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社会学研究

第一章　我们需要社会学研究

在乡村的麦芽酒店里，一个劳工叼着烟斗，很自信地说议会应该如何做以对付“口蹄疫”。而他的雇主，在农村集市的桌子旁，一边把玻璃器皿弄得叮噹作响，一边握着拳头，断定他得到的补偿，根本抵不上发牛瘟时因宰杀牲畜而蒙受的损失。他们表达这些看法时很有把握。当初，谷物法引起不安时，在农村每个地方你都能听到人们说，如果允许交税少的外国人同交税多的英国人在国内市场竞争，那么国家就会完了。当时，这个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有谁不同意，那就说明他不是愚蠢就是狡诈。谈到影响农业利益的事情时，过去有那样武断的说法，而如今还有同样的说法。

如今和那时一样，每天在其他阶级当中可以听到同样武断而又同样不可靠的观点。以前有人主张挥霍，说“这有利于贸易”。而现在，被称为受过教育的人，深信这个办法有效，继续鼓吹这个观点。还有个谬论，看来几乎和这个观点一样错误。有人说，创造就业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益的，而不切实关注劳动创造的就业会有什么间接后果，也不问一问：如果支付劳动成果的资金通过别的途径支付了其他劳动成果，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论批评还是解释，都没有使这些看法发生大的变化。只要再有机会，就会有人信心十足地表达出这些看法。伴随着这种谬见，出现了其他完整体系的错误思想。人们认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很简单，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现象中的其他关系也简单。有人处境艰难吗？他们认为只要捐钱改善处境就足够了。一方面，他们从未看出捐助有后果，影响银行里的存款，影响银行家手中可贷出的剩余资本，影响现被转移的资本原可用发展的生产活动，影响本来拿到工资而现在却没有的工人的数量——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缺少某些生活必需品，而他本来可通过有益的劳动以换取那些必需品；另一个人可能总是不劳动，却拥有那些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只看到要在短期内改善处境。他们迅速增加发放救济品时，要求发放更多救济品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他们却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在政治思想中也有类似表现。他们仅仅考虑直接起因和直接后果，几乎没有意识到经常有很多最初起因，与表面起因大不相同；也没有意识到除了直接后果以外，还会有无数间接后果，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很难估计到。

有些人对社会行为的理解就是如此肤浅，经常不切实际地希望政府机关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假设：每个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方法就是法律。“当局为什么不更仔细地检查商船队呢？”有一天，《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这样问道。他显然忘了，在此之前十二个月里，他指望发挥作用的当局损失两艘船，还有一艘差一点也完了。“丑陋的建筑物就是难看，应该禁止。”一个关注美学修养的人这样竭力主张。同时，在培养良好品味的部门领导下，纪念碑和公共建筑建了起来，而其中被谈论少的反而是好建筑。而同一部门选定的法院设计方案几乎人人批评。洛德博罗爵镇流行热病后，到处有人问：“掌权的人为什么允许采取这样有缺陷的卫生措施？”你听到人们总是这样问，却没注意到：在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中产生那样后果的卫生措施，本身正是由被任命的卫生管理机关制定出的；也没注意到：获批准的系统本身把污浊的空气引入房屋里〔1〕。海军部大楼乱哄哄的，海军船坞里指令混乱，军队编制糟糕，外交失误威胁到和平，技术性细节、诉讼费用及拖延造成司法受阻。有人每天早上从报上了解到这些事，却没有动摇对官僚的信心，还坚决要求：“国家应该买下铁路。”还有人说：“建筑法应该保证改善小房屋的通风条件。”他从来不知道，或者已经忘了：里德和巴里两位先生花了二十万英镑也没能使议会两院建筑通风，后来工程第一专员建议说：“议院应找来一些有才能的工程师，不要对他们带有偏见地猜疑，让他们看看该怎么办。”〔2〕同样，报纸上、会议上和交谈中，不断地出现这样的看法：国家可通过某种金融手段提供“容易得到的资本”；“国家应派人监管面包生产、分配”〔3〕；“政府应负责提供合适的全国收容所以收容所有私生子。”〔4〕法国的德拉格维耐斯先生认为政府应该提供优秀的音乐作品，以排斥低劣的音乐，比如奥芬巴赫的作品〔5〕。无疑，我们这里也有些人这样想。法国公主曾觉得奇怪：解决办法很简单，怎么还有人挨饿。她就以这样幼稚而出名。我们读到她的事时会觉得好笑，但为什么觉得好笑？当前政治思想中，很大一部分关于实际效用的观点，比她的看法也只不过稍稍合理。

