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冲动
由于弗洛伊德，人们从哲学死亡，从意识悲剧，过渡到作为冲动过程的死亡，这一过程铭刻在潜意识的秩序中——人们从焦虑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冲动的形而上学。一切都仿佛是死亡摆脱主体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客观目的性地位：这是死亡的冲动能量或精神运作原则。
死亡在变成冲动时，仍然是一种目的（甚至是由此出发的惟一目的：死亡冲动的命题意味着大量简化各种目的性，因为就连生本能也从属于死亡），但这一目的性得到深化，甚至铭刻在潜意识中。然而，死亡在潜意识中的这种深化与统治系统的深化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对劳动和生产的大规模压制性动员，死亡同时成为我们社会组织的“精神运作原则”和“现实原则”。或者还可以说：正是在一般生产系统过渡到纯粹简单再生产的时候，弗洛伊德在客观确定性的中心通过死亡冲动建立了重复过程。只要我们不仅注意死亡冲动概念的元心理学地位，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概念的系谱学，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吻合是不寻常的。死亡冲动是一种抹去所有其他发现的人类学“发现”吗（此时它就可以被当做普遍的解释原则：人们可以把全部的政治经济学都想像成是死亡冲动统治并生成的）？或者这个概念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在与某个系统形态的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激进性便仅仅是系统本身的激进性，这个概念只不过认可了一种死亡文化，赋予这种文化一个超历史冲动的标签。这种操作是一切唯心主义思想共有的操作，但我们却拒绝承认弗洛伊德那里也是这种操作。由于有了弗洛伊德（如同有了马克思），西方理性似乎会停止合理化，不再把自己的原则理想化，不再通过自身“客观性”的批判效果把现实本身理想化——它似乎会最终指明那些不可超越的、冲动的或经济的结构：例如作为永恒的欲望诉讼的死亡冲动。但为什么这一命题就不能也是二次加工过程呢？
在最初阶段，死亡冲动确实与西方思想发生了决裂。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再到存在主义：死亡或者被果断地否定并升华，或者被辩证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死亡或者已经在阶级的存在中被征服，或者作为历史否定性被整合。更一般地讲，在西方，对自然的统治以及生产和积累中对进攻性的升华，所有这些实践仿佛都具有一种建设性生本能的特征：生本能利用升华的进攻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死亡的否定性以顺势疗法的剂量，在变化（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变化）中得到精炼。甚至那些“为死亡而存在”的现代哲学也没能让这种倾向逆转：在这些哲学中，死亡被当做主体的悲剧性振兴，它巩固了主体的荒诞自由[19]。
有了弗洛伊德之后，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不再有升华，甚至不再有悲剧性升华，不再有与死亡冲动相关的辩证法。死亡第一次显出与生本能对立的摧毁性原则的面貌。这一切都没考虑主体、阶级或历史：这是两种冲动的不可简约的二元性，即生本能与死本能，这种二元性以某种方式唤醒了摩尼教的古老版本的世界，即善恶两种原则永远对立的世界。这是一种来自古代崇拜的极为强大的幻象，古代崇拜中还有对恶和死亡的特殊性的基本直觉。对教会而言，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幻象，教会用了几个世纪来消灭它，并最终确立了善（上帝）的原则的优势，把恶和死亡降低为一种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以辩证的方式从属于另一个原则（魔鬼）。但是，恶的大天使，路济弗尔（Lucifer）带来的自主性噩梦（各种形式的民间异端邪说和迷信——它们总是倾向于从字面上理解恶的原则的存在，因此倾向于崇拜恶的原则，直到妖术和冉森派理论，更不用说卡塔尔派了），日日夜夜都在困扰着教会。教会把辩证法当做制度理论和威慑武器，反对激进的死亡思想和善恶二元论思想。历史将看到教会和辩证法（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与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发生了深刻的决裂。
