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诗歌与精神分析有相似之处吗？如果说诗歌形式（散播、可逆性、语料的严格限制）与语言形式（能指/所指的等价关系、能指的线性、无限的语料）显然不可调和，那么相反，它与精神分析形式（初级过程：置换、凝聚，等等）却似乎是吻合的。在梦、口误症状和笑话中，在潜意识工作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和弗洛伊德一起看到能指/所指关系的扭曲、能指线性的扭曲、符号任意性的扭曲，看到初级过程作用下的这种话语扭曲，这种语言过度，这种语言违反，在这里，幻想在游戏，快感被标记。但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是什么样的呢？里比多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呢？
诗歌不能和精神分析混淆。象征模式不是潜意识工作的模式。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考察诗歌，这也就是根据象征来考察精神分析——永远需要反向的分析，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通过复归，避开理论，即避开权力的无条件行使。
弗洛伊德对笑话的分析可以作为我们的线索，因为在他那里，准确意义上的症状场与作品场、“艺术创作”场之间没有理论化的区别（我们知道，“升华”这个概念不够严谨，带有继承的唯心主义缺陷）。这一点已经很重要了：尽管诗不是口误，更不是笑话，但潜意识理论缺少一种可以对此加以说明的东西。
索绪尔并不在意诗的乐趣，甚至也不在意他所描述的东西是否有任何原因或目的。相反，弗洛伊德的分析则是功能性的，是一种快感理论。在他的分析中，能指的工作总与欲望的满足相联系。另外这种快感理论也是经济学的。笑话通过捷径和短路更快地走向自己要说的东西。笑话言说一些东西，“释放”一些意义，如果没有笑话，这些意义就需要通过一种巨大的有意识的理性努力才能释放出来——这种心理距离的省略正是快感的源泉。或者说，笑话实现解禁和迂回，“释放”那些与超我和压抑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能量。情感的“释放”——停止对潜意识或前意识表象的投入——停止对心理压抑机制的投入——无论如何，快感来自一种剩余，一种添加，一种通过笑话操作而变得可以支配的差异能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练或相同材料的不同方式的再使用成为笑话的基本特征——永远是省力原则：一个能指在许多层面上意指，最少的能指得出最多的意义（有时是矛盾的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强调笑话与诗歌模式的许多相似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同材料的再使用让人想到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和配对规则，想到对语料的必要限制以及尼采所说的“符号能量中的最大值”。弗洛伊德也谈到过诗人，他说：“多声部的协调使诗人能够在清醒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这三个方面都发出信息。”到处都有相对于普通投资分配系统而“节省”下来的能量。在心理机制的这种力量多边形中，快感仿佛是由某种捷径引起的，更准确地说，是由笑话的横贯性引起的，笑话用一条对角线打通了心理机制的不同层面，以更少的代价达到目标，甚至毫不费力地达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目标，因而留下一种能量剩余价值，它是快感的“奖金”，是“快乐的利润”。
这种能量计算带有一点资本的味道——这是一种节省（弗洛伊德一直使用这个词），在这里，快感从来都只是通过减少和节省而来自一种投资剩余或盈余，从来都不来自超支——或者说它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只来自一种相反的消耗过程，一种取消能量和目的性的过程。我们先不谈“能指的工作”本身，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个层面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他的里比多经济学建立在潜意识内容（情感和表象）上，建立在压抑和被压抑内容的生产上，建立在各种能量的连接和分离上，建立在一种投入计算上，这种投入计算对生产进行调节，以便达到平衡（消除压力）。