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社会科学吗？

第二章　存在社会科学吗？

几乎每年秋天都能听到有人说，严冬要来了，因为野蔷薇及山楂果实累累。他们暗示，上帝打算带来大量霜与雪，于是就为鸟儿储备了许多食物。有人暗中或公开这样解释，而且很常见。几周以前，我听见一个受过通常水平教育的人说，几年前遍布全国的那群瓢虫是上帝安排的，以保护啤酒花藤不受蚜虫破坏。这一神灵统治学说在这里被应用到对人类幸福多少还有间接影响的事情上；现在，如果有直接影响我们个人及社会的事情，那么有人会更有信心地应用这一学说。循道信徒以可以推想而知的一贯性应用这一学说。他们在动身起程或搬家之前打开圣经，在目光落到的第一段文字中，发现了上帝认可或反对的暗示。在应用到政治当中时，这一学说产生相应的观点，例如：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格兰人民生活幸福，这是对较好地守礼拜日的奖赏；受到霍乱的侵袭，是因为一套钱币上漏了“蒙神之恩”这几个字。

人们对历史事件普遍用这同样的方法进行解释，虽然对平常的往事也用同样方法解释，但这样解释历史事件经历时间更长。随着知识的增加，有些人更清楚较简单现象的自然成因；但他们仍然相信，非常复杂、起因无法立刻查明的现象，其成因是超自然的。这种心态使一份官方急件中出现这样一句话：“上帝乐于赐予英国部队最有效的装备，而且这些装备组合全面，是渡过杰纳布河所必需的。”〔1〕有这种心态的人，认为历史记载中到处可发现上帝介入了，而上帝的介入是为了产生对于解释者似乎是最合意的结果。因此，有这样一个例子，雄贝格先生写道：“上帝排除种种障碍，并利用诺曼底的威廉，驱逐了这片土地上的邪恶力量，重振了垂死的政权。这样做，对于无比仁慈、掌管人间万事的上帝来说，似乎是明智之举。”〔2〕他还写道：“时机到来。万能的上帝已严厉地惩罚了整个民族，现在准备使他们抬起垂下的头，振作起来——上帝准备促使这个民族更快地兴旺发达，并更以典范国家而令人瞩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上帝树立起一个非常适合这一安排的人（亨利七世）。”〔3〕以及“似乎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这一历史时期，该时期随着乔治三世的死亡而结束。乔治三世，人称‘英勇、公正之王’，作为帮助这个国家取得成就的大人物而被树立起来。”〔4〕

一个法国作家对欧洲大陆上最近发生的灾难进行了同样的解释。这个作家同刚刚引述的英国作家一样，声称查看出事物表面现象掩盖的实质，并告诉我们上帝出于什么用意惩罚他的选民，法国人。我们当中的福音会教徒认为我们因为保持了信仰的纯净性而得到上帝保佑。同样对于《人的方式与上帝之手》一书的作者和其他法国人来说，法国以前曾领导过世界，以后显然还将领导世界。这一点，不需要仔细观察就能看出来。那个作家在有些章节中阐述了他的解释。

这种观念不局限于名字已为人遗忘的历史学家，也不局限于这样一种人：正当现代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他们却起到古希腊合唱队的作用，告诉旁观的众人，上帝曾经意图如何，现在又意图如何。最近我们有一个历史教授阐明了实质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说：“先生们，那么没有将帅就进行了这次宏大的战役（条顿人抵抗罗马人）？如果特拉法尔加战役缺了纳尔逊那样有才能的人就不能取胜，如果滑铁卢战役缺了威灵顿那样有才能的人也不能获胜，那么就没有某一个人能领导那些庞大的、其胜负决定全人类未来的军队吗？难道没有人统率他们以那个坚固的凸形防线从黑海转战到北海吗？难道没有人引导他们到黑林山和的里雅斯特这两个战略要地吗？他们——那些不开窍、不懂科学又没有地图的野蛮人——能遵守那些在长期战争中取胜所少不了的战争规律，而且，匈奴在身后追赶时，萎靡不振的众人受某人的催促而进行一项计划，虽然他们头脑简单，起初认为这项计划是常人能力所不及。难道没有人促使他们那样吗？谁会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呢？但我不能相信。也许会有人说，他们受到引力作用而会合到那些地方，就像石头和泥土一样。就算如此吧。他们遵守战争规律时，和世间万物一样遵守自然规律，因为战争规律也是自然规律，能够用简单的数学原理解释。但是，我相信，没有上帝的意志，一块石头、一把泥土也不会受引力作用而聚集到现在的位置；我也相信，数年以前，就注定每粒金子从澳大利亚一处石英矿脉上冲刷下来并落到某个特定地点，而且某个人就会在生活出现危机的某个时刻找到这些金子——假如我很迷信（感谢上帝，我迷信），会那样想，那么我就不该认为，虽然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人间没有将帅，但天国中有个将帅吗？我认为，我们祖先的军队尽管有罪孽，却是上帝的军队。”〔5〕