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二元性更符合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立场。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二元性最终成为只有死亡冲动的循环。生本能从此只是文化在走向死亡时经历的一个巨大迂回，死亡让一切都从属于自己的目的。但最后这个版本并没回到二元性的范围，并不走向一种反向辩证法。因为这里只有建设性变化的辩证法，只有生本能的辩证法，其目的是“建立一些越来越大的统一体，连接并组织各种能量”。死亡冲动在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上与此相对立：
1.死亡冲动分解那些集合体，释放各种能量，拆散有机的生本能话语，让一切事物重新回到无机性中，回到“游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乌托邦中，使之与有组织的、建设性的生本能场所相对立。这是死亡的熵，是生本能的负熵。
2.这种分裂、解体、“背叛”的力量意味着彻底的反目的性，其形式是一种向先前的、无机状态的退化。重复的强迫性或“复制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会让过去一些丝毫未给人满足感的事件重现），首先就是复制这个最典型的非事件，这个非事件对任何有生命的存在而言都是先前的、无机的状态，即死亡。因此，死亡总是作为一种重复循环来摧毁各种建设性的、线性的或辩证法的生本能目的性。这是粘着的死亡冲动，是灵巧的无机性，它处处都在胜利地抵抗着生命的结构化。
因此，死亡冲动的命题，不论是在它的二元形式中还是在重复的、不断摧毁的反目的性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无法还原为任何西方思想理性机制的东西。说到底，弗洛伊德的思想本身就像是西方理论世界中表演的死亡冲动。但赋予它建设性的“真理”地位，这当然是荒谬的：死本能的“现实”是不成立的——为了忠实于死亡冲动的直觉，就必须让死亡冲动一直处在解构的假设中，即处在它对先前一切思想所进行的解构的边界之内，但此时它本身作为概念也应该立即被解构。无法想像解构原则是惟一可以逃脱死亡冲动的东西——除非作为理性的最后遁词。
捍卫死亡冲动，就必须反对所有那些在新的建设性结构中重新使它辩证化的企图。马尔库塞是很好的例子。他曾谈到死亡压抑：“今天，神学和哲学争着把死亡当做一个存在范畴来赞美。它们把一种生物学事实非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本体论实质，从而赋予人类罪恶感一种超验的恩惠，助长了这种罪恶感的延续。”（《爱欲与文明》）这是就“超级压抑”而言的。他对基本压抑是这样说的：“死亡的原始事实一劳永逸地否定了非压抑存在的所有现实。”“因为死亡是时间的最终否定性，而快乐则要求永恒……时间不影响本我，但自我却从属于时间。不可避免的终止表现在每时每刻中，这种终止只要稍微提前，就会在所有的里比多关系中引入一种压抑性要素。”我们暂不追究“死亡的原始事实”这种说法：压抑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原始事实，而是社会关系。但最奇怪的是这里的方式，这种最基本的死亡压抑在随着爱欲的“解放”而改变符号时的方式：“死本能的操作受到涅槃原则的指导：它倾向于一种状态……没有需求。这种本能的倾向意味着自己的摧毁性表现将随着这种状态的临近而减少。如果本能的基本目标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痛苦的终止和压力的缺席，那么具有悖论意味的是，生命越接近满足状态，死亡和生命的冲突就越少”……“从超级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爱欲将会得到强化；而它一旦得到强化，就会以某种方式吞并死本能。死亡的本能价值就会改变。”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按照必然与自由的古老哲学，改变本能并战胜原始事实：“死亡可以重新成为自由的符号，死亡的必然性并不否定最终解放的可能性。像所有其他必然性一样，死亡的必然性也可以成为理性的、不痛苦的。”因此，马尔库塞的辩证法意味着对死亡冲动的整体贬低。（然而在《爱欲与文明》中，这段话后面紧接着就是“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在那些虔诚的心灵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抵制。为了战胜死亡而调动整个辩证法——这里是爱欲的“解放”，别处是生产力的“解放”，这并不过分。