人们对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认识就这么少，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意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涉及更简单的现象之间联系时流行什么见解。有些人仍然对自然科学因果关系一窍不通，不大可能清楚地理解（如果能理解）贯穿具体化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得多、复杂得多。几乎在每一家里，仆人和雇用他们的人都认为，靠在炉条前或从炉条中穿过的拨火棒使炉火燃烧。有人会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你，实践证明这个工具有用——实践中，拨火棒总是这样放着，炉火总是燃烧。不用拨火棒，其他条件不变又如何呢？他们没有把这两种情况进行比较。这种人还抱有陈旧的偏见，反对十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一些女士将从名声最好的学校毕业，一些先生被认为有才智，可这些人当中存在这样的观点：在一起吃饭的一群人如果多了或少了一个，那么其中某些人的命运会受到影响。这种心态在牌桌上也表现出来：有人认为某某总走运或总不走运，认为神秘力量起作用，通常决定一个人的好牌比另一个人多。显然，某些人对那些简单情况中的因果关系认识很模糊，可以预料，他们对社会因果关系可能会有极度荒唐的想法。如果有人认为穿过炉火的拨火棒能使炉火燃烧，那么这表明他对自然科学因果关系没有性质或数量方面的认识。而且，如果他一生中没能从体验的有形体及日常行为中明白简单易懂的道理，那么他也不大可能从中理解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因与果在性质和数量方面的关系。因此，无法避免不合理的观点和不适当的希望。别的迷信盛行的地方，政治迷信也会生根。有的人思想意识中有这个想法：把盐弄洒后会出现某种不幸，两者间显然有联系。这个想法与满脑子想着征兆、符咒的原始人想的一样。这种思想意识很容易滋生别的与原始人类似的观念。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可能不相信药袋和偶像的力量，甚至会觉得奇怪：人怎么敬畏自己亲手塑成的东西。但是，这种人经常有更微妙的同样感觉。这些人的思考方式我们一直在探讨，他们暗中以为：他们设计的政府，与由其他公民资助的某一些公民必然控制的政府相比，效率要高一些。不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也许不会有意说：除了行使国家给予的权力之外，立法行政机构还能产生精神或物质上的影响。在追问之下，他们不得不承认：假如公民停止工作，停止供应，那么推动国家机器运行的力量就会消失。然而，他们的提议暗示他们相信国家有某种不以税收来调节的潜在力量。问题出现时——政府为什么不替我们做这件事？他们想的不是：政府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做，为什么不找我们要钱，以雇用官员去做？想的却是：政府资源无穷无尽，为什么不给我们做这件好事？

这样，这种政治思考方式自然就与当前对自然科学现象的认识相似。永动机的设计者希望通过巧妙地装配部件，从机器的一端获得的能量就比从另一端输入的多。同样，平庸的政治策划者相信：适当设计立法机构，并进行足够灵活地运作，那么就会有好的国家行为而又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他期望愚蠢的人表现出智慧，低等公民能变得品行高尚。

有人对简单事情的认识就是这么不成熟，可以预料，他们的政治观点常常是不成熟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用的方法几乎不比别人用的方法先进。现在科学家认为，力的转化与平衡不但存在于所有非生物体的行为，而且存在于所有生物体的行为，甚至心理变化被看作与脑变化相关，而脑变化符合这个原理；必须承认这个原理的推论：社会中进行的一切行为都受先前一定的力量调节，力量在实施行为中消失，而行为自身又成为以后出现问题的实际或潜在力量。因此，奇怪的是，还没有人意识到：低级现象已经研究了，也应对最高级现象进行同样的研究——当然，不是使用同样的自然科学方法，但符合同样的原理。然而，科学家几乎没表现出这种意识。

