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坦的通天大道
1997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向参加研制的单位发出了为中国飞船征集名字的通知。一时间，载着各种优美称谓的信件寄到了征集办公室。刘纪原、沈荣骏和王永志经过比较，选出了“天骄”“炎黄”“神州”“飞天”“神舟”等几个寄托着浪漫理想的名字。最后，他们都觉得“神舟”的名字比较好。舟就是船，“神舟”寓意神奇的天河之舟，又是“神州”的谐音，中国人习惯把祖国称为神州大地，象征着飞船研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神舟”这个名字既简单明了，又语义双关。
1999年年初，载人航天工程从初样阶段转入了正样与无人飞行试验阶段，开始了封闭式的冲刺。7月26日，一艘专列载着神舟一号飞船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确保试验成功，指挥部决定，正式测试发射之前飞船和火箭进行一次联合演练。
演练进行中，航天员系统装在飞船上的一台环控生保仪器突然出了问题，航天员系统的专家建议取出仪器进行检查。但要把仪器拿出来，就必须将组装好的飞船拆开，拉开返回舱的底座，打开隔热大底。而飞船是一个整体，隔热大底严丝合缝地焊接在飞船舱体之上，焊接技术和工艺非常精细。本来就是电性船，如果大底被开坏，整个飞船就报废了。谁敢冒这个险？特别是飞船系统的专家不赞同这么做。他们认为，航天员系统的设备不是这一次任务的关键，即使有问题也不影响任务的成败。两个系统的专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合练无法进行下去了。
时任发射场系统副总指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的张建启闻讯后，专程赶到两个系统的专家中间提了个建议：“现在还是合练阶段，要不先不谈开大底的事，先做其他的测试，如果后面测试顺利，另当别论，如果出现关键设备问题，需要开大底时再说？”
张建启的建议，大家都赞同，合练重新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飞船系统也碰到了一个问题，一个定向陀螺的遥测数据出现异常。定向陀螺是飞船上最关键的设备，按说飞船上还有其他的陀螺作为备份，只要有一个正常工作就不会出现问题。专家们虽然很想更换这个陀螺，但开大底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既然有备份，他们还是想放过这个故障。
矛盾集中在王永志身上。从内心讲，王永志个人也倾向于不开大底，但作为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得听各个系统的意见。到底怎么办？王永志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张建启带着厚厚的一叠文件笑呵呵地走了进来，“王总，看我带什么好东西来啦？”
王永志诧异地接过文件，封面上的两行字让他的眉头舒展开来，“飞船开大底必备—开大底风险及对策”。这份由飞船总装试验分队队长张志礼总结的材料中，列举了飞船开大底会遇到的50种风险和应对措施。按照这些方法，王永志仔细做了一遍分析，边看边频频点头，等他全部看完，再次抬起头时，已如拨云见日一般，心里明朗了许多。“这大底可以开。只要把握住这50条，仔细操作，开大底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天傍晚，沈荣骏从北京赶到了发射场，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一开场，他便问：“你们到底有多大把握？如果我做了这个决策，飞船万一开坏了，我们就完了。”
“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张建启回答得很干脆。
沈荣骏听后没有说话，沉默了好久后，才下了决心，“那好，开！”
打开飞船大底的那天，戚发轫一直守候在飞船旁边，仔细盯着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一再叮嘱他们—小心，再小心。
按照逆操作方案，操作人员打开了飞船大底，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台数据异常的陀螺。经过逐一排查，结果发现，最早被怀疑有故障的那台环控生保设备并没有失灵。真正的问题出在一根信号线上，是飞船在合拢大底的时候，一颗螺丝钉的尖锐处将导线划破，导致了断电，造成设备短路，换了新的信号线后，问题迎刃而解。
大底合上后，操作人员展开了第二轮测试。飞船和火箭、发射塔、逃逸塔的联合测试从此一路绿灯，顺利完成。
神舟一号的预定发射日期定在了1999年11月18日。正当发射场为此紧张忙碌的时候，远在大洋深处的“远望一号”船突然遇到了强烈风暴，无法前进。这已经是“远望一号”这次航程中第三次遭遇风暴袭击了。而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三天之内还有更加强烈的海风，这就意味着，“远望一号”可能无法按时抵达预定海域。与此同时，北京也传来消息说：根据天文预测，11月18日，太空中的狮子座将有流星雨出现，不宜发射航天器。
流星雨是航天器最大的天敌，一块硬币大小的陨石残渣要是撞到飞船上，瞬间的威力比子弹还要大好多倍，飞船有可能因此报废。气象专家建议说：如果推迟24小时发射，陨石碰撞的危险性概率可以从100%下降到6%；如果推迟48小时，就下降到千分之几。工程总指挥曹刚川闻讯后，拍板说：“6%的险我们也不冒，飞船推迟48小时发射。”
新的发射时间改在了11月20日，这一天没有流星雨，气温也没有太大变化，还给“远望一号”留出了两天的缓冲时间。
