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25

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 25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3

现在德国人的纷争提上日程了，不管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有可能酿成德国的、甚至是欧洲的灾难。这个为占主导地位的条顿大国提供纷争口实的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知道，英国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到自己发生骚乱的殖民地，这批奴隶主要是黑森-卡塞尔提供的，因为黑森-卡塞尔的宗法制选帝侯通常是用自己忠实的臣民去换不列颠的黄金来取得收入。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历任选帝侯和他们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直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26发出黑森-卡塞尔革命27的信号。这场革命得到现任选帝侯[1]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渴望同他亲爱的父亲[2]分担最高权力的责任。小小的革命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宪法扫清了道路，该宪法现在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主要战斗口号。1850年，这部宪法驱使它们在布龙采尔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斗，而在路易·波拿巴把“意大利问题”搞成一件惹人厌烦的事情以后，如果情况顺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促使他研究“德国问题”。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1831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以及使它的命运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霸野心纠缠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级（贵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使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1831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律师、文武官员同各个“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协调一致所进行的反对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章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一律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的条文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它使代表们能够依靠国家法院来解除任何一个大臣的职务，只要他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过。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特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让他们退休养老，也无特权将他们革职，因为他们有权随时向法院上诉。法院有权对有关官员任免奖惩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古代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实行检查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政府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法令条例作出最后裁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镇议会议员，不仅应关注本地的，而且应当关注全国的法律实施情况。军官们在服兵役之前必须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他们在各方面，在对王权的关系上就享有同文职人员完全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同行政机关不论发生什么冲突，都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费用和赋税。

1831年的黑森-卡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威廉第二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且

“衷心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长存”。(https://www.daowen.com)

接着这部宪法的草案由政府提交给德意志联邦议会28，联邦议会虽然没有作出保证，可是显然把它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善良的愿望，宪法机器在黑森-卡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运转的。从1832年到1848年，立法议会开会至少不下10届，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没有满就更换了。1848—1849年革命使1831年宪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监督权并把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

1849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动之中。旧德意志联邦议会28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29连同它那虚有其表的政府也被刺刀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德意志联邦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据优势的，而普鲁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30，想利用和控制这个联盟。有4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奥地利，实际上已设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残余聚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盟议会31。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义立法议会领导的黑森-卡塞尔首先属于奥地利的主要对手，并且是普鲁士的盟友。但是，当选帝侯刚一确信奥地利有俄国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假面具，表示赞成奥地利的联邦议会，反对普鲁士的联盟，扶植以声名狼藉的哈森普夫卢格为首的反动内阁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绝表决通过赋税和持反政府立场的立法议会。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威去征收赋税未果，而且在军队、官僚和司法机关中又得不到支持，于是便在黑森-卡塞尔宣布戒严。但是，为慎重起见他溜走了，跑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便在那里受奥地利的直接保护。奥地利以它一手恢复的旧联邦议会的名义派出联邦的一个军去废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鲁士方面则被迫表示赞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强调它自己对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抗议，加紧建立在它自己庇护下的北方联盟的尝试。于是，黑森宪法就成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前卫在布龙采尔附近遭遇，但是，双方都吹了后退号。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尔米茨会晤了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有关议会、黑森-卡塞尔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完全放弃了普鲁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鲁士作为低头认错的罪人回到了议会。奥地利的一支军队向北海海岸胜利进军，使普鲁士的屈辱又加一等。1831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不由分说地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法，后来是1852年由哈森普夫卢格一手炮制、经选帝侯稍作更动并由德意志联邦议会订正和批准的极端反动的宪法。这部1852年宪法成了经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间发生纠纷的缘由，而且无论怎样调解，都是徒劳。新近的意大利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鲁士政府看来，为奥尔米茨失败雪耻，为恢复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良机。普鲁士知道，1850年曾经使天平倒向奥地利一边的俄国，这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现在角逐双方除了纸上交战以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说1831年和1852年的两部黑森宪法，那只是它们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简单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主张根据1831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1852年宪法，而普鲁士则坚持1831年宪法要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总的（君主制的）原则加以修订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卡塞尔的议会依靠普鲁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转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大家族”[3]，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顾问们从外面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内战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