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位主题的终结
整个语言科学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散播操作和文字消解操作的抵制。到处都有同样的企图，企图把诗歌简化为一种“想说”，让诗歌重新回到意义的庇护下，粉碎语言的乌托邦，让语言重新回到话语的场所论中。语言学用话语性秩序（等价和积累）来反对文字性循环（可逆性和散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反击在各种有关诗歌的阐释中展开（雅各布森、福纳吉、埃柯——参见下一节“语言学的想像”），我们将讨论的精神分析阐释也属于这种抵制，因为象征的极端性是如此彻底，以至所有那些企图中和象征的科学或学科都反过来被象征所分析，都被打回它们的无知状态。
因此在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假说这个问题上，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所有原理都将受到牵连。索绪尔提出的这一假说只是针对一个具体情况，而且是以详细的核实为前提。但没有什么禁止我们对这一假说加以发挥，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无论怎样，把假说推向极端，这是惟一可能的方法——在分析的范围内，理论暴力是尼采所说的“诗歌暴力”的等价物，“诗歌暴力改变句子中所有原子的秩序”。
我们先从斯塔罗宾斯基自己对索绪尔的论述谈起，尤其要对其中的两点提出质疑：主题词（它是否存在）和诗歌的特殊性（因此也是索绪尔的发现的特殊性）。
索绪尔全部论证的依据似乎是：这个关键词，这个潜在的能指，这个“母体”，这个“第一素材”确实存在：“这种诗律完全受一种语音考虑的支配，这种语音考虑有时是内在的、自由的（各个成分之间以配对或押韵的方式相互对应），有时是外在的，即借助一个名字的语音成分。”我们知道，索绪尔有了这个直觉之后，就用全部精力来确认证据。在此，他确实落入了科学有效性的陷阱，落入了事实迷信。幸好他在建立证据时失败了（他想证明古代诗人是有意识地根据一个主题词的易位书写来调整自己的写作实践），这一失败保护了他的假说的影响。因为这一假说如果受到证据的限定，它就会仅仅适用于某一类古代诗歌，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就会把诗歌行为缩减为密码文件的形式操练，缩减为一种与关键词玩捉迷藏的游戏，游戏的赌注只是重新找回一个被有意隐藏和拆解的词语。斯塔罗宾斯基就是这样阐释的：“因此诗歌话语只是一个名字的第二存在方式：这种展开的变奏——它能让机警的读者觉察到一些引导性音素的明显而分散的在场……隐形书写从一个简单的名字溜进了一行诗句的音节的复杂扩展中；关键在于认出那些引导性音节，把它们重新聚拢起来，就像伊西斯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块重新合起来那样。”
斯塔罗宾斯基一上来就排除了灵媒说或神秘说（主题词在诗句中的细胞扩散）和生产说（诗人把主题词当做写作提纲来使用）。主题词既不是一个原始细胞，也不是一个式样：索绪尔从未试图在词语的两个层面（名字的层面和异位书写的层面）之间建立一种语义优先关系。我们可以赋予词语什么性质呢？是模型、草图、微型脚本、主题，还是易位主题？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意指或“示意”的全部图式：至少可以肯定，不能把主题词变成诗篇这个能指的所指，同样可以肯定，这两个层面之间即便不存在参照关系，至少也存在一致性关系。斯塔罗宾斯基在提出以下观点时，似乎想尽量靠近索绪尔：“主题词与显在的诗句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紧缩。它像展开的诗句中的那些词一样也是一个词：它与那些词的区别仅仅是一个和多个的区别。主题词在整个文本之前到来，藏在文本后面，或者说藏在文本中间，它不表明任何质的偏离：它既不属于更优越的本质，也不属于更卑微的本质。它把自己的质料提供给人们进行阐释性的发明，这种发明使它在一种持续的回响中继续生存。”但如果主题词是一个像其他词一样的词，那它为什么必须是隐藏的、潜在的呢？此外，“显文本”并不是主题词的“展开、增多、延续、回响”（回响本身不具有诗性），而是散播、解体、解构。斯塔罗宾斯基没有看到易位书写操作的这一特征，即使在他所做的最为细腻的阐释中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主题词的诵读仿佛被拆散，服从于另一种节奏，这另一种节奏不同于显在话语展开时的词语节奏；主题词被拉伸，仿佛是用增长节拍时值的方式来模仿的赋格曲的主题。不过，由于主题词从没被展示出来，所以不可能认出它，必须在阅读中猜测它，阅读时要注意相隔音素之间可能的联系。这种阅读按照另一种速度（在另一个时间里）展开，极限情况下可以走出普通语言所特有的‘连续性’时间。”