弗洛伊德的快感是通过力量和能量的词项构成并言说的。在笑话中，或者在梦中，能指的游戏本身从来都不是快感：它只是为一些幻想的或压抑的内容开辟道路。它是一个“中介”，它本身从来不是“信息”，因为从严格的场所论和经济学角度讲，必须有某种类似欲望的东西通过能指的声音来言说那个正在言说的“本我”。能指的游戏永远只存在于欲望的字里行间。在这里，围绕着这种潜意识的“生产方式”（和再现方式），里比多经济学及其批判的全部问题出现在快感的视野中，这种快感本来可能与经济毫无关系。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谈到口误：“读者的欲望使文本变形，读者在文本中引入自己感兴趣和关注的东西……这时只要文本的词语和替代词语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读者就可能在他所希望的意义上进行改造。”这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压抑的内容，它等待着涌现的机会，“利用”逻辑话语中的奇思异想、缝隙和弱点喷发出来。它在话语层面上，相当于身体层面上的“依托”概念：欲望“利用”生理满足的需求，以里比多的方式填充身体的某个部位：单纯的功能（机体的逻辑）改变方向，转向欲望的满足。是的，但问题恰恰在于：需求和欲望的连接从来没有被澄清过。这两个词项未经审判就在这里了，一个是确定的功能满足，另一个是不确定的冲动满足（相对于对象而言），在它们之间，依托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联系性概念，它实际上什么也不连接。在这里，里比多经济学和纯粹经济学一样，也因为与需求概念“拼合”在一起而受到损害：主体和客体之间有“需求”——需求和欲望之间有“依托”。连接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些词项的位置错了，它们的位置本身是不成立的。肯定在某个方面，欲望相对于需求的自主化，能指相对于所指的自主化，主体相对于客体的自主化，都只是一种科学效应。但从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学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不会放弃这些调整好的对立关系，它们依靠这些对立关系而生存：欲望/需求、潜意识/意识、初级过程/次级过程……快乐原则本身不正是精神分析的现实原则吗？
不过可以肯定，精神分析确实使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在接近诗歌的方向上发生的。能指不显示所指的在场，能指处在与所指相反的关系中：它根据一种从未出现在语言经济学中的否定性来意指所指的缺席和压抑。能指处在与所指的必然关系（不是任意关系）中，但这就像在场与缺席是必然关系一样，这是意指那个失去的对象并占据这个对象失去的位置。勒克莱尔在《精神分析》中写道：“在精神分析中，表象这个概念也许不应该定位在一个客观现实和这个现实的意义形象之间，而应该定位在一个幻想的现实（即一个失去的、令人满意的对象在记忆中的形象）和一个替代对象之间，不论这个替代对象是幻想那样的形式对象，还是偶像那样的工具对象。”语言学的等价关系消失了，因为能指处在另一个已经不存在或从来不存在的东西的位置上。因此，能指也从来不是它自己：在摇摆的同一性中，物恋对象只不过是隐喻了一个从没被承认的东西：菲勒斯在母亲身上的缺失，性别的差异。
莫诺尼清楚地表述了精神分析意义与语言学的界限（《想像的钥匙》）：“我们通过引入能指而使意义发生变化，但这不是因为能指会随身带来一大堆所指——某种传统语义学也许可以找到这些所指，而是因为我们以如下的方式解释索绪尔的省略：省略仿佛保留了所指的空位，这个空位只能在不同的话语中得到填充，这样一来，同一个能指就成为不同话语的共同部分……我们也让能指摆脱所指的重量，但这不是为了让能指回到语言学在一切显性话语中发现的那些规则中，而是为了能够说明能指遵循初级过程的规则。通过初级过程，能指摆脱了显性话语的限制——尽管这只是短暂的踉跄，而显性话语即使在利用歧义性时，也总是趋向于单义性。”这段话很精彩，但是这个不断被各种话语填充的“空白”所指是什么呢？这个“被释放出来”、交给另一种秩序去审判的能指又是什么呢？我们难道可以让能指和所指这样游戏而不取消这两个语言学范畴之间的分界线吗？