我们不必努力使这一节包含的各个不相关的想法协调起来——引力发挥作用非常有规律，在特定条件下，其结果是有把握估计的；我们把意志单独分类，因为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意志是相对来说没有规律的。我们不必弄清引力作用的结果如何能同时被看作意志作用的结果。另外，我们也不必弄清：如果人类发展过程和物质世界变化一样，是由上帝预先确定的，那么，由对物质世界变化的预知构成的自然科学与对历史的预知之间如何区分。读者自己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要么放弃如今有关自然科学因果关系的思想，要么放弃如今有关意志的看法。我需要着重指出的惟一一点是，包含上述一段引文的章节标题为“上帝的战略”。这一引人注目的标题，表明了这种解释的普遍特点。

有些人用“建造大师”或“伟大的创造者”来称呼形成宇宙的力量，似乎认为把宇宙的运行比作一个熟练技工在操作机器，就会使这一形成力量变得更奇妙。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我经常感到困惑：这些人如何看待宇宙。实际上，“上帝的战略”这一说法表明了在某些方面更令人不解的对这个形成力量的一种理解。例如，“伟大的创造者”这一称呼，一方面只不过暗示利用已有材料进行制作的过程，却只字不提这一材料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这一称呼至少可以说没有否认这一假设：这一材料是由利用其进行制作的“伟大的创造者”创造的。但是，“上帝的战略”这一词语无疑暗示要克服困难。这位神圣的战略家一定有个老练的敌人，这样才可能有战略。因此，我们必定会得到对形成宇宙的力量的一种理解：形成宇宙的力量不停地受到某个独立力量的阻碍，而且必须对这一独立力量进行控制。这就暗示，上帝有必要用诡计来克服阻碍力量。并非人人都感谢上帝带来这样的信仰。

实际上，因虔诚而认识到的表面现象，会暗示出其他一些人会用相反的称呼来描述的现象，这并不罕见。研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宇宙；通过耐心的观察以确定宇宙现象的规律；发现这些现象在时间、空间上互相之间有固定联系；多次失败之后，放弃诸如推断神灵显现这样徒劳之举。这些做法被斥责为不敬神。同时，有些人心中想象的造物主与自己有相似的动机，他们认为发现了造物主的意图，甚至谈到他时似乎他拟订了计划以智胜魔王。这样一些人声称具有宗教人士的本质特性。

顺便说一说。对于某些人来说，不可能有可被准确称为社会学的这样的东西。前文的摘录文字和评论是为了表明这些人的见解。那种理解人类活动的方法，一次传教聚会布告中的“如蒙上帝恩允”和威廉皇帝最近在几份急件中用的词语都同样有所暗示。在那几份急件中，对上帝的感激之言，是紧跟着对数千被杀者的详细列举之后。那种理解人类活动的方法，与社会科学思想是完全不相容的，实际上是背道相驰的。

有一群类似的人，同样无意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学现象，他们认为文明进程不过展示了伟大人物及其所作所为。有一个人以鼓吹这一观点而引人注目，他写道：“在我看来，世界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归根结底，就是在这里发挥过作用的伟人的历史。”也许没有人明确表达这一看法，但处处都有人这样暗示，而且几乎人人从小就有这种看法。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如何形成的。