这个阐释之所以更为细腻，是因为它很像精神分析过程（对一个潜在话语的不经意的关注），但它似乎也落入了预设一个生成性表达式的陷阱，生成性表达式在诗中的分散存在仿佛只是二级状态，仿佛仍有可能（这甚至是阅读的关键）认出它的同一性。这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在场：切成了碎块的奥西里斯在另一种形式下仍然是同一个奥西里斯，他的目的就是在分散阶段之后重新变成奥西里斯自己。同一性仍然是潜在的，阅读过程就是一个验明正身的过程。
陷阱就在这里，语言学的防范就在这里：所有这些阐释，不论有多么复杂，永远只是把诗歌变成一个附加操作，变成一个辨认过程（辨认一个词、一个术语、一个主题）中的迂回。读出来的永远是同样的东西。但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地增加呢？——从什么意义而言这一切具有“诗性”呢？如果是为了把同一个词再说一遍，如果诗句仅仅是隐藏某个关键词的声音，那么这一切就只是毫无必要的复杂和细致。快感在哪里呢？诗歌的力量永远不在同一性的重复中，而在同一性的摧毁中。语言学的简化是对此的无知，语言学在这里微妙地歪曲了诗歌，把诗歌引向了语言学自己的公理：同一性、等价性、同一成分的折射、“增长节拍时值的模仿”等等。尤其是它从不承认，作为语言象征形式的易位书写中有疯狂的散射，有能指的沦丧，有死亡。语言学停留在语言游戏中，在这里，诗歌只是一个密码，一个“谜底”，就像人们所说的梦的谜底一样。
做这些事情的是那些集体游戏，它们只做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是那些拙劣的诗歌、寓言或“具象音乐”，它们过于轻易地指涉它们“意指”的东西，或者只是把意指的东西用另一些词语隐喻出来；做这些事情的是字谜、谜语或音节的戏谑性颠倒，在这些游戏中，一切都以发现关键词为结束。诚然，这种迂回含有一种乐趣，即揭开隐藏物的面具的乐趣，隐藏物的存在吸引着你。但这种乐趣与诗歌的快感毫无关系，诗歌的快感更为极端，而且不是反常的：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发现、表达和透露；没有“谜语”，没有秘密的词语，没有意义的支柱。诗歌摧毁一切朝向某个终点的通道，摧毁一切指涉，一切谜底，消解易位主题，消解对语言施加压力的规则。(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可以假设，快感与这种消解一切实际指涉的做法直接相关。在所指立即作为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地方，即在“正常”的交流话语中，在线性的、稳定的、全力投入解码过程的言语中，快感的程度最小。只要超越这种话语——快感的零度，各种组合就都成为可能，其中有一种与所指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种破译，而不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解码。比如传统的易位构词法，或带谜底的文本，或漫画期刊《捕蝇纸》中的文本（弗洛伊德借用过这个文本，利奥塔尔又在《梦的工作不思考》一文中对此做了分析），在这里，在一个连贯的或不连贯的显文本的背后，藏着一个有待找回的潜文本。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所指或事情真相都发生了偏差，拉开了距离，都通过能指绕道而行，德里达会说，都有“延异”。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有可能通过一条路径重新抓住那个最终的词语，那个组织文本秩序的表达式。表达式可以是下意识的（在我们将要谈到的笑话中）或潜意识的（在梦中），但它总是合乎逻辑的，是话语性的。