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郑公神道碑［1］
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契丹自晋天福以来，践有幽、蓟［2］，北鄙之警，略无宁岁，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举国来寇［3］，攻定武［4］，围高阳［5］。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6］。真宗皇帝用宰相寇准计，决策亲征［7］。既次澶渊［8］，诸道兵大会行在。虏既震动，兵始接，射杀其骁将顺国王挞览［9］。虏惧，遂请和。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10］，邀其归，徐以精甲蹑其后歼之。虏惧，求哀于上。上曰：“契丹、幽、蓟，皆吾民也，何以杀多为？”遂诏诸将按兵勿伐，纵契丹归国。虏自是通好守约，不复盗边者三十有九年。
及赵元昊叛［11］，西方转战连年，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以我为怯，且厌兵，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12］。庆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13］。兵既压境，而使来非时［14］，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国，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镇抚之。”命宰相择报聘者，时虏情不可测，群臣皆莫敢行。
宰相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公［15］，公即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乃以公为接伴［16］。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劳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尝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拜。公开怀与语，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见公倾尽，亦不复隐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从，从之；不可从，更以一事塞之［17］。”公具以闻。
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岁币［18］。且命公报聘。既至，六符馆之。反往十数，皆论割地必不可状。及见虏主，问故。虏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19］？澶渊之役［20］，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21］，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太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公又曰：“塞雁门者［22］，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23］，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缺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24］，周世宗复伐取关南［25］，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赋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朕，天地鬼神，岂可欺也哉？’”虏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岁币之坚久也。本朝长公主出降［26］，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虏主曰：“卿且归矣，再来，当择一授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编年】
元祐二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作。《东坡纪年录》：“（元祐三年）是年，作《司马温公神道碑》，又作《富郑公神道碑》。”按，此说可疑，当是元祐二年事也。参本文注［1］。
【笺注】
［1］富郑公神道碑：《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二月）辛卯，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从其子绍庭请也。”
［2］契丹自晋天福以来，践有幽、蓟：《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天福元年五月，徙镇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迁，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维翰、刘知远等共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不当立，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废帝下诏削夺敬瑭官爵，命张敬达等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门，与唐兵战，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天福，石敬瑭即位时所用年号，公元936年至944年。幽，幽州，在今北京市；蓟，蓟州，在今天津蓟县。
［3］景德元年，举国来寇：《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印及旗鼓、辎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又东趋保州，振武小校孙密领十卒侦事，中路遇敌前锋，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敌下马以短兵格斗，密等射杀十数人，又杀其军校，获所佩右羽林军使印。进攻州城，不利而北。”
［4］攻定武：《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是日（二十二日也），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众东驻阳城淀。”注云：“契丹以闰月二十二日至唐河，与大军遇。《魏能传》云：‘上以能勇干，再任威虏，配精甲，伺戎人动止，戎人百余剽居民，树蕃僧为帅。能与田敏、杨勋合兵，设伏击之，擒其帅。戎人逼军城，能与张凝出兵拒之，我师小衄，能即引众入城，凝战走之。’《田敏传》云：‘敏为北平部署，赐御剑，听以便宜从事。敌复入寇，敏与战杨村，败之。敏谍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阴驻寨，期翌日再攻北平，敏夜率锐兵袭破其营帐，契丹主大惊，问挞览曰：“今战者谁？”挞览曰：“所谓田厢使。”契丹主曰：“彼锋锐不可当。”遂引众去。’”定武，即定州也。属河北西路，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元丰九域志》卷二：“上，定州，博陵郡，定武军节度。治安喜县。”
［5］围高阳：谓契丹围攻高阳关也。高阳关为河北四路之一，帅治在瀛州。《宋史·地理志》二：“河间府，上，河间郡，瀛海军节度。旧名关南，太平兴国元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一十州军。本瀛州，防御。”《元丰九域志》卷二：“太平兴国七年，改关南为高阳关。”《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己酉）初，契丹自定州帅众东驻阳城淀，遂缘胡卢河逾关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库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礧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驿书以闻。”
［6］陷德清：《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诏德清军：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应接。以其介澶、魏之间，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德清，北宋军名，在今河南清丰。《宋史·地理志》二：“清丰，中。庆历四年，徙清丰县治德清军，即县置军使，隶（澶）州。”犯天雄：《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戌）先是，周莹召洺州骑士千五百人赴天雄，道与敌遇，力战，有死伤者。莹谓其玩寇，将悉诛之。会使者自北来言其事，诏并赐帛及酒药，谕莹勿治其罪。”天雄，大名府之军额也。《元丰九域志》卷一：“北京，大名府，魏郡。唐魏州，魏博节度，后为天雄军。皇朝庆历二年，升北京。”
［7］真宗皇帝用宰相寇准计，决策亲征：《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寇准言：‘边奏敌骑已至深、祁以东，……若车驾不行，益恐蕃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举，亦须度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控扼。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
［8］次澶渊：《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晨发，左右以寒甚，进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夕次卫南县，遣翰林侍读学士潘谨修先赴澶州，诏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候车驾。”注云：“挞览死时，上犹未至澶州。刘攽所作《寇准传》及他书皆误。”澶渊，即澶州，在今河南濮阳。《元丰九域志》卷二：“澶州，上，澶渊郡，镇宁军节度。治濮阳县。”
［9］射杀其骁将顺国王挞览：《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
［10］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幸北寨劳军，召排阵使李继隆、石保吉宴射行宫亭，咸赐袭衣、金带、鞍勒马，仍举酒属之。继隆等皆引满，因再拜言曰：‘契丹无名犯塞，此盖将帅非才，致劳陛下亲驾戎辂，冒犯雪霜。戎寇之退走也，若会诸将袭逐，必立奇功。陛下复念其请盟，许其修好，安民息战，示以好生，不令邀击，开其归路。臣等无以展尺寸之效。’上曰：‘北狄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亦卿等之力也。’”界河，即宋辽边界之白沟河，在今河北容城、霸州一线。《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中易水流经定兴县西，亦谓之白沟河。自是易水兼有白沟河、拒马河之名。宋人引之与辽分界，于是又有界河之名。又东经安肃县，北及容城县。”
［11］赵元昊叛：《东都事略·西夏》一：“宝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筑坛受册，僭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改元曰天授礼法延祚。明年，遣使来告即位。诏削夺元昊在身官爵，除属籍。有能执元昊来献者，授定难军节度使。康定元年，寇金明砦，执李士彬。攻安远砦，遂攻延州。刘平、石元孙来援，战于三川口，陷贼中。未几，寇镇戎军。庆历元年，寇渭州，任福战败于好水川。转寇河东，陷丰州。”
［12］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谓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关南地区诸县。关南，指今河北河间一带地区。《宋史·地理志》二：“河间府，上，河间郡，瀛海军节度。至道三年，以高阳隶顺安军。旧名关南，太平兴国元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一十州军。本瀛州，防御。”
［13］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曰：‘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粤自世修欢契，时遣使轺，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盖欲洽于绵永，固将有以披陈。窃缘瓦桥关南是石晋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兴一旦之狂谋，掠十县之故壤，人神共怒，庙社不延。至于贵国祖先肇创基业，寻与敝境继为善邻。暨乎太宗绍登宝位，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无名之师，直抵燕蓟，羽召精锐，御而获退，遂至移镇国强兵、南北王府并内外诸军，弥年有戍境之劳，继日备渝盟之事，始终反复，前后谙尝。窃审专命将臣，往平河右，炎凉屡易，胜负未闻。兼李元昊于北朝久已称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实为甥舅之亲，设罪合加诛，亦宜垂报。迩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虽具音题，而但虞诈谍。已举残民之伐，曾无忌器之嫌，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傥或思久好，共遣疑怀，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缅惟英悟，深达悃悰。适届春阳，善绥冲裕。’先是，西兵久不决，六符以中国为怯且厌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声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书来求关南十县。”
［14］使来非时：宋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之后，相约除元旦及帝后诞节之外，无事时不得互派泛使。此言使来非时者，意思是契丹在不年不节之时，突然派使节前来。实则是趁火打劫之意也。
［15］宰相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公：《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先是，正月己巳，边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为之旰食，历选可使敌者，群臣皆惮行。宰相吕夷简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容。壬申，命弼为接伴。”
［16］接伴：接伴使，宋、辽、金时期专门接伴对方的特使。赵升《朝野类要·故事》：“蕃使入朝，差官待之。来程有接伴使、副，回程则为送伴。”
［17］“公开怀与语”至“更以一事塞之”十句：《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壬申）弼以二月丙子发京师，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劳，英称足疾不拜，弼谓曰：‘吾尝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纵英等自以先违盟约及其从者皆有惧心可动，故每与之开怀尽言，冀以钩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诚无隐，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从，从之。不从，更以一事塞之。王者爱养生民，旧好不可失也。’弼具以闻。”
［18］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岁币：《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及（萧）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朝廷议所欲与，不许割地，而许以信安僖简王允宁女与其子梁王洪基结婚，或增岁赂；独弼以结婚为不可。初，国主之弟宗元者，号大弟，挟太后势用事，横于国中，尝自通书币。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问六符，六符辞曰：‘此于太后则善，然于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亲，皇帝岂安心乎？’六符不能对，既而敌卒罢结婚之议。”《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贾昌朝字子明，真定获鹿人。……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判国子监。……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寻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枢密使。居两月，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二月）壬辰，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礼部郎中、权知开封府贾昌朝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三年三月戊子）贾昌朝自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除参知政事。”
［19］章圣皇帝：真宗皇帝也。《宋史·真宗纪》三：“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庆历七年，加谥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20］澶渊之役：景德元年契丹入侵，大将李继隆射杀契丹元帅萧挞览，群情激奋，当时如果按照众将之意继续追杀契丹，必获全胜，然真宗不欲再战，命曹利用入契丹议和，并许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即所谓澶渊之盟。《宋史·真宗纪》一：“（景德元年十一月）契丹兵至澶州北，直犯前军西阵，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俄中伏弩死。丙子，帝次澶州。渡河，幸北砦，御城北楼，召诸将抚慰。戊寅，曹利用使契丹还。……十二月庚辰朔，契丹使韩玘来讲和。癸未，幸北砦，又幸李继隆营，命从官将校饮，犒赐诸军有差。诏谕两京以将班师。”
［21］末帝昏乱：谓五代石晋末帝石重贵也。《新五代史·晋本纪》：“（天福）七年六月乙丑，高祖（石敬瑭）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开运三年）夏六月，孙方谏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河决渔池。大饥，群盗起。秋七月，大雨，水，河决杨刘、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历亭。九月，河决澶、滑、怀州。冬十月，河决卫州，丙寅，河决原武。辛未，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十一月，永静军节度使梁汉璋及契丹战于瀛州，败绩。契丹寇镇、定。十二月己未，杜威军于中渡。壬戌，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滹沱，败绩，死之。杜威、李守贞、张彦泽以其军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台。壬申，张彦泽犯京师，杀开封尹桑维翰。契丹灭晋。”本段引用时有删节。
［22］塞雁门：谓以重兵阻塞雁门通道。雁门在今山西雁门，有关为雁门关。其地北临契丹，西北为西夏，至为紧要，故塞之也。《文献通考·舆地考》二：“雁门郡，属河东道，宋同。领县五：雁门、繁畤、唐林、五台、崞。宋景德二年，省唐林县，以郡为雁门郡，防御。其地三面临边，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最号要害，与忻州相应援，置十三砦守之。”
［23］塘水始于何承矩：《宋史》卷二七三本传：“承矩字正则。……米信知沧州，以其不习吏事，命承矩知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时契丹挠边，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关南征行，熟知北边道路、川源之势。若于顺安砦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止留城守军士，不烦发兵广戍。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休息民力，以助国经。如此数年，将见彼弱我强，彼劳我逸，此御边之要策也。’太宗嘉纳之。”按，今河北数百里之所谓白洋淀者，乃何承矩当年开挖之水塘，以防契丹铁骑者也。事在太宗太平兴国中。
