死亡。
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吗？不，共产主义也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因为它的目的也是消除死亡，它遵循相同的进步和解放的幻想，遵循相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永恒性的空想提纲。只是因为共产主义对死亡完全无知（除了把死亡当做一种要用科学技术去征服的敌对视野之外），所以它至今为止才避免了更糟糕的矛盾。因为，如果人们想在消除价值规律的同时消除死亡，即把生命作为绝对价值保留下来，那么这一切就毫无用处了。生命本身应该走出价值规律，应该能与死亡交换。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考虑这些事情，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驱逐了死亡的、最终从双重性中“解放”出来的生命的唯心主义[18]。
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一种巨大的努力，目的只是分离生命和死亡，驱逐死亡的双重性，再生产作为价值的生命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时间。废除死亡，这是我们的幻想，它向各个方向发展：在宗教方面就是对死后生存和永恒的幻想，在科学方面就是对真理的幻想，在经济方面就是对生产性和积累的幻想。
任何其他文化都不会为了生命的实证性而让生命和死亡之间产生区分性对立：生命被当做积累，死亡被当做期限。
任何其他文化都不存在这种绝境：生命和死亡的双重性停止，死亡的象征可逆性停止，人们就进入了一种把生命当做价值来积累的过程——但同时也就进入了死亡的等价生产领域。这种成为价值的生命不断受到等价死亡的侵蚀。死亡每时都在成为反常欲望的对象。欲望占据了生命和死亡的分离本身。
仅仅在此时我们才能谈论死亡冲动。仅仅在此时我们才能谈论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只是这种等价死亡的积累——这种积累不能交换，只能在幻想中变卖。象征是对积累结束的反向梦想，是对死亡在交换中可能可逆的梦想。象征死亡是没有遭受这种想像的生死分离的死亡（这种分离是死亡现实的起源），是在社会的节日仪式中交换的死亡。现实/想像的死亡（我们的死亡）只能在个体的服丧劳动中赎买，这种服丧劳动是主体在他人的死亡之上完成的，也是主体从诞生之日起在自身完成的。这种服丧劳动维持着西方自基督教以来的死亡形而上学，甚至在死亡冲动的形而上学概念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