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困难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困难

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或许我已经成功地确立了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从而表明了宗教事件出人意料的起源。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这里涉及到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的出现就模仿了犹太教。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使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地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世界性的巨大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后消耗殆尽了。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更多地表现出对他所选定的人民的感激。但是,这个新宗教发展不久内部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东方的各种宗教明显地带有理性主义特征,其实质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惟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之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并且把它和另一个领域中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普遍的社会状况。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第二个困难则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了一个具有基本性质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传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个体身上,这个问题是由过去潜意识中存在的记忆痕迹来解决的。我们不妨回到我们讨论的历史实例中来。我们已经把卡代什的妥协归因于从埃及归来的那些人中流传下来的强有力的传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问题。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传说是以口头交流的有意识记忆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从仅间隔两三代的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这些前辈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了当时那些事件。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在以后的世纪中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吗?正常地由祖父辈传给孙子辈的知识中,这种传说是否仍然有其根据?在早期时代中,人们有可能说清楚保留这种知识并通过口头把它传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谁,而今天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根据塞林的看法,关于摩西被杀的传说是在祭司们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在文字中表现出来,正是这种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够发现此事。但是,这事只能被少数人知道,还远远不是人所共知之事。而这样难道就足以解释其影响了吗?难道这少数掌握知识的人在被广大群众注意到时,能产生如此持久的力量左右他们的情绪吗?相反,看起来在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中一定曾发生过某种事情,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少数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事情被泄露出来时——两者便在中途交合了。

当我们转向原始时代的类似案例时,我们更难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些事实已被忘记了,即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其特点,也知道其命运的原始父亲;我们也不能假定有任何关于它的口头传说,尽管在关于摩西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究竟在什么竟义上我们才能确定一个传说的来历呢?它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呢?

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准备探究复杂的心理学事态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将预先对研究结果做如下交待。在我看来,个体与群体之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体中,也有一种过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无意识的记忆痕迹中。

在个体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经验的记忆痕迹在他心中保留了下来,只是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下保留的。正如一个人了解被压抑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个体对此也总是有所了解的。在这里通过分析我们已经毫不费劲地形成了关于下列问题的观念:某些事情是怎样被遗忘的?它是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压抑着”;它的记忆痕迹仍会以新鲜的形式存在着,只是被“反贯注”所孤立起来了。它们无法进入与其他理智过程的对立;它们是无意识的——不可能接近有意识。被压抑的某些部分也有可能逃脱了(压抑的)过程,可以进入记忆,偶尔也会在意识中浮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在之物。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必然如此;压抑也可能是全面的,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那种可能情况。

这种被压抑的东西保持着向上的强烈欲望,它力图强行进入意识。只有在以下三种条件下才能达到其目的:(1)如果反贯注的力量被病理过程所减弱,这个病理过程压倒了(心灵的)另一部分,即我们所谓的自我;或者,反贯注的力量被该自我中贯注能量的不同分布所减弱,就像在睡眠状态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2)如果与被压抑的东西相联系的本能成分受到特别的强化(其中最好的例子是青春期经历的那些过程);(3)如果在最近经验中的印象或经验在任何时候出现时都非常类似于被压抑的东西,致使它们能够唤醒它。在后一种情况下,最近的经验受到被压抑事物的潜在能量的强化,而被压抑的东西是在最近的经验背后并且借助于它的帮助而起作用的。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下,迄今一直被压抑的东西是不能顺利而不加改变地进入意识的;它必定总要忍受某些歪曲,这些歪曲可以证明来自反贯注的(尚未完全克服的)抵抗的影响,或者证明最近经验的变化性影响,或者两者兼具。

一种心理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两者的差异已经用做发现我们的航向的一个标准和手段。被压抑的东西是无意识的。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句子反转过来——就是说,如果意识(Cs)和无意识(Ucs)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和“属于自我”与“被压抑的”之间的区别相一致,[29],那将会使事情发生令人欣慰的简化。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被孤立的无意识的事物,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新颖而重要。但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些。确实,所有被压抑的事物都是无意识的,但是,并非所有属于自我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我们注意到,意识具有一种短暂的性质,它和心理过程只有转瞬即逝的联系。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必须用“能够成为有意识的”来取代有意识,并把这种性质称为“前意识”(Pcs)。然后,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自我主要是前意识的(实际上是有意识的),而自我的某些部分则是无意识的。