野蛮人聚在营火四周，谈论这一天打猎的情况。其中一个人曾表现出某种技艺或敏捷，理所当然得到称赞。从作战返回的途中，酋长的智慧，这个或那个战士的力量或勇气是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如果这一天或者前一次经历没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么话题就是某个不久前死去的著名领袖或某个传说中的部落创始人所创下的业绩。同时可能还有舞蹈，形象地表现了吟咏描述的那些胜利。这样的叙述实际上与部落的繁荣甚至生存有关，是最富有趣味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音乐、戏剧、诗歌、传记、历史及一般文学的共同根源。野蛮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各部落的历史也几乎没有其他可回忆的。早期历史行程给我们展现了同样的情况。埃及人的壁画和亚述人的墙壁雕刻表现的是伟人的功绩；摩押人之石上刻有铭文，这样的铭文讲述的仅仅是国王的功绩。这些记载，无论是用图画表现的、用象形文字写成的还是书面的，只通过暗示来表现其他内容。同样，从希腊的史诗中，虽然我们偶尔可以得知那时有城镇、有战舰、有四轮战车、有水手，还有率领的、被杀的士兵，但史诗的直接用意是为了表现阿喀琉斯的胜利、埃阿斯的英勇、尤利西斯的智慧，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每个有教养的孩子，在功课中得到这样的默示：在人类过去的历史当中，突出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惟一值得回忆的事情。这同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人的传统做法一样。亚伯拉罕如何准备行程、到了这个或那个地方；撒母耳如何传达上帝的嘱咐而扫罗不听从；大卫如何讲述当牧羊人时的奇遇，又如何因当国王时有不端行为而被指责——这些事情及有关人物是圣经的少年读者感兴趣的细节，而就这些内容对少年读者用问答法传授教义。叙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描写犹太人的习俗，但这样的描写，对于少年读者或者他的老师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少年读者双手放在身后、站着背诵《平诺克》的课文时，我们又看到为他学习而写下的内容是——英格兰何时遭到何人入侵，哪些统治者抵抗入侵又如何被杀，阿尔弗烈德做了什么事，克努特说了什么话，谁在阿金库尔作战，谁攻克了弗洛登，哪个国王退位，哪个篡位，等等。如果恰巧那时有农奴；如果贵族统治地方，而又是别人的封臣；如果他们逐渐才顺从中央权力，那么这些情况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不仅如此，在家里或在其他地方，学童落入古典学老师之手时，会出现类似情况。“武力与传人”构成叙述历史的开始，也构成其结尾。历史模仿神话——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叙述了从阿伽门农到后来的恺撒这些统治者和军事家的功绩。人们获得的有关社会的组织、风俗、思想及道德的知识，也只不过是有关的生平叙述。实际上，知识的价值有高有低。弄错了宙斯的风流韵事是一个耻辱，说不上马拉松战役指挥官的名字也会丢面子。但是如果对莱克格斯以前的社会状况或古雅典城邦的最高法院的起源和职能一无所知，那却是可以原谅的。

