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潜意识
问题如下：潜意识这种能量，这种情感潜力，在自己的压抑中，通过自己的工作，构成了打乱话语秩序、拆散话语“表达”的基础，它用自己的初级过程对抗次级过程——对于这样的潜意识，有必要假设它在诗歌过程中的存在吗？显然一切都可以成立：如果潜意识就是这种不可逆机制，那么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二元性本身就不可还原，意义的工作就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的重新涌现，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在话语的压抑机制中的隐约显现。在这方面，诗歌与神经症，诗歌与口误没有区别。我们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的彻底性：如果各种初级过程“存在”，那么它们就会到处都起作用，到处都具有决定性。但反过来说，只要假设一个不同的秩序，一个省去了潜意识、禁忌和压抑的象征秩序，一个能消解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本身的象征秩序，那么这个简单的假设就足以使全部的精神分析视野相对化，不仅在那些处于边缘的但遭到精神分析大举入侵的领域（人类学、诗歌、政治，等等）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分析自己的领域，在心理分析中，在神经症中，在治疗中也是如此。我们再次借用莫诺尼的话说，精神分析产生于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它可能会在某一天因这一区分的消除而死亡。象征已经是对潜意识和精神分析的这种超越了，已经是对里比多经济学的这种超越了，正如它已经是对价值和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一样。
我们应该看到，象征过程（可逆性、易位书写式散播、无剩余的消除）完全不同于初级过程（置换、凝聚、压抑），而且与之相对立，尽管两者都与意义的逻辑话语相对立。正是这种特殊的差异（快感方面也是如此）使得梦、口误、笑话不同于作品或诗歌。象征与里比多潜意识的差异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精神分析的特权抹去了，但必须恢复这种差异——必须禁止精神分析侵入它无话可说的地方：对于诗歌（艺术作品）、象征、（原始）人类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们做的只是简化，一人是简化为生产方式，另一人是简化为压抑和阉割。我们不能让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失败的地方一跳而过，我们要根据它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来对它们进行毫不留情的分析。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正是今天一切革命性分析的战略要点。
马克思以为在经济及其辩证过程中重新抓住了一种根本的机制，但事实上，他通过经济及其痉挛而重新抓住的只是那种以症状方式困扰他的东西：把经济当做机制来分离这一事实本身。经济被提升为现实原则，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主化穿越了经济，使经济产生冲突，成为各种矛盾的场所，而这些矛盾，尽管如此激烈，却又以自己的方式赋予了这种自主化合理性。
精神分析也是如此：在潜意识及其工作的词项下，弗洛伊德当做根本机制重新抓住的也是那种以个体心理形式产生于象征断裂的东西。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关系只不过是表现了这种心理区分本身的困扰。弗洛伊德的场所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只不过是把这种来自解构的东西当做原初事实加以形式化和理论化罢了。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但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正是批判的症状学以微妙的方式使它们各自的症状领域变成了规定性领域。初级过程，生产方式：这是“彻底的”话语，也是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
今天，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试图混合并交换各自的概念。逻辑地讲，如果它们都属于“彻底”的批判，它们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幻想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概念转移不断失败的深层原因，这种失败对双方而言都是绝望隐喻的原因，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只在自己的局部范围内（在自己的无知中）才具有一致性，因此它们不可能作为分析模式而普遍化。
不论是它们的“综合”，还是它们的传染都没用——只有它们各自的毁灭才能建立一种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正处在危机中。应该让它们猛烈相撞，加重它们各自的危机，而不应该让它们相互支持。它们之间还会有很多伤害，我们不要错过这场表演。这只是一些批判领域。