这后一种事实的确定向我们表明,迄今为止我们所依赖的这些性质都不足以为我们在昏暗的心理生活探索中指出航向。我们必须引入另一种区分,这种区分不再是性质上的,而是心理地形学的,而且——如果看它具有的特殊价值的话——它同时也是发生学的。我们现在把心理生活区分为(我们把心理生活视为由几个机构、地区或部门组成的装置)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称之为自我(ego);另一个区域,我们命名为本我(id)。本我是两者中较古老的;自我则由此发展而来,就像大脑皮层是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样。我们所有的原始本能正是在本我中发挥着作用,本我中的所有过程都是无意识地发生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自我和前意识的区域是一致的;它包括正常情况下保持无意识的那些部分。本我中诸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的,而不是受本我中居主导地位的那些规律支配。事实上,正是这些差异的发现,才使我们得出了新的观点,并且证实其合理性。

被压抑的东西可被看做是属于本我,并且附属于相同的机制;把它从中划分出来只是出于发生学的考虑。这种分化是在最早期的生活中完成,而自我则是由本我发展而来。当时,本我的一部分内容被纳入自我之中,并且被提升到前意识状态;另一部分则不受这种转换的影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无意识保留在本我之中。但是,在自我的进一步形成过程中,自我中的某些心理印象和过程被一种防御机制排除出去了;前意识部分的特点从这些现象和过程中撤出,以便它们再次被还原为本我的组成部分。那么,这就是本我中的“被压抑的部分”。就这两个心理区域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因而可以假设,一方面,本我中的无意识过程被提高到前意识水平并被结合到自我之中;而在另一方面,自我中的前意识材料可能遵循相反的道路,并被驱赶回到本我之中。后来,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即“超我”(super-ego)——从自我中被分离出来,这个事实尚不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兴趣之中。[30]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远非那么简单。[31]但是,当我们开始接受和熟悉这种关于心理装置空间的不同寻常观点时,对这种设想就不会感到特别困难。我将补充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我在这里提出的心理地形学和大脑解剖学毫无关系,实际上,它只在一个方面涉及到它。[32]在这种描绘中令人不满的东西——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归因于我们对心理过程的动力学性质的全然无知。我们告诫自己,把一种意识观念同另一种意识观念区别开来,以及把前意识观念同无意识观念区别开来的东西,只能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改变,或者是心理能量的不同分配。我们谈论了贯注和过度贯注,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一主题一无所知,甚至不能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假设作为出发点。关于意识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最初是依附于知觉。所有来源于痛觉、触觉、听觉和视觉刺激的感觉都是最容易成为有意识的。思维过程以及在本我中任何与此相类似的事物本身都是无意识的。通过言语功能这一渠道,与视知觉和听知觉的记忆痕迹联系起来,可以进入意识。[33]在缺乏言语功能的动物中,这些状况一定更简单些。

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早期创伤的印象,或者不能被转换到前意识中,或者被压抑迅速地给摩西驱回到本我的状态中。在那种情况下,它们的记忆残余是无意识的,并且在本我中发挥作用。我们相信,只要这是一个主体亲身经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探寻出它们进一步的变化过程。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在个体心理生活中可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不仅包括他亲身经验过的东西,而且包括他出生时就先天存在的东西,即具有种族发生起源的成分——一种古代的遗产,这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包括的问题就是,这种遗传下来的东西存在于什么之中?它包含着哪些东西?如何证明它的存在?