到处都有人乐于在观念上接受历史的“伟人”说。野蛮人潜在的思想，所有早期传说暗中认定的见解，利用无数图画传授给每个儿童的概念，都只不过在其中得到明确表现而已。人们乐于接受，这还有各种更特殊的原因。第一，人们普遍喜爱人，这在原始人中就有，至今仍有重要影响。顽童表现出这一喜爱：他叫你讲个故事，指的就是某人的冒险经历。警方的案情报告、法院的消息、离婚案件、事故记录及记录生育、结婚和死亡情况的一览表则满足了成人的这一喜好。甚至街上交谈中也表现出这一喜好，不经意听到的片言碎语表明：时时刻刻反复出现人称代词，男人之间的交谈常常如此，而女人之间总是如此。如果你想粗略地估计任何一个人的智力能力，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注意他谈到的一般情况与人物的比例——有关个人的简单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被从无数人与物的经历中总结出的事实所代替。你这样衡量了许多人的智力能力之后，就会发现只有寥寥少数人可能在审视人类活动时不仅仅注意个人生平。第二，这一“伟人”说看起来兼有教育和娱乐作用，因而受到欢迎。人们本来就乐意听一听人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得知只要认真读一读名人生平事迹就能认识文明的历程时，心里感到愉快。你在满足与乡村流言散布者的本能差别不太大的本能时——当你得知（从出版物中看到的而不是听说来的）涉及到名人的重要情况时，得到的情况将会使你明白事情究竟为什么这样或者那样，会使你有所准备，对当公民时遇到的每个问题形成合适的见解。还有什么信条，比这更受欢迎吗？第三，对这样特定事件的解释简单而又奇妙——似乎容易理解。只要你满足于模糊不清的见解（大多数见解也是如此），那么这种解释带来的解决方法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有个太阳系学说认为行星是被万能上帝的手送入轨道的。只要你不坚持要求弄清上帝的手究竟指的是什么，那这一学说看起来是合理的。动植物是被特别创造出来的，这一假说似乎合理，直到你试着具体想象一下其中之一产生的过程。同样，只要你安心于有笼统的概念而不求甚解，那么就可能会心安理得地相信：社会的发展是由伟人的行为所形成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满足于模糊不清的见解，要求仔细研究并明确我们的看法，那么就会发现这一假说完全没有道理。假如我们不停留在把社会进步归因于伟人的这一见解上，而退一步，问一问伟人是怎么出现的，那么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他的出现是超自然的，或者是自然的。他的出现是超自然的吗？那么他是神的代表，我们就有了与神权政治差不多的事物——或者，确切地说，与神权政治一样的事物，因为我们必须同意上面提到的雄贝格先生说的话。他说，“恺撒决心入侵不列颠”是得到上帝授意的，从他到后来的“伟大而公正的乔治三世”，后继的统治者被安排以实现后来的计划。这一解答是不是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伟人的出现是自然的。我们立即认识到，他一定与他出生的社会中其他现象有共同特点，他也是先前社会的产物。他是一代人中一个微小的部分，他和这一代人及其习俗语言、知识、风俗及不计其数的艺术品、器具一起，都是在共同作用很长时间的各种力量庞大聚合下产生的。不错，假如你愿意完全不顾生理学证实的、日常观察得出的结论——假如你认为欧洲人父母可能生下一个黑人小孩，或者头发卷曲、凸颚的巴布亚人可能生下头发金黄、挺直的白种人婴儿——那么你大概认为伟人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出现。流传的谚语和心理学家的归纳都表明了一些从经验中积累出的结果，假如你忽视这些结果，认为牛顿式的人物有可能出自一个霍屯督人家庭，弥尔顿式的人物有可能在安达曼人中成长起来，霍华德或克拉克逊式的人物有可能为斐济人所生，那么你大概容易进一步认为，社会进步是由伟大人物的行为所推动的。但是，如果所有生物学知识支持流行的看法，使你相信，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绝不可能有颜面角为五十度的父母，贝多芬式的人物也绝不可能出自食人部落：他们在准备进行人肉宴时的合唱是一种有节奏的喊叫，那么你必须承认，伟人的出现取决于诸多系列复杂影响，这些影响产生了他所在的民族，产生了那个民族慢慢发展成的社会状态。伟人可能改变他的国家的结构与行为，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在他出现之前，必定有先前的变化构成国家的进步。他的社会必须先创造他，然后他才能改变社会。因此，直接由他开创的那些变化，主要根源还是在他的前几代人之中。假如真的有对这些变化的准确解释，那么必须在他和那些变化出现的条件的方方面面之中寻找。

即使人们认同这个荒唐的假设：伟人的成长不取决于他出生的社会提供的先前事物，还是有相当充分的事实表明：没有他的社会从以前继承的物质、精神积累，他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同时代的人民、性格、智慧和社会安排，他也是没有力量的。假如有个叫莎士比亚的人，没有文明人生活的许许多多传统——没有从以前延续到他、丰富他思想的种种经历，没有一百代人发展并在使用中丰富的语言——那么他能写出什么戏剧呢？假如有个叫瓦特的人，虽然有创造力，但生活在不懂得铁的部落中，或者他的部落能得到铁仅仅是手用风箱吹的火所能熔炼的那一点，或者假设他出现在我们之中时还没有车床，那么蒸汽机出现的机会又有多大呢？设想有个叫拉普拉斯的人，没有利用起源可追溯到埃及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数学运算方法，那么他在“天体力学”方面能有多少成就？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只注意统治者和将军——英雄崇拜者对这几类伟人的行为更加特别强调——仍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和类似的回答。如果手下的万人虚弱、胆怯或者违抗命令，那么色诺芬不可能取得他的著名功绩。恺撒的部队训练有素，从前辈的罗马人那里继承了威望、战术和编制。没有这个部队，恺撒绝不会取得胜利。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要不是一个有大约四千万人的国家提供士兵，要不是那些士兵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生性服从命令，而且能够聪明地执行命令，毛奇就不能在重大战役中施展战略天才。