11月20日凌晨，“远望一号”终于抵达了预定海域，酒泉发射场程序进入了倒计时。“10，9，8，7，6，5，4，3，2，1—”6时30分，随着“点火”命令的下达，大地震颤，烈焰喷薄，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一号飞船冲上云天……
两天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刊登了一条消息：北京时间11月20日6点30分，中国第一艘“神舟”飞船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并于21日凌晨在内蒙古中部着陆……
神舟一号飞船发射
神舟一号安全返回后，7年来，所有人的心血和汗水都因为这次任务的成功得到了回报，领导、专家和每一位普通的航天工作者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当中。
2000年，神舟二号任务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神舟二号是正式发射的第一艘正样飞船，也就是说，除了没有载人之外，其结构、技术性能等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11月8日，一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的鼎新机场，戚发轫、袁家军等飞船系统的专家早早地等候在这里。有了神舟一号的经验，飞船系统对运输方式进行了调整，由曾经的铁路运输改为了空运。过去由于铁路车厢的限制，飞船在运输时被拆成8个部分，到发射场后再组装。改用空运方式，就可以将飞船完整地送到发射场，减少一次总装、测试的过程，还能够避免出现上一次那样的意外。
得知飞船系统测试一帆风顺的消息，火箭系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12月3日，火箭在做单元测试时，技术人员向总指挥黄春平报告说，火箭控制平台的陀螺出现问题，但经过反复检查，却找不到原因出自哪里。
正当黄春平一筹莫展的时候，刘竹生向他建议说：“要不，请老徐来试试？”
刘竹生说的“老徐”，是有着“平台皇后”之称的火箭控制平台的权威专家徐云锦，当时她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了。
徐云锦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经过几天几夜的排查，她终于把故障的原因找到了—平台内环轴端有一根导线碰到了内壁的电缆束管。导线取出之后，在场所有人内心的郁闷顿时释放了。
徐云锦让工作人员把这根导线放在天平上称了一下，只有17克重。黄春平拿起导线，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17克却让70吨的平台转不起来，分量不轻啊。”
就在火箭系统排除故障的同时，飞船系统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难题。12月11日在进行飞船、火箭和发射塔的联合测试时，飞船的电源刚一接通，就收到了“箭船分离”的错误信号。工作人员进行复查时，信号却消失了。
箭船分离是在飞船与二级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时才可以进行的。如果在不该出现的时候收到“箭船分离”的信号，就意味着飞船还没有入轨就与火箭分离了，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戚发轫和袁家军对这个意外极为重视，立即组织再次复查，可信号还是没有出现，第三次、第四次……复查接连做下去，信号再没有出现。这下他俩都犯了愁。这时有人说，也许只是一个意外，要不算了。但戚发轫坚持认为，既然出现过这个信号，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继续查，直到查出问题为止。”戚发轫下了死命令。试验一遍遍地继续做下去，直到做到第60多遍的时候，“箭船分离”的信号再一次出现了。袁家军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原来是开关电缆保护层上的镀铝薄膜与一个节点相碰，造成了短路。
飞船和火箭的故障都排除了，接下来的测试一切顺利。
2001年1月10日凌晨1时，伴随着大地的剧烈颤抖，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的长征二号F火箭，带着中国航天人的艰辛和壮志，送神舟二号飞船实现了新世纪的第一飞。
神舟二号进入的是距地球表面高度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340千米的椭圆轨道。按照预定计划，这时要进行变轨，将飞船调整到距地球表面340千米高的圆轨道上。
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又一次充满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中心的大型电脑按照科技人员的指令，高效地对各种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迅速生成了飞船变轨的实施步骤。在飞船飞行至远地点高度时，调度指挥员下达了变轨的指令。由于采用了先进的透明传输测控技术，指令通过相关测控站点的设备直接传给飞船，前后只用了2秒钟。接到指令后，飞船上的发动机一次点火成功，在发动机的推力作用下，飞船的近地点高度由200千米抬高到了340千米，成功地进入了圆轨道。
1月16日傍晚，当神舟二号绕地球进行第107圈飞行时，飞临南大西洋的预定海域上空。正在这里待命的“远望三号”船准确及时地捕获跟踪目标，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
此时，夜幕将内蒙古大草原罩得严严实实，严寒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冻成了坚冰。整个飞船主着陆场一片寂静，各种跟踪测量设备翘首以待，时刻准备捕获目标。19时22分，神舟二号在遨游太空7个昼夜，飞行108圈后，返回了祖国的怀抱。