它被揭示出来之后，意义的循环就结束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快感的程度与陈述内容的迂回、延迟和丧失成比例，与为了找回陈述内容而失去的时间成比例。因此，集体游戏中的快感是很有限的，笑话中的快感强度略大一点：解谜的过程被悬置，人们随着意义的摧毁而发笑。诗歌文本中的快感则是无限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找回的谜底，不可能有任何解谜过程，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束循环的所指。在这里，表达式甚至不是潜意识的（这是一切精神分析阐释的边界），而是不存在。谜底彻底丢失了。这就是密码文件的简单乐趣（这样的发现总是以一个正余数为计算结果）与诗歌的象征放射的区别。或者说：即使诗歌指涉某个东西，它指涉的也永远是“无”，是虚无的词项，是零所指。这种彻底的消解使所指的位置彻底空置，正是它所引起的晕眩构成了诗歌的力量[6]。
“Aboli bibelot d'inanité sonore”（“消除了声音空洞的小摆设”）：马拉美的这句完美诗句是对易位书写形式的总结。“Aboli”（消除）是生成性主题词，它沿着诗句伸展，指向虚无。在这里，易位书写的形式和内容奇妙地凝结在一起了。
在索绪尔假说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就主题词问题提出其他几点看法。隐形书写是一个神的名字或英雄的名字，因此它不是某个“所指”，甚至根本不是所指。我们知道，直呼神名是很危险的，会引发强大的力量。由于这一原因，易位书写法只能是一种隐晦的咒语，它是对神名的既严格又迂回的拼读——一种完全不同于意指模式的影射模式。因为能指的价值就在于缺席，在于对所指的散播和处决。神名从本义上被消灭了，但它以祭献方式显露在这个摧毁的遮蔽过程中。
显然，从这一点出发，索绪尔对自己提出的信任问题，即主题词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斯塔罗宾斯基的全部异议都基于这个问题），就并不重要了，因为神的名字只是为了被消灭才存在的。
我们不需要神名的同一性，任何类型的快感都与它无关：快感永远来自神的死亡和神名的死亡，更一般地讲，快感永远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原来有一个东西的地方，如一个名字、一个能指、一种机制、一个神，现在什么也不剩了。这是对我们的人类学观念的令人痛苦的彻底修正。人们一向认为诗歌是对神或英雄（后来还有许多其他东西）的积极赞美和颂扬，其实正相反，应该看到，诗歌之所以是美的，强烈的，只是因为它把神归还给死亡，它是神蒸发和牺牲的地方，全部的“残酷”（阿尔托意义上的“残酷”）以及与诸神的全部二重性关系都在诗歌中以准确的方式上演。只有像西方人这样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野蛮人”对他们的神的顶礼膜拜和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顶礼膜拜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与我们相反，他们一向可以在仪式中实现与神的二重性关系，甚至也许他们召唤神就是为了把神处死。这一切仍然活在诗歌中。在诗歌中，上帝不是以另一种形式被祈求，上帝之名不是以“扩展”的方式被反复说出（再问一遍，这有什么用？如果是为了重复说出上帝的名字，只需一个转经筒就够了），上帝是在自己的名字中被消除，被肢解，被祭献——我们可以按照巴塔耶的方式说，名字的断续性（话语性）被诗歌的彻底连续性所消除。这是死亡的迷醉。
在诗歌中，神不是陈述内容的主体（哪怕是隐藏的主体），诗人也不是陈述活动的主体。语言活动在自我言说，并且迷失在诗歌中。神的名字也是父亲的名字：父亲用以压制主体，同时也压制语言活动的那种法则（压抑的、能指的、阉割的法则）在易位书写中被消除了。诗歌文本终于以没有残余、不留痕迹的方式消解了一个能指原子（神名），并通过这个能指原子消解了语言活动的机制本身，又通过语言活动的机制本身消解了法则。诗歌文本是这种消解的范例。
诗歌是上帝之名的致命变形。对于已经没有上帝的我们而言，语言变成了上帝（在我们看来，上帝之名的充分菲勒斯价值在整个话语范围内传播），因此对我们而言，诗歌是我们面对语言时的二重性关系的场所，是我们面对语言时的死亡冲动的场所，是代码的毁灭所特有的力量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