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刷匠帮91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的地位，它只是充满了脏腑和横隔膜。”（莎士比亚）[19]
我们在比尔的原始福音书中读到：“制刷匠帮”或“硫磺帮”（“主要著作”，文件，第31页）。我们在“主要著作”中读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第136页）。
从这两种说法来看，“硫磺帮”和“制刷匠帮”是同一个帮。我们已经知道，“硫磺帮”在1850年年中已死亡了，消逝了。那么，“制刷匠帮”也该消逝了吧？“圆满的人物”是十二月帮的文明传播者，而文明同野蛮的区别，用傅立叶的话来说，就在于用复杂的谎言代替简单的谎言。[20]
这位“复杂的”帝国的福斯泰夫同我们谈到了（“主要著作”第198页）一位阿布特，把他叫做“卑鄙中的最卑鄙的”。福格特对自己用的是形容词原级，对他的阿布特用的却是形容词最高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把阿布特升为自己的奈元帅了，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谦逊！当福格特的原始福音书[21]在比尔“推销员”上出现的时候，我曾请《人民报》编辑部转载这一原始诽谤书，并且不加任何评论。但编辑部仍然给它加了下列附注：
“上载诽谤书，出自一个名叫阿布特的堕落家伙之手。8年前，日内瓦德国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判定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
《人民报》编辑部认为阿布特是福格特的原始诽谤书的作者；它忘记了瑞士在战场上有两个里士满109，——除了阿布特以外，还有一位福格特。
可见，这位“卑鄙中的最卑鄙的”在1851年春发明了他的“制刷匠帮”，福格特在1859年秋从他的元帅那儿把它偷了过来。他本能地把他那可爱的剽窃习气，从编纂博物学转移到警探式的著书立说。有一个时期，领导日内瓦工人协会的是一个制刷匠［Bürstenmacher］绍恩海默［Sauernheimer］。阿布特截取了绍恩海默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Bürstenheimer］。起初他除了用这个绰号称呼绍恩海默以外，还用它来称呼绍恩海默的密友：波恩的康姆，职业是制刷匠；宾根的拉尼克尔，职业是装订帮工。他把绍恩海默封为制刷匠帮的将军，把拉尼克尔封为副官，把康姆直截了当地封为一名制刷匠帮成员。后来，当身为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的两个流亡者伊曼特（现在邓迪一所师范学校里任教）和席利（先在特里尔当律师，现在巴黎当律师）促使协会的公意法庭把阿布特开除的时候，阿布特发表了一篇满纸谩骂的诽谤文章[22]，把整个日内瓦工人协会都升格为“制刷匠帮”。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泛指的制刷匠帮和特指的制刷匠帮。属于泛指的“制刷匠帮”的有日内瓦工人协会，走投无路的福格特曾经从它那里骗取了一份发表在《总汇报》上的贫困证明书[23]，并且在席勒纪念会110上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对它顶礼膜拜。属于特指的“制刷匠帮”的有我提到过的那位我素不相识、从未到过伦敦的绍恩海默；被逐出日内瓦、后来经伦敦赴美国的康姆（然而他在伦敦探望过的并不是我，而是金克尔）；最后是那位非驴非马的拉尼克尔，他作为制刷匠帮的副官留在日内瓦，“聚集”在“圆满的人物”的周围。事实上，他亲自充当了福格特的无产阶级。以后我还得回过头来谈这位拉尼克尔，所以这里只初步提供一些有关这个怪物的情况。拉尼克尔是黑克尔的进军失败之后由维利希指挥的贝桑松流亡者兵营111中的一员。他在维利希的率领下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96，后来同维利希一起逃往瑞士。维利希是他的共产主义的穆罕默德，后者原要用火和剑来建立一个千年王国。拉尼克尔是一个爱慕虚荣、夸夸其谈、忸怩作态的花花公子，比暴君还要残暴。在日内瓦，他在盛怒时曾疯狂地反对过“议员们”，他还作为新的退尔，特别威胁要“杀死州官”。但是，当瓦洛特，这个30年代的流亡者和福格特的总角之交，把他引荐给福格特的时候，拉尼克尔的凶残的情感却一变而为“人情的乳臭”[24]。像席勒所说的：“这小子是州官手下的”[25]。
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将军的副官；福格特将军之所以在军事上未享盛名，只是因为普隆-普隆认为那不勒斯的乌洛阿大尉（出于礼貌也被称为将军）在执行他的“旅行团”在意大利远征中承担的任务方面，是够糟糕的，而把他的巴洛留作后备，以便在莱茵河畔进行一场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112。1859年，福格特把他的拉尼克尔从无产者等级提升为资产者等级，帮他搞了一家商店（经营美术品、装订、文具），此外还保证他得到日内瓦政府的光顾。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的“打杂的女仆”、义务听差、密友、莱波雷洛、心腹、采访员、造谣家、告密者，而尤其在脑满肠肥的杰克[26]堕落之后，又是他的暗探和波拿巴在工人中间的招募人。据瑞士一家报纸[27]不久前报道，有人发现了第三种刺猬，即兰刺猬或莱茵刺猬，它具有狗刺猬和猪刺猬的双重特性，是在阿尔沃河畔的巢穴中、洪堡一福格特的田庄上发现的。这种兰刺猬就是指我们的拉尼克尔吧[28]？