神舟二号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试验。神舟二号返回舱与轨道舱分离后，马宇倩留在轨道舱中的3个探测器在1月14日那天按计划启动了。飞船发射前，马宇倩和数据系统主管徐玉明留在北京空间中心的测控中心的机房里，两班倒值班，但谁也睡不着。飞船发射成功，马宇倩心里却有着一份担忧。因为，伽马暴探测器要在三天后才运转，在环绕地球74圈时才开始通电工作。在三天等待的日子里，马宇倩坐卧不安，心里七上八下。
“密云上空发现目标！”1月16日，神舟二号飞过北京上空时，马宇倩双手捂住眼睛坐在计算机前，兴奋得不敢看第一批下来的数据。忽然，她听到电脑显示屏上“嘣”地给出一个信号。徐玉明叫了起来：“马老师，有信号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马宇倩睁开了眼睛，仔细地端详着屏幕。这正是她和同事们在地面上演练了千百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接收信号。这意味着，在太空中运行的伽马探测器捕捉到了一个伽马暴现象！
神舟二号飞船发射
马宇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把这一批探测数据回放了一遍，显示屏上脉冲一样的曲线表明，此时此刻宇宙发生了一次伽马射线壮观的大爆发，能量相当于1000亿颗原子弹。
当夜，马宇倩打开手提电脑，接通伽马暴全球定位网络GCN，与美国的一位著名教授进行联络。教授证实确实有一次伽马暴发生：“我们也测到了这个信号。”
听到这个权威的认证，马宇倩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次迟到了20年的发现，是我国科学界第一次在宇宙中捕捉到伽马暴，从而实现了中国的首次高能天文观测，证明了我们的伽马暴探测器已达到了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神舟二号的轨道舱在轨运行的半年，马宇倩的探测器一共捕捉到了30个伽马暴，每一次，她都与伽马暴数据研究中心进行核实和对比，均得到了认证。同时，探测器还观测到太阳耀斑XT射线的近百次爆发，取得了一批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数据。国际同行纷纷盛赞马宇倩的成功，认为她和同事们的贡献，属于中国空间高能天文观测的一次开拓性的突破。
神舟一号作为试验飞船发射过了，神舟二号作为正样飞船也发射过了，那么，接下来要发射的神舟三号一切都要按照“载人”的标准来进行研制，特别是要保证它的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这时，王永志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将到来的首次载人飞行的决策一定十分艰难。到时候，凭什么说飞船可执行载人飞行任务了，依据是什么，大家是否都能认同，这些都将成为争论的焦点。而要客观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有些工作必须现在就开始准备。于是，王永志建议，立即制定一个客观全面、科学合理的放行标准，到时候一切都按这个标准去衡量各个系统的工作，达到标准的就可以放行，达不到标准的也可以及时调整改进。
为了这个目标，王永志亲自抓“放行准则”的制定工作，他和工程总体专家们一道，根据对七大系统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同要求，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亲自拟定了初稿。一年过去了，一份题为《载人航天工程首次载人飞行放行准则》的文件出台了。这份《准则》共10章63条，对无人飞行试验和地面试验验证、技术状态、可靠性、航天员安全性、产品的要求，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首次载人飞行前，必须连续获得两次无人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这就对即将进行的神舟三号、神舟四号任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2002年9月30日，神舟三号飞船和火箭控制平台全部经空运抵达发射场。
10月3日，发射场的测试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天。工作人员进行某项回路测试时忽然发现，传输飞船关键指令的穿舱插头有一个连接点出现不导通的故障。经过对全部插座进行测试后发现，有74个插座存在问题。但更换插座非常困难，一是飞船要开大底，二是74个插座、2000多个点，全部要在狭小的空间里操作，这比重新生产一艘新的飞船还要困难。
怎么办？总指挥曹刚川说：“既然发现问题，就要查彻底。先‘归零’吧。”于是，插头返回北京“归零”，袁家军带队赶往生产插座的厂家，发现是设计上的工艺缺陷。推迟发射，重新生产是最好的选择，但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当时有些试验队已经进发射场了，撤场必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发射的延误。
工程总体的压力很大，一时难以下决心。各系统的“两总”云集北京参加紧急会议，400多人的试验队留在发射场等候消息。这次“两总”会开得很沉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态，戚发轫虽然一言未发，但已是满眼泪花。