泰特教授曾发表了有关四元法在物理学研究中价值的观点。不论同不同意他的观点，数学家听到没学过数学的人给这个问题下定论时，会惊讶地竖起眉毛。亥姆霍兹原理认为，处于两维空间的假设的存在条件可以改变，使我们的几何公理失效。某个人对空间特性的了解仅仅来自日常与物体的接触，懂得推理原则不过是从做事情的过程中学来的。如果他对亥姆霍兹原理表示肯定或否定，那么数学家会感到惊奇。数学学会的成员各自致力研究数量关系的定理，知道定理实质简单，但要完全理解，必须研究一辈子。假如我们找到他们，问问每个人对社会政策某一点的看法，那么他们不会很快作出回答，这似乎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中，现象的因素众多，关系复杂，只有对人与事物进行总体调查、获得材料后才能作出可靠的判断。

或者，我们用具体科学的实例，以更深入地对比科学家在自已领域内得出结论的方法与政治领域中他满意的方法。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太阳黑子是什么，这说明太阳的组成是什么样的。首先尝试作出回答的是威尔逊，威廉·赫歇耳爵士采纳了他的解释。他认为，太阳可看得见的表面是发光的包层，而其中，有云状包层遮住黑色中央天体；当某种干扰穿透发光的包层时，云状包层和黑色中央天体，都有一部分变得可以看见了，分别成为半影和本影。这一假说一度获得赞同，主要因为：目的论的解释要求太阳必须可以居住，而该假说似乎使目的论的解释可以较好地说明某些现象——尤其是黑子靠近太阳边缘时出现凹面。约翰·赫歇耳爵士支持他父亲的假说，指出气旋作用会造成光球局部消散。但是，近几年来，有人提出越来越明显的主要反对理由：光和热的形成仍未得解释；假设极光放电只不过把难题推迟一步解决；除非光和热能永远自己产生，因此，必定有蕴藏的能量在不停地产生光和热。有一个相反的假说，是从星云起源假说自然发展来的，认为太阳团一定是炽热的，曾是散布的物质越聚越多，就使太阳产生、保持炽热；环绕着太阳灼热表面的是金属气体组成的大气，气体不断地上升，凝聚后形成可看见的光球，这样就凝结下来。那么，太阳黑子又是什么呢？刚刚阐述的假说，是在基尔霍夫利用分光镜作出几项发现之前被提出的。基尔霍夫根据该假说断定：太阳黑子只不过是云团，由凝聚的金属气体组成，云团很大，因此比较阴暗。他还试图根据这一观点说明太阳自转带动下的黑子变化形态。但是，天文学家所知道的现象与黑子仅仅是漂浮云团的观点很不相符。那么，这些现象符合费依侯爵的看法吗？他认为，光球含有完全气态，不发光的物质，光球内部爆发偶尔上冲就产生了黑子。这个看法可以用来说明黑子的某些特点，也为观察到的、确实有气体上冲的事实所证实。但是，这个看法，有不易解决的难题。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许多黑子明显旋转，也似乎没有真正说明构成黑子的黑暗是如何产生的。从离光球较远处来的光能穿透不发光的气态核，因此离光球较近的洞眼不会显得黑暗。不过，还有一个假说与事实更相符。该假说假定太阳表面灼热，金属气体上升，气体在外围凝结形成光球，并接受约翰·赫歇耳爵士提出的、有充足证据证实的看法：太阳赤道南北地带经常有猛烈的气旋。该假说是：如果气旋发生在灼热表面和光球之间的金属气体中，那么漩涡区域将变得稀薄、冷却从而产生凝结。在该区域中将形成浓密的云团，向下朝太阳主体延伸很长距离，从而遮挡住从下散发出来的光。这样，我们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形成昏暗的蒸气团，也能说明为什么经常观察到旋转运动，为什么本影中央显得较黑，为什么相邻光球收缩形成半影，为什么发光团延伸形成光球，而发光团的长轴线向黑子中心转，以及为什么有时发光团越过黑子漂向中心。不过，还有问题：旋转运动绝不是总能观察到的，还需要考虑许多情况下，旋转运动看不见，这是否能用该假说进行解释。目前，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能被确认。探索的严密由此可见。科学家对这些各式各样的假说通过观察和必要的推测逐一进行检验。同在其他情况中一样，他不接受那些无疑不符合确凿事实的说法。他不断地排除站不住脚的假说，等到有新的证据对某种假说予以肯定或否定，再从较合理的假说中作出判断。他检查每一句对事实的叙述及每一个得出的结论，直到所有异常之处均被解释才作出判断。他这样谨慎，不但防止因论据的数量及种类不足而可能产生差错，而且防止因自己个人喜好而产生的差错。虽然也许不是在上述涉及的天文观察中，但是，在所有的、时间因素重要的天文观察中，他考虑到自己神经活动占用的时间间隔。为确定某一变化发生的时刻，因为有“人为误差”就必须纠正对这个变化的感觉。神经活跃的速度因各人体质而异，每秒钟三十到九十米，而且夏季比冬季快；此外，从看见变化到用手记录下来，有一个间隔，而且各人差异很大。因此，必须考虑到某个观察者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差错。

