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硫磺帮91
克拉林：他胡说八道；……他给自己擦上硫磺膏。（卡德龙）[3]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赫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一样圆的当事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92称之为“圆满的人物”[4]；这位“圆满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看得见的首领。这伙人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136页）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93，出版于1859年12月。但在8个月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圆满的人物”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5]，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的冗长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始文字：
比尔“推销员”[6]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隆《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活动是四下串连、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8个月以后，在更多的公众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94。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未减当年的风韵。从比尔“推销员”的原始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地位显赫的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情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7]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列扼要材料，现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伦敦万兹沃斯路18号林苑协会
尊敬的先生：
尽管我们9年来都同住一国，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同住一城，但是直到3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您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绝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现在就来谈谈‘硫磺帮’。
1849年，我们起义者撤离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聚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遣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通过自愿选择居留地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结识的。
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人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许多人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悲惨的境况下，结成亲密的友谊。这些人是：爱德华·罗森布卢姆，出生在敖德萨，父母是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科恩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店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师、药剂师；
贝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雷斯劳、格赖夫斯瓦尔德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时，我在故乡（格洛高）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谋生的机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和政治上的懊丧而苦恼和麻木不仁。气候和自然景色都非常宜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认为这个地方是天堂。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们全都一无所有，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乐观的面孔，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显得既非常老实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贝尔坦，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借贷’给我们，而且还‘借贷’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6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这只不过是为了怀着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贝尔坦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懊悔。他非常真情地打听我的密友的情况，却不提债务问题。可惜我能告知他的很少。
言归正传，现在还是回头来谈1849年。
我们开怀畅饮，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政治色彩各异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甜美的欢笑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大会议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时而也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9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间，往往同我们举杯共盏，喝下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萨瓦或瑞士一侧的别墅窗前‘讨取欢心’。
毋庸讳言，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一脸和善、现已去世的阿尔伯·加莱尔——法济在日内瓦公民中的颇有名气的政敌，就对我们好言相劝。他说：‘你们都是些棒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要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保持心情愉快，就不应是身心两方面的弱者——这可需要韧性啊。’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最严厉的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https://www.daowen.com)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R…n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语的炮兵，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卡尔·加莱尔，上述那位大会议议员的弟弟，可惜他此后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神经炎而英年早逝了。罗森布卢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F…g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冯·F…g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军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友好地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他为人豪爽，我们在同他的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他会面之所以感到特别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主义政党首领，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8]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报纸是被当局查禁的还是因缺少经费自行停刊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这样称呼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一方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谈起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存在过的‘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至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则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科恩海姆和罗森布卢姆，在伊德施泰特战役前夕去了荷尔斯泰因。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们于1851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去了。罗森布卢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说，科恩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克尔早在当时，即在1850年就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说不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经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此前，在3个月当中，把我转移了25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加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说的：‘好极了，先生，谢谢！’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重要的历史看上一遍，那就得怪您自己了。
顺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斯蒙德·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许“硫磺帮”预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就采取措施，用木刻把自己的户籍登记表镶进历史书中，也就是说，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各位创办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曾经参加1848年9月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起义95，后来被关进布鲁赫萨尔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96的战斗，结果被赶到瑞士境内。1850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科恩海姆和罗森布卢姆到了伦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围。我不曾有幸同他们本人结识。从政治上说，他们同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企图在司徒卢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委员会97相抗衡。他们的委员会发表的敌视我们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布卢姆、科恩海姆、博布钦、格龙尼希和奥斯瓦尔德签署的，除其他报刊外，也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鼎盛时期，烧炭帮（烧炭党人）98曾经是警察活动和贵族幻想的渊薮。我们帝国的高亮都亚[9]，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起见，是否想按照利用烧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特也许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闻不得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他自己的特效药吧？大家知道，神医拉德马赫99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疾病的。如此说来，赫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当事人的称呼——“圆满的人物”，拉德马赫所说的“绷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伟大的医生菲沙尔特叫做“来自法国的大肚子”[10]的东西，都该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式的人物就不止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许福格特的动物良知提醒过他：硫磺对疥虫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因而特别厌恶频频改变自己表皮的疥虫吧？因为，正如最新的研究证明，只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11]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都是日内瓦的硫磺帮，而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100。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101首脑和成员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本人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一无所知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1852年纽约版第31、32页和第61、62页）。
“这个帮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代理人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12]。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惟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卡宴去，从而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个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16，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102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13]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103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104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105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购买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购买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莱·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14]，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15]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16]。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亲属拿来跟摄政时期106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17]……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107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108顶上倒塌下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