［24］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天福元年五月，（石敬瑭）徙镇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迁，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维翰、刘知远等共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不当立，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废帝下诏削夺敬瑭官爵，命张敬达等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门，与唐兵战，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卢龙一道，五代卢龙节度使所辖之地也，治所在今北京市。当时所辖有今北京市（幽州）及其以北顺义（顺州）、延庆（妫州）、密云（檀州）、天津蓟县（蓟州）、河北张家口（武州）、涿州（涿州）、易县（易州）等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三：“（河间府）唐藩镇之患，卢龙一道称最强者，以瀛、莫南下，易、定、镇、冀不得不避其锋也。朱全忠欲吞幽州，先争瀛、莫。及晋人取燕，既得瀛、莫，而刘守光不旋踵亡矣。石晋以瀛、莫入契丹，河北之衅，曾不逾时，甚且饮马河津，毒流汴洛。周世宗惩其弊，力战以复关南，戎夏之防，藉以少固。”
［25］周世宗复伐取关南：《资治通鉴·周世宗显德六年》：“（二月）甲子，诏以北鄙未复，将幸沧州。甲戌，上发大梁。夏四月庚寅，韩通奏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栅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沧州，即日帅步骑数万发沧州，直趋契丹之境。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剌史王洪举城降。乙未，大治水军，分命诸将水陆俱下，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己亥，至独流口，溯流而西。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晖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乃舍之。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正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于是关南悉平。”
［26］长公主：皇帝之姊妹或皇女之尊崇者所用封号，宋代以后，仅为皇帝姊妹的封号。《后汉书·皇后纪》下：“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宋朝但帝姊妹，乃封长公主。”
公归复命。再聘，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次乐寿［1］，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乃驰还都，以晡入见。宿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2］。
既至，虏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书当曰‘献’，否则曰‘纳’。”公争不可［3］。虏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锋镝，故屈己增币，何名为惧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南北敌国，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忧也。”虏主曰：“卿勿固执，自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则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理哉！”公声色俱厉，虏知不可夺，曰：“吾当自遣人议之。”
于是留所许增币誓书，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誓书来，且求为“献”、“纳”［4］。公奏曰：“臣既已死拒之，虏气折矣。可勿复许，虏无能为也。”上从之，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
公讳弼，字彦国，河南人［5］。曾大父内黄令讳处谦［6］，大父商州马步使讳令荀［7］，考尚书都官员外郎讳言，皆以公贵，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邓、韩、秦三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韩氏，封鲁、韩、秦三国太夫人。
公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王曾［8］、晏殊［9］，殊即以女妻之［10］。仁宗复制科［11］，仲淹谓公曰：“子当以是进。”天圣八年，公以茂材异等中第［12］，授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13］。用李迪辟［14］，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15］。
丁秦国公忧，服除。会郭后废，范仲淹等争之，贬知睦州［16］。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通判绛州［17］。景祐四年，召试馆职，迁太子中允［18］、直集贤院。从王曾辟，通判郓州［19］。
【笺注】
［1］乐寿：北宋县名，属瀛州，在今河北献县。《宋史·地理志》二：“（河间府）县三：河间，望。乐寿，望。至道三年，自深州来隶。”
［2］宿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七月）癸亥，弼与（张）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议婚则无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一，两界塘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五函并副，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行至乐寿，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敌必疑，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报。又遣其属前陵州团练推官宋城蔡挺诣中书白执政。上欲知敌中事，亟召挺问，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谋必执政欲变己所与北朝初议者，乃以礼物属茂实，疾驰至京师，日欲晡，叩閤门求对。閤门吏拘以旧制，当先进名，对仍翌日。弼责之，遂急奏，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尔，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尔。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
［3］南朝遗我书当曰‘献’，否则曰‘纳’。公争不可：《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富弼、张茂实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毡馆，持国书二、誓书三，以语馆伴耶律仁先、刘六符，仁先、六符问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则以姻事盟，能令夏国复归款，则岁入金帛增二十万，否则十万，国书所以有二，誓书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见契丹国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萧孝思、孝穆、马保忠、杜防分立帐外。国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暌离，或公主与梁王不相悦，则将奈何？固不若岁增金帛，但无名尔，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弼曰：‘“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国主曰：‘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继先皇之盟好，故致币帛以代干戈，盖惜生灵也，岂惧北朝哉？今陛下忽发此言，正欲弃绝旧好，以必不可冀相要尔，则南朝亦何暇顾生灵哉？’国主曰：‘改为“纳”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国主曰：‘誓书何在？取二十万者来。’弼既与之，国主曰：‘必与寡人加一“纳”字，卿无固执，恐败乃主事。我若拥兵南下，岂不祸乃国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胜否？’国主曰：‘不能。’弼曰：‘胜未可必，安知其不败邪？’国主曰：‘南朝既以厚币与我，“纳”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亦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更有此理？’国主默然，见弼词色俱厉，度不可夺，曰：‘我自遣使与南朝皇帝议之，若南朝许我，卿将何如？’弼曰：‘若南朝许陛下，请陛下与南朝书，具言臣等于此妄有争执，请加之罪，臣等不敢辞。’国主曰：‘此乃卿等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弼退而与刘六符言，指帐前高山曰：‘此尚可逾，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颈可断，此议决不敢诺。’于是敌留所许岁增金帛二十万誓书，复遣耶律仁先、刘六符赍其国誓书以来，仍求‘纳’字，二十万誓书盖明著令夏国纳款事。国主不悦，欲令弼改之，弼不可，敌亦卒不肯报其事于誓书，但于国书中叙述耳。是月乙巳，弼等还至雄州，诏即以弼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闻。弼奏曰：‘彼求“献”、“纳”二字，臣既以死拒之，敌气折矣，可勿复许。’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纳’字，弼不预也。”
［4］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誓书来：《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乙丑，契丹枢密副使保大节度使耶律仁先、枢密使礼部侍郎同修国史刘六符入见，其誓书曰：‘维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窃以两朝修睦，三纪于兹，边鄙用宁，干戈载偃，追怀先约，炳若日星。今绵
已深，敦好如故，如关南县邑，本朝传守，惧难依从，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前来银绢，般至雄州白沟交割。两界溏淀已前开畎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不得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垒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南朝河北沿边州军，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边军民，除见管数目依常教阅，无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军移牒关报。两界所属之处，其自来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并不在关报之限。两界逃走作过诸色人并依先朝誓书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纵。恭惟二圣威灵在天，顾兹纂承，各当遵奉，共循大体，无介小嫌。且夫守约为信，善邻为义，二者缺一，罔以守国，皇天厚地，实闻此盟。文藏宗庙，副在有司。余并依景德、统和两朝盟书。顾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时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兵，宰相吕夷简等持之不坚，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敌既岁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纪功，擢刘六符极汉官之贵，子孙重于国中。”
［5］河南：北宋西京河南府，在今河南洛阳。《元丰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河南郡。治河南县。”《宋史·地理志》一：“河南府，洛阳郡，因梁、晋之旧为西京。”
［6］内黄：宋县名，属大名府，在今河南内黄。《宋史·地理志》二：“大名府，魏郡。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县十二：元城，赤。莘，畿。大名，次赤。内黄，畿。”
［7］商州：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商州。《元丰九域志》卷三：“望，商州，上洛郡，军事。治上洛县。”马步使：宋代设在州郡中之马步军指挥使。
［8］王曾：《东都事略》卷五一本传：“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齐州。代还，直史馆。大中祥符六年，为翰林学士。九年，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及钦若为相，乃以礼部侍郎罢曾政事。顷之，知应天府。天禧初，徙天雄军，复为参知政事。再迁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仁宗即位，迁礼部尚书。曾正色立朝，奸邪惧焉。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迁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逾年，进吏部尚书。玉清昭应宫灾，章献有再兴葺意，曾又以为不可，乃罢相知青州，徙天雄军，拜彰德军节度使。魏人爱其政，生祠之。改镇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召拜枢密使。明年，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力求去，以右仆射出知青州。既入谢，改判郓州，加资政殿大学士。薨，年六十一。谥曰文正。”
［9］晏殊：《东都事略》卷五六本传：“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也。……仁宗为皇太子，为舍人，擢知制诰，除翰林学士，为左庶子。章献明肃皇后权听军国事，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天圣三年，以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章献旨，罢留守南京。兴学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诸生，天下兴学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为三司使，复拜枢密副使。未几，改参知政事。庆历三年，遂以刑部尚书居相位，充集贤殿大学士，仍兼枢密使。以工部尚书知颍州。殊既以事罢，而仲淹等亦相次罢去。徙知陈州，又徙许州，迁户部尚书，拜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徙河南府。以疾请归京师访医，留侍经筵，提举万寿观，卒，年六十三。赠司空兼侍中，谥曰元献。”
［10］殊即以女妻之：本文：“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后公四年卒。”
［11］仁宗复制科：《宋史·仁宗纪》一：“（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复制举六科，增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科，置书判拔萃科及试武举。”
［12］天圣八年，公以茂材异等中第：《汴京遗迹志》卷一二：“天圣八年，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制科二人，拔萃二人。”按，本年知贡举为晏殊，殊为富弼之岳父。为避嫌疑，富弼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只能参加制科考试。本年制科二人者，富弼为第一人也。《石林燕语》卷八：“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13］长水县：北宋西京属县，治所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元丰九域志》卷一：“（河南府）长水，畿，在京西二百四十里。”
［14］李迪：《东都事略》卷五一本传：“李迪字复古，濮州鄄城人也。举进士第一，除将作监丞、通判徐州。代还，直史馆，为开封府发解官。真宗东封泰山，以迪通判兖州，既而坐前发解举人失当，降监海州盐税。明年，以右司谏知郓州，再迁吏部员外郎，为三司盐铁副使，遂知制诰。知永兴军，寻除陕西都转运使，召为翰林学士。天禧元年，拜给事中、参知政事。东宫建，以迪为太子少傅。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二府并进秩，乃迁迪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罢为户部侍郎。翌日，（丁）谓知河南府，迪郓州。谓寻复留，贬迪衡州团练副使。谓窜，起为秘书监、知舒州徙江宁府，又徙青、兖二州。复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以尚书左丞知河阳。明道元年，迁工部尚书。章献崩，召为资政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未几，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迪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于是吕夷简忌之。景祐二年，罢为刑部尚书、知亳州。改知相州，寻为资政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留京师，降太常卿、知密州。复刑部尚书、知徐州，改户部尚书、知兖州，复资政殿大学士。是时元昊反，契丹背盟。迪请临边，拜彰信军节度使、判天雄军，徙青州。引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赠司空，谥曰文定。”
［15］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河阳，谓河阳三城节度军府，在就河南孟州。《元丰九域志》卷一：“望，孟州，河阳三城节度。治河阳县。”节度判官，州郡属官名。《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六：“宋有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皆以选人充。太平兴国中，以赞善大夫十五员充诸州节度判官。盖太宗以诸州戎幕缺官，选朝士补之，俾分理事，且试其才此签判所由始也。盖选人则为判官，京官则为签判。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凡员数多寡，视郡小大及职务之繁简。”按，富弼受李迪辟当在天圣九年，自长水县令径辟之也。《梅尧臣集》卷一《右丞李相公自洛移镇河阳》诗，编年在天圣九年。又《宋史·职官志》二：“明道元年，李迪自河阳召还。”