直接而且最肯定的回答是,它存在于某些(天生的)禀性之中,比如,所有生物有机体都具有的那些特点:那种进入特殊的发展路线,并以特殊的方式对某些兴奋、印象和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和倾向。经验表明,既然在这一点上人类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古代的遗产就一定包括这些差异;它们代表着我们所认识到的个体中的体质因素。现在,既然所有的人种在其早期时代都有过大体类似的经验和事件,因此,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对之做出反应;这样人们就会提出一种疑问,我们是否不应该把这些反应,连同他们的个体差异全都包括在古代遗产中。这种疑问应该弃置一旁:我们关于古代遗产的知识并没有由于这种类似的事实而得到扩展。

不过,分析研究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研究结果,这些结果令人深思、发人深省。首先,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着象征主义。用一个事物象征性地表现另一个事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行动——这是我们所有的儿童都很熟悉的,而且可以说是很自然地产生的。对此我们无法指出他们是怎样学会的,不过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要学会它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人之初的问题,成年以后便把这种知识遗忘了。确实,一个成人也会在梦中利用同样的“象征”;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些象征,除非精神分析学家给他做解释,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相信这种解释。如果他利用了其中记载着这种象征作用的一种极为常见的语言符号,那么,他一定会承认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其真实意义。而且,象征作用不考虑语言的区别;研究可能会表明它是无处不在的——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因此,在这里我们似乎有一个确定的实例来说明起源于语言形成时期的古代遗产。但是,人们也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正在探讨的是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这是在语言的发展历史中已经确立的联系,现在则是每当在个体身上经历这种语言的发展时必须重复的联系。这就是理智禀性遗传的一个例子,它类似于通常本能禀性的遗传——不过,这种解释仍然无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

然而,分析研究已经对某些事情做了说明,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超出了迄今我们做过的所有考虑。当我们研究人们对早期创伤的反应时,我们常常很惊奇地发现,它并非严格地限于个体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而是以某种更适合于种系发生事件的模型和方式有所偏离;而且一般地说,只能用这种影响来解释。患神经症的儿童对其父母的行为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中有大量的此类反应,这在个体的情况下似乎是不合理的,只有在种系发生学上才能被理解——即通过它们与前辈经验的联系才能被理解。如果把我在这里所利用的这类资料集中起来、公之于众,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我看来,其明显价值似乎是相当强烈的,使我大胆地迈出一步,并提出这样一种主张:人类的古代遗产不只包括禀性,而且还包括主题——即前辈们经验的记忆痕迹。通过这种方式,原始遗产的范围和重要性就能够得到重大的扩展。(https://www.daowen.com)

进一步的思考令我不得不承认,我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仿佛我们祖先的经验可通过记忆痕迹不可置疑地建立起来,它不依赖于直接的交往,也不依赖于通过树立榜样而施加的教育影响。当我们谈到在一个民族中有个传说幸存下来,或者谈到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时,我心里指的主要是这种遗传的传说,而不是通过交流传播的那种传说。或者,至少我没有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竟大胆地无视这种区别。目前,生物科学界的态度拒绝承认习得的性格是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我的观点无疑更加难以立足。不过,我必须非常谦虚地承认,若没有生物进化中的这个因素,我是难以获得这些认识的。确实,这两种情况不尽相同:一种情况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习得的性格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外部事件的记忆痕迹问题——可以说是某种有形的可感知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两种情景,归根结底我们最好不要顾此失彼。

如果我们设想在古代遗产中有记忆痕迹存活下来,我们便在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能够像对待个体神经症患者那样来对待各个民族。人们可以信以为真: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在古代遗产中存在着记忆痕迹——除了分析工作所要求的种系发生的派生物的残余现象之外。但这个证据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强有力,足以假定它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无论是在分析中还是在群体心理学中,我们将不可能沿着我们踏上的这条道路再前进一步。因而,这种大胆的设想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物。

通过这种假设,我们还成就了其他一些事情。我们正在消除人类早期的傲慢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所设置的过于宽大的鸿沟。如果要对所谓动物的本能[34]做出任何解释——动物的这些本能使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从一开始就能在新的生活情境中生活,仿佛这种情境是旧有的、熟悉的情境似的——如果需要对动物的本能生活做出任何解释,那就只能是,动物把它们物种的经验带到了自己的新的生境之中——就是说,它们保留了对它们的祖先所经验到的东西的记忆。从根本上说,人类这种动物的处境没有任何差异。他自己的古代遗产与动物的本能是一致的,尽管在范围和内容上有所差异。