科学家就是这样谨慎地检验所有可能的假说并且排除产生差错的所有可能根源。假如我们问他一个社会学问题——例如，某个被提议建立的机构是否会有用，那么他会随口回答，而且很武断。他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慎重归纳以弄清在每个已设立同样或类似机构的国家里发生的情况，没有必要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看看相似机构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问一个更笼统的问题——各国各时期的大多数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设立这些机构的人看法合理，没有必要从相似事例中推断如果不设立提议中的机构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必要用归纳法弄清如不设立该机构，是否会产生某种相同的效果。便更没有想到有必要调查提议中的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间接作用和反应——会在多大程度上妨碍其他社会机构、阻止具有类似目的机构的自然发展。我不是说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当作应提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尝试用科学方法收集材料以作出回答。不错，有人从报纸、期刊、国外报道及游记中搜集了一些材料，也读了各式各样的历史记载，记载中除了详尽地描述了王室成员不检点的行为，还描述了每次军事战役的微小细节，并仔细揭示了外交花招。人们根据这样获取的信息自信地发表见解。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人为误差没有被考虑进去。在观察政治现象并作出判断的过程中，个人先天具备的和后天形成的品质，远远比其他因素重要。教育、阶级关系、民族、政治及神学都会产生偏见——这些加深了天生的同情与反感，对决定社会问题看法的影响，远远大于搜集到的少量证据。在探求自然科学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家考虑到因自己天性会有认识上的微小差错。但是，他的天性因生活状态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扭曲，他没考虑到天性一定会使他对政治实情的认识出现重大差错。在这方面，纠正人为误差极其重要，但他没想到要考虑人为误差。

思想最有条理的人在探讨其他种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呈现的现象时，两种态度截然不同。以下一系列对照能最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们用以观察物体的物质媒介总是或多或少地歪曲真相：例如，使星的表面上的方位稍微偏离实际方位；有时候，看到水中有条鱼，表面上的位置离实际位置很远，如果不多考虑折射，那么就会产生重大的错误认识。但对社会学的观察不是这样被歪曲的：光从每日报刊中透过来时光线没有弯曲，研究过去的时代容易考虑到历史媒体造成的折射。气体的运动虽然符合我们非常熟悉的力学规律但很复杂，我们至今还未掌握控制房屋里空气流的技术。但是，贯穿社会的情绪倾向高涨，以及社会活动随之变化的趋势及数量，这些可以事先很容易就知道。虽然无机物的分子很简单，但要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就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即使是学识最丰富的人，也会遇到一种情况：分子相互作用产生根本未料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相互作用的不是分子而是具有非常复杂天性的生命体，那就不难预见将会出现的所有结果。自然科学现象之间联系复杂，表面上的可能与事实真相往往差别很大，即使只有两个事物在发挥作用。例如，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北半球是夏季时，地球比在冬季时更靠近太阳，这正好与事实相反。但在社会现象中，有很多事物，相互影响的力量数目众多、多种多样而且千变万化，那可能与实际当然相一致。物质经常产生矛盾的结果，例如，两种冷的液体加在一起会变得沸热，两种清澈的液体混合后会产生浑浊的沉淀，浸没在硫酸中的水会在热的铁板上冻结。但是，我们所认为的有才智之人，尤其以产生社会行为的方式而聚集在一起时，绝不会导致出现矛盾的结果——出现的结果一直是好像要出现的结果。