［16］郭后废，范仲淹等争之，贬知睦州：《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睦州，属两浙路，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元丰九域志》卷五：“睦州，新定郡，军事。治建德县。”《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甲寅）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见疏，而后挟庄献势，颇骄。后宫为庄献所禁遏，希得进。及庄献崩，上稍自纵，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后性妒，屡与忿争，尚氏尝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救之，后误批上颈，上大怒，有废后意。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白上出爪痕示执政近臣与谋之。吕夷简以前罢相故怨后，而范讽方与夷简相结。讽乘间言后立九年无子当废，夷简赞其言。上意未决，外人籍籍，颇有闻者。右司谏范仲淹因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闻于外也。’居久之，乃定议废后。……乙卯，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台谏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护殿门者阖扉不为通。寻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悉诣中书，语夷简曰：‘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致其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道辅及仲淹曰：‘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余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上躬尧、舜之资，而公顾劝之效昏君所为，可乎？’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力陈之。’道辅与范仲淹等退，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而夷简即奏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乃议逐道辅等。丙辰旦，道辅等始至待漏院，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少连、富弼再上疏，皆不报。……将作监丞富弼上疏曰：‘郭后自居中宫，不闻有过，陛下忽然废斥，物议腾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抚国凡七十年，未尝有此。陛下为人子孙，不能守祖宗之训，而有废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为谏官，所极谏者，乃其职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谏不当，犹须含忍以招谏诤，况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陛下纵私忿，不顾公议，取笑四方，臣甚为陛下不取也。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盖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获暂安，遂忘旧日忠臣，罗织其罪而谴逐之。陛下以万乘之尊，谓废一妇人甚为小事，然所损之体则极大也。夫废后谓之家事，而不听外臣者，此乃唐奸臣许敬宗、李世绩谄佞之辞，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废后，但可不纳所谏，何必加责，以重己过。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须告父母，父母许，然后敢出之。陛下贵为天子，庄献、庄懿山陵始毕，坟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废黜嫡后，而不告宗庙，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庄献太后临朝，以刘从德死，恩典太重，台谏曹修古等四人，连名上章极谏，庄献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贬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庄献才往，陛下立行召命，优与恩奖，复处宪署。修古虽死，厚加赠典，如此者，盖陛下怜其忠耿，不避祸难尔。今仲淹所谏，又甚于修古等所陈。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弃，陛下何所见前后之异也！况仲淹以忠直不挠，庄献时论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谏列，或闻累曾宣谕，使小大之事必谏，无得有隐。是陛下欲闻过失，虽古先圣哲，亦无以过此。今仲淹闻过遂谏，上副宣谕之意，而反及于祸，是陛下诱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虽日加宣谕，谏臣以仲淹为戒，必不信矣。谏臣不谏，大非朝廷之福。今百执事所为，皆一司一局，虽平常者，皆能干之，是易为也。如仲淹者，乃为臣之难能者也。今干一司一局者，皆坐取迁陟，立居显要，而仲淹不惜性命，为陛下论事，而远徙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务为易者，而不为难者也。陛下一旦有难为之事，不知何人为陛下为之。居谏官者，务要讦直，乃号称职，依违者为旷职。今循默者已居显要，而讦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废谏官。如不欲废，即默默者可黜，讦直者可用。请陛下急图之。今天下凶歉，盗贼如麻，国用空虚，人心惶扰。奸雄观此，已有窥觊之心。陛下当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与臣僚讲论安天下之计，犹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废嫡后，逐谏臣，使此丑声闻于四方，知陛下不纳谏臣，朝政不举，则奸雄益喜，以为内外皆乱，事势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颤。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说也，望陛下审思之，明察之。废后已行，虽未能悔过。臣愿陛下急且追还仲淹，复其谏职，减二过之一，庶乎谏路不绝，朝纲复振，使奸雄不能窥陛下浅深，社稷之庆也。臣近免父丧赴阙，途中闻此，今至京师，未及陛见，乃忘出位之责，而昧死有闻于陛下者，臣实不惜一仲淹，盖惜陛下所举措尔。’疏入，不报。”
［17］绛州：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山西绛县。《元丰九域志》卷四：“绛州，雄，绛郡。防御。治正平县。”弼通判绛州在景祐初至景祐四年。
［18］太子中允：北宋迁转之官阶名。《容斋三笔》卷一六：“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宋史·选举志》四：“（淳化四年）始定迁秩之制：任太祝、奉礼郎者转诸寺监丞，诸寺监丞转著作佐郎，或特迁太子中允、秘书郎；由大理寺丞转殿中丞，由著作佐郎转秘书监、丞，资浅者或著作郎，优迁者为太常丞；由太子中允、秘书郎转太常丞。三丞、著作皆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优者为礼部、工部、祠部、主客；由屯田转都官，优者为户部、刑部、度支、金部；由都官转职方，优者为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其转郎中亦如之。”
［19］从王曾辟，通判郓州：此辟在景祐四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
宝元初，赵元昊反［1］。公上疏陈八事［2］，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从仪物如契丹，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又言：“夏守赟［3］，庸人也。平时犹不当用，而况艰难之际，可为枢密乎［4］？”议者以为有宰相气。召还，为开封府推官［5］，擢知谏院［6］。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请罢燕彻乐，虽虏使之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执政以为不可。公曰：“万一北虏行之，为朝廷羞。”后使虏，还者云：“虏中罢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恶闻忠言，下令禁越职言事。公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7］，杀二万人，破金明［8］，擒李士斌［9］，延帅范雍、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10］，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11］，刘平、石元孙战死［12］，而雍、守勤归罪于通判计用章、都监李康伯，皆窜岭南［13］，德和诬奏平降贼［14］，诏以兵围其家。公言：“平自环庆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时守勤男昭序为御药，公奏乞罢之，德和竟坐腰斩［15］。
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上召问，具得诸将败亡状。执政恶之，命边郡禁民擅赴阙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民有急，不得诉之朝，则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16］。公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惧，卢守勤、黄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
时又用观察使魏昭昞为同州［17］，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18］。公言：“昭昞乳臭儿，必败事；守忠与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诏遣侍御史陈洎往陕西督修城［19］，且城潼关［20］。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关，自关以西为弃之耶？”语皆侵执政。
【笺注】
［1］宝元初，赵元昊反：《西夏书事》卷一二：“宝元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于是元昊僭谋益急。……秋七月，盟诸蕃于贺兰山，谋攻鄜延。……冬十月，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2］上疏陈八事：按，八事全文载于《长编》卷一二四宝元元年九月丁巳，文多不录。
［3］夏守赟：夏守恩弟。《宋史》卷二九〇本传：“守赟字子美。初，守恩给事襄王邸，王问其兄弟，守恩言守赟四岁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时抚养，心辄念之。王为动容，即日召入宫，而怜其幼，听就外舍。后二年，复召入，王乳母齐国夫人使傅婢拊视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继迁叛，命使绥、夏伺边衅，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迁西上阎门使、提举诸司库务，以右千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为枢密都承旨，兼领三班院。每契丹使至，与杨崇勋迭为馆伴副使，凡十余年。擢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改马军、并代州都总管。累迁步军、马军殿前副都指挥使，建武、镇东、保大军节度使。俄以修大内劳，除殿前都指挥使，徙定国军节度使。守恩坐赃废，守赟亦以镇海军节度使罢管军，之本镇。逾年，徙定州路都总管，召知枢密院事。……晏殊、宋绶知枢密院，又召守赟同知院事。守赟请罢，以宣徽南院使、天平军节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复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总管，未至，徙高阳关，就判瀛州。卒，赠太尉，谥忠僖。”
［4］可为枢密：《宋史·宰辅表》二：“（宝元二年）五月壬子，夏守赟自镇海军节度使、真定都部署除知枢密院事。”
［5］为开封府推官：《范忠宣公集》卷一七《富公行状》：“（宝元）二年，召还为开封府推官，改知谏院。”
［6］擢知谏院：《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丙辰朔）知谏院富弼请罢宴彻乐。虽契丹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参知政事宋庠以为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使契丹还者，云契丹罢宴如弼言。上深悔之。”富弼康定元年正月初一已在谏院言事，其知谏院必在宝元二年也。
［7］元昊寇鄜延：《西夏书事》卷一三：“（宝元二年）冬十一月，寇保安军，不克。夏国与鄜延、环庆、泾原毗接，其环庆路边砦排密，近者三十里，远者四五十里，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兼有宿将刘平、赵振等为之守御。所以元昊不轻犯其境。惟鄜延地阔砦疏，自承平至安远约二百里，自长宁至黄河一百里，并无城砦，士兵寡弱。元昊尝以金币、王爵诱保安军诸族巡检刘怀忠，怀忠毁印斩使。元昊怒，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属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绝。径攻保安军。怀忠出战，败死。鄜延钤辖卢守勤急使巡检指挥使狄青将兵拒之。青临阵披发，带铜面具，往来奋击。元昊知不敌，解围退。”
［8］破金明：《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元昊反，拜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而贼出入于此，请益师。’不报。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设备。一日，引兵数万破金明砦，乘胜至城下。”金明，北宋延州所辖砦名，在今陕西安塞稍南。
［9］擒李士斌：士斌，误，当作“士彬”。《西夏书事》卷一三：“（宝元二年）元昊为书，以锦袍、金带投金明县上。约士彬同叛，候人得之。诸将皆疑，鄜延副都部署夏随曰：‘此夏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耶？’召士彬与饮，厚抚之。士彬感泣，誓立功自效。则元昊潜使人入金明，诱士彬曰：‘果约降，当富贵与共。’士彬斩使，纵从者还报。士彬，继周子也。（康定元年正月）破金明县，执都监李士彬。元昊诱士彬不得，使蕃部诈降。士彬白知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不可，赏以金帛，令隶麾下。于是降者络绎，分置诸寨甚众。元昊又令将士：与士彬遇，辄不战而退，曰：‘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士彬闻之，气益骄。一日，纵兵自保安军土门路入，声言取金明。士彬严兵，待夜分不至，释甲而寝。翌旦，兵大入，降者执士彬及子怀宝以献。”注：“《聚米图经》云：‘元昊本举兵趋延州，延州悉发兵捍东、西二路。士彬所部兵既分保极边小砦，但以数千人屯黑儿砦。夏兵并入中路，众寡不敌，一日间，三十余砦尽破，士彬父子俱死。’又司马光《记闻》云：‘夏人入寇，范雍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砦。士彬子怀宝谏曰：“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可支也。”士彬不听，怀宝遂战死。士彬急使其心腹赤定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马走延州，范雍不信，使人诇之，皆为夏人所擒。’又云：‘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杀，后十余年乃卒。’”
［10］延帅范雍：《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二月癸酉）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己卯，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环庆路安抚使。”《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癸丑，降振武节度使、知延州范雍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刘平、石元孙也。”钤辖卢守勤：《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赏保安军守御之功，鄜延钤辖、六宅使、荣州防御使卢守勤为左骐骥使。”又据《长编》卷一二四范雍奏本，康定元年正月时，卢守勤因病在告。当时范雍以为金明寨不可能陷落，加之卢守勤病，故不赴援也。
［11］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癸酉，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丁丑，至万安镇。平、元孙领骑兵先发，步军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将二千余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雍皆召之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乃德和、政、遵所将兵悉至，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陈东行五里，平令诸军齐进。至三川口，遇贼，时平地雪数寸，平与贼皆为偃月阵相向。有顷，贼兵涉水横阵，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军争奋，杀贼骑五七百人，乃退。贼复蔽盾为阵，官军亦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胫皆中流矢。日暮，战士上首级及所获马论功，平曰：‘战方急，且自记之，悉当赏汝！’语未已，贼以轻兵薄战，官军却引二十余步。黄德和居阵后，见军却，率麾下军走保西南山，众军随皆溃。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执其辔拜之曰：‘当勒兵还，并力拒贼。奈何先引去！’德和不从，遂策马遁，与宜孙皆趋甘泉。”
［12］刘平、石元孙战死：《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戊寅，（刘）平遣军校以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力战拒贼，贼退还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贼一里所。贼夜使人至寨问主将所在，平戒军士勿应。复使人诈为戍卒送文牒者，至则杀之。夜四鼓，环寨大呼曰：‘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平使人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己卯，贼黎明复呼曰：‘汝降乎？不然，当尽死！’又使人应之曰：‘汝欲和者，当为汝言之于朝。’贼举鞭麾骑士自山四出，合击官军，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冲阵分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贼围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将，城中忧沮，不知所为。会是夕大雪，贼解去，城得不陷。”注云：“万俟政，庆州东路都巡检，三月乙卯，赠子官。郭遵，开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三月癸酉赠官。刘平、石元孙被执，《实录》称是月十九日。王偁《东都事略》：‘元昊围延州，刘平、石元孙与贼战于三川口，王师败绩，平死之。’”
［13］雍、守勤归罪于通判计用章、都监李康伯，皆窜岭南：《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延州之围既解，钤辖卢守勤与通判临邛计用章更讼于朝廷，亦命文彦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既改除守勤陕西钤辖，知制诰叶清臣闻朝廷议薄守勤罪，而流用章岭南，即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昊贼，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宁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昊贼退，守勤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边将。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复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陈，冀望取信。止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勤。此必有议者结附中人，荧惑圣听，以为方当用师边陲，不可轻起大狱。臣观前史，魏尚、陈汤虽有功，尚不免削爵罚作，案验吏士。何况拥兵自固，观望不出，恣纵羌贼，破一县，擒二将，大罪未戮，又自蔽其过，矫诬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设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勤谋见贼之行，乃是归款，二者之责，孰为重轻，望诏彦博鞫正其狱。苟用章之状果虚，守勤之罪果白，用章寘重科，物论亦允，无容偏听一辞，以亏王道无党之义。’”同书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辛亥，降鄜延钤辖、左骐骥使、荣州防御使卢守勤为湖北都监，安抚都监、左侍禁、合门祗候李康伯为均州都监，通判延州、秘书丞计用章除名，配雷州本城。守勤坐昊贼围城，对范雍抚膺下泪，并易蕃官马。用章坐诬告守勤，托病不出兵，又尝劝范雍弃城保鄜州。康伯坐雍欲遣使说贼而辞不行也。然议者以守勤之责犹薄云。”
［14］德和诬奏平降贼：《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丙戌朔）刘平、石元孙败，黄德和诬奏两人降贼，知枢密院事夏守赟颇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为质。”同书同卷：“（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初，黄德和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纵掠居民七日，达鄜州。明日，有败卒从间道至，德和问以刘平、石元孙所在，对曰：‘方战时相失，不知所在，或言以失亡多，不敢归，已降贼矣。’德和曰：‘若尔，平降贼明矣。今当作奏，言吾与汝转战得出，不惟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既出，乃扬言平实降贼。有蕃落将吕密者，亲见贼执平及元孙，亦绐对德和曰：‘贼以红旗导平等西去。’德和喜与其意合，乃命亲吏作吕密等状，谕以今列名者皆得赏，吏又私增军士数人。即上奏言：‘贼以生兵冲破大阵，臣与刘平等阻西山为寨，再接战，而平败降贼。臣等不受屈，力战得出。’”
