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期和传说
因而,我们承认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一个神的观念,对于以这个神的名义所做的巫术般有效的仪式以及对于伦理需要的强调,实际上都是摩西的正统戒律。当初,人们对这些戒律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它们才开始发生作用,并最终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了。我们怎么来解释这类迟到效应的出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碰到类似的现象呢?
我们立即想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事情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并非不常见,它们可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并或多或少地易于理解。我们不妨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为例子来阐明我们的观点。拿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说,这个理论刚刚出现,就遭到了令人痛心的排斥,经受数十载的猛烈抨击和粗暴否认;但是,经历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它就被认为是通向真理道路的一次飞跃。达尔文本人也获得了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墓中并立碑的荣誉。诸如此类的例子,令我们没有什么可疑虑的。新的真理往往会引发情绪上的反抗;这些情况会表现在争论中,在这些争论里,支持尚未普遍流行理论观念的证据易于遭受反驳和拒斥;不同理论观点的斗争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理论斗争一开始,就有追随者和反对者两方;前者的数量和分量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最后终于占了上风;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它所关注的主题却从未被忘记过。我们很少感到惊奇,事件的整个过程竟然占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我们可能并不怎么赏识这样的看法: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心理学的过程。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个体的心理生活与这种群体心理生活恰好存在着相类似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听到了某个事物,他应当根据某些证据判别它的真实性;但这个事物与他的某些愿望相背离,并且对它曾经非常珍视的某些信念也是一种打击和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犹豫不决,会寻找能使他怀疑这件事真实性的理由,并且要在内心自我斗争一番,最后他承认:“事情的确如此,尽管对我来说要接受它、相信它并不容易甚至非常痛苦。”我们从中学到的只不过是:对自我来说,要克服由强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障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思考和推理。然而,这个案例与我们正力图理解的案例之间并无太大的相似性。
我们要看的下一个案例看来与我们的问题更少共同之处。这类例子可以发生在某种恐怖事件的体验——比如说,经历了火车相撞事件——上,在这个事件中,某个当事人侥幸完好无损地存活下来。然而,在随后的几周里,他逐渐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精神不适和运动障碍,而这些症状只能追溯到那次事件中受到的恐惧和惊骇中。也就是说,他现在患上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这是一个新的、相当不可理喻的事实。从那次事故到这种症状首次出现的这段时间,称之为“潜伏期”,这种描述用语明显地暗示着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某些东西。通过审慎思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除了这两种情况——创伤性神经症与犹太一神教——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之外,两者毕竟还有一点十分一致。那就是,两者均存在可以描述为“潜伏期”的一段时间。根据我们已经确定了的假设,在犹太教的历史上,在脱离摩西教之后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没有发现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对仪式的轻蔑或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因此,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这种可能性,即,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会在特殊的心理学情境中找到。
我们已经多次描述过发生在卡代什的事件: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两部分人走到了一起,共同接受一种新的宗教。一方面,在那些曾经生活在埃及人们心目中,对出埃及事件以及对摩西这个人物的记忆是如此强烈和鲜明,以至于他们要求在早期时代传统的影响下进行联合。他们可能就是与摩西本人相熟相知的那些人的子孙后代,他们仍自认为是埃及人并拥有埃及人的姓名。但是,他们也有足够的动机来压抑住对他们的领袖和立法者所遭遇命运的记忆。犹太民族的另一部分具有一个决定性的目的,那就是美化、荣耀这个新神,并否认他的外来性。这两部分人同样感兴趣的是否认他们早期拥有过自己的宗教,并否认这种宗教内容的本质。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协议,不久后该协议可能已经记录在案。从埃及回来的那部分人带来了文字书写,也带来了写作历史的愿望,只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历史的写作实现了不歪曲事实真相的承诺。起初,历史的写作及其解说,无所顾忌地服从当时的需要和目的,仿佛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伪造这个概念似的。这种情景导致的结果是,关于同一事物的文字记录与口头传承即传说之间经常不一致。完整地保留于传说中的东西却被书面记载省略了或更改了。传说既是历史记录的重要补充,同时又与历史记录相矛盾、相冲突;它较少受到歪曲目的的影响,或者在某些方面根本不存在歪曲的意图。因此,传说可能比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更真实。然而,口头传说的真实性往往受到以下事实的削弱:它比书面记录更不稳定、更不明确,在通过口头交流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过程中,更易于受到更改和变动。像这类的传说很可能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命运。我们预料,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传说被书面文字排挤,它处于劣势,难以与书面记载相抗衡,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以至最后被人忘却了。但它也可能遭遇其他的命运,其中一种可能是,传说本身最终成为一种书面记录的东西,即口头传说最后被记载下来。随着我们讨论的展开,我们还将要提到其他一些可能性。