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在他的观点中暗示赞同这样的矛盾，这一点会更加值得注意，如果我们考虑到证据是多么充足。有证据表明：人性是难以控制的；看起来最合理的方法与期望相差甚远；最好的结果经常出自常识认为不实际的方法。即使个人人性也给我们展现了这些令人诧异的反常情况。如果有事要做，那自然注意找有空的人，但所谓有空的人却找不到时间，最有可能完成该做的事情的是已经很忙的人。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童学的最多；一个人会随着读书而变得相应富有智慧。这两个观点看似正确，其实并不正确，正如现在的老师在前一种情况中和很久以前的霍布斯在后一种情况中发现的一样。有人神经错乱时，惟一的解决方法是以有力的外部控制代替软弱的内部控制。这一点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是，“非约束性控制”方法远远比约束式方法成功。巴蒂·图克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方面经验丰富，他最近证实说，使用锁和钥匙时病人逃跑的欲望强烈，而不用时，这种欲望几乎消失：不锁门的方法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功率，而失败率为百分之五〔6〕。被认为有效的措施经常产生祸害，这可进一步从莫兹利医生那得到证实。他也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权威，谈到“精神病院造就的疯子”。同样，随着惩罚加重，制止犯罪的效果也会相应增强，这不是显然的吗？但是，罗米利提出大幅度减轻刑法典中的处罚措施，之后犯罪活动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诺福克岛的麦科纳基，西澳大利亚的迪克森，德国的奥伯迈尔以及西班牙的蒙特西诺斯，他们经验最丰富，他们的叙述一致表明：假如仅仅让罪犯处在为保障社会完全而必需的那种约束之下，而不进行其他任何处罚，那么改造效果极好，实际上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法国的校长对有一点毫不怀疑：严格的纪律，同时有密探帮助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使男孩规矩。而访问英格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管教少时，男孩反而表现更好；不仅如此，阿诺德先生指出，在英国男孩当中，得到更多信任时，行为变好。具体人性的反常之处也有类似情况。我们习惯臆断，只有法律约束才能防止人们侵犯邻居。但是，有些情况应该使人们修正这个臆断。所谓仅道义上有约束力的债务，不偿还时没有法律处罚，却被看得比可在法律上生效的债务更严肃。在股票交易所里，只有两个经纪人各自笔记本上用铅笔写的备忘记录来保证数千笔交易。这里的合同，比外面正式用有签名并密封的羊皮纸订立的合同更可靠。

可以积累众多事例说明，在其他方面，人的思想和情绪如何产生种种被推理认定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我们超越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看看别的民族和我们这个民族前几代人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每一步都会发现，人性的表现，与我们在作政治预测时臆断的完全不同。有谁总结了自己日常生活经历后会认为：人们为了使神高兴，会被穿过背部肌肉的钩子悬着几个小时，会握着双拳却让指甲长得穿过手掌，或摇晃着走上数百英里以拜访一处圣地？在中国，罪犯能够花钱买个替身代替自己去受死刑，而替身的家人得到这笔钱。谁会认为可能有像中国那样的公众情绪和个人感情？或者，举一些与我们更密切的历史事例——谁预见到对赎罪和祭司代人祈祷的信仰会导致英格兰一半土地落入教会的手中？谁预见到永久管业法律的一个缺陷会导致大量遗赠的地产被教堂圣化成墓地？一代又一代的强盗及土匪的头目，带着扈从，穿过整个欧洲，经历千难万险，冒着生命危险，占有了某人出名的坟地，而葬者的训谕是：右脸挨打时把左脸转过来。这谁想到了？在耶路撒冷，同一位教导者否认自己有政治目的，对政治手段持否定态度。那时有谁会预料到，公开声称是他门徒继承人的那些人会渐渐就支配欧洲所有国王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同样，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犹太人用的一种刑具会成为遍布欧洲基督教堂的设计基础。那种在基督教故事中有所叙述的施刑方法，后来被误认为是一个基督教习俗。有一个马来亚酋长就是这样认为的。当有人因为他把一些反叛者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进行规劝时，他回答说，他在采用“英国人的习俗”，是从“他们的圣典”中了解到的〔7〕。这一点也几乎没有人预见到。