［15］德和竟坐腰斩：《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文彦博等劾河中府狱，既得实，庞籍言黄德和退怯当诛。丙午，腰斩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都监黄德和于河中府，仍枭首延州城下。王信者，亦杖杀之，坐诬告其主也。”
［16］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己丑，皇城使、文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守忠领梓州观察使，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言：‘唐代之衰，始疑将帅，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今守忠为都钤辖。与监军何异？昨用夏守赟，已失人望，愿罢守忠勿遣。’不听。”注云：“《神道碑》及《实录》附传并云‘诏罢守忠不遣’。按，守忠以二月受命赴陕西，五月乃至陕西，罢赴阙，碑、传皆误矣。或弼上言在五月间，守忠卒因言故罢，当考。”
［17］观察使魏昭昞为同州：《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壬午）新知滑州、引进使、郢州防御使魏昭昞知同州。知谏院富弼言：‘昭昞乳臭儿，必败事。’”注云：“此据富弼神道碑，碑云：昭昞以观察使知同州，而《实录》但书防御使。及四月责降，乃书观察使，不知何时迁改。据本传云徙同州，改观察使，亦无月日，恐相继即有此命，故碑云尔。”同书同卷康定元年三月癸未注：“魏昭炳正月二十七日知同州，四月八日责陕州。”
［18］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壬午）弼又言：‘殿前副都指挥使郑守忠、马军副都指挥使高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不报。”注云：“碑又云弼论郑守忠、高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为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按，守忠为殿前副帅，化为马军副帅，乃景祐四年闰四月，弼此时未知谏院。今年十二月，守忠罢殿前副帅，除安远节度、知徐州；化自马军副帅代守忠为殿前副帅，又与碑不合。”
［19］侍御史陈洎往陕西督修城：《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六月）乙未，陕西提举修筑城池、殿中侍御史陈洎兼催督市籴粮草。”
［20］潼关：古关隘名，在今陕西临潼境内。《文献通考·舆地考》八：“潼关，因潼水而名，又名冲关，以河水自龙门冲击至华山东也。然潼关皆土而无石，剑关皆石而无土，两关号天下之险，而潼关不如剑门险矣。”
自用兵以来，吏民上书者甚众，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诰本中书属官，可选二人，置局中书，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学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乞与廷辩。又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1］，国初范质、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2］。今兵兴，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领。”仁宗曰：“军国之务，当尽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内降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3］。宰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夺权也。”
时西夏首领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称伪将相来降［4］，补借、奉职，羁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5］，当厚赏以劝来者。”上命以所言送中书。公见宰相，论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极论之，上从公言，以宰相兼枢密使。
除盐铁判官［6］，迁太常丞、史馆修撰，奉使契丹［7］。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诰［8］，纠察在京刑狱［9］。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10］，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11］，不报。
使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12］，恳辞不受。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寻迁翰林学士［13］。公见上力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虏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赏乎！”
庆历三年三月，遂命公为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14］。七月，复除枢密副使［15］。公言：“虏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虏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卧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前命［16］。
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17］，上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谕公曰［18］：“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时晏殊为相［19］，范仲淹为参知政事［20］，杜衍为枢密使［21］，韩琦与公副之［22］，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23］，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24］，历颂群臣，皆得其实。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25］。”天下不以为过。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责成于公与仲淹，望太平于期月之间，数以手诏督公等条具其事。又开天章阁召公等。公等坐，且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与仲淹各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又自上河北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笺注】
［1］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资治通鉴·周世宗显德六年》：“（六月）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知枢密院事。以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宋史》卷二四九本传：“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人。……世宗即位，授右监门卫大将军、枢密副使。从平寿春，加检校太傅，进爵邑，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宋初，进位右仆射。”
［2］范质、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范质字文文素，大名宗城人。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宋初，加兼侍中，罢参知枢密。……乾德初，帝将有事圜丘，以质为大礼使。”《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溥，汉乾祐中举进士甲科，为秘书郎。广顺初，授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二年，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三年，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世宗显德）六年夏，命参知枢密院事。恭帝嗣位，加右仆射。宋初，进位司空，罢参知枢密院。乾德二年，罢为太子太保。”《宋史·宰辅表》一：“（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周宰相范质自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依前守司徒，加兼侍中。王溥自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书其检：谓书其封缄之处也。古书以竹木简为之，书成，穿以皮条或丝绳，于绳结处封泥，在泥上钤印，谓之检。《急就篇》卷三：“简札检署椠牍家。”颜师古注：“检之言禁也，削木施于物上，所以禁闭之，使不得辄开露也。”
［4］西夏首领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称伪将相来降：《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庚子，以西蕃首领三班奉职吹同乞砂、三班借职吹同山乞并为左千牛卫将军，各赐帛三十匹、茶三十斤，使还本族捍贼，始用富弼之言也。”按：《长编》、《西夏书事》“吹同乞山”均作“吹同山乞”，恐东坡所记有误，或传刻之误，当以“山乞”为正。
［5］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西夏书事》卷一三：“（宝元二年闰十二月）杀蕃族吹同乞砂等家。乞砂，西蕃首领，与弟吹同山乞各率族兵于蕃界，擒夏官内奔。元昊追之不及，尽诛二人家属。”
［6］除盐铁判官：《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丁亥）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知谏院富弼为盐铁判官。”
［7］迁太常丞，史馆修撰，奉使契丹：《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乙未，太常丞、史馆修撰富弼为契丹主正旦使，供备库副使赵日宣副之。”注云：“据富弼《语录》，副使乃张从一，非赵日宣也。”
［8］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诰：《会要·选举》三之二二：“（康定二年）二月五日，知制诰富弼言事。”
［9］纠察在京刑狱：北宋设在京城的刑狱审核部门。《宋史·职官志》三：“大中祥符二年，置纠察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时以报；若理有未尽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宋史·刑法志》三：“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复。官制既行，罢审刑、纠察，归其职于刑部。”《范忠宣公集》卷一七《富公行状》：“充三司盐铁判官，迁太常丞、史馆修撰，差使契丹。……（康定）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10］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此重言富弼出使契丹之事也。参前注。
［11］欧阳修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欧阳修集》卷九八《论禁止无名子伤毁近臣状》卷末按云：“庆历二年，公为校理，尝上书引李希烈事，乞留富弼使虏，见苏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书逸。”则是此札已佚，不得见矣。
［12］使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闰九月）庚辰，复命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富弼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弼又固辞。先是，吕夷简当国，人莫敢抗，弼既数论事侵之，及堂吏以伪署度僧牒诛，夷简益恨，因荐弼使契丹，变易国书，欲因事罪之。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报。而弼受命不少辞，自初奉使，闻一女卒，再奉使，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尔。’”
［13］迁翰林学士：《翰苑群书·学士年表》：“（庆历二年）十月，以左正言、知制诰拜（翰林学士）。固辞，罢。”
［14］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甲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弼时再上章，辞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尝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昔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收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是事未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弛。非臣务饬小廉，诚恐误国事也。’上察其意坚定，特为改命焉。”
［15］七月，复除枢密副使：《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三年三月戊子）富弼自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固辞。”
［16］逾月，复除前命：《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三年）七月丁丑，富弼自史馆修撰除枢密副使，固辞。八月丁未，复命之。”
［17］紫宸殿：北宋大内之前殿。《宋史·地理志》一：“（大庆殿）北有紫宸殿旧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视朝之前殿也。”
［18］宰相章得象：《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乙酉）户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加工部尚书、枢密使。”
［19］晏殊为相：《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二年七月壬午）晏殊自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戊子）晏殊自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20］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同书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21］杜衍为枢密使：《宰辅表》二：“（庆历三年四月）乙巳，杜衍自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除枢密使。……（庆历四年）九月甲申，杜衍自检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就同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22］韩琦与公副之：《宋史·宰辅表》二：“（庆历三年）四月甲辰，韩琦自陕西四路马兵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除）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自安抚经略招讨使（除）枢密副使。”
［23］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庆历三年三月，增置谏官，以欧阳修、王素、蔡襄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癸巳）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同书卷一四〇：“（庆历三年四月己酉）著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襄作诗贺之，辞多激劝。三人者以其诗荐于上，寻有是命。”《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五品服。”
［24］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宋史·石介传》：“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杜）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曰：‘于惟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览英贤，手锄奸枿。大声沨沨，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累之发。昆虫蹢躅，怪妖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闻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乃相予，笙镛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博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惟汝仲淹，汝诚予察。他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贼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疏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廑竭。契丹忘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怯。卒复旧好，民得实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曰衍汝来，汝于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拂越。遂长枢府，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岂视扂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与靖，立朝谳谳。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悫，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毋钳汝舌。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往太平，日不逾浃、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艰，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帝之德。群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堕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觐，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英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原皇帝，寿万千年。’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25］一夔一契：谓范仲淹及富弼，一可比夔，一可比契也。夔，舜时乐官。契，舜时教化之官。《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而不臣［1］。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来告，举兵讨元昊［2］。十二月，诏册元昊为夏国主［3］，使将行而止之，以俟虏使。公曰：“若虏使未至而行，则事自我出，既至，则恩归契丹矣。”从之。