就在会议进行中，中央领导同志听说了试验遇到难题，给曹刚川打来电话，嘱咐他说：“你们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飞船什么时候能发射了，就定在什么时候。”曹刚川立即把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了大家，及时地解除了大家的思想负担，最终决定插座重新设计、重新生产。
飞船推迟发射、试验队撤离发射场，这在中国航天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场的技术人员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戚发轫默默地站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面前，伸手摸了摸自己亲手缔造的这艘飞船，泪水夺眶而出，过了许久，他才转过身来，轻声地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撤吧。”
戚发轫的泪水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份悲痛。
还是在神舟二号进场的那天，戚发轫的老伴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老伴很想让戚发轫在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多陪陪她，但嘴上却说：“别分心，我没事，专心搞你的飞船吧。我还等着中国航天员坐咱们自己的飞船上天呢。”戚发轫比任何人都期望着飞船能早一天载着自己的航天员飞向太空。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心情怎能不悲痛。他的老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在神舟三号“归零”的日子里，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召开了一次质量控制大会，袁家军宣布了一项决定：“全院工作人员一年内工资下调10%，直接从事载人航天的人员下调15%。”袁家军本以为下面会议论纷纷，没想到会场竟鸦雀无声。他接着说：“航天无小事，地面看着是芝麻大的事，放到飞船上就是天大的事。这次下调工资，也是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但这件事，责任主要由我来承担，是我们的管理水平，还没有跟上工程的要求……”
神舟三号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袁家军又接到另一条更坏的消息，正在生产的用于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壳体发现了焊接错误。袁家军立即来到生产厂房。从检验人员口中了解到，其实这个错误他们在最初焊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但觉得不影响飞船功能，就没有上报。
问题虽小，隐患却大。可要解决这个问题，神舟五号飞船就得重新投产，无论进度还是经费，都是巨大的损失。可不处理呢，研究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如果都抱着这样的态度，将来的工作可怎么得了？想到这里，袁家军把有关的技术人员都叫到了一起，问大家：“你们说，我们的第一艘载人飞船允不允许带着问题上天呢？”
“不允许。决不允许飞船带着问题上天。”大家的回答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已经生产好的神舟五号飞船不能用来上天，要重新投产。可新的飞船重新投产了，那这个旧的返回舱怎么办？“把它作为警示钟放在厂房里吧，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中国神舟必须完美，万分之一的瑕疵也不行！”袁家军为这个旧返回舱安排了最好的归宿。
针对飞船系统查出的问题，载人航天工程的其他系统也展开了一场翻箱倒柜式的“质量归零战”。本已整装待发的火箭，卸下车在北京待命。火箭系统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把所有箭上、地面的插头都复查了一遍，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一一做了改正。
三个月后，一批经过重新设计、生产的专用插座生产出来了。袁家军亲自带队来到生产厂家，对插头逐个进行了可靠性试验，并在北京通过专家组鉴定验收后，才运抵发射场。
大大小小70多个插头、2000多个点，要一个一个地测量、一个一个地记录。试验队的人员不够，发射场也派出了一批工作人员，一起做插头的拆换工作……
200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等候在北京多日的火车专列终于载着长征二号F火箭在满城的火树银花中向大漠深处启程了。2月2日，专列驶进发射场测试厂房时，人们发现，白色的箭体上多了两个深蓝色的大字“神箭”。
3月25日晚，发射场皓月当空，群星闪耀。“10，9，8，7，6，5，4，3，2，1，点火！”22时15分，火箭在夜幕的衬托下，烈焰喷吐，雷鸣大漠，高举着神舟三号飞船向茫茫太空昂首飞去……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首次载人飞行放行准则》，在成功进行两次无人飞行之后，将正式进行载人飞行。因此，接下来要发射的神舟四号虽然也是无人飞船，但意义却不一般。作为载人飞行前的最后一次彩排，是历次飞行试验中技术要求最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考核最全面的一次，也是最接近载人技术状态的最后一次演练。如果任务成功，就可以实施下一步的计划—载人。相反，工程的后续计划将全部打乱。
用于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垂直转运
