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大的人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伟大的人

单枪匹马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挥出如此异乎寻常的作用,把众多不同的个人和家庭凝集为一个民族?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民族身上铸成明确的性格并决定它千百年来的命运?这种假设会不会是一种退化,使我们的思维方式退化到产生创世神话和英雄崇拜的时代中去?退化到所有的历史记载只不过记述君主和征服者创立丰功伟业的时代中?现代历史学更倾向于把人类历史事件追溯到那些更隐蔽、更普遍和更非人为的因素,即经济条件的强迫性影响、饮食习惯的变化、资源和工具运用方面的进步、人口增长以及气候的改变引起的人口迁移等等。在这些因素中,个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大众倾向的解释者和代言人的作用。大众的倾向肯定要表达出来,而它总是通过偶然的机会由个别人表达出来的。

这是一些很完美、很合理的观点和方法,而它们却使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思维器官采取的态度和我们正在努力了解和把握世界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如果每个事件都有一种可资证实的原因就足以有必要让我们弄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切地说这是绝对必要的)。[39]实际上,在我们身外的现实情况很难如此;与此相反,每一事件似乎都是早经确定的,都表现出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极其复杂因素的威慑下,我们的研究往往用这些事件中的某一环节来反对另一环节,并建立起一些本来并不存在的对立,这些对立只不过是从一些更为全面的关系中割裂下来并人为地创立起来的。[40]因此,如果对某种特殊情况的研究证明了某个人的突出影响,我们用不着觉得良心不安,我们接受这种结论并不意味着在正统观念面前排斥那些普遍的、非人为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兼顾。当然,在一神教起源这一案例中,除了那些外部因素之外,我们只能强调那些已经阐明的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宗教的发展与不同民族之间建立的更紧密的联系有关,与一个伟大帝国的崛起有关。

因此,我们将在因果链条(或者勿宁说是因果网络)中为“伟大人物”保留一个位置。但是,要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给人以“伟大”这个光荣称号也许毫无用处。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第一个公式——“如果一个人特别赋有我们高度珍视的品质,我们就这样做”。很显然,这个公式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说到家。比如,美貌和肌肉的力量,它们虽然很容易招人嫉妒,但并不能被称之为“伟大”。“伟大”之中可能存在一些精神的素质——心理和智力的特征。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坚持以下考虑: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在某专业领域具有杰出才能就称其为伟人。我们当然不会把一位象棋大师或某种乐器的演奏家称为伟人;也没有必要把一位尊贵的艺术家或科学家勉强称为伟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自然而然地说他是个伟大的诗人、画家、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或者说是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先锋派人物;但在把他们称为“伟人”之前,则需要三思而行。例如,当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歌德、达·芬奇和贝多芬是伟人时,除了他们瑰丽的作品引起我们的崇拜之外,必定还有些其他事情感动我们。如果我们不恰如其分地举出这些例子,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伟人”的桂冠是专为那种行动家——征服者、将军和统治者们——预备的,是对他们所具备的力量和所取得的成就的承认。然而,这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也与我们对许多无耻之徒的谴责完全矛盾,因为那些人也无可否认地对他们当时以及之后的时代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成功作为区别伟人与否的标志,尤其当我们想到大量被不幸所困扰、没有取得成就就离开了人世的那些伟大人物的时候。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倾向于做出这种结论,即为“伟人”这个概念寻找一种明确确定的涵义是不值得的。这个概念似乎只是一个使用不严格的术语,并且略带任意地表示对超越某些人类发展水平的品质予以承认,这有点类似于“伟大”一词的原始字面意义。我们也一定还记得,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伟大的本性,而是他们藉以影响其同伴的手段。不过,既然这种探讨有导致我们远离所要讨论的目标的危险,我们将尽可能长话短说。

因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伟人往往以两种方式影响他的同胞:即以他的人格和他所提出的观念。观念可能强调的是群众所渴望的某种古代人形象,或者可能给他们指出一个新的众望所归的目标,或者也可能以其他某种方式迷住他们。有时——这无疑是一种更主要的情况——人格本身在起作用,而观念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至于一个伟人何以变得如此重要,我们现在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整个人类都对权威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这个权威往往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甘受他的统治,或许还会受他的虐待。我们已从个体心理学中了解到这种群众需要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就感觉到的对父亲的渴望,是对传说中的英雄所鼓吹的他已战胜了的那位父亲的渴望。现在我们才开始逐渐明白,我们赋予伟人的一切特征都是父亲的特征,而我们曾经徒劳地寻求的伟人的实质则在于这种一致性。思想的果断性、意志的力量、行动的能力都是父亲形象的一部分——但首要的是这位伟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他的那种可能发展成为残酷无情的神圣冷漠。人们必须崇拜他,人们可以信任他,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害怕他。我们从下面这句话本身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除了父亲之外,谁还能是儿童心目中的‘伟人’呢?”[41](https://www.daowen.com)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父亲的伟大原型,在摩西这个人身上,则屈尊降驾而为贫苦犹太人的父亲,来向他们保证,他们是他亲爱的孩子。一个惟一的、不朽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观念一定会对他们产生绝对压倒的影响,对他来说,让他与他们订立一个契约并非过于卑劣。他曾允诺,倘若他们忠实地崇拜他、跟随他,他就关怀他们。对他们来说,要把摩西这个人的形象和他的上帝形象区分开来可能并非易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摩西可能会把他自己的人格特征糅合到上帝的性格中去——例如他的暴躁脾性和他的冷酷无情。倘若有一天他们果真杀害了他们的伟人,那么,他们无非是重犯了一种罪行——按照法律规定,这种罪行在古代是对神圣帝王的触犯和反抗;而且,如我们现在所知,这种罪行是一种回复到更古老原型的罪行。[42]

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个伟大人物就是这样发展到神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记住,父亲也曾经是一个孩子。在我们看来,摩西所宣扬的伟大的宗教观点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是从埃克赫那顿国王那里借用过来的。而且,作为宗教创立者的埃克赫那顿的伟大之处已得到明确的证明,或许他一直在遵循着暗示,这些暗示是通过他的母亲的媒介,[43]或通过其他途径——从近东和远东各地——传递给他的。

我们无法再沿着这些事件的线索继续追寻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最初的步骤的价值,那么,一神教的观念就会像飞去来器一样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这样看来,如果要把这种荣誉归于一位与新观念有关的人,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显而易见,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个事业的发展并对它做出了贡献。再者,在摩西这里中断这条因果线索,而且无视那些发展了他的观点的后继者们,即犹太人先知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一神教的种子在埃及没有成熟。如果以色列人放弃了沉重而严格的宗教,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他们当中发生。但是,从犹太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复活了渐趋衰微的传说,更新了摩西提出的训戒和要求,他们不折不挠、锲而不舍,直到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努力,终于经过两次伟大的改革(一次发生在巴比伦的流亡之前,另一次在其后),完成了从普及之神耶和华向上帝的转变,摩西强迫犹太人崇拜的就是这个上帝。在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人民群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心理倾向,其存在可由这个事实来证明:他们能够造就如此众多的个体,准备承担起摩西宗教的重担,以作为对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报偿,或作为其他类似程度的奖励和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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