是岁，契丹受礼云中［4］，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5］，于河东为近。上问公曰：“虏得无与元昊袭我乎？”公曰：“虏自得幽、蓟，不复由河东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饶，而河东崄瘠，且虞我出镇、定［6］，捣燕、蓟之虚也。今兵出无名，契丹大国，决不为此。就使妄动，当出我不意，不应先言受礼云中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今契丹背约，结好于我，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虏筑威塞州以备之［7］，呆儿屡杀威塞人，虏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公曰：“虏虽不来，犹欲以虚声困我。若调发，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虏若入寇，臣为罔上且误国。”上乃止，虏卒不动。
公谓契丹异日作难，必于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请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8］。上虽不信，公惧，因保州贼平［9］，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10］。使将还，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11］。谗者不已，罢安抚使［12］。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13］。
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具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14］。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上闻之，遣使劳公，即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
王则据贝州叛［15］，齐州禁兵马达［16］、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师，欲以其众叛，将屠城以应则。握之婿杨俊诣公告之，齐非公所部，恐事泄变生。时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公度从训可使，即以事付从训，使驰至郡，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礼部侍郎。公又恳辞不受［17］。
【笺注】
［1］称男而不臣：《西夏书事》卷一五：“（庆历三年）夏四月，更名曩霄，遣使称男纳款。元昊虽欲改事中国，以初叛时朝廷诛其使者，不敢遽自陈请。李文贵所赍旺荣等书，犹假臣下名，以伺动静。庞籍令保安军签书判官邵良佐开函视之，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而不称臣。籍言：‘名体未正，不敢以闻。’籍具以闻，且言：‘元昊自叛以后，虽屡胜，然丧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辞气稍顺，愿听贺从勖赴阙，更选使者至彼申谕，必称臣矣。’仁宗许之，下令夏使所过郡邑加礼迎候，逐州通判官就驿燕劳。于是籍遣良佐送从勖赴阙，馆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书呈中书省，资政殿学士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则是契丹为无敌于天下矣。须令称臣，乃可许和。’”(https://www.daowen.com)
［2］四年七月，契丹来告，举兵讨元昊：《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七月）癸未，契丹遣延庆宫使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其书略曰：‘元昊负中国当诛，故遣林牙耶律祥等问罪，而元昊顽犷不悛，载念前约，深以为愧。今议将兵临贼，或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其实纳契丹降人，契丹讨之，托中国为名也。参知政事范仲淹言：‘臣窃见契丹来书，志在邀功，势将构难，还答之际，尤宜慎重。……契丹、元昊，本来连谋，今日之情，未可凭信。臣请朝廷建捍御之谋，以待二敌，不必求二敌真伪之情。边事如此，恐误大计。’又言：‘契丹来书，称朝廷曾请契丹止遏元昊。今闻名体未顺，遂举兵讨伐，又请朝廷绝元昊进贡。契丹安肯为朝廷特举大兵以讨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与元昊有隙，必行讨伐，其人使即合坚请阻绝元昊，何却只问杨守素往来次第，是无必讨伐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言见北主亲言须指挥夏州令杨守素入南朝勾当，必是动有关报。今来敌使却言北朝并不知仔细，此不可信三也。”
［3］诏册元昊为夏国主：《西夏书事》卷一七：“（庆历三年）十二月，受册为夏国主。初，梁适至契丹，契丹主当适面遣使夏国，自言指呼之间，便令曩霄依旧称臣。及其出兵伐夏，又遣使告宋，以曩霄名体未正，请为中国讨之，乞止封册。于是，朝廷闻契丹已与夏平，乃遣祠部员外郎张子奭等赐册命曰：‘咨尔曩霄，抚爰有众，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启乃邦。朕嘉自新，故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充副使，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藩辅，光膺宠命，可不谨欤？’仍赐御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册以漆书竹简凡二十四，长尺一，藉以天下乐晕锦。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龟纽锦绶。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属，使于京就驿贸买，宴坐朵殿。朝使至国相见，用宾主礼。”
［4］云中：契丹府名，在今山西大同。《宋史·地理志》六：“云中府，唐云州，大同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号为西京。”
［5］元昊伐呆儿族：《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契丹夹山部落呆儿族八百户归元昊，契丹主责还，元昊留不遣，契丹主遂亲将至境上，各据山严兵相持，元昊奉卮酒为寿，大合乐，折箭为誓，乃罢。契丹夜以兵劫元昊，元昊有备，反以兵拒之，大败契丹主，入南枢密萧孝友寨，擒鹘突姑驸马。契丹主从数十骑走，元昊纵其去，寻复与契丹解仇如故。”
［6］镇：镇州，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七《正定府》：“宋复曰真定府，常山郡，成德军节度，为河北西路治。”定：定州，属河北路，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元丰九域志》卷二：“上，定州，博陵郡，定武军节度。治安喜县。”
［7］威塞州：在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西夏书事》卷一七：“（庆历三年十二月）契丹筑威塞城，遣呆儿族扰之。契丹主闻曩霄怨望，遣北院大王耶律侯哂巡视西边，沿河要地，尽修堡砦，又于天德军压夏境增筑威塞城备之。曩霄使呆儿族降户时出侵扰，杀其役卒。”
［8］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
［9］保州贼平：《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甲午）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曰天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卒为三部，使援邻道。太祖常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偏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通判保州、秘书丞新昌石待举献计于都转运使张昷之，仍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仍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尤不悦巡检司。云翼卒扬言为乱，知州、如京使、兴州刺史刘继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纳私所置教阅器仗。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弯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因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待举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会继宗亦挈家至，与待举列无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兵。既而转斗不敌，继宗、待举复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继宗渡城濠，溺水死，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卒所害。众怨待举甚，揭其首，众射之。又疑走马承受刘宗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始迫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首，守一不从而死，乃拥韦贵据城以叛。礼宾副使、兼阎门通事舍人、知广信军刘贻孙与走马承受宋有言临城谕叛兵，有欲降者，计未决，而诸路各进军来讨，遂复固守拒命。”注云：“保州兵乱乃八月初五日，朝廷于初九日始知。富弼使河北，实初五日受命，此时朝廷未知保州兵乱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饬边备，未行而保州乱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缘此遂行，实非始谋也。其后弼有《辨谗谤札子》，却云因保州乱，坚乞得河北宣抚。盖小误。然事适同日，不妨便文。”同书同卷：“（甲寅）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领，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再降敕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选人赍敕入城，若遂开门，即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趋保州，攻城甚急，会有诏招安，贼不肯降，乘陴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李步军，谓昭亮也。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与田况同谕贼，贼终未信。右侍禁郭逵径逾壕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辨，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信之。争投兵下城，降者二千余人，遂开门纳官军。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坑杀之。降卒二千余人，悉分隶诸州。宣抚使富弼恐复生变，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诸州有一不从，为变不细。’弼悟，乃止。工部郎中、直昭文馆、知沧州刘涣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逾月，云翼军士又谋反，居人惶急，涣以单骑至，械其首恶诛之，一军帖然。”
［10］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先是，辅臣奏事垂拱殿，帝面谕之曰：‘北敌受礼云州，恐遂袭我河东，两府宜设备。’弼退而上言：‘臣误荷奖擢，无所施设，致此外患，上烦圣虑，闻命震惊，不遑启处。然退自思念，仅得粗略，窃谓契丹必不袭河东，其事有九：无名，一也；动称王师，不肯窃发，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长驱，必不由河东险阻而来，易入难出，三也；河北富实，河东空乏，必不肯击虚乏，而惊我备富实之地，四也；河北无备，河东有备，以北敌萌南下之心久矣，临事必不肯舍无备而攻有备，五也；若欲乘我不测而入，当行诡道，出于仓卒，必不肯先报云州受礼，六也；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前年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因此有隙，屡出怨辞。契丹恐其侵轶，于是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儿族累杀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来，遂举兵西伐，验之非诈，今必无会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袭河东，岂不防攻燕为牵制之术？于今不闻备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蓟，不复由河东侵逼，九也。臣验此九事，故知契丹不袭河东必矣。今臣但论目下不为河东之患，过此以往，则非臣所知。臣谓契丹异日之祸，独在河朔，河东只可为牵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御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议之未合，只欲且令田况往彼按臣所说，此乃平时悠悠所为，非今来确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一二年来，虽名为设备，其实未堪御寇。乃是张备豫之虚声，适足重敌人之奸计，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岁奉使契丹，理当无所增赂，盖为朝廷方尽力西鄙，未遑北事，于是忍羞自屈，岁益所入，聊以款兵缓祸，而望雪耻于后也。臣今所乞，必愿俞允，不惟训兵备敌，以安元元，至于身羞国耻，庶几可刷。’于是命弼宣抚河北，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11］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12］谗者不已，罢安抚使：《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六月庚午）先是，夏竦谗言石介实不死，富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朝廷疑之。弼时知郓州，亟罢京西路安抚使。既而北边按堵如故，竦谗不效，弼自郓州徙青州，仍领京东路安抚使。竦在枢府又谗介说敌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请发棺验视。朝廷复诏监司体量。中使持诏至奉符，提点刑狱吕居简曰：‘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中使曰：‘善。’及还奏，上意果释。”
［13］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五月壬午）徙知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
［14］凡活五十余万人：徐度《却扫编》卷中：“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15］王则据贝州叛：《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本涿州人，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连德、齐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乱河北。会党人潘方净怀刃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不待期亟叛。时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得一走保骁捷营。贼焚门，执得一，囚之。兵马都监田斌以从卒巷斗，不胜而出。城扉阖，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弃其家缒城出，保南关。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元亨拒之，杀元亨。又出狱囚，囚有憾司理参军王奖者，遂杀奖。既而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湙皆被害。则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改元曰得圣，以十二月为正月。初，变起仓卒，众莫知所为，元亨自天庆观促马驰还坐厅事，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排闼而入，左右皆奔溃。贼胁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库钥。’元亨据案叱之曰：‘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尔，钥不可得也。’贼将郝用继来，索愈急，曰：‘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元亨厉声张目骂贼，用遂杀之，贼争众钥去。及城破获用，斩以祭元亨。元亨，束鹿人也。十二月辛丑朔，（贾）昌朝以贝州反书闻。内出札子下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设守备，毋致奔逸。其契丹贺正旦使，当由他道至京师。”
［16］齐州：属京东东路，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元丰九域志》卷一：“上，齐州，济南郡，德兴军节度。治历城县。”
［17］再除礼部侍郎。公又恳辞不受：《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二月）丙辰，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知青州富弼为礼部侍郎。始，王则据贝州叛，齐州禁兵马达、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帅，欲以众叛，屠城应则。握之婿杨俊诣弼告之。齐非弼所部，恐事泄变生。时内侍张从训衔命至青，弼度从训可使，即以事付从训，使驰至齐，谕守臣发兵取之，无得脱者。乃自劾擅遣中使之罪。上嘉之，故有是命。弼固辞不受。”
迁资政殿大学士。以明堂恩［1］，除礼部侍郎［2］，徙知郑州［3］，又徙蔡州［4］，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5］，迁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6］。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7］。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仁宗密詗知之。欧阳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语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8］。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也哉？”修顿首称贺。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恐。文彦博与公等直入问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监视禳祷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关白而后行，禁中肃然。嘉祐三年，加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9］。公之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议，无心于其间，故百官任职，天下无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赋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谓之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国太夫人忧［10］，诏为罢春燕［11］。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12］，公以谓金革变礼［13］，不可用于平世。仁宗待公而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天下称焉。
英宗即位，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4］，迁户部尚书［15］。逾年，以足疾，求解机务，章二十上，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16］。公五上章，辞使相［17］，且言：“真宗以前不轻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执政欲自为地，故开此例。终仁宗之世，宰相、枢密使罢者皆除使相，至不称职，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愿立法自臣始。”不从。