死亡冲动令人尴尬，因为它不再允许重建任何辩证法。这就是它的彻底性。但它所造成的恐惧并不赋予它真理的地位：我们必须质问，归根结底，它本身会不会也是一种对死亡的合理化。(https://www.daowen.com)
在弗洛伊德那里，首先是一种确信在言说（在其他地方，他谈的是思辨假设）：“我们确信，主导精神生命的是一种趋于不变的倾向，是一种消除由兴奋造成的内心压力的倾向（涅槃原则），这一确信是我们认为存在死本能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超越快乐原则》）那么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努力把死本能建立在生物学合理性中呢（维斯曼等人的分析）？人们一般都为他这种实证主义的努力而感到遗憾，这有点像人们出于对恩格斯的敬重而一致忽略了他的自然辩证法的尝试。然而，他说：“任何有生命的存在都会回到无机状态，都会由于内在原因而死亡，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当做一个不能有任何例外的经验事实来接受，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生命趋向的终点就是死亡；反过来说，无生命的存在先于有生命的存在……各种作为生命卫士的本能，最初都是伴随死亡的卫星。”
这里很难把死亡冲动从实证主义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思辨假设”或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心理运作原则”（邦达利，《弓箭》杂志）。另外，这个层面上也不再有真正的冲动二元性：只有死亡才是目的性。但这个目的性本身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把死亡铭刻在作为机体和精神的命运、几乎像编程和遗传密码一样的先在性中——总之它把死亡铭刻在这样一种实证性中，以致我们除非相信这种冲动具有科学现实性，否则就只能把它当做神话。我们只能用弗洛伊德的话来反对弗洛伊德：“冲动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特有的神话学。冲动是一些神话式存在，它们因自己的不确定性而伟大。”
既然死亡冲动是一个神话，那么我们就来阐释这个神话吧。让我们把死亡冲动和潜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当做神话来阐释吧，我们不再考虑它们的效应或它们朝向“真理”的努力。神话叙述某件事情：主要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话语形式。我们断言，精神分析以性行为和死亡的隐喻方式，叙述我们的文化中某种作为基本组织的东西。当神话不再被叙述，当神话的寓言故事被升为公理时，神话就失去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伟大的不确定性”。尼采说过，“概念只不过是隐喻的残余”。因此，我们断言，潜意识是隐喻，死亡冲动是隐喻。
生本能为死亡服务，全部的文化升华仿佛都是一条通向死亡的漫长的弯路，死亡冲动维持着压抑的暴力，像残暴的超我一样支配着文化，生命的力量记录在重复的强迫性中，这一切都是真的，但仅对我们的文化而言才是真的，我们的文化是死亡的事业，它尽力消除死亡，因此把死亡建立在死亡之上，它自身受到死亡的纠缠，仿佛是被自身的目的所纠缠。“冲动”一词已经用隐喻的方式说出了这一点，它指称了政治经济学系统的当代阶段（但这还是政治经济学吗？），在这个阶段，价值规律以最恐怖的结构形式，在代码的简单强迫性再生产中得以完成，在这个阶段，价值规律像冲动一样似乎是不可逆的目的性，以致它成为我们的整个文化命运的形象。这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重复相同规律的内在性阶段。在这个阶段，系统受到自身目的的困扰，一边是作为客观目的性的死亡带来的全部投资，另一边是作为解构过程的死亡冲动带来的全面颠覆，系统被挟持在两者之间。死亡冲动这一隐喻同时说出了所有这些意思——因为死亡冲动既是系统，也是系统的化身，它是系统的彻底的反目的性。