这条分界线是一个战略位置：它在不矛盾律中建立了符号，也建立了作为价值的各种符号成分。这个结构是一致的，人们不能向里面加入任何东西（二重性、矛盾、初级过程）。本韦尼斯特在对弗洛伊德《论原始词汇中的对立词义》一文的批评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先验地讲，任何语言，不论它们有多么古老，都不大可能逃脱不矛盾律。假设存在一种‘大’和‘小’的说法是一样的语言，那么在这种语言里，‘大’和‘小’的区别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认为一种语言既认识到这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又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两个概念，这样的看法是矛盾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这是对的：二重性从来不属于语言学意义的范畴。既然“语言的特性是只表达可能表达的东西”，那么就不可能想像一个不依赖任何区分的意义，反过来讲，也不可能想像一个什么都想说的能指：“想像这样一个语言阶段……在这个阶段，某个对象既作为它自身被命名，又作为任何一个别的东西被命名，在这个阶段，矛盾关系一直存在，任何东西都既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既不是它自己、也不是别的东西，这是想像一种纯粹的怪物。”本韦尼斯特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整个语言学的合理化工作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想像。被压抑内容的二重性不会在语言科学中显露出来，因为整个语言科学都属于压抑机制的一部分。但对自身的秩序而言，语言学是对的：任何不遵循不矛盾律、同一律和等值律的东西都不属于语言。
这里不是要挽救语言学，而是要说明，本韦尼斯特对于选择是很有远见的（他之所以很有远见，只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领域不受其他领域的侵犯——他可以容忍别的地方存在一个“象征区域”，但“那个区域属于话语，不属于语言”——每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语言就保住了）：我们“阐释”索绪尔的省略和分界线，这不是为了让符号保留在初级过程中，不是为了让符号进入分析。我们必须打破整个符号结构，打破符号方程本身，而不仅仅是增加一些未知数。或者我们必须假设，精神分析还在某个地方迁就某种意义和再现的模式，迁就某种价值和表达的模式：这就是莫诺尼的那个“空白”所指“意指”的内容——所指的位置仍然被标记，这就是变幻不定的潜意识内容的位置。
因此，虽然由于精神分析的能指，我们脱离了逻辑等价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脱离价值，也没有超越价值。因为能指仍然把自己在“踉跄”中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指称为不在场的价值，将其置于压抑的影响下。这个价值不再以逻辑的方式从能指中经过，但以幻想的方式纠缠能指。那条分隔它们的界线虽然改变了方向，但仍然存在：总是一边有一个潜在的所指（未消解的、压抑的价值内容），另一边有一个能指，它本身是通过压抑建立起来的机制。
总之，确实不再有等价关系了，但也不再有二重性了，即不再有价值的消解了。这就是与诗歌的区别，在诗歌中，价值的丧失是彻底的，不再有一种哪怕是缺席的或压抑的价值，不再有一种以症状、幻想或物恋对象的形式来维持某个剩余能指的价值。物恋对象不是诗性的，这恰恰因为它不透明，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充满了价值，因为在物恋对象中，能指不仅没有被拆毁，反而还被一个价值所巩固，这是一个像失去的现实一样永远被隐藏、被幻想的价值。这个系统再也无法开动了，它永远凝固在意义强迫症中，凝固在反常欲望的满足中，这种满足用意义填充着对象的空洞形式。在诗歌（象征）中，能指被彻底拆毁了——而在精神分析中，能指仅仅是在初级过程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仅仅是顺着被压抑的价值褶皱扭曲了——但不论它是扭曲的还是横贯的，它都仍然是一个按照躁动的潜意识现实来计算的表面——诗歌能指却在易位书写过程中散射，辐射，不再受建立它的那种规则的约束，也不再受连接它的那种压抑内容的约束。它不再指称任何东西，甚至不再指称一个压抑所指的二重性。它是散播，是价值的免诉——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焦虑的、彻底的快感中体验的。作品或象征行为就在这个无压抑、无剩余的无还点上闪光——这里取消了压抑，取消了幻想或物恋对象中无穷无尽的意义重复，取消了禁忌和价值的无穷无尽的重复——死亡和意义的消解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游戏。