神宗即位，改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18］。公又乞罢使相，乃以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赴阙［19］。公以足疾，固辞，复判河阳［20］。熙宁元年，移汝州［21］，且召入觐。以公足疾，许肩舆至殿门，上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22］。令男绍隆入扶，且命无拜。坐语从容，至日昃，赐绍隆五品服。再对，上欲留公为集禧观使，力辞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3］。
公既至，未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诤之臣［24］，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25］，上以久旱，不许。群臣固请作乐，公又言：“故事，有灾变皆彻乐，恐上以同天节虏使当上寿［26］，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
公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上亲书答诏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谢，复申戒不已：“愿陛下待群臣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27］。”
公始见上，上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为戒。八月，以疾辞位，拜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复以公请，改亳州［28］。
时方行青苗息钱法［29］，公以谓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请，愿请者皆贫民，后不可复得，故持之不行。而提举常平仓赵济劾公以大臣格新法［30］，“法行当自贵近者始，若置而不问，无以令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31］。公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复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寻请老［32］，拜司空，复武宁节度使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致仕。
【笺注】
［1］明堂：《宋史·仁宗纪》：“（庆历八年十一月）庚辰，朝飨景灵宫。辛巳，飨太庙、奉慈庙。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壬辰，加恩百官。”
［2］除礼部侍郎：《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辛未，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礼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粮饭劳之，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及流民将复其业，又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帝闻之，遣使慰劳，就迁其秩。弼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人，而实杀之。弼所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注云：“弼墓志、神道碑、朱墨史附传并云：弼先以救灾加礼侍，辞不受。又以捕齐兵再加礼侍，亦不受。考其事迹，盖颠倒也。先加礼侍在去年三月，乃捕齐兵；后加礼侍，则救灾之故。盖河北大水，实缘去年六月河决商胡，民流当夏、秋间。若春时，河北固未尝有大水也。今悉正之。”
［3］徙知郑州：拙撰《北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考》列富弼知郑州在皇祐三年，可参。
［4］徙蔡州：《范忠宣公集》卷一七《富公行状》：“知青州。徙知郑州，又徙蔡州。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拙撰《北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考》列富弼知蔡州在皇祐三年至五年，可参。
［5］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范忠宣公集》卷一七《富公行状》：“徙蔡州。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八月壬子）礼部侍郎、知河阳富弼为户部侍郎。”
［6］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长编》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乙巳，观文殿学士、户部侍郎富弼为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7］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宋史·宰辅表》二：“（至和二年六月戊戌）富弼自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判并州加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文彦博自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加监修国史。”
［8］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9］嘉祐三年，加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宋史·宰辅表》二：“（嘉祐三年）六月丙午，富弼自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加礼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
［10］六年，丁秦国太夫人忧：《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正月）己亥，宰臣富弼以母丧去位。”
［11］罢春燕：《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正月）庚子，以富弼母丧，罢大燕。时同知礼院晏成裕言，君臣之义，哀乐所同，请罢春燕，以表优恤大臣之意。上亟从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议者或以为过云。”注云：“为大臣母丧辍燕，仁宗盛德也，而《实录》及《会要》乃云‘议者皆以为非’，是不然矣。谓成裕与弼亲嫌，不当建请，则犹可。”
［12］起复：《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甲戌，富弼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弼辞不拜。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谓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或言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既又同为宰相，琦性果断，弼性审谨。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变色曰：‘絮是何言与？’又尝言及宰相起复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于是弼力辞起复，且言：‘臣在中书，盖尝与韩琦论此。今琦处嫌疑之地，必不肯为臣尽诚敷奏，愿陛下勿复询问，断自宸虑，许臣终丧。’琦见之不乐。自是二人稍有间云。”
［13］金革变礼：谓因金戈征战之事才可以改变常礼也，若无金戈，则不应行此变礼。变礼，不合典常、适应特殊情况所设之礼。《汉书·儒林·张山拊传》：“昔周公薨，成王葬以变礼，而当天心。”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春秋》有经礼，有变礼。……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
［14］英宗即位，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富弼既除丧，戊午，授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5］迁户部尚书：《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迁右仆射，曾公亮迁户部尚书，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
［16］判河阳，封祁国公：《长编》卷二〇五：“（治平二年七月壬戌）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余。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祁：原本作“祈”，显误。据《宋文鉴》卷一四七改。
［17］辞使相：《长编》卷二〇五：“（治平二年七月壬戌）初，除仆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言：‘仆射是正二品官，师长百僚，使相者，文武中并是第一等俸禄。臣因病退，反有此授，固不敢当。真宗以前惜此官禄，未尝轻有除拜。仁宗冲幼即位，不曾检详祖宗故事，兼当时执政者徇私，亦欲自为地，遂开此例。终仁宗一朝，罢相罢枢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间最为不可者数人，并以不称职及过恶彰露，台谏官互有弹劾，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领大藩，人情非常不允。臣其时正在中书，以仁宗暮召学士，次日宣制，无由进说。陛下临御以来，未曾除人，可从今以去，一一谨惜。若此等爵禄泛泛者容易付与，别或有大贤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陛下更何以爵禄旌赏之？使相以上，只有三师三公，其品秩虽崇，而俸禄甚少，比使相绝然不侔也。愿立法自臣始。’不从。弼止乞罢使相或仆射一官，诏许罢仆射而改制焉。”使相谓仅有相名而不预政事的高官。《宋史·职官志》一：“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敕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已。”
［18］神宗即位，改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东都事略》卷六八《富弼传》：“治平二年，以疾辞位，拜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神宗即位，改镇武宁，进封郑国公。”
［19］集禧观使：宋宫观使名，亦为祠禄官名，往往加给宰辅之退位者。《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六月）丙戌，新修集禧观成。初，会灵观火，更名曰集禧，即旧址西偏复建一殿，其祀五岳，名曰奉神殿，盖取真宗尝著《奉神述》也。”
［20］复判河阳：《会要·职官》五四之五：“治平四年九月，观文殿大学士富弼为集禧观使，复判河阳。熙宁元年四月，再充使。”
［21］熙宁元年，移汝州：《长编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右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
［22］内东门小殿：内东门乃后宫与前廷之间的一座小门，皇帝上朝及出宫，皆由此门出入。门旁建小殿一间，为皇帝召见大臣私下议事之处，小便殿也。
［23］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史·宰辅表》二：“（熙宁二年）二月己亥，富弼自观文殿大学士、行尚书左仆射加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24］辅拂：即“辅弼”，“拂”与“弼”一音之转，通假字也。《荀子·臣道》：“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
［25］群臣请上尊号：《宋史·神宗纪》一：“（熙宁二年）四月丁酉朔，群臣再上尊号，不许。戊申，宰臣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诏不允。”
［26］同天节：神宗诞节，在每年四月十日。《宋史·神宗纪》一：“（治平四年二月）庚寅，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同书同卷：“（熙宁二年四月）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
［27］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谓不可因亲近或疏远决定高兴或不高兴的态度，不可因个人喜好或厌恶决定任用或不任用。《文选》卷三七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28］改亳州：《宋史·宰辅表》二：“（熙宁二年）十月丙申，富弼自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加检校太师，依前行左仆射、同平章事，以武宁军节度使判亳州。”
［29］青苗息钱法：元陈世隆《北轩笔记》：“装局取物，俗语谓之‘设法’。受者非惠，与者如弃，谓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出者，诱之使饮。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则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刘展乱纪，元载以吴越州县赋调积逋，郡吏重敛，不约户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捕，然后薄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呜呼！元载、王安石，忍人哉！”
［30］提举常平仓赵济：《邵氏闻见录》卷九：“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格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以左仆射判汝州。过南京，张公安道为守，列迎谒骑从于庭。”赵济盖王安石最初派往京东之常平使者，后进之辈也。《宋史》无传。
［31］判汝州：《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甲辰，武宁军节度使、左仆射、同平章事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通判亳州、职方郎中唐諲，签书判官、都官员外郎萧傅，屯田员外郎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责降，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
［32］寻请老：《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九月戊戌）左仆射、知汝州富弼许以西京养疾。弼至汝州，逾两月，固称疾求归。诏听之。”
公虽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交趾叛，诏郭逵等讨之［1］。公言：“海峤崄远，不可以责其必进。愿诏逵等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来争河东地界［2］，上手诏问公。公言：“熙河诸郡，皆不足守，而河东地界，决不可许。”
元丰三年，官制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是岁，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3］：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尧臣尝与文彦博、刘沆及公同决大策［4］，乞立储嗣，仁宗许之。会翊日有瘳，故缓其事，人无复知者。以其父尧臣所撰诏草上之。上以问彦博，彦博言与同老合。上嘉公等勋绩如此，而终不自言，下诏以公为司徒，且以其子绍京为閤门祗候。
六年闰六月丙申，薨于洛阳私第之正寝，享年八十。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5］，世莫知其所言者。上闻讣震悼，为辍视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赙恤其家者甚厚。赠太尉，谥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
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后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绍庭［6］，朝奉郎；曰绍京，供备库副使，后公十月卒；曰绍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长适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7］，卒，又以其次继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适承议郎范大琮；次适宣德郎范大珪。孙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朝奉郎；直亮，假承务郎。
公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愠。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恶，盖出于天资。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并用，则小人必胜，薰莸杂处［8］，终必为臭。”其为宰相及判河阳，最后请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天子之职也。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9］；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辙，必胜而后已。小人复胜，必遂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10］，《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二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11］，《奉使录》四卷，《青州振济策》三卷。
【笺注】
［1］交趾叛，诏郭逵等讨之：《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交趾围邕州。初，沈起经略广西，妄言被旨谋讨交趾，又擅抚纳恩、靖州侬善美及于融、宜州疆置城寨，杀人以千数，交人震扰。诏以刘彝代起，冀使招辑之，而彝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谋，欲以钩奇立异为功，始遣官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盐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之。于是交趾益贰，大集兵丁，谋入寇。知邕州苏缄伺知其实，以书抵彝，请罢所行三事如故，无使交人兴师有名。彝不听，反移文劾缄沮议，又责令不得辄言边事。于是交人果大举，众号八万，十一月抵海岸，未旬日陷钦、廉二州，破邕之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缄闻贼且至，阅郡兵，得厢禁卒并老弱才二千八百人，召官吏与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州民震惊，将窜逃者不可胜数。……（辛亥）命知延州、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入内押班李宪副之。”同书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戊子）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判太原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卨为副使，仍罢李宪。先是，赵卨上言：‘朝廷置招讨使、副，其于军事并须共议，至于节制号令，即乞归一。’于是李宪衔之，已而语卨，令边事止奏禀御前指挥，更不经中书、枢密院。卨对以朝廷兴举大事，若不经二府，恐类墨敕，于事未便。宪又言：‘将来若至军中，御前有指挥，事当何如？’卨曰：‘事若未便，军中不闻天子诏，当从便宜尔。’二人由是交恶，屡纷辨于上前。”