一粒起爆药使大炮轰鸣，推出炮弹，击中舰船。假如有谁对它的威力感到惊奇——假如他要详细说说起爆药不寻常的特性，而不谈引爆的炸药、炮弹、大炮，也不谈那一大批分别生产这些物资（包括起爆药）的器具，那么我们不应该认为他的解释是很合理的。但这种解释在合理性方面与对社会现象的某种解释大致相同。该解释强调伟人推动的重要变化，却忽视了巨大的已有来源产生了他释放的潜在力量，也忽视了伟人和这个力量都源于前人无数的积累。

我们承认“伟人”说中有一定道理，可以说，如果只限于早期社会，其历史不过是试图消灭、征服对方的活动，那么“伟人”说把有才能的领袖描述成“至关重要”，这大体上是在陈述事实，虽然完全不提他手下有多少、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一说法的重大错误在于：认为曾经是真实的永远真实，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曾经尚可的关系总是尚可的。正当早期部落的掠夺行为消失的时候，正当通过征服聚积更大力量时，或者战争不再成为全体男子的活动时，社会也以同样的速度开始发展，出现以前不可能有的结构和功能的迹象，规模扩大，越来越复杂，产生新的习俗、新的活动、新的思想、感情及习惯。所有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没有哪个国王或立法者想象到的情况下出现的。假如你想弄清这些社会演变的现象，即使阅读直到“贪婪的腓特烈”和“奸诈的拿破仑”的所有记载中的了不起统治者的传记以至于失明，那你也不会如愿。

十人中有九个相信这两种相关的信条，这两种信条意味着对社会科学不主动地否认。此外，有些人积极地否认有社会科学——或者完全地或者部分地否认。这样想的理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物。给出这种理由的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只有指出这一实质之后才能看出这种理由是不合理的。但现在指出这一实质就无法进行说理了。但是，在对大问题进行批判之前，不妨先批判一些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弗劳德先生的观点：

“被称为意志的力量常常抵制、抵消自然因素时，科学一词就不适当了。假如一个人自由选择自己愿意或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就没有真正关于人的科学。假如有关于人的科学，那就没有自由选择，我们相互之间的赞扬和指责就是不合理、不适当的。”〔6〕

“人们的行为事先不可能作出科学的预测，事后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犯错误是人的非凡能力的一部分。”〔7〕

“利用平均数学说，巴克尔先生可不必注意各种人的怪异之处。……可惜一代人的平均数不一定是下一代人的平均数：……没有两代人相同。”〔8〕

“（在历史中）这些情况从不重复出现。我们完全依赖对据说曾发生过但从不或绝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件的记载。不可能进行试验。我们可以留心有无重复的事情，来检验推测的正确性。”〔9〕