[1]关于以下的论述和其中涉及的易位书写资料，参见斯塔罗宾斯基（J.Starobinski）的《词语下的词语》。关于基本规则，参见该书“重复的考虑”及随后几页。
[2]“易位主题”（anathème）原义既可以指祭祀的牺牲者，也可以指供品。这个词后来偏移到了被诅咒之物、被诅咒之人这个含义上来了。这种偏移对我们后面的分析而言至关紧要。
[3]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也是如此：在我们看来，空间和时间只可能在无限性中被设想——无限性是一种繁殖，它与空间和时间作为价值的客体化相对应，也与一种对永无穷尽的扩展或连续的幻想相对应。
[4]在此必须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效用”（《结构人类学》）提出批评。在他看来（如同人们对巫术的普遍描绘），“象征效用”仍然关系到一种作用，是一个神话通过交换或通过所指的“象征”呼应而对一个身体（或自然）所产生的作用——以难产为例：神话言语通过其所指，通过其内容，把被困的身体重新调动起来。但符号的效用其实应该理解为对一个现成表达式的消解。人们让一句表达式的各个能指成分相互交换，并在交换中使它们消解，这样就可以在有病的身体中引起同样的消解：身体（或自然）的各个成分重新开始相互交换。恰恰因为符号不是“价值”，它们才能对身体产生影响（或者对自然产生影响，就像在奥耳甫斯传说中那样），才具有操作力量。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符号的合理化，即不存在符号的当前操作与一个参照所指（一个让各种类比从中经过的“意义储备”）之间的分离。象征操作不是类比式操作，而是消解式、终结式操作，它涉及符号的物质性，它把这种物质性作为价值来消除。一旦符号不再是价值，它就可以实现二重性，即实现完全的交换和意义的完全可逆性。符号的效能正来源于此，因为一切冲突，包括疾病，永远只能在交换中得到化解。
由于实现了二重性，这个原始符号，这个“有效的”符号没有潜意识。它很清晰，与它所显露的操作相等。它不是间接地或通过类比的方式对压抑的表象或潜意识的表象发生作用（而列维-斯特劳斯在与精神分析做比较时，明显倾向于这个含义——巫师及其巫术、整个精神分析人类学也倾向于这个含义）。它是自身的操作，没有剩余，它以这种方式对世界发生作用，它就是世界的直接作用。
[5]在此，仍然是分析的剩余在供养着“知识”领域，供养着科学的建设性的爱神厄洛斯——正如交流领域是连接在诗歌的残余物上一样。科学和话语在自己的想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残余投机，它们正是在这里生产自己的“剩余价值”，建立自己的权力。凝固在价值的死者面膜下的，正是象征操作中未被彻底分析和分解的东西——这是死亡文化和积累文化的开始。
[6]但内容连贯的所指的消失还不足以构成诗歌，否则，只要有一套疯狂的词汇或者一种随机的自动写作法就够了。诗歌还必须让能指在一个严格的、完全不是随机的操作中自行消除，否则能指就仍然是“残余”，它的荒谬性本身还不能挽救自己。比如在自动写作法中，所指确实被消除了（“什么意思也没有”）——但它仍然依靠对所指的怀念而生存，它的乐趣是给任何可能的所指留出机会——无论如何，能指在自动写作中的生产是不受控制的，它没有被分解，它是即时的废料：一般话语的第三条规则（参照前面），能指的绝对可支配性规则，既没有被打破，也没有被超越。然而，诗歌模式则同时要求两样东西：清除所指，用易位书写法消解能指。
[7]这个短篇小说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说有一种无法记录死亡的东西，一种禁止死亡冲动的东西，那正是控制论系统。
[8]弗洛伊德关于死亡冲动的假说也是如此——他自己承认，极限情况下，这种冲动的过程和内容无法得到临床验证，但它的形式，作为心理运作和反逻各斯原则，是革命的。
[9]这是幻想能够把这两种分节分开，幻想也许能够从一种分节中减去另一种分节。这是幻想能够通过排除意义的第一分节，在语言中找回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等价物（手势、声音、颜色）。这种幻想使得人们绝对地看重这个视觉的、喊叫的层面（如利奥塔尔：《话语、图形》），把它作为一种自发的违抗，已经超越了话语，更接近于图形。这种幻觉仍然落入了双重分节这个概念本身的陷阱，在这个概念中，语言秩序仍然有办法把自己强加在它无法把握的东西的阐释中。
[10]但是请注意：这一切也适用于精神分析本身。精神分析也靠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而生存，并将因为这一区分的终结而死亡。当精神分析从这种（对潜意识的）区分出发，探索全部的行为领域时，它确实是“科学的”和“革命的”，但人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真实的、完全的、直接的实践并不遵循这个公设，并不遵循这个分析性仿真模式——象征实践一开始就超出了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区分。到那时，潜意识和潜意识主体、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知识主体都将寿终正寝——为了象征领域的利益，分析领域本身也将消失在自己建立的区分中——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这已经发生了。
[11]这个言语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语”毫无关系——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语”处在语言/言语的对立中，并服从语言。未分的（象征）言语本身就是对语言/言语这种区分的否定——正如未分的社会实践是对理论/实践这种区分的否定。只有“语言学”的言语才会仅仅言说自己要说的意思——但这样的言语从来都不存在，只存在于死人的对话中。具体的、当前的言语既言说自己要说的意思，同时也言说所有其他的意思。它不遵守符号的离散性法则，不遵守层次区分的法则，它同时在所有层次上言说，更妙的是：它破坏语言的层次，因此也破坏语言学本身。语言学则相反，它试图强制规定一种仅仅作为语言执行的言语，这就是权力话语。