［2］契丹来争河东地界：《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庚子，辽主再遣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致书，见于紫宸殿。……辛丑，召辅臣对资政殿，命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韩缜、西上閤门使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乘驿往河东及辽人会识地界，速结绝以闻。注云：“缜初使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3］故参知政事王尧臣：《宋史·宰辅表》二：“（嘉祐元年闰三月癸未）王尧臣自枢密副使、给事中除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宋史》卷二九二本传：“王尧臣字伯庸，应天府虞城人。……居枢密三年，务裁抑徼幸，于是有镂匿名书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为疑也。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久之，帝欲以为枢密使，而当制学士胡宿固抑之，乃进吏部侍郎。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尧臣以文学进，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辞温丽。执政时，尝与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劝帝早立嗣，且言英宗尝养宫中，宜为后，为诏草挟以进，未果立。元丰三年，子同老进遗稿论父功，帝以访文彦博，具奏本末，遂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4］文彦博、刘沆：《宋史·宰辅表》二：“（至和二年）六月戊戌，文彦博自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知永兴军加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译经润文使。刘沆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加兵部侍郎、监修国史。富弼自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判并州加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5］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邵氏闻见录》卷九：“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公既薨，司马温公、范忠宣吊之。公之子绍庭、绍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苏内翰作公神道碑，谓‘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闻讣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设祭，恩礼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给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文潞公为留守，时节往来。”《长编》卷三三六：“（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论治乱之要，曰：‘臣闻自古致天下治与乱者，大纲不出谀佞、谠直之人二端而已。谀佞者进，人主不闻有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也；谠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乱之大略焉。臣自离朝廷，退居林下，时亦仰知朝政所为，大率谀佞者竞进，谠直者多处于外，虽有在朝者，盖恐触忤奸佞，亦皆结舌，不敢有所开陈。又闻近日中外或有事绪，上挠圣怀，而忠义之士但仰屋窃叹，不见有闻于上，致陛下不得知而更张之，此实非朝廷之福也。惟愿陛下开忠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讲求善政，变祸为福，俾天下受赐，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于陛下，其间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条列，但举其大要，惟圣君留神而择焉。不尔，即恐浸渍渐深，祸乱将至，则于时益烦宵旰之忧而亦无所济矣。老臣犬马区区之志，略陈其端，伏望圣慈无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又言：‘臣窃观大凡臣僚上封论事，其间甚有事沽激取虚名者，亦有希利禄求实欲者。臣今年整八十，可谓老矣。近日尤觉衰薾，举动须人扶策，家居坐卧，日与死迫，况已致政十有余年，固非事沽激、希利禄之时也。惟是忧国爱君之心愈深愈切，所以不量僭越，特有此奏闻，惟陛下少加省察，思而行之。’……弼既上疏，又条陈时政之失，以待上问，封押付其子绍庭。及卒，司马光、范纯仁来吊哭，绍庭以告曰：‘此殆遗表也。’光、纯仁曰：‘当即具奏，勿复启。’”按，富弼遗表全文载《长编》此卷，文多不录。
［6］绍庭：《东都事略》卷六八本传：“绍庭字德先，有家法，为时所称。始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尝为光禄寺丞，迁宗正丞，出为白波辇运、通判绛州。……建中靖国初，以绍庭为河北提举常平，绍庭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新法得罪，臣不敢为此官。’徽宗嘉之，除祠部员外郎，制曰：‘惟尔先正，相予祖宗。道德勋劳，竦服夷夏。其冢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见，犹当异之，以比甘棠，而况遗范之所在乎？尔少长义方，习以成性。今朕命尔领职常平，而乃力自贡其诚心，冀不违于先志。奏封来上，朕用汝嘉。《诗》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爱典祠之清选，而命汝陟焉，以劝夫孝于亲者。往其钦哉！’未几，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有子直柔。”
［7］北京留守冯京：《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辛未，观文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知河阳冯京为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同书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辛卯朔）彰德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冯京知河阳。”本文作于元祐二年，此时冯京在大名府任，故云。
［8］薰莸：香草与臭草。喻善恶不同也《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杜预注：“薰，香草；莸，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恶难除。”《魏书·辛雄传》：“今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
［9］无闷：没有苦恼烦闷。《周易·乾卦》：“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孔颖达疏：“遁世无闷者，谓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者，心以为乐，己则行之，心以为忧，己则违之。”
［10］《文集》八十卷：今已佚。《文献通考·经籍考》未著录。
［11］《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二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按，此六书宋时已佚，后人缀拾，得其三书。《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六一：“《富文忠札子集》六卷、《奏议》十二卷、《安边策》。晁氏曰：宋朝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天圣八年中制科。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丰中卒，年八十。谥文忠。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晁以道为之序，其略曰：‘人孰不仰公使虏之功？上乃拜公枢密副使，而公力辞。至和之末，请立皇嗣之功，人或未闻。公于褒进司徒则一命而不避。公闻人语及北事，便变色若不欲闻者。至青州救灾之功，平居喜为人道之。石介尝以夔、契方公矣，而严事王沂公。荐士后至将相者多矣，而最喜刘概。数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于仁宗时，言犹雨露也。英宗时，言犹海潮也。神宗时，言犹凤鸣也。’”
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如王质与其弟素［1］、余靖［2］、张瓌［3］、石介［4］、孙复［5］、吴奎［6］、韩维［7］、陈襄［8］、王鼎［9］、张显之［10］、杜杞［11］、陈希亮之流［12］，皆有闻于世，世以为知人。
元祐元年六月，有诏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庙廷［13］。明年，以明堂恩［14］，加赠太师。
绍庭请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愿有以宠绥之。”上为亲篆其首，曰“显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轼撰次其事。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世未尝无贤也。自尧、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则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15］，克享天心，则天畀以人，光明伟杰有如公者。观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则三宗之盛德，可不问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故命世之士［16］，罕能以功名终始者。臣观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终始，盖可谓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历问近臣：“孰能为朕使虏者？”皆以事辞免。公独慨然请行。使事既毕，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辞免者，自耻其不行，则惟公之怨，比而谗公，无所不至。及石介为《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则大臣疾公如仇，构以飞语，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尽辨其诬，卒以公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中国轻重。然一赵济敢摇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虽请老，有大政事，必手诏访问。又追论定策之勋，以告天下，宠及其子孙，然后小人不敢复议。雍容进退，卒为宗臣［17］。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18］。”岂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庙［19］，宜有颂诗，以昭示来世。其词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20］。四十四年，如丝之棼［21］。以人为嬉，以杀为儇［22］。兵交两河，腥闻于天。上帝厌之，命我祖宗。畀尔炉锤［23］，往销其锋。孰谓民远？我闻其呻。宁尔小忍，无残我民。六圣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后人，帝命是承。勿劓刖人［24］，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讳兵与刑。惟彼北戎，谓帝我骄。帝闻其言，折其萌芽。笃深莱公［25］，尺箠笞之［26］。既服既驯，则扰绥之。堂堂韩公，与莱相望［27］。再聘于燕，北方以宁。景德元禩，始盟契丹［28］。公生是岁，天命则然。公之在母，秦国寤惊［29］。旌旗鹤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30］。天欲赦民，公启其衷。北至燕然［31］，南至于河。亿万维生，公手抚摩。水潦荐饥，散流而东。五十万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濒。其在四方，自叶流根。百官维人［32］，百度惟正［33］。相我三宗，重华协明［34］。帝谓公来，陨星其堂［35］。有坟其丘，公岂是藏？维岳降神［36］，今归不留。臣轼作颂，以配《崧高》。
【笺注】
［1］王质与其弟素：王质、王素，皆前宰相王旦之犹子也。《东都事略》卷四〇《王旦传》：“素字仲仪，御史中丞孔道辅荐其材，拜侍御史。道辅贬，素亦出知鄂州，徙宣。召还州，知谏院。仁宗尝召谏官欧阳修及素等四人，嘉其论事无所避，悉赐章服。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使。徒知渭州，降知华州，又落职知汝州。久之，复天章阁侍制、知渭州，除龙图阁直学士。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求补外，除龙图阁学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读学士、知成都府，复知开封。为群牧使，出知许州。改端明殿学士，再知渭州，英宗劳遣之。改澶州观察使，知成德军，移青州观察使，复为端明殿学士，迁尚书左丞、知太原府，又知汝州。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致仕。卒，年六十七。谥曰懿敏。质字子野，旦犹子也。召试，除集贤校理、通判苏州。为开封府推官，出知寿州，徒庐州。贬监灵仙宫。起知泰州，迁荆湖北路转运使，知荆南府。为政有惠爱，召为史馆修撰，遂拜天章阁待制。初，范仲淹以言事贬饶州，方治党人甚急，质独扶病率子弟饯于东门，留连数日。明年，出知陕州，卒，年四十五。”本文引用时有删节。
［2］余靖：《东都事略》卷七五本传：“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举进士，为赣县尉。书判拔萃，改将作监丞、知新建县，迁秘书丞、集贤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意宰相贬饶州，谏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论仲淹不当贬，坐落职、监筠州酒税。徙秦州，知英州，以母忧去官。免丧，复为校理，除右正言。方是时，仁宗励精政事，增谏官员，将以有所为。靖数言事合意。庆历四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封册，靖独以谓：‘中国厌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挠我尔，是不可听也。’是岁，除知制诰、史馆修撰。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左迁将作少监、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忧去官。以秘书监知漳州，改桂州。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帅桂管，拜集贤院学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迁尚书左丞、知广州，拜工部尚书。代还，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赠刑部尚书，谥曰襄。”
［3］张瓌：《宋史》卷三三〇本传：“张瓌字唐公，洎之孙也。……判吏部南曹，为开封府推官、知洪州。徙两浙转运使，加直史馆、知颍州、扬州，即拜淮南转运使。入修起居注、知制诰。出知黄州，还判流内铨。英宗时，论第在先朝乞蚤定储副者，进左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刘瑾又讼其判铨日调其子不应法，复出濠州。历应天府、河南、河阳，请为太平州。瓌平生荐士，后虽不如所举，未尝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阶。当官遇事辄言，触忤势要，至屡黜，终不悔。卒，年七十。”
［4］石介：《东都事略》卷八五本传：“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世为农家。举进士甲科，为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台辟主簿，未至，以上书论赦，罢不召。秩满，为镇南军掌书记、嘉州军事推官。以内外艰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徕之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服除，召入国子监直讲。是时征元昊久无功，海内重困。仁宗奋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吕夷简以疾罢归第，夏竦罢枢密使，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参知政事，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枢密副使，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同时为谏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锐。介跃然喜曰：‘此盛德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德诗》。……诗出，孙复谓介曰：‘子祸始于此矣。’夏谏见而衔之。介在太学，以师道自居，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介始。直讲岁余，用杜衍荐，拜太子中允。又用韩琦荐，乃直集贤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
［5］孙复：《东都事略》卷八五本传：“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也。少举进士不中，居泰山之阳学《春秋》，著《尊王发微》，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鲁多学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复年四十，家贫不娶。丞相李迪将以弟之子妻之，复疑焉。介与群弟子进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而欲托以子，是高先生之行义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于是乃许。孔道辅为人刚直严重，闻复之风，就见之。介执仗屦侍左右，鲁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谋捕治，其家得诗，有复姓名，坐贬虔州商税，徙监泗水税，又徙知长水县，佥书应天府判官，通判陵州。翰林学士赵概等上言：‘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乃复以为直讲，居三岁而卒，年六十六。仁宗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其家录其书十有五篇，藏于秘阁云。”复，《宋史》卷四三二有传；欧阳修《居士集》卷二七有《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6］吴奎：《东都事略》卷八五本传：“吴奎字长文，潍州北海人也。年十七举进士，既冠，调古田簿、广信军判官。再迁殿中丞，举贤良方正，对策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陈州，加直集贤院，改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御史唐介劾宰相文彦博，事连奎。彦博罢相，奎亦出知密州，徙两浙转运使。久之，同修起居注，迁知制诰。黜知寿州。至和三年大水，奎上疏曰云云。……拜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郓州，复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遂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英宗即位，再迁礼部侍郎，于是奎辞。神宗即位，复拜枢密副使，逾月，拜参知政事。已而王陶论韩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以为跋扈，奎亦上疏言陶险躁，摧辱大臣。神欲除翰林学士，奎固执不可。陶亦上疏诋奎阿附宰相，陶出知陈州，奎亦以资政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司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为陶罢奎，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非宜。’寻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赠兵部尚书，谥曰文肃。”