这里弗劳德先生改变争论范围，在由来已久的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战场上展开争论，宣布：社会科学是与自由意志不相容的。第一部分选文不仅暗示个人意志是不可预测的——“没有真正关于人的科学”（没有心理科学），还暗示思想状态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意志“常常抵制自然因素”，被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一定是超自然的。因此，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一开始就考虑的那种简单形式的解释。我们可作进一步评论：因为某些种意志不能预见，弗劳德先生就似乎声称没有意志能预见。他忽略了一点：决定普通行为的简单意志非常有规律，不难进行可能性很大的预见。假如一个人在过街时看见一辆马车冲向自己，那么你能有把握断定，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可能性，他会设法脱开。假如他急着要赶火车，知道到车站的一条路长一英里而另一条长两英里，那么你会比较有把握地认定他会走一英里的路线。而且，假如他知道错过火车就会使他损失一大笔钱，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只有十分钟来通过这一英里，那么他要么会跑要么会叫一辆出租马车。假如他能在隔壁那买到比在城里另一头更好、更便宜的日用品，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他不在隔壁那买，那么他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去买较差的商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和较远店铺的老板有某种特殊关系。假如他要转让地产，那么他完全可能以一千英镑的价格卖给甲，即使乙愿出二千英镑。然而，一般规律是：向出价最高者转让，导致上述行为的异常动机几乎不必被认为使这一规律有所削弱。那么，既然人们的绝大多数活动是由具有这种规律性的动机所决定的，就一定产生具有相应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会具有更强的规律性，因为在社会现象中，异常动机的影响在正常动机综合的影响下消失。我还可再提出一点批评。弗劳德先生使用的“科学”的概念太狭窄，他夸大了阐述的对照。他的口气似乎表明只有精确科学，没有其他科学。科学的预测，不论是涉及性质还是数量的，确切程度有高有低。在某些类现象中，预测仅仅是近似的，不能因此就说这些现象没有科学规律。有某种预测，就有某种科学。例如，气象学。德比赛马曾在暴风雪中举行过，你大概偶尔在七月间想生火。但是，这些反常情况不会使我们怀疑：今年夏天会比去年冬天温暖。秋天我们这里的西南大风，可能来得早，也可能来得晚；可能猛烈，也可能温和；可能只刮一次，也可能时有时无。但我们可以确信，每年的那个时候，会有过多的风从西南方吹来。雨水、干旱天气与空气中水量和常压塔的重量，有相似的关系：虽然无法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测，但能作出大致准确的预测。因此，即使社会现象中的关系不如这些明确（至关重要的关系更明确得多），仍还存在社会科学。另外，弗劳德先生声称，历史事件不构成科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它们“从不再现”——因为“我们可以留心有无重复的事情，来检验推测的正确性”。对此的反驳经常是：历史事件的确再现。我不会用这一反驳来答复他的观点，但我承认：这里弗劳德先生谈到了社会科学的一大难题（在各种情况下，社会现象都与先前的相当不同），不过我还是找到一个充分的回答。没有具体科学存在绝对的重复；在某些具体科学中，重复情况同在社会学中一样不确定。即使在最精确的科学——天文学——当中，组合从来不会重复出现两次以上，重复仅仅是近似的。再来看看地质学，我们发现：虽然剥蚀、沉积、隆起及沉陷过程与或多或少明确总结的规律相符，但它们的作用在程度和分布方面总有新的表现，尽管不是全新的，可以据此作比较、推论和大致预测。

对弗劳德先生的理由即使不作出这样的答复，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中仍可找到回答。那些解释表明，必须认识到他的否认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宣扬的理论同他实际的做法作一比较，而在我看来，他的做法似乎暗示对一些社会现象从因果角度进行解释是可能的，即使不是对所有的社会现象。例如，在谈到使被确认的流浪汉成为奴隶的一五四七年“流浪法”时，弗劳德先生说：“按现在情况发展来看，……这个或其他任何针对懒散的刑法都不能有效实施。”〔10〕也就是说，用以发挥作用的机关，其效力被共存的自然因素的效力所抵销。另外，在谈到封闭公地，合并农场等事件时，弗劳德先生写道：“在前任国君在位期间，费了很大劲才部分地控制住这些趋势，但亨利一死，这些趋势就获得新的力量，有了生机。”〔11〕换句话说，某些社会力量原先受到某些其他力量的制约，而当制约力量消失时，那些社会力量就产生自然效果。不过，弗劳德先生还解释道：“令人不安的是，两个因素（货币贬值和农业制度改变）使物价上涨。”〔12〕在弗劳德先生的《英格兰历史》全书中——我几乎不必说。还有其他例子说明他把社会变化归因于人性中根深的因素。而且，他在就《历史科学》作的讲座中，阐明了“一个历史经验”，即“道德规范是写在永恒的匾额上的。……只有正义和真理才能持续、生存。不公正和谬论也许能存在很长时间，但最终审判日会到来，以法国革命和其他可怕的方式出现。”他还在别的地方说：“中华帝国如今遭受的苦难和恐惧，是居民们道德败坏的直接、自然的结果。”〔13〕这里每一句话都暗示：某些社会关系和行为必然是有益的，而另一些则必然是有害的——这个从历史中归纳出的结论为作出明确的推论提供了基础。因此，当弗劳德先生声称“人们的行为事先不可能作出科学的预测，事后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时，我们不应太注重从字面上理解。

还有一个作家，金斯利牧师，他否认存在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或者说，他只认为这门学科中，现象之间的关系普遍受到上帝影响，因而这门学科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在关于《精确科学在历史学中应用的局限》的讲话中，他说：