“在所写之言中捕获未道之言的症状”（尼采：《超越善与恶》）。这是最精彩的精神分析命题：一切“想说”什么的东西（特别是“透明”的科学话语），其功能都是不说什么。而它不说的东西又回来纠缠它，对它的话语进行轻微的、但也是不可逆的颠覆。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场所，它处在一切逻辑话语的相对非场所中。
诗歌却不对任何东西保持沉默，任何东西都不会回来纠缠它，因为一直被压抑和沉默的东西正是死亡。死亡在意义的牺牲中实现了。空无、死亡、缺席，这些东西被公开说出并被消解：死亡终于成了显意，终于被象征化了，而在所有其他的话语构成中，死亡仅仅是症状。这当然意味着一切语言学的没落，语言学依靠被说出的东西和要说出的东西之间的等价分界线而生存；这也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终结，精神分析依靠被说出的东西和沉默的、压抑的、否认的、幻想的、以否定的方式不断重复的东西之间的压抑分界线而生存，而后者就是死亡。同样，当死亡在一种社会构成或语言构成中言说和自我言说时，在一种象征机制中交换时，精神分析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说了。兰波在谈到《地狱一季》时说：“这是真的，在本义上，也在所有的意义上。”这也是要说没有隐蔽的、潜在的意义，没有任何东西被压抑，没有任何东西藏在后面，没有任何东西留给精神分析。正是以此为代价，所有的意义才成为可能。
“语言学产生于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那条分界线，看来它很可能会因为这两者的结合而死亡”（莫诺尼）。精神分析也产生于它根据阉割和压抑的法则在被说出的东西和沉默的东西之间或“在一个幻想的现实和一个替代对象之间”（勒克莱尔）建立的那条分界线，它也很可能会因为这两者的结合而死亡。(https://www.daowen.com)
没有剩余，这不仅意味着不再有能指和所指，不再有藏在能指后面的所指，不再有一条把它们分配到两边的结构分界线——这也意味着不再有精神分析阐释中那种处在压抑机制下面的被压抑机制，不再有处在显意下面的隐意，不再有一个和次级过程玩捉迷藏的初级过程。没有诗歌生产的所指——不论是什么样的所指，没有池在诗歌文本后面的“梦的思想”，没有能指的表达式，没有任何可能以某种方式溜进初级过程、见证潜意识生产经济学的里比多或潜能量。没有里比多经济学，也没有诗歌经济学——当然也没有语言经济学，即语言的政治经济学。因为不论在哪里，经济总是建立在剩余上（只有剩余允许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剩余可以是象征交换中没有被分享、因而又回到商品交换和商品等价流通中的东西——可以是诗的易位书写循环中没有被耗尽、于是又进入意义流通中的东西——可以是纯粹的幻想，即在二重性交换和死亡中没有被消解、因而成为个人潜意识价值的沉淀物，它由一些场景或表象的被压抑的储备构成，这种储备在不断的重复强迫中生产并再生产。
商品价值、所指价值、压抑/潜意识价值——这些都是由剩余构成的，都是由象征操作的剩余沉淀物构成的，这个剩余在各处积累，维持着各种支配我们生活的经济学。超越经济学——如果说改变生活还有一个意义，那只可能是这个意义——就是在一切领域消灭这个剩余——诗歌通过没有等价、没有积累、没有剩余的操作为此做出了榜样。
回到笑话问题上——我们难道不能假设，快感不是“经济”的结果，不是因“心理距离的省略”而产生的潜在收益，不是初级过程在话语秩序中的突然出现，不是意义在意义下面的突然出现，不是假设的心理机制二元性强行建立的那种深层现实，也不是各种能量连接和分离的后果在特定时刻产生的这种叫做快感的里比多剩余价值？
我们难道不能假设，与区分这些分离领域的目的相反，快感来自没有区分这些机制的地方，来自投入的差异性游戏，即来自没有精神分析及其逻辑秩序的地方？