［7］韩维：《东都事略》卷五八本传：“维字持国，幼笃志问学。富弼帅河东，辟掌机宜文字，又荐为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以秘阁校理通判泾州。神宗封淮阳郡王，以维为记室参军，迁直集贤院。神宗遇维甚厚。迁起居注，侍迩英讲。迁右正言、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修撰《仁宗实录》。御史吕诲等论濮安懿王称亲得罪，维请追还前诏。遂请郡，得知汝州。召还，修《英宗实录》兼侍讲。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迁翰林侍读学士，充群牧使。除端明殿学士、知襄州，徙许州，数月，复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兄绛入相，援帮事，乞补外，以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坐议免行钱不合，落端明殿学士。逾年，复职知许州。进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神宗崩，维赴阙临。起知陈州，召赴阙，除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加资政殿大学士。元祐元年，为门下侍郎。二年，以资政殿大学知邓州，改汝州。知颍昌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师。后坐元祐党，降左朝议大夫，再责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初，复左朝议大夫，卒，年八十二。”
［8］陈襄：《东都事略》卷八五本传：“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也。中进士，为浦城簿。后用富弼荐，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出知常州，为开封府推宫。知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为政，行青苗法，襄上书言：‘已三奏乞罢青苗，而陛下未以臣为然。臣观制置司奏请，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贷民以取利。是特为管仲、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仁义治天下，不愿陛下为霸主也。’又乞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刘琦等罪，召还范纯仁。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阁待制。明年，知制诰，直学士院。襄既忤安石，出知陈、杭二州。入知通进银台司，迁枢密直学士兼侍读，卒，年六十四。襄有学行，与陈烈、郑穆、周希孟友善，闽人谓之四先生。”
［9］王鼎：王沿之子。《宋史》卷三〇〇本传：“鼎字鼎臣，以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以鼎提点江东刑狱。与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竞擿发吏，至微隐罪无所贷。……降知深州。王则以贝州反，深卒庞旦与其徒谋以元日杀军校、劫库兵应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军校摄事外邑，而阴为之备。翌日，会僚吏置酒如常，叛党愕不敢动。鼎刺得实，徐捕首谋十八人送狱。……明年，河北大饥，人相食，鼎经营赈救，颇尽力。徙建州。徙提点河北刑狱，治奸赃益急，所劾举，不避贵势。召为开封府判官，改盐铁判官，累迁司封员外郎、淮南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居二年，遂以为使。入为三司盐铁副使。数与包拯争议，不少屈。拯素强，然无如之何。……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徙使河东，卒。”
［10］张昷之：《宋史》卷三〇三本传：“张昷之字景山。……通判常州，知温州。蔡齐荐其材可用，擢提点淮南路刑狱。……徙广南东路转运使。权度支判官，为京西转运使，加直史馆，徙河北。……还，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除户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夺职，知虢州。王则反贝州，有言昷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杀，使得逸去，今乃为则主谋，事平，无其人。乃下御史按劾，虽不得书，犹夺三官，监鄂州税。知汉阳军，稍迁刑部郎中，复待制、知湖州，徙扬州。以光禄卿致仕，卒。”
［11］杜杞：杜镐之子。《宋史》卷三〇〇本传：“杜杞字伟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知横州。……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权发遣度支判官。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焚光化军，授京西转运、按察使。居数月，贼平。会广西区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反，有众数千，袭破环州、带溪普义镇宁砦，岭外骚然。擢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递以书谕蛮，听其自新。次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出狱囚，脱其械，使入洞说贼，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坭、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余级，复环州。贼散走，希范走荔波洞，杞遣使诱之，赶来降。御史梅挚劾杞杀降失信，诏戒谕之，为两浙转运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庆州。……杞性强记，博览书传，通阴阳数术之学，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未几卒。”
［12］陈希亮：《东都事略》卷七五本传：“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举进士，知长沙县。后为开封府司录。盗起京西，富弼荐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分司西京，遂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为人清劲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少时从乡人宋辅游，辅卒于京师，母老子少，希亮以女聘其子，而赡恤其母终身，其笃于恩义如此。”
［13］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宋史·哲宗纪》：“（元祐元年六月）戊申，以富弼配享神宗庙庭。”
［14］明堂：《宋史·哲宗纪》：“（元祐二年九月）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
［15］咸有一德：谓君臣一德而不贰也。《尚书·咸有一德》孔安国传：“太甲既归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纯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经称尹躬及汤咸有一德，言己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
［16］命世之士：当世为首的治国名臣。《汉书·楚元王传赞》：“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
［17］宗臣：世所敬仰之名臣。《汉书·萧何曹参传赞》：“（萧）何（曹）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庆流苗裔，盛矣哉！”颜师古注：“言为后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18］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邢昺疏：“此孔子称其近兴国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为君难，此则可近也。”
［19］配食清庙：即上言“配享神宗皇帝庙廷”，与天子同共血食百代也。清庙，即太庙。帝王之宗庙。《诗经·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雕显相。”《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登明堂，坐清庙。”郭璞注：“清庙，太庙也。”
［20］五代八姓，十有二君：五代谓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八姓者，后梁朱姓；后唐李姓，明宗李亶不知姓氏，传至废帝从珂，本姓王，则后唐实为三姓；后晋石姓；后汉刘姓；后周郭姓，传为柴荣为柴姓，共八姓也。十二君者，后梁太祖朱晃（温）、末帝朱瑱，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亶、闵帝李从厚、废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出帝李重贵、后汉高祖刘暠、隐帝刘承祐、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恭帝柴宗训共十三帝。东坡所谓十二君者，当是未计后周恭帝也。
［21］如丝之棼（fén）：谓如丝般纷乱也。《左传·隐公四年》：“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杜预注：“棼，丝见棼缊，益所以乱。”杨伯峻注：“棼，音汾，纷乱之意。”陈子昂《麈尾赋》：“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变化兮如丝之棼。”
［22］以杀为儇（xuān）：谓以杀人为智巧也。《说文》：“儇，慧也。”《诗经·齐风·还》：“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毛亨传：“儇，利也。”
［23］畀：赐与。《尚书·洪范》：“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孔安国传：“畀，与。”炉锤：犹言铁锤，谓可以击碎也。
［24］劓（yì）刖：割鼻断足，古酷刑也。《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㭬黥。”孔安国注：“三苗之主，顽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罪，于是始大为截人耳鼻，㭬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孔颖达疏：“刵，截入耳。劓，截人鼻。斀，㭬人阴。黥，割人面。”《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四年》：“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
［25］莱公：寇准。《东都事略》卷四一本传：“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景德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是岁，契丹入寇，直抵澶、魏。真宗召群臣问御戎策。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真宗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侧，准心知二人所为，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二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厉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万众云散，楚、蜀可得至邪？’准乃叱钦若等曰：‘天子神武而将臣协和，若车驾亲征，贼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使劳逸之势，我得胜算。’因请幸澶州，并陈河北用兵之略甚备。真宗遂幸澶州。至南城，皆言虏兵方盛，愿驻跸以观兵势。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人心益危，虏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之势。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士气百倍，何疑而不进哉？’真宗即日渡河，军威大震。御城门，观视营壁，抚劳部伍，军民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怖骇，不能成列。俄而劲弩伏发，射杀其贵将挞览。契丹惧，因密奉书请盟，河北遂罢兵。……诏许归葬西京。过公安，民拥道设祭，立竹焚币。月余，枯竹皆自生，邑民嗟叹，即生竹地立祠，岁时享之，谓其竹曰“寇公竹。”岁久成林，人不忍伐。仁宗对辅臣哀准以忠死，赠中书令、莱国公，谥忠愍。”
［26］尺箠笞之：谓寇准以箠击溃契丹也。言其轻易。尺箠，短鞭，喻少数之兵力。陈亮《酌古论·桑维翰》：“苟能顺其势，虽尺箠可以夷之，而况灵武之众乎？”
［27］堂堂韩公，与莱相望：谓魏国公韩琦与寇准相后先也。《韩魏公家传》卷一〇：“契丹遣使辨理河东地界，上赐手诏询访。公奏曰云云。……时文潞公、富郑公、曾鲁公同被诏问，公所对最为切直。”
［28］景德元禩（yì），始盟契丹：景德之元年，始与契丹订盟也。元禩，即元祀，元年也。《宋史·真宗纪》一：“（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书来。丁酉，契丹兵出塞。戊戌，至自澶州。辛丑，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
［29］秦国寤惊：谓富弼母亲生富弼时有异兆也。秦国，谓富弼母亲秦国夫人。本文：“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韩氏，封鲁、韩、秦三国太夫人。”寤者，寤生也；惊者，受其惊也。《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
［30］天赦：上天之赦宥。李益《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诗：“灵鸡鼓舞承天赦，高翔百尺垂朱幡。”《宋史·富弼传》：“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31］燕然：本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后亦泛指边塞。南朝宋何承天《安边论》：“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范仲淹《渔家傲·秋思》词：“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32］百官维人：谓朝廷百官皆人才也。《诗经·周颂·雍》：“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孔颖达疏：“并举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兴，故人皆有才智也。”
［33］百度惟正：谓凡百事皆方正。百度者，谓朝廷各种制度。惟正者，正也。《尚书·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贞。”孔颖达疏：“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纵恣。不以声色使役耳目，则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声色自娱，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丧其德也；玩弄物者，丧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则当以道自处。志当以道而宁身，言当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则志自得而言自当。”
［34］重华：喻帝王功德相继，累世升平也。李攸《宋朝事实·真宗癸丑赦文》：“良民合归厚之风，嘉谷茂重华之岁。”
［35］帝谓公来，陨星其堂：意谓天子本欲召公入朝为宰，怎奈大星已经陨落在还政堂也。《邵氏闻见录》卷九：“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神宗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左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辈今日曰诚如圣论，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是年五月，大星殒于公所居还政堂下，空中如甲马声，公登天光台，焚香再拜，知其将终也，异哉。”
［36］维岳降神：《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毛亨传：“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于周则有甫、有申、有齐、有许也。骏，大。极，至也。岳降神灵，和气以生，申甫之大功。”
【附载】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八：“唐郑元璹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璹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护。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璹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之意也。”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魏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徐度《却扫编》卷下：“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即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
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坡撰《富公碑》，以拟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铭》、《居士集叙》。公极赏慨其文，咨嗟不已。”
马永卿《嬾真子》卷二：“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叶釐《爱日斋丛抄》卷二：“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建元蚩尤竟天命将出师之年，东坡推富郑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岁。人有关于世运之盛衰，其生也，诚有所自矣，前人肯为臆说哉？”
吴开《优古堂诗话》：“东坡撰《富郑公神道碑》，载公奉使语曰：‘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各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叛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郑元璹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颉利纳其言，即引还。乃知郑公之言，皆出于元璹。”按，《能改斋漫录》卷八略同，不录。
吴开《优古堂诗话》：“苏子由《龙川别志》：庆历中，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姚仲约度不能御，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海悦，径去，不为暴。富郑公议欲诛仲约，范文正公欲宥之，争于上前，仁宗从之。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终不以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陕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边，富公自河北还，及国门，不许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予考《资治通鉴》，唐武宗赐刘宏逸、薛季棱死，又遣使就潭州诛杨嗣复及李珏。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德裕因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乃释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杨嗣复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纸上语为不足用，以今观之，是否盖可见矣。”
周煇《清波杂志》卷一：“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煇观《三国志顾雍传》，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璹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言也。后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