“你是说因为物质必然有规律，所以人类生活也许必然有规律？大概是这样，但物质必然有规律是指哪方面？潜在的还是实际的？即使在似乎是最统一、最普遍的规律中，我们在哪里能发现不可避免、无法抵抗的力量？难道自然中不是有规律与规律、力与力永恒的竞争吗？难道那不是产生了没完没了、出乎意料的各种结果吗？每个规律任何时刻会受到某种其他规律干扰，因此，虽然前者可能尽力要占主导地位，但它在不确定的一段时间里会完全失效，这难道不可能吗？引力定律是永恒不变的，但真的所有的石头都会落到地面吗？当然不是，如果我抓住一块握在手中。按照规律，石头仍会在那；而引力定律也起作用，使我手中感到沉重，但石头没落到地面，也不会落下，除非我手放开。引力定律的必然作用就不过如此，其他规律也不过如此。这种作用有永恒不变的潜在可能，但实际上可能被其他规律压制。”〔14〕

如果我没记错，这篇讲话最初刊登出来时受到严厉批评。要不是金斯利牧师后来又在他的著作《罗马人与条顿人》中又阐述了一遍，引用这段话会很不公正。文中包含了对科学概念的很不寻常的理解，这里只需要列举几个。金斯利先生与哲学家和科学家大不相同，他认为规律本身就是一个力，认为一个规律“被其他规律压制”。而实际上，人们接受的对规律的理解是力的表现所遵守的固定的规则。他还阐述了一个关于引力的很不寻常的观点。在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看来，引力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力，一定量的物质在相距较明显时相互施加引力。引力的规律是，其大小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金斯利先生认为，如果不让石头落到地面，那么引力规律就“失效”了——认为规律（不是力）“勉强要起作用”，因为它不再产生运动，所以“引力定律的必然作用”（不是引力的必然作用）就暂时消失了。事实是，力及其规律丝毫未变。此外，金斯利先生得出的自然变化学说似乎是：两个或多个力（或者是“规律”，他更愿意这样认为）发挥作用时，一方使另一方部分地或完全地暂时消失。但科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力都在完全发挥作用，其效果是它们的合力。因此，例如，火炮水平射出炮弹时，对炮弹施加的压力在一定时间内产生同样距离的水平运动，重力似乎就消失了；与此同时，重力使炮弹下落了一段距离，而如果炮弹从炮口落下，重力也会使其下落同样的距离。当然，金斯利牧师一方面对简单的自然科学现象中表现的因果关系持有奇怪的看法，另一方面坚持否认存在历史连续性，坚持认为“只要人具有违反自己的惯例的神秘力量，那么这样的连续关系不但不可能发现，而且不可能存在。”〔15〕同时，除非他和科学家就力、力的规律、如何从规律综合的角度解释力的综合产生的现象取得某些相同的看法，否则，对这里争论的问题进行讨论都是徒劳的。

金斯利牧师取得这样一些相同的看法，眼下大概不可能，而我们不必等到他有这样的看法，就可把他的论点同他自己在其他地方提出的一些结论作一比较。在上面引述的讲话发表后，出了一本《奥尔顿·洛克》，书中新作的序言包括了下列段落：

“建立越来越受欢迎的制度的进步可能缓慢，但确实在进行着。在英国，任何阶级无论何时看到有希望被公正地代表，如果他们不采取或挑起极端的暴力行为，那就肯定会如愿以偿。事实将是如此〔16〕……如果任何年轻有教养的人指望有其他任何的保守的反动力量，……基至指望被世界称为进步的事物有丝毫的停止——我认为进步就是将归纳科学的成果付诸于实践——那么他们就像《拉伯莱》中的里克洛克欧国王一样，指望科凯格路人到来后会恢复他们的王国。”〔17〕(https://www.daowen.com)

在同一本书较早的版本中，他在写给劳动者的序言中说：

“如果你们现在比一八四八年日子好过，那么你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有这样的叫法）起了作用，而我认为那些规律是供求关系中无理性的、非人为的意外情况，”等其他诸如此类的话〔18〕。

这些段落把现在经历的变化解释成自然力量遵照自然规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还预测了现在起作用的自然力量将会导致的变化。也就是说，利用归纳出的经验，对过去的事情作出了解释，对未来的事情作出了预测。一方面明确否认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却默认社会科学。