如果我们随意看看社会现象的形成，那么同样会发现，虽然预期的、筹划的特定目标通常最多能暂时实现（如果能实现的话），但是，实际产生变化的起因原来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每个人从成长、生活到衰退，都处在种种影响之下。社会更是如此。而那些影响是复杂得无法估量的，其实，任何人，尤其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在考虑到这一点时，怎么能认为特殊政治行为的特殊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因素的复杂性甚至表现在人体的物质组成。密切观察事物发展过程的每个人一定曾注意到：一顿饭中自己的身体可能吸收了用俄国小麦做的面包，苏格兰的牛肉，内陆国家的土豆，毛里求斯的糖，柴郡的盐，牙买加的胡椒粉，印度的咖喱粉，法国或德国的葡萄酒，希腊的醋栗，西班牙的柑橘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种调味佐料。他如果想想自己咽下的那一口水是怎么来的，那就会追溯到遍布溪流、小河及水沟的水源，追溯到散落下的滴滴雨点，又可追溯到飘过大西洋时不断结合而又分开的旋转蒸气。于是他会发现，这一口水包含的分子不久前分布在数百平方英里的海浪中。同样，他如果追溯吃下的每分固体物质的历史，就会发现，组成身体的元素不久前还在地球表面各处。

另外，人体物质的来源，一定会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改变了人体的活动状况。你一颗牙坏了，因为咬到醋栗里的一粒小石子，也因为赞特的生产组织得糟糕。你消化功能紊乱，根源在于好几年前莱茵河畔一个葡萄园管理混乱，或者由于在生产假葡萄酒的塞特，商人不诚实。因为阿比西尼亚那里领事和国王发生争吵，所以收入税增加，你被迫缩短秋假时间。或者，因为北美的奴隶主试图把“特别制度”进一步向西推广，所以导致党派不和，从而可能使你不得不失去朋友。如果你把注意力从这些远因转向国内原因，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受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像网一样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只能查清基本结构。你的工作时间由社会的通常习惯预先确定，而没人知道这些习惯是如何慢慢形成的。你吃饭的时间间隔不符合健康状况的要求，但在现有社会约定的情况下，你必须照办。你和朋友能进行的交往，遵照的是人人接受的时间和规则，而没有人制定出这些时间和规则。你还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使快乐变成苦恼的礼节。你的观点，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已事先替你塑成形。除非你的个性非常强，社会环境的影响会远远比个性强。不仅如此，甚至像猎松鸡时代的到来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影响你一生的活动。因为，解散议会不是和八月十二日有直接关系吗？解散议会不是导致伦敦时节结束吗？而伦敦时节不是决定了工作、休息的时间，从而影响了全年的事务安排吗？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共存的影响因素转向那些从过去以来一直发挥作用的因素，那么同一普遍真理就会更加显而易见。你要问怎么在英格兰人们每七天就停止工作，那就必须搜索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以找到最初原因。要问为什么在英格兰（在苏格兰更是如此），不但有教义禁止的停止工作，而且还有教义没禁止的停止娱乐，那么你就必须回顾早已死去的几代人中连续的禁欲狂热高潮。因此，宗教思想及习俗的根源，对其他所有思想及习俗，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都有影响。甚至生产活动经常因为早已不存在的社会状况而长久地偏离正常方向。看看东方国家或者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吧。在意大利，城镇和乡村仍然座落在动乱时期为防御而选定的山丘和高地上，居民生活辛苦，因为他们每天不得不从低处走到高处，还要把所有生活必需品从低处运到高处。

