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比
对我们业已在犹太教历史中发现的那些著名事件的进程来说,惟一令人满意的类比显然存在于一个遥远的领域之中;然而,这一类比却十分完满,而又切近一致性。在这一类比中,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潜伏期这一现象,即把一个早期出现、而后来被忘却的事件解释为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表象对解释的呼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强迫症——它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并伴随着对逻辑思维的压制——的一个特征,而史诗的诞生对这一特征却只字未提。
这种类比在心理病理学中就能够见到。这是人类神经症产生的基质,也就是说,是属于个体心理学的一个领域,而宗教现象理所当然应当被看做是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类比并不像开始人们设想的那么令人惊奇。实际上,它更像一条基本原理似的东西。
对于那些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忘却的印象,我们称之为创伤,并认为,这种创伤是神经症病因学上意义非同小可的因素。这里,对于神经症是否一般意义病因学上的创伤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搁在一旁。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认为,不可能在每一个病例中都能找到神经症患者早期生活史中的明显创伤。我们必须常常使自己顺从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面对的都是对于影响每个人的经验和需要的不合常规的、变态的反应,而这些反应经由其他人用别的方式处理就成了所谓正常的了。除了遗传性和体质性倾向之外,当我们再也找不到更为方便的途径和理由来解释某种神经症时,我们自然而然忍不住说:这种症状不是获得性的,而是发展出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必须强调指出。第一点,神经症的根源总是能够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早期印象。[12]第二点,确实还有一些情况可作为“创伤”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毫无置疑地追寻到早期时代某一种或许更强有力的印象上去。可以确定这些印象是没有得到正常处理的。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假若这些印象没有出现,也就不会出现神经症;假如我们一定要把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仅限于这些创伤性的情况,这也足够满足我们的目的了。当然,这两种情况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这两种病因学的决定因素如果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为“创伤”下定义的问题而已。我们还可这样假设,只是由于某种数量因素的作用,经验才获得创伤性的特征。也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因为对某种不同寻常病理反应的经验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地姑且认为某一种事物在一种体质中可引起创伤;在另一种体质中就没有这种效果。所以,所谓浮动的“补充系列”概念便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其中,这一种病理要求是由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而满足的。一种因素的减少,被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所替代了;通常情况下,这两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只是在该系列的两端,才有单一动机在起作用。讲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病因学确定为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有关。
尽管冒着某种重复的危险,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对于类比构成十分重要的事实集中到一起来的。实际情况如下,我们的研究业已证明,人们所说的神经症症状是那些体验和印象的结果。这种结果被视为造成病因学创伤的原因。现在我们面前还摆着两个任务要去完成:(1)发现这些体验的共同点;(2)找出神经症症状的共同特征。我们这样做的同时还需做些简略的描述。
(1)①所有这些创伤都发生在幼童时期,一直到大约5岁左右。一个孩子开始呀呀学语时的印象往往突出出来而具有特别的意味。两岁和4岁之间这一时段似乎最为重要: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这个感受性的阶段是在出生之后多久开始的。②一般地说,这些体验完全被遗忘了,它们不被记忆所接受,应属于婴儿期记忆缺失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会被少数不同的记忆痕迹所打断,这些痕迹就是所谓“掩蔽性记忆”。[13]③它们和性以及攻击性本质的印象有关,无疑也和对自我的早期伤害(自恋的伤害)有关。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小的孩子还不能像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明显地区分性活动和攻击性活动(参较在虐待意义上对性活动的误解[14])。当然,这种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是很令人吃惊的,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考虑。