这是动乱和短路的结果，是各个分离领域（音素、词语、功能、机制）相互渗透的结果，这些领域以前只是作为分离领域才有意义，现在则在使它们相互交换的粗暴联系中失去了意义。这是否就是笑话，就是快感效应？在这里，独立的主体也丧失了，这不仅是由于意识的反思性距离，而且也是遵循潜意识机制的结果。超我被取消了，为维持现实原则和意义合理性的戒律而做出的努力也被取消了，这不仅意味着为了被压抑机制而取消压抑机制，而且也意味着同时取消这两个机制。这就是笑话和喜剧的诗性之所在，它超越了幻想的强迫性复兴和欲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引用过康德的一句话：“喜剧是一种期待，它消解在虚无中，化为乌有。”换句话说：在原来有一个东西的地方，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潜意识也没有了。原来有某种目的性（哪怕是潜意识的目的性）或价值（哪怕是被压抑的价值）的地方，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快感是价值的流失，是代码的瓦解，是压制性逻各斯的瓦解。喜剧解除的是制度代码的道德命令（情景、角色、社会人物）——笑话消灭的是词语和主体同一律本身的道德命令。这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为了“表达潜意识”。利希滕贝格对刀（非刀）的定义是极端诗性的妙语，它描绘了这种没有隐蔽思想的意义的爆炸。一把刀，只要它以区分的状态存在，只要刀身和刀柄可以分别命名，它就存在。如果取消刀身和刀柄的区分（人们只能在刀身和刀柄的消失中让它们重新结合），那么准确地讲，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快感。康德也许会说这是刀的“期待”，不论是实际的期待，还是幻想的期待（人们知道刀可能“想说什么”），它们都化为乌有了。这不是初级过程（置换、凝聚），刀身或刀柄后面什么也没有出现，这个乌有后面什么也没有。这是区分的终结，阉割的终结，压抑的终结，潜意识的终结。这是完全的消解，完全的快感。
利希滕贝格的例子不是特例。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弗洛伊德引用过的关于逻辑荒谬的例子（逻辑荒谬是笑话的极限，这里的快感最强烈）——锅、塔饼、蛋黄酱三文鱼、在眼睛的位置上有洞的猫皮、孩子一出生就得到一个母亲的照顾这种运气，那么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它们都是某种同一性或合理性的重叠，这种同一性或合理性返回自身，以便自我瓦解，自我毁灭；它们都是一个能指在自身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消失。
“Eifersucht ist eine Leidenschaft，die mit Eifer sucht，was Leiden schafft”（“嫉妒是一种固执地寻找让人痛苦的东西的激情”）：这句话作为笑话是不可翻译的。这是相同材料的再使用，那么这是因减少能量而产生的快乐吗？但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相同材料的再使用是最困难的，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用不同的能指说出两个不同的意思。这里的变化在于，这两个东西是同时说出的。那么，关键就在于消除能指的展开时间，消除能指的连续性——快乐不是来自许多所指在同一个能指下面的累加（经济学家的解释），而是来自陈述的逻辑时间的消除，这等于能指本身的消除（反经济学家的解释）。另外，这句话也确实构成了索绪尔所说的配对：它在语句和“反语句”的层面上实现了索绪尔所说的元音和反元音在诗句中实现的东西。配对规则在一个完整的意群层面上起作用，而在索绪尔那里，配对规则只对不具有意义的成分（音素或音群）起作用。但永远是相同的规则，即能指围绕自身旋转的规则，由此迸发出快乐的火花——笑话或诗。一种意义或多种意义的“丰富性”并不重要。而且恰恰相反：这种带来笑话的快乐的所指往往比较贫乏，这是一些在维持意义的同时停止游戏的所指。但这段极其短暂的、能指返回自身的时间里，这段消除的时间里，却有无限的意义和无限的替换潜在性，有极其迅速的疯狂消耗，所有信息都瞬间短路，但这些信息从来都没被意指出来。意义没有凝固：它保持流动状态、离心状态、“旋转”状态——如同象征交换中的财产：不断地馈赠，归还，永远不受价值机制的约束。
弗洛伊德在各处都谈论过笑话的“技巧”，他把这种技巧与基本过程区别开来：“笑话的技巧就是以两种方法使用同一个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完整形式，第二次像猜字谜一样把这个词分解为音节”，——但这只不过是“技巧”而已。相同材料的再使用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技巧都可以概括为一个范畴：凝聚：“凝聚仍然是所有其他范畴隶属的范畴。一种压缩的趋势，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节省的趋势支配着所有这些技巧。