社会行为极其复杂，因此，预料特殊后果也是极其困难的。这两点会变得更明显，如果我们例举出决定像商品价格这样一个简单现象的种种因素。例如，棉花。一个白棉布制造商必须决定是否按当前价格水平增加原材料的库存。在此之前，他必须尽可能弄清楚下列情况：国内制造商和批发商手中的白棉布库存是多还是少；近来的价格是否使零售商进行储备；殖民地及国外市场是否饱和，国外制造商的白棉布产量现在是多少，又将会是多少。他对白棉布可能需求量形成某种想法后，还必须打听其他制造商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比如，棉花的买主，他们一直在等价格下降，还是认为价格要上升从而买进棉花。他必须从棉花代理商的函告中判断利物浦的投机情况如何——那里储存是多还是少，正在运来的货是多还是少。还必须注意新奥尔良及世界其他棉花港的储存量和价格。接下来的问题涉及美国南方各州、印度、埃及及其他地方即将收获的棉花。这里已经有很多因素了，但绝不是全部因素。白棉布的消费量影响棉花的消费量，从而影响棉花的价格。因此，棉花的价格部分取决于其他纺织物的供应量和价格。假如，出现美国内战那种情况，因原材料紧缺白棉布价格上涨，而亚麻布得到更广泛使用，那么白棉布价格就难以再上扬。毛织品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竞争。除了相对价格形成的竞争之外，样式也会形成竞争，而样式的变化既可能快也可能慢。现在所有的因素肯定都例举出来了？绝对没有。还有对商人看法的判断。买主和卖主对未来价格的看法，从来只不过是粗略估计，经常与事实相差很大。这种看法比实际价格有时高有时低，像潮流一样，每天有涨有落；多数人的看法，则是每周、每月有涨有落。这些看法很容易时而变成狂热，时而变成恐慌。原因是，商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站着犹豫不决，直到有人首先行动，然后就匆匆跟着一样行动起来，就像一群羊跟着领头的。人性的这些特点导致这些混乱，这一点是有远见的买主考虑到的。他必须判断现有种种影响已如何使看法偏离事实，即将出现的影响又会如何使看法偏离事实。即使他已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也还没完。他还必须打听国家总体商业状况如何，货币市场短期前景如何。这是由于每种商品的投机过程一定会受贴现率影响。这样可看出，决定几个月后棉花每磅涨或降一个法，寻找这样简单事情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个事例中，产生的后果根本不会持续长久，而会很快就消失。在类似事例中，社会现象的形成就如此复杂。如果产生的某种后果发展成为一个逐渐扩大、能够自我繁殖的机关，那么想想社会现象的形成又是如何。不仅整个社会有成长和发展的力量，社会中设立的每个机构也同样有，聚集社会的基本组成并为其汲取养分，常常繁殖并变得错综复杂。实际上，每个机构自我保存的本能，很快压倒其他一切。而且，当机构发挥的某种职能不是预先打算的，或者根本不发挥职能时，这种本能仍然存在。例如，看看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变成了什么，或者看看在印度海岸站住脚的那伙商人成了什么。

上面列举的种种意见表明有些人不协调的思想：他们认为，预测其他现象需要深入研究，而不进行深入研究，是可以预测社会现象的。对于那些意见，他们肯定会回答说，时间不允许进行系统的研究。从事科学的人，同不从事科学的人一样，会提出这个借口：每个人作为公民应该发挥作用——必须投票，必须在投票前作出决定——必须尽力对得到的情况作出判断。

这个借口中包含着一些真理，还混杂着更多看似真理的东西。这来自于“必须有所行动”的冲动，而这个冲动是许多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的起因。有人出于友善而急切地希望消除灾祸，经常会仓促行事。比如，你大概见过有人摔倒后，身旁的人立即一把抓起他，好像让他倒下会有危险（实际上没有），好像随便扶起他没有危险（实际上有）。你总能发现有人相信特效药，非常有把握地坚持要求采用特效药；而且，越无知的人越会如此。有人肋部、胸口或者肚子疼痛吗？那么，还没对其中可能的原因进行仔细研究，有人就急切地推荐一种总是有效的疗法，大概还会说，如果没有好处，那也没有坏处。在普通人的思想中，还经常有大量盲目的想法。我一些朋友的仆人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想法。有人发现那个仆人喝光了剩下的半瓶药，而仆人解释说，他觉得好药浪费了挺可惜，而且，对主人有益的东西也会对他有好处。但是，正当对疾病和治疗方法的粗略看法发展成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来越令人警惕的情况：经常产生的是坏处而不是好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点。这个反差，当我们从多数人无知发展到具有专业知识时，可以看出来，而当我们从早期具有少量专业知识发展到如今专业知识丰富时，也可以看出来。古代医生的问题是：要放血治疗吗？要开泻剂或发汗药吗？要服汞制剂吗？现代医生的问题和这些不一样，但以前的问题又出现了——除了有益健康的养生法之外，还应该使用任何治疗方法吗？甚至，现在的医生中，最具有专业水平见解的，恰恰最不愿受到“必须有所行动”这一冲动的摆布。