[12]正是这种简化，这种潜意识经济学的优先性，使得弗洛伊德永远不可能对幻想和艺术作品的区别进行真正的理论化。他会说，诗人们在他之前就对他分析的一切有所察觉了，或者会说，不存在精神病学家对诗人的特权，诗人可以很好地表达一个潜意识问题的全部深度，却“丝毫不损害作品之美”。诗歌行为是崇高的，但它仍旧是累加的。利奥塔尔试图在这一点上取代弗洛伊德。他使幻想和作品的区分具有了全部的重要性，但他努力把这两者严格地连接起来。他首先揭露了所有关于“解放”幻想的阐释。解放幻想是荒谬的，因为幻想是对欲望的禁止，它属于重复的范畴（这正是目前在潜意识“解放”中发生的事情：人们把潜意识当做压抑和禁止的东西解放，也就是说，把它置于价值的影响下，一个反转的超价值的影响下——但这也许就是“革命”吧）。利奥塔尔说：“艺术家为了在幻想中解放那种纯粹属于初级过程、不属于重复的东西而奋斗。”（《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出发的偏离》）“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应该参照幻想来定位……只不过艺术家并不隐藏自己的幻想，他赋予幻想以形式，使它变成确实存在的实物，而且幻想的呈现是审美快乐的源泉。”这种理论在利奥塔尔那里显出“颠倒”的姿态：艺术家的幻想不是作为游戏、和解、欲望满足在现实中生产出来，而是作为反现实在现实中生产出来，它只在现实的缺失中出现，并且加深这种缺失。“艺术的功能不是提供一个欲望满足的真实仿象，而是通过艺术形象的游戏来说明，在知觉和语言的范畴内，必须进行怎样的解构，才能使一个潜意识范畴的形象因它自身的逃离而被人推测出它的存在（初级过程的呈现）。”
但幻想作为对欲望的禁止，怎么可能突然起到这样的颠倒作用呢？初级过程也是如此：“与梦、症状的区别：凝聚、置换、形象化等操作在梦或症状中的目的是装扮欲望，因为欲望让人无法忍受，而在作品的表达中使用同样的操作，则是为了排除‘好的形式’，即次级过程，为了展示不成形的东西，即展示潜意识范畴的混乱。”初级过程怎么可能这样颠倒过来呢？初级过程不是也同被压抑欲望的操作相联系吗？——或者，难道它因此就成了一种强硬的潜意识、一种不可超越的“基础结构”的潜意识的存在方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利奥塔尔就否定了自己，因为他恰恰说过：“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初级过程。采取初级过程的立场，这仍然是次级过程的结果。”
然而，这正是艺术家所做的：“艺术家的这种工作可以与梦的工作相比较，更一般地讲，可以与初级过程的操作相比较，但它通过颠倒这些操作而重复它们，因为它把这些操作应用于这个过程的作品本身，即应用于一些来自幻想的形象。”
更彻底地讲：“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在他身上，以死亡为代价看见死亡这种愿望压倒了生产的愿望……”“疾病不仅是潜意识的爆发，它既是这种爆发，也是抵制这种爆发的疯狂抗争。天才同疾病一样前进，一直走向同一个深层形象，但天才不抵制这个形象，而是渴望这个形象。”但是，这种对“残酷”潜意识的接受，不来自“愿望”的突然改变，不来自一种不可捉摸的“当前恩宠”，那还能来自哪里呢？这种行为所散发的快感来自哪里呢？它在某一点上应该与形式有关，而不是与内容有关。在利奥塔尔那里，这个形式离神秘主义的虚无已经不远了。艺术家为幻想的爆发留出“一个被解构的空间”，一个虚无，一个接纳它的结构——“意义是对话语的侵犯，是意指场域中的力量或姿态，它沉默不语。在这个深洞中，压抑的话语从底层升起，竖立起来了。”这种虚无，这种沉默与神秘过程有危险的相似性。但我们尤其要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解构”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此时我们会发现，解构过程与初级过程毫不相关——利奥塔尔在这里让初级过程扮演了两个难以理解的角色：它处在颠倒行为的两边。干脆把它留在压抑和重复这边，而让诗歌行为摆脱对精神分析的一切反依赖，这不是更好吗？(https://www.daowen.com)
[13]快乐、满意、欲望满足都属于经济范畴，快感则属于象征范畴。必须把两者彻底区分开来。毫无疑问，节省、认出、心理省略、强迫性重复都是某种快乐的源泉。这种快乐几乎可以说是熵，是衰退，它既是熟悉的，又是令人担忧的，它永远摆脱不了焦虑，因为它与幻想的重复相联系。经济永远是积累性和重复性的。象征是复归性的，是对积累和重复的消解——是对幻想的消解。
[14]仍然根据经济学阐释的逻辑，弗洛伊德认为，讲笑话的人之所以不第一个笑，是因为讲笑话需要一定的心理消耗——因此没有额外的东西供快乐使用。他自己也承认这种阐释不太令人满意。
[15]任何物质都是一种原材料。这也就是说，物质概念只在生产的范畴中才出现。所有自称“唯物主义者”的人（科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辩证法家，等等）都应该还记得这一点。18世纪的感觉论唯物主义甚至是走向身体“解放”的第一步，它根据快乐功能把身体作为一种生产快乐的原材料而“解放”。
物质从来都只是生产力，但生产本身则无任何“唯物主义”可言——也无任何唯心主义可言。生产是一种秩序和一种代码，仅此而已。科学也是如此：它是一种秩序和一种代码，它不比巫术或任何其他东西更“唯物”或更不“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