可以想象对这些批评会有什么样的答复。为了找出这些似乎格格不入的观点之间任何可能的共同点，我们必须假设有人准备这样回答：作出解释和预测只能是笼统的，而不是具体的。弗劳德先生偶尔把历史现象解释成自然形成的。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认定：他相信某些种类的社会现象（比如政治经济的）是能用科学方法解释的，而其他的不行。假定他是这么认为，但是如果人们意志的结果，不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是不可预料的，那就不清楚政治经济行为怎么能用科学方法研究，因为那些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群体意志决定的。同样，金斯利牧师认识到同样明显的经济学规律，还阐述了有关进步的某些规律——并且，甚至提醒听众不要认为他否认可以在社会现象中使用归纳方法——可以设想他认为，归纳方法在此只能进行部分应用。他可能引用自己讲话的标题及其中的一些话，说这些仅仅暗示精确解释社会现象是局限性的。不过，这一观点与社会规律随时会受上帝或其他力量支配的信条似乎并不真正相符。但是，这个答复仅仅暗示了这些非关键的批评意见，可以这样反驳：这个答复不切题。如果他意指的仅仅是：社会现象的预见只能是粗略的——如果他否认的是把社会学简化成精确科学形式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可这样反驳：他否认的事物是还没有人确认的事物。只有一部分科学是精确科学——人们只能对某些种类的现象既从性质又从数量方面描述其关系。在其他种类的现象中，有些产生众多难以测量的因素，我们要从数量方面认识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就极其困难，即使并非不可能。但这些种类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被认为不是科学。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当中，大部分预见的只是性质方面的；而数量方面的预见从来不很精确，常常是很不精确的。但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预测看作是科学的。社会学就是这样的。它描述的现象，比其他所有现象都复杂，比其他都难以精确描述——这些现象可以进行归纳，对时间数量只能进行粗略地归纳，还有许多无法进行归纳。但只要能有归纳，只要能据此进行解释，就能有科学。谁表达政治观点——谁认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安排会有好处或坏处，那么他就暗示相信存在社会科学；因为他暗示，社会行为有自然相连的关系，而正因为这个相连关系是自然的，所以可以预见结果。

可以用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弗劳德先生和金斯利牧师都比较相信法律的效用——也许比一些认为存在社会科学的人更相信。相信法律的效用，就是相信一定的预期惩罚或奖励会起到阻止或鼓励的作用——会改变个人的行为，从而改变社会行为。虽然也许不能说某一特定法律会对某一特定的人产生预见中的作用，但无疑会对大多数人产生预见中的作用。弗劳德先生在反驳巴克尔先生时说他“利用平均数学说，可不必注意各种人的怪异之处”，然而，“可惜一代人的平均数不一定是下一代人的平均数”。但是，弗劳德先生相信平均数学说，从而认为，法令以死刑或监禁相威胁，会以可以预见的方式约束大多数人。他声称个人意志的结果是无法估计的，但他赞成某些法律而谴责另一些法律，暗示群体意志是能够估计的。如果能对受法律影响的群体意志作出这个结论，那么一定能对受社会整体作用影响的群体意志作出同一结论。如果认为避免受到惩罚的愿望会对一般人产生作用，产生可预见的一般结果，那么也必须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从劳动中获得最大收益的愿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得到称赞的愿望，等等，都会产生一定的一般结果。相信这一点，即相信能够预见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科学能够存在。

简而言之，可选择的立场就是这些。一方面，如果人类群体的行为中没有客观的因果关系，那么治理和立法就没有意义。议会的法案还不如通过抽签或掷硬币来决定，或者根本就不制定，因为社会的相连关系根本没有能弄清的规律，不能指望有任何效果——什么都是杂乱无章的。另一方面，如果有客观的因果关系，那么产生各种效果的力量的结合，会产生符合各力量规律的混合效果。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尽力弄清这些力量是什么，它们的规律是什么，它们共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社会科学的性质，通过讨论这一问题，就可能作进一步阐述。有了清楚的认识之后，就会明白：否认存在社会科学，是因为混淆了社会中两种实质不同的现象——一种几乎被历史学家忽略了，但却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另一种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但很难（即使能够）用科学方法进行分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