有人以迅速行动为借口，从少量情况中匆匆得出结论。迅速行动被认为有必要，这是与学识短浅相伴随的，难道这不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吗？社会学同生物学一样，积累的事实越多，对事实的比较越严谨，并用科学方法得出结论，那么就越会怀疑得到的好处，越会担心可能产生的祸害。这不也是很有可能的吗？个体生物具有“自愈力”（这个说法不适当，但方便），社会机体中不也很可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吗？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会想到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保持自然行为机会均等的状态。这不是很有可能吗？学识增加，就会产生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会阻止认为被救措施只可能有好处而不可能有坏处的倾向，因此，稍作研究就立刻决定的要求就失去说服力了。不仅如此，社会学研究从直接原因追溯到间接原因，从第一后果探究到随着扩散而增加的第二、第三后果，会消除社会祸害是可以根治的普遍错觉。社会基本组成中普遍具有天性上的缺陷，熟练控制这些组成也无法防止那个缺陷产生相应的不良后果。改变这些后果的形式是可能的，改变这些后果表现的场所也是可能的，但消除这些后果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能够把有缺陷的人们以某种方式组织在社会之中，从而减少他们行为中的缺陷。这个观点毫无根据。你可以改变祸害的发生率，但祸害最终结果肯定会在某个地方表现出来，往往只不过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在奥地利，制止草率婚姻后，却出现了更多的私生子；例如，设立收容所以减轻弃婴的痛苦，但弃婴的数量却增加了；例如，为保证房屋坚固，一部建筑法规定了一种结构，使建造小房屋无利可图，却导致无法适当增建小房屋，造成住房过度拥挤；寄宿房屋法禁止这种过度拥挤，流浪者就被迫在艾德菲拱门下或公园里睡觉，甚至为了取暖，睡在马厩里的粪堆上。假如与这些事例不同，祸害没有在别的地方或以别的形式重新出现，那么必定以扩散剥夺的形式表现出来。设想你利用行政手段的确制止了祸害，而没有把它从一处挤到另一处——设想你这样成功地利用几种这样的行政手段处理了几个这样的祸害，你认为这些祸害完全消失了吗？要弄清并非如此，你只需要问一问——行政机构从何而来？运行的费用如何支付？谁向机构里各级成员提供生活必需品？来源只能是农民和工匠的劳动。例如，在法国，政府机关大约有六十万工作人员，他们原来从事生产活动，而现在和家人一起享受比普通人安逸的生活，但有一点很清楚，额外的繁重工作是由从事生产的那些阶层的人承担。已经劳累的劳工不得不辛苦地多干一个小时活，他的妻子不得不除了给婴儿喂奶之外还要在田地里帮忙，他的孩子本来就已吃不饱，现在吃得更少了。劳动量增加了，而回报的份额减少了。此外，生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可怜的，而现在，能花费在这种生活允许的小小享乐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减少了。那么，怎么能认为祸害已被消除或避免了呢？强制行为有相应的反应。这里或那里，现在或将来，痛苦没有加重，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痛苦。

这样看来，祸害没有消除，充其量只不过重新分布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问题是，重新分布即使可行，是否可取。人们还将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要求是很不合理的。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科学家把在研究其他现象中成功的方法应用到这种最复杂的现象研究中，那么他们会发现，与其他现象的研究相比，研究这种现象时，不进行长期、严谨的调查，很少能作出结论、采取行动。而且，越运用那些方法，这一发现会越明显。

同样的要求会以其他形式反复出现。“政治行为就是妥协。”“我们的措施应满足当前急需，不能受长期考虑制约。”“作出科学结论所需要的材料弄不到：大部分没有备案，而备案的难以找到，即使找到也不可靠。”“生命太短了，我们需要花费精力的事太多了，不允许进行看似必需的仔细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用对人情事理的了解指导自己的行动。”

另外，除了比较富有科学头脑的人这样回答之外，还有些人思想更落后，暗中或公开表示，不论进行多少调查，这里阐述的指导方法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相信社会科学有确定规律——不存在社会科学这样的事物。这一观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