这三个要点——这些经验的最早期(在人生的最初五年中)表现,这些经验被遗忘这个事实以及它们的性欲的和攻击性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创伤或者是患者自己的亲身体验,或者是感知觉,大部分是对耳闻目睹事情的感知——也就是说,是体验或是印象。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靠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该理论是分析工作的产物,而分析工作本身就能使人了解到那些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生动地但也许不那么确切地说,把这些经验带回到记忆中。与流行的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性生活(或以后与它相对应的事物)显示出在早期有一段全盛期,这一全盛期大约在5岁时结束,紧跟其后的是所谓潜伏期(一直到青春期),在此期间性欲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已经获得的东西反倒确实经历了一次退行。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关于内部生殖器发育的解剖学研究成果的证实;它引导我们设想,人类是从5岁便达到了性成熟的某个动物物种演变而来的;而且它还引起人们猜疑,人类性活动的推迟及其二相攻击效果(即表现为两次高潮)与成为人类的过程密切相关。看起来人类是惟一具有潜伏期和这种性推迟的动物有机体。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研究尚未进行过)对于检验这种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婴儿期记忆缺失阶段与性欲的这一早期阶段的一致性,在心理学上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许这种事态为发生神经症的可能性提供了真实的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神经症便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权。从这种观点来看,就像我们身体解剖的某些部分一样,神经症是原始时代的一种遗迹——一种存活下来的残存物。
(2)关于神经症现象的共同特点或独特之处,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①创伤的作用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是想使创伤再次发挥作用——就是说,要记住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使它变成现实,重新体验一次;或者,即使它只是一种早期的情感关系,在与另一个人的类比关系中也要使它复活过来。我们把这些努力统称为对创伤的“固着”和一种“强迫性重复”。可以把它们合并到所谓正常自我中去,作为其中的一些持久倾向,它们可以赋予自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特征,尽管,或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它们的真实基础和历史根源被遗忘了。因此,一个男人在他的童年时代过度地依附母亲,而现在已把这种依附关系遗忘,那么这个男人可能花费毕生的时间寻找一个可以使自己有所依赖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努力得到妻子的供养和支持。一个在其童年早期被诱奸过的少女可能会以经常地引起人们对她类似的攻击来指导其以后的性生活。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从关于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性格形成的一般过程。创伤的消极反应则遵循着相反的目标:被遗忘的创伤中什么东西也不会回忆起来,任何事件也得不到重复。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防御性反应”。它们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所谓“回避”,这些反应可能会加强成为“抑制”和“恐怖症”。这些消极的反应也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基本上可以说,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创伤的消极作用也是对创伤的固着,只不过它们是有着相反目的的固着。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说,神经症症状就是一些妥协,其中由创伤引发的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这样,时而这种倾向,时而另一种倾向轮流表现出它们的支配作用。这两种反应之间的这种对立作用往往会引起矛盾冲突,而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不能最终解决。②所有这些现象、症状、对自我的限制和稳定的性格变化都有一种强迫性的性质:就是说,它们具有很大的精神强度,同时它们对其他心理过程的组织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独立性,而其他心理过程已经适应了外部现实世界的要求并遵从逻辑思维的规律。它们(这些病理现象)并不足以或一点也不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并不注意它或它在精神方面的代表,这样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这两个方面形成积极的对抗。你可以说,它们是一个国中之国,一个令人难以接近的团体。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可以成功地克制住所谓正常的方面,并强迫它为自己服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意味着内部精神现实取得了对外部世界现实的统治权,通往精神病的道路便打通了。[15]即使事情并未发展到如此地步,这种情境的实际重要性也是不可低估的。对那些受神经症支配的人的生活的抑制,以及他们在生活方面的低能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状况中识别出他们对过去某一早期阶段进行固着的直接表达。
