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第一部分
序言一
(维也纳,1938年3月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再一次打破自己久已下定的决心,将我一直压在手上,不想发表的最后一部分注文发表出来,继续我发表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论文[1]中关于摩西的讨论。当我写完第二篇文章时,我曾经说过,我充分了解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胜任篇末提到的任务。当然,我指的是伴随年老而来的创造力的衰退。[2]同时,我也想起了另外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惊奇地发现,进步和野蛮结成了同盟。苏维埃俄国已经做出努力来改善至今还受到压迫的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当局够勇敢了,他们取缔了人民的宗教“鸦片”;他们也够明智了,开始允许人民享受相当程度的性自由。然而,与此同时,当局却迫使人民服从于高压政治并掠夺思想自由的每一种可能性。意大利人民遭受着同样的暴力,他们正在被灌输着所谓责任感和纪律意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如释重负地发现,德国的进步思想居然还能够在一切方面向史前的野蛮状态全面退化的背景下产生。不管在哪个例子里,事情发展的结果都是如此:如今,保守的民主党人已经成为文化进步的卫道士;更为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对危及文化的行径展开了顽强的抵抗——而天主教会至今一直是所有自由思想不共戴天的仇敌!正是它自始至终顽固地反对思想自由、抵制任何对真理的向往和发现真理的努力!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保护还能够持续多久。但是,只要这种保护在持续,我们自然就会在做有可能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方面犹豫不决。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我们并不想为之服务的新的敌人,比那个我们已经学会了与之周旋的宿敌更危险可怕。在任何情况下,我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的猜疑和警觉。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成了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如果我们像看待个体病人的神经强迫症那样来解释宗教的巨大力量,那么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个国家将招致当局的深仇大恨。不是因为我现在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讲,也不是因为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没有将所有的东西表达得清清楚楚;[3]而是当时就已经把它忘却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这样导致的结局很可能是,我们的精神分析活动被禁止、被取缔。对天主教会来说,这类粗暴野蛮的压制手段简直是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事实上,如果有人使用这些方法,他会觉得这是冒犯它的特权。和我漫长的一生相伴随,精神分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所不在,但迄今为止仍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是可以告慰的是,在精神分析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没有另外一个别的地方能够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了。
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清楚地知道,这第二个障碍即外部危险将阻挠我发表关于摩西的论文的最后部分。我曾经做过另外的尝试,我一直告诫自己,之所以存在这种恐惧是因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这样或许能够摆脱困境。那样的话,当局对我要说的关于摩西与一神教起源的话可能是很无所谓、很不以为然。然而,对这一点,我还有些怀疑我的判断。在我看来,在世人眼里,我更可能被看做一个心怀恶意、喜欢危言耸听并制造奇谈怪论的人。因此,我将不发表这篇论文,但这并不妨碍我撰写它。尤其是我在两年前[4]就已经写过,所以,我只需把它稍做修改,并把它附加到前面那两篇论文中去即可。因此,我在这里可以把它悄悄地保留着,直到有那么一天可以毫无忐忑之虞地让它重见天日,或者能够告诉某个得出同样结论、持有同样见解的人:“早在更黑暗的那些年代里,就已经有人像你一样思考过同样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序言二
(伦敦,1938年6月)
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困难——内心的疑惧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文章(也就是这篇结论性的论文)采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也相互抵消了。因为在撰写这两篇序言的短暂间歇,我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原来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惟恐发表这篇论文会使我失去那种保护,也害怕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实习医生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则证明(用《圣经》里的话说)是“不可信赖的人或物”(a broken reed)。由于确信我肯定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还因我的“种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一道,离开了从孩提时代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亲切的欢迎。我这个从压迫中解脱出来的人,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居住、生活在这里。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沉重的负担已经从我身上卸去,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正像我所希望做的或所必须做的那样。同时,我也敢于把我研究的这最后一部分公诸于世了。
没有任何障碍存在了,或者至少再也没有令我感到惊慌不安的东西了。在我来到之后的短短几周内,我已经收到了数不清的问候。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看到我在这里觉得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相识的和确实是局外人的陌生朋友的问候,他们只是想表达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的欣慰感。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另外一类信件,这些信件常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它们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明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用这样一种方式给我写信的那些善良的人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但是我预计,当我这篇关于摩西的论文在我的新同胞中以译本的形式公开发表时,我将失去许多其他人像现在不少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同情。
至于内心的压力,不会因为一场政治革命和居住地的迁移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面对我自己的工作时,我仍然感到难以保持一种愉悦的心境,我时常感到心绪不定,我缺乏那种本应该存在于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间的整体意识和归属感。这似乎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结论的正确性。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1912年,当我开始写作《图腾与塔布》一书时,我就获得了这种信念,而且自此之后我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发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从未怀疑过,宗教现象只有按照我们所熟悉的个体的神经症模式才能理解——宗教现象是人类大家庭的原始历史中早已被忘却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复归——正是由于这个根源,宗教现象才获得了其强迫症的特征。相应地,宗教对人类的作用是强制推行它们感到满意的历史真理。只有当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我选定的关于犹太一神教的这个例子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时,我的怀疑才开始出现。从一种批判的眼光看,这本以摩西这个人物为出发点的书,就像一个用脚尖保持身体平衡的舞蹈演员。如果我不能在对弃婴神话传说的分析性解释中找到支持的根据,不能由此转向塞林对摩西之死的猜想,整篇论文是无法完成的。不管怎样说,还是让我们冒险干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