2002年11月的戈壁滩已是寒冬。神舟四号任务指挥部第一次会议在酒泉发射场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召开了，玻璃窗覆盖上了一层薄雾。在总指挥李继耐宣布了中央批准的发射时间之后，王永志拿出一份气象分析报告，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入冬，根据气象报告，寒流会提前到来，预测温度会降到零下20℃以下。”王永志的话让大家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低温发射会导致火箭密封圈失效，引起燃料泄漏，诱发管路堵塞，造成电缆插头接触不良。尤其是火箭发动机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倘若低温环境超越底线，后果不堪设想。1986年1月，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就是因为一个O型橡胶密封圈低温变形失效而导致的。所以，按照国际惯例，发射火箭时，气温不能低于零下20℃。
罕见的低温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12月15日，西伯利亚强劲寒流如期到了，而且一天冷似一天，大家心急如焚，都在担心低温会致使火箭不能如期发射。张建启请气象人员把场区40多年来的气象资料都找出来，统计出了每年的最低温度及出现的时间，看看历次发射时的窗口温度最低能低到什么程度。结果出来后，张建启非常吃惊，不但酒泉发射中心没有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实施发射过，国内其他发射场也没有这么低温下的发射纪录。
12月20日下午，星星点点的雪花不紧不慢地飘洒在发射场上空，能见度开始急剧下降，不久，地面就被大雪覆盖了，最低气温降至接近零下30℃，远远超过了零下20℃的底线。
大雪整整下了两天，22日夜里终于停了。根据天气预报，24日下午的最低气温为零下9℃，符合转运条件。
12月24日午后，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等领导来到发射场。17时整，火箭安全转运到了发射区。这时，距离预计的发射时间只剩下了5天。胡世祥下达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对火箭进行加温保温。
发射场成立了“火箭飞船抗寒抢险小组”，迅速展开一系列保温工作。工作人员奋战在70多米高的发射塔架上，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手碰到冰冷的铁架，就会被粘下一层皮。他们先是弄来两台小型热风机，向火箭发动机舱内送热风。但火箭舱体是金属材料所制，受热快，散热也快，加之外面温度太低，热风送进去很快就凉了。随后，他们启动了20多台大功率空调，昼夜不停地给火箭强行送暖。再接着，又给火箭、飞船贴上泡沫塑料，再用几千瓦的电灯泡照烤。但是，火箭袒露在戈壁滩寒冷的冬夜里，热量很快就散去了。这时，指挥长一声令下，发射中心的解放军战士们火速扛来200多床棉被，一床一床地包裹在火箭和飞船的关键部位上，就像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连续三个昼夜守护在火箭身旁。
原计划的发射时间是12月29日，但天气预报说那天气温是零下24℃，不具备发射条件，而30日气温可以回升到零下20℃的允许范围之内。于是，黄春平和刘竹生建议推迟一天发射，胡世祥将这个意见上报了中央专委，获得同意。
12月30日深夜，距离发射时间仅剩半个小时的时候，发射场忽然刮来一阵东南风，气温迅速回升到零下18℃，达到了发射要求。0点40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神舟四号飞船发射获得成功。10分钟后，青岛测控站传来“船箭正常分离”的消息，飞船准确入轨，黄春平和张建启紧紧相拥。
神舟四号的技术状态和载人飞船完全一致。返回舱内增加了两个座椅，坐了两位“航天员”，虽然不是真人，但是航天员工作、生活、医护所需的物品，包括睡袋、压力服、太空食品以及着陆后遇到意外时所用的匕首、枪支、弹药等救生物品全部配齐。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2003年1月1日零时9分，太空中传来了清晰、甜美的新年祝福声。这是神舟四号通过天地语音通信系统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问候。
2003年1月5日晚，神舟四号环绕地球运行107圈后，成功返回内蒙古主着陆场，任务圆满完成。
神舟四号在太空飞行的日子里，空间应用系统全系统参加试验，共搭载了52件科研设备，其中，大气成分探测器等19件设备参加过此前的飞行试验，包括空间细胞电融合仪等33件设备均为首次上天。这次任务中，多模态微波遥感器第一次随飞船进入了太空，姜景山在地面焦急地等待着数据的传回。当十多万次的有效数据传回地面后，姜景山根据多模态微波遥感器探测结果处理出来的数据图表，欣慰地看到了大洋环流的过程，海面波浪、海风海温的数据；看到了大区域土壤水分、积雪、植被的分布状况……他满眼热泪地告诉在实验室等待结果的专家们，“我们成功了，数据准确，图像很美！”
同姜景山一样激动的还有郑慧琼。神舟四号在轨期间，细胞们在太空中举行了一次期待已久的盛大“集体婚礼”。植物细胞空间实验融合率为18.8%，成活率为53.6%。成功主持这一婚礼盛典的人，就是郑慧琼。她的烟草细胞“黄花一号”和“革新一号”在飞船上进行了成功的电融合，并产生了新的烟草植株。后来，这个烟草新品种长到了40厘米高，无论从花色、叶形和品质上，都大大优于它们各自的本体，为其他植物的细胞电融合展现了壮观的前景。它们向世界宣告：中国实现了人类第四次在太空中进行细胞电融合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