现在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潜伏期,从类比的观点上看,潜伏期必定是一个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童年期的某一创伤可能会立即引发神经症,即一种童年期神经症,同时伴随着大量防御性努力和症状的形成。这种神经症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引起明显的紊乱,但是它也可能经历一段潜伏的过程而被人们忽视。一般来说,防御在其中占了上风,和伤疤相比无论自我怎样变化[16]它总是要保留下来的。童年期神经症毫无阻碍地继续进入成年期神经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更经常发生的是,它成功地经历了一段显然不受干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段由于生理潜伏期的干预所支持或使之成为可能的发展过程。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已经确定下来的神经症才明显地表现为创伤被推迟了的结果。这发生在进入青春期或青春期稍后。在前一种情况下,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生理成熟而被加强了的本能,现在能够重新进行最初曾被防御作用所打败了的那场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防御所带来的自我的反应和变化被证明是对付新的生活任务的一种障碍。这样,剧烈冲突便在真正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要求之间发生了,自我则寻求保存它费尽千辛万苦才在防御斗争中获得的组织作用。在对创伤的第一次反应和以后疾病的发作之间的神经症潜伏期现象,必须被看做是典型的。后来发生的这种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想要治愈的努力,看做是力图再次与被创伤的影响所击碎的自我的其余部分和解,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强大整体。然而,除非分析工作对它提供帮助,这种努力却很少成功,即使这样也并非总能成功;它经常是以自我的完全破坏和分崩离析而告终,或者最终被早期分裂出去并且现在仍受创伤支配的那一部分所压倒。(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说服读者,我们有必要对众多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史做些详细报道。但是,鉴于这一主题非常混乱和困难,因此,这样做就会完全毁掉这本著作的特色。本书就会变成一种关于神经症理论的专著,而且即便如此,很可能只对少数把研究和实践精神分析选定为毕生事业的读者有影响。既然我在这里是和更多的读者讲话,我只能请求读者们暂时信任我以上所做的简略说明;而且在我这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只有当这些理论的基础被证明是正确时,我才引导读者去接受该理论的引申之意。
不管怎样,让我来尝试讲述一个单一的病例。这一病例能特别清楚地展示我已经提到的那种神经症的特征。当然,我们一定不要指望一个病例就能说明一切情况,而且,如果其主题远离了我们正寻求类比的那个题目,我们也不必感到失望。
就像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小男孩在出生最初几年里与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在他几乎还没有学会讲话的年龄,他就经常有机会观察到他的父母之间的性活动——看到某些事情,听到的就更多了。在他第一次自发遗精之后立即发作的神经症中,最早期和最麻烦的症状是睡眠障碍,在夜间他对噪声格外敏感,而且他一旦被惊醒,就再也无法入睡。这种睡眠障碍其实是一种折衷症状。一方面,这是他抵抗他在夜间所经历过事情的一种防御表现;而另一方面,是力图重建那种觉醒状态,以便在这种状态中倾听到那些印象。
由于这些观察,这个孩子产生了一种早熟的男子气势的攻击性,他开始用手抚弄他的小生殖器使之兴奋起来,还多次试图对他的母亲进行性攻击,以便使自己与父亲认同,把自己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母亲终于禁止他玩弄生殖器,而且还吓唬他说,她要告诉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将以摘掉这个邪恶的器官以示惩罚。这种阉割的威胁对这个小男孩产生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创伤性影响。他放弃了性活动,并且改变了性格。他不再使自己与父亲认同,而是害怕他,对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并且通过偶尔的淘气,惹他实施肉体的惩罚;对他来说,这样做有一种性的意义,这样做他就能够使自己和他那受虐待的母亲认同。他越来越依恋他的母亲,仿佛一刻没有她的爱,便活不下去似的,因为他在母亲的爱中看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以抵御其父亲以阉割相威胁。在这种经过改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这个小男孩度过了他的潜伏期,他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障碍,他成了一个好孩子,而且在学校里也相当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创伤的直接作用,而且证实了潜伏期这个事实。
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产生了明显的神经症,并且表现出第二种主要症状——性无能。他已经丧失了阴茎的敏感性,不想再触摸它,也不敢为了性目的而去接近女性。他的性活动仅限于精神性手淫,伴随着施虐狂——受虐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不难识别出他早期所观察到他的父母性交的后果。随着青春期所带来的这种被加强了的男子气概被用做对父亲的强烈仇恨和反抗。父子关系发展到了极端,以至于他不在乎陷入自毁的深渊;这种关系也是他在生活中失败以及与外界发生冲突的原因。他必须在职业上失败,因为是他的父亲强迫他接受了这一职业。而且他也不交任何朋友,也从未和上司保持过良好关系。
在这些症状和无能的负担之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娶了一个妻子。这时,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些性格特质,仿佛这些性格特质就是其存在的核心,这使他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形成了一种完全自我中心、专横而野蛮的人格,这种人格使他清楚地感到有必要压制和侮辱其他人。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忠实的拷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父亲的形象:就是说,重新复活了对其父亲的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在他过去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出于性的动机而表现出来。在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认识到了被压抑的事物的回归(在创伤的直接后果和潜伏期现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这种回归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