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人类早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知道,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原始的父亲,而且杀死了他。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另外两个问题。首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记忆才能进入原始遗产?其次,在什么情况下它才能活跃起来——就是说,它才能从本我的无意识状态进入有意识状态,尽管是以某种改变了的或歪曲了的形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较容易阐明:如果某一事件足够重要,或者经常得到重复,或者这两种情况兼具,那么,这种记忆便可进入古代遗产。在谋杀父亲这件事中,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做这样的说明:所有的各种影响都可能与此有关,但并非所有的影响都必然为人们所知,根据对某些神经症中所发生的情况的类推,某种自发的发展过程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肯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通过最近以来该事件确实发生的重现,唤醒了被遗忘的记忆痕迹。摩西的被杀就是这种重现,后来人们想象的法庭对基督的杀害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这些事件便作为原因而处在了显著地位。看起来,若没有这些事件发生,一神教的诞生也是不可能的。下面有位诗人的两句诗提醒了我们:

注定要留芳千古的人,

在生活中都必先遭夭折。[35]

我将引用一个心理学的证据作为最后的说明。只根据交流和传播而留传下来的传说不可能导致与宗教现象有关的那种强迫性特征。和任何其他来自外界的信息一样,它可以被人们倾听、判断,或者置诸脑后;它绝对不可能获得从逻辑思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特权。就像我们在宗教传说中惊诧不已地看到、而迄今又无法理解的那样,在它能够再现时表现如此强大的威力和效果并使众人全都被其迷住之前,它必然要经历被压抑的命运,要在无意识中徘徊。而且,这种考虑使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事情确实是以我们已经试图描述的样子发生了,或者至少以某种类似的样子发生过。[36]

第二部分

概要和重述

在没有做出充分的解释并表明歉意之前,我无法将本文的下面部分呈送到世人面前。除了对某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批判性探索进行浓缩、对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格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作一些补充之外,下面部分几乎是第一部分忠实的、往往是逐字逐句的重述。我知道像这样一种提出主题的方式非但不合规范,甚至缺乏艺术效果。坦率地说,我自己对此也并不赞成。但是,为什么不能避免这种方式呢?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但却非常难于承认。我至今还抹除不了内心那种异乎寻常的痕迹,还忘不了开始撰写本书的那种别致方式。

实际上,这部书已被写过两次。第一次写于几年前的维也纳。当时,我相信本书无法发表,因此把它放到一旁;但是,它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纠缠着我,于是我只好妥协,在《意象》杂志上分别发表了本书的前两章,即全书心理分析学的出发点,“摩西,一个埃及人”和历史学论文“如果摩西是一个埃及人”。其余的章节,也就是我应用这些发现到一神教起源方面的理论和我对宗教的一般性解释。这些解释和发现可能是危险的并且招致反对的,因此我认为只能搁置起来,直到永远。之后,在1938年3月,德国的突然入侵迫使我离开了家乡,同时也使我摆脱了恐惧;我当时惟恐本书的发表会使精神分析学的实践在奥地利遭到禁止,那时精神分析学的实践活动在我的迁入地还是被允许的。我一到达英国,内心就充满了无法抑制的诱惑,要想将原本打算搁置起来的见解公诸于众。因此,接续已经发表的前两章,我开始重写本书的第三章。这自然就需要部分地重新组织材料。然而,在这第二次编写的过程中,我没能凑齐全部材料;另一方面,我也无法下定决心完全放弃已经写好的前两章,于是只好折衷处理,将第一个版本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这就是造成本文中与前两章有大量重复之处的原因。

不过,由于我所论及的问题如此新颖而重要,我也许会可以自慰(至于我的论述是否正确以及正确的程度如何姑且另当别论),如果人们因此被迫再次读到同一问题的重复论述,我觉得并不能算作不运气。有些事情本来应该不止说上一次,而且值得不厌其烦地重复的。然而,人们是否愿意对某个题目流连忘返或者反复研读,应该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不应该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主题天花乱坠地吹上几次,以此强调某个结论,那样一来,只会证明作者自己的笨拙,而且活该受到读者的指责。可悲的是,作者的创造力并不总是追随他的良好愿望:一件作品总是要按它能做的方式生长和演变,它经常对抗作者的愿望而保持某种独立性,甚至发展成与作者意图背道而驰的东西。[37]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