以上就是神话的叙述。但让我们看看，当死亡把自己当做“冲动”的客观话语时，它是怎样运作的。“冲动”一词的定义既是生物学的，也是心理学的，“冲动”使精神分析扎根于直接来自某种西方理性想像的范畴：“冲动”并非彻底否定西方理性，它应该被当做西方思想的一个阶段来阐释。就生物学意义而言：很清楚，正是科学合理性生产出了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分，生物学便建立在这种区分上。科学把自己作为代码来生产，科学不折不扣地生产出了作为概念对象的死亡物，非生物，而且生产出了作为公理的死亡物的分离，从这个公理出发，科学就能够进行合法化。只有死亡物才是真正的（科学）对象，如同只有死人才是优秀的印第安人。然而，死亡冲动指涉的正是这种无机状态，这种非生物地位，这一地位仅仅来自科学的专制性法令，说到底，它来自科学本身的压抑与死亡的幻想。既然死亡冲动归根结底只是非生物的重复循环，那么它就具有这种生物学专制性的特点，它通过一种心理过程来重复这种专制性。然而，并非所有文化都生产非生物这个分离概念，只有我们的文化才在生物学影响下生产这一概念。这种歧视一旦消除，死亡冲动的概念就将立即失效。这个概念其实只不过是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种理论设置，它与科学迷失其中的所有那些建构企图相比，并不提供更多的出路。最终占优势的总是非生物，即一种死亡的公理系统（参见莫诺：《偶然与必然》）。
就心理学意义而言，问题也是一样的——在这里，整个精神分析都将受到质疑。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我们的系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生产“心理现象”。“心理现象”的自主化是新近的事情。这种自主化在更高的层面上重复了生物现象的自主化。这次的分界线出现在有机性、身体性与其他事物之间。心理现象只出现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以后重新连接整体时的困难正是由此产生的——冲动的概念正是由此产生的，这一概念企图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它其实只具有两者的专断性特点。在这里，冲动的元心理学同灵与肉的形而上学汇合了：它是在更先进的阶段对灵与肉的形而上学的重写。
心理的分离秩序来自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内心深处”中被系统禁止进行集体象征交换的一切东西的积淀。这是一种压抑的秩序。它受到死亡冲动的统治，这毫不奇怪——因为它是死亡秩序的个体积淀物。它被精神分析理论化，成为目前的样子，但精神分析如同处在各自秩序中的各个学科一样，只不过是认可了这种死亡歧视。
意识、潜意识、超我、罪恶感、压抑、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幻想、神经官能症与精神病——是的，这些就是这样运转的，条件是人们必须接受这些心理现象的界定，我们的系统（而不是随便什么系统）生产出了这种界定，把它当成了直接而基本的心智世界形式，即当成了代码。代码的强大力量就在于记录相互分离的领域，这些领域在记录后都可以通过一种专业研究和一门至高无上的科学而得到解释——但心理现象的研究也许是最有前途的科学。一切原始的、游荡的、横向的、象征的过程都将记录在这门科学中，都将以潜意识的名义本身被驯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嘲讽，潜意识在今天俨然成为彻底“解放”的主题！甚至死亡也将在死亡冲动的符号下被驯服！
事实上，如果我们想维持死亡冲动的彻底性，就应该以反弗洛伊德和反精神分析的方式阐释死亡冲动。死亡冲动与弗洛伊德建构的那种精神分析工具的科学实证性是对立的。死亡冲动不是这种科学实证性的极限表述，也不是它的激进结论，而是它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拒绝这个概念的人，比那些在精神分析的大潮中追随弗洛伊德却又可能没理解他的话就接受这个概念的人看得更清楚。其实，死亡冲动潜在地使先前的一切观点和设置都失效了，它远远超越了这些观点和设置：经济的、能量的、场所的，甚至心理的设置。当然，死亡冲动尤其是超越了它自己所声称的冲动逻辑，这种逻辑是它从19世纪的科学神话中继承的。拉康也许猜到了这一点，他曾谈到这个概念的“反讽”，谈到这个概念所提出的闻所未闻的、无法解决的悖论。精神分析决定如实地承认这是自己最奇特的孩子，但死亡却不想进入精神分析的镜像。死亡作为整体的、激进的运作原则而起作用，因此它不需要压抑，也不需要里比多经济学。它不需要迂回地通过一个个场所，也不需要能量的计算，极限情况下，它连潜意识本身也省去了——它把这一切都当成生本能的建设性机器，当成阐释的实证性机器，它揭露这些机器，它像对待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拆卸、摧毁这些机器。死亡（冲动）是反目的性原则，是彻底的思辨假设，是元经济学、元心理学、元能量学、元精神分析的假设，它超越了潜意识——它应该摆脱精神分析，应该转而反对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