我们正在研究的犹太宗教史中的潜伏期现象,可以用以下情景来解释:由所谓“官方史学家”别有用心地否认的那些事实和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有关这些事实和观念的信息一直在该民族老百姓的传说中存活着。事实上,的确存在着一种关于摩西最终命运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但却更符合历史真实。这一点,塞林已使人确信无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设想,正如摩西本人的故事以及摩西宗教的某些内容不被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一样,当时显然已不再存在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应作如是观。
这里,我们面对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传说在数百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日趋衰微,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在官方记录的后期修正成果里占了一席之地;最后,它表现得如此强有力,以至于会对该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使这样一种结果成为可能的那些决定因素,的确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https://www.daowen.com)
这个事实如此值得关注,以至于我们觉得应该对它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问题就包含在里面。犹太民族抛弃了摩西带给他们的阿顿宗教,转而崇拜另一个与其邻近民族的巴利姆(Baalim)神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神。从此以后,所有的企图和努力都没能掩饰这一耻辱的事实。然而,摩西宗教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关它的一些记忆依然存活下来,尽管这可能是一种被掩饰、被扭曲的传说。恰恰是这一关于昨日辉煌的传说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事实上,它的确在背后起作用),逐渐在人民的心理生活中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终于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并复活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引进来、却又在后来被抛弃的摩西宗教。这样一种几乎被忘却的传说竟然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件不太了解的事。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了群体心理学的领域里,对这个领域的问题我们尚不能应付自如。我们将会找寻那些可以类比的领域和事物,探究那些至少具有类似性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属于不同的领域。我相信,这类事实是能够找到的。
在那段时期,犹太人中间复活摩西宗教的活动尚处在准备阶段,而希腊人却发现自己贮藏着格外丰富的部落传奇和英雄神话。人们相信,在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就出现了两部荷马(Homer)史诗的“蓝本”,荷马史诗就是从这些传奇和神话中汲取材料的。如果具备了我们今天的心理学视野,我们早就应该在施利曼(Schliemann)和埃文斯(Evans)之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腊人是从哪里寻到所有这些材料的(荷马本人和雅典戏剧家们的杰作就是在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之后产生的)?答案应当是,这个民族很可能在其更早的史前史中经历过一段对外业绩辉煌、对内文化繁盛的一段时期,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遭遇到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有关那段黄金岁月的含混不清的传说却在这些传奇中存活了下来。今天,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猜想。这在过去当然被认为是太离奇、太狂妄的奇怪念头。这些研究已经发现了有关米诺安——迈锡尼文明(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证据,这种令人难忘的文明在公元前1250年前的希腊本土上就已经走向终结。在以后的时代里,希腊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它。至多有一些迹象显示,克里特人曾经统治过海洋一段时间,还有人提到过米诺安国王及其宫殿的名字莱贝伦斯(Labyrinth)。这就是内容的全部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而这些传说,恰恰被诗人们抓住并利用了。
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印度人和芬兰人——的民族史诗也开始出现了。研究和确定这些民族史诗是否如我们设想得那样与希腊史诗有着同样的起源和决定因素,这是文献史学家的任务。我相信,这种研究产生的成果会是积极的、肯定的。这里有一个我们认可的决定因素:在史前史之后,随即出现了大量重要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内容通常是英雄业绩——但是,它们出现的时代如此遥远,以至于只有一些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传说留传给后代人。古老的材料已经散失殆尽,而那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却又以历史记载的形式取代了远古的传说。在我们当今时代,即便是最伟大的英雄行为也不能激发出任何英雄史诗,即便是像亚力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那样的伟人也有权抱怨说,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马那样的大诗人来为自己歌功颂德了。
过去那些久远的年代对人的想象力具有伟大而令人迷惑的吸引力。每当人类对其所处的环境不满——这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时,他们便回想过去,并希望他们现在能够证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梦想的真实性。[11]他们可能仍然处在童年时代的魔力之下,人类不偏不倚的记忆使他们把童年时代当作一个无拘无束的欢乐时光。
如果所有那些遗留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传说——是不完全的、混乱的记忆。那么,这些东西恰恰对艺术家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景下,他才能根据他的自由的想象力来填补那种记忆留下的空白,按照他的意愿再现出往日传奇故事的图画。我们可以这样说,传说本身越是模糊不清,它就对诗人越有用处。因而,我们不必惊奇,传说对于富于想象力的诗作来说是如此地重要。通过把我们的论题和决定史诗的这些方式作类比,我们就更倾向于接受下面这个看似奇怪的假说:对于犹太人来说,正是关于摩西的传说,才把对耶和华的崇拜转化成了对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这两个案例还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结果是一种宗教,而后者的结果是一首诗歌;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假定,它只是在传说激励之下对昨日黄花的忠诚再现,而对史诗来说则提供不了可以相匹的东西。因此,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足以说明,还需要作更适当的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