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进步还是牺牲

是进步还是牺牲

1962年7月1日

集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向希望不劳而获者承诺、恐吓和施舍来夺取政权，但在国家危机面前他们却束手无策了，因为那些适用于寄生虫的语言、方法和政策在一个国家需要生产者时就无法奏效了。

目前肯尼迪政府的表现正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基于两个目标或口号，这两者代表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社会福利”在今天的意义，不是指某个集团在自由市场的自由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而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不劳而获的好处和施舍，也就是说，是从其他集团那里通过合法的武力夺得的劳动果实。

“经济增长”指的是由于新知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现，即人们在生产能力方面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经济生产力的增长。

“社会福利”的追求者们存在于每一个经济阶级、集团或行业——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福利国家主义。“社会福利”把劳动成果和奖赏分离开来，把生产和分配分离开来，它重新分配国家财富，具有生产力的人受到惩罚，而没有生产力的人却得到偏袒。不管一个“混合经济”变得怎样混合——逼迫每个社会阶级去掠夺其他阶级——真正的战争不是在各社会阶级之间，而是在阶级内部。福利国家主义的力量来自于某些特殊压力集团[1]，它们通过强制的、不劳而获的经济平等去掠夺同一阶级中更具生产力的成员。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权之后宣称，生产的问题已经永远解决了，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分配。但在实施“再分配”三十年后，肯尼迪政府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生产不是大自然无偿的礼物，而是要取决于某些条件的，这些条件是任何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敢涉及的。

在那三十年间，我们经济的生产因素——“经济增长”的创造者——受到抑制和阻碍，几近瘫痪和毁灭。论资排辈的做法几乎剥夺了能者升迁的机会，使他们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的生产劳动中。荒唐的反托拉斯官司击垮了最好的企业，使它们因生产的成功而受到惩罚，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却得到了好处（通用电器、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公司被拖上了反托拉斯的法庭，这些公司的老板蹲了班房，而那些有政治后台的人，如比利·索尔·埃斯蒂斯[2]却发了横财）。不断增加的个人所得税切开了美国的生产动脉，“社会福利”的施舍像鲜血一样汩汩地流向四面八方，流向这个地球最黑暗的角落。

是谁在支付这一切？肯尼迪先生一面叫嚷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一面忙于建立新的压力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集团包括一个青年集团（“和平队”）、一个老年集团（“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和一个“消费者”集团（他大谈消费者的所谓“权利”，却只字不提那些被遗忘的生产者的权利）。

肯尼迪先生企图把生产者也当作一个追求不劳而获的特殊压力集团，正是这种企图暴露了福利国家的破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肯尼迪先生向商人们提供了两种“社会福利”：

1.关税法案，这给了他任意提高或降低关税的权力，无数产业的命运不得不取决于他无可预知的恩惠；(https://www.daowen.com)

2.税务改革法案，这个法案以扩大生产即可获得收入免税额[3]的方式，允许商人保留自己的一部分钱。

肯尼迪先生声称，由于商人们没有对这些恩惠作出热烈的反应，他感到受了伤害，并感到失望和困惑。福利国家的哲学在他看来几乎就是真理，他的行为表明，他相信政府拥有美国的所有收入、财富和资源——所以，人们应该视允许保留自己的一部分钱为施舍，应该心存感激。

肯尼迪先生似乎混淆了寄生虫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忘记了他们的目标、要求和心理是截然不同的。

寄生虫希望被照顾，但生产者希望承担选择和决定的责任；寄生虫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生产者必须具有远见，需要作出长远的计划；寄生虫依赖施惠者的好心和无常的恩惠，而生产者不靠别人的恩惠生活，否则他们规模巨大的工厂会因为统治者的一时冲动而随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生产者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自由，但自由不在福利国家有能力分派的礼物之列。

在肯尼迪先生抱怨商人们对他的“好意”缺乏信心（他没有采取行动证明自己，却表现得操之过急）并大谈集权主义神话的陈词滥调时，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增长，反而下滑了（5月28日的股票大跌是无助的钢铁业所实施的一次报复，这就像心脏病突发一样，警告我们在“新边疆政策”[4]之外存在的危机）。

肯尼迪先生一直在讨论“进步”和“牺牲”，而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眼前的选择，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牺牲”；要么是“经济增长”，要么是“社会福利”；要么是自由，要么是福利国家主义的崩溃——而且可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