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看来一切都是经济问题……”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发现的是，笑话的“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源泉。他虽然肯定过这一点（《笑话以及它与潜意识的关系》），但他马上补充说：“我们开始明白了，我们当做笑话技巧来描述的东西，其实是笑话从中汲取快乐的源泉……笑话本身特有的技巧就在于保护这些生成快乐的源泉，抵抗有可能抑制这一快乐的批评工具……从一开始，笑话技巧的任务就是取消内在的抑制，重新开启这些抑制所禁止的快乐源泉。”这样一来，本来可能从笑话操作本身涌现的东西就指向了一个原初的“源泉”，此时笑话只是这个源泉的技术中介。
“认出”和“忆起”的快乐也有相同的图式：“认出一个认识的东西是一种快乐。我们很容易从这种快乐中认出节省的快乐，很容易把它和心力节省联系起来。认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为它减少了心理消耗……韵脚、谐音、复歌以及诗歌中其他形式的声音分布开发的都是同一个快乐源泉，即认出一个认识的东西的快乐。”（同上）这些“与笑话中相同材料的多次使用如此相似”的技巧本身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它们隶属于一个记忆内容的复现（意识或潜意识的内容：可以是一个原初的幻想、幼儿的幻想，等等），仅仅是这个内容的表达手段[12]。
把笑话或诗歌解释为幻想的“释放”或心理能量的“释放”是错误的。当所指喷涌而出，朝各个方向流动的时候（这是来自不同心理层面的所指的同时性，是能指在初级过程作用下的横贯性）——人们不会笑，不会感到快乐，人们会焦虑、幻想、疯狂。含混性和多义性是令人焦虑的，因为其中充满了意义的纠缠（意指活动的道德法则），清晰、单一的意义不再做出回应。相反，快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任何命令，任何意义参照（显意或隐意）都被清除，而这仅在一切意义的严格可逆性中才有可能——快感不在意义的增殖中，而在一切意义的精确复归中。能量也是如此：能量的爆炸性“释放”、它的分离、它的单纯偏移、它的“强度”，都不是快感——只有可逆性才是快感的源泉[13]。
当人们笑或快乐时，这是因为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一种能指或能量的扭曲，造成了真空。例如下面这个故事：一个人在一条阴暗的小街上遗失了钥匙，他在路灯底下寻找，因为这是他找到钥匙的惟一机会。这把遗失的钥匙，人们可以赋予它所有的隐藏意义（母亲、死亡、菲勒斯、阉割，等等），这些意义都无法确定，而且也无关紧要：一种逻辑理性的空无在准确地自我重叠，以便自我摧毁，笑和快感就从这种空无中爆发出来（不是为了在空无中让“压抑的话语从底层升起，竖立”［利奥塔尔］）。弗洛伊德说得好：“无意义的爆发。但无意义不是意义的隐秘地狱，也不是所有压抑的、矛盾的意义的泡沫化，而是一切词语的精确可逆性——通过复归来颠覆。”
我们应该通过笑话的这种内在逻辑来解释笑话的一个“外在”特征：笑话需要分享，不能单独消费，它仅仅在交换中才有意义。笑话和象征财产、香槟酒、礼品、珍稀物品、原始社会里的女人是一样的。笑话引人发笑，或者引出对方的另一个笑话，甚至引出一连串的笑话，这是名副其实的赠礼节。我们知道某些笑话可以构成一个象征的同谋网，它们像以前的诗歌那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此处的一切都是对象征义务的回应。把笑话留给自己是荒谬的，听了笑话而不笑是得罪人的，但讲笑话的人自己先笑，这也按自己的方式破坏了微妙的交换规则[14]。
笑话之所以必然纳入象征交换，这是因为它与快感的象征方式（而不是经济方式）相联系。如果快感属于“心理节省”，那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谁都不借助这种“释放”的全部心理能量而独自发笑或第一个发笑。因此这里一定有某种不同于潜意识经济机制的东西，某种必然要求相互性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就是价值的象征消除，因为各个词项在这里以象征方式相互交换，即在自身的操作中相互逆转，相互消解；因为诗歌和笑话建立同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只有那些像词语一样被剥夺了同一性的人，才能献身于笑和快感的社会相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