请注意：惟一同我有过联系的日内瓦的流亡者，是《新莱茵报》前编辑部同仁、目前在利物浦经商的恩斯特·德朗克博士，他对“制刷匠帮”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我对伊曼特和席利的下列信件，只想谈这么几句：伊曼特在革命爆发时离开大学，当志愿兵参加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13。1849年，在席利和伊曼特领导下袭击了普吕姆军械库114；他们带着夺得的武器和自己的队伍从那里到了普法尔茨，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1852年夏初，他们被逐出瑞士，来到了伦敦。
“1860年2月5日于邓迪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福格特怎么能把你同日内瓦的事件扯在一起。那里的流亡者都知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德朗克同你有联系。硫磺帮在我去以前就已存在，我惟一记得属于这个帮的一个人是波克罕。
制刷匠帮就是日内瓦工人协会。这个名称是阿布特取的。协会当时是维利希秘密同盟的苗圃，我是这个同盟的主席。有许多流亡者参加工人协会，在协会根据我的建议宣布阿布特无耻，不配同流亡者和工人们交往以后，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诽谤书，攻击我和席利犯有极其荒唐可笑的罪行。在这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完全另一些人的参加下重新提出这件事情。我们要求阿布特对他所写的诽谤书拿出证据来，他拒绝了。登策没有要我或席利进行任何辩护，就提议宣布阿布特是个无耻的诽谤者。这个提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参加这次流亡者会议的，几乎全是议员。很抱歉，我写的材料很不完全，但8年来我回忆这件肮脏事还是第一次。我不愿受罪去写它，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盆脏水，那我将不胜惊奇。
再见！
你的 伊曼特”
有一位俄国名作家[29]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同福格特先生过从甚密，他用上封信结尾的精神给我写了一封信。
“1860年5月10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https://www.daowen.com)
我从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爱德华·西蒙的文章115中看到了诽谤您的谰言，深感愤怒。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认为既不愚蠢也不凶恶的福格特，道德上竟堕落到了像他在他的小册子里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深的地步。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就深信您是不会玩弄卑鄙龌龊的阴谋的；而且，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他发表这些谰言，正好是在您赐给学术界一部杰出著作[30]的第一部分的同一时刻，而您的著作的使命是改造经济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 亲爱的马克思，请别理会这类下贱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人、一切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们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论战，而完全是别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篇。您的成就在有思想的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如果有关您的学说在俄国得到回响的消息能使您感到愉快，那我愿意告诉您：今年年初，某教授在莫斯科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开讲演[31]，第一次讲演就是介绍您最近发表的著作。给您寄上一份《北方日报》，您可以看出您的名字在我的祖国受到何等尊重。再见了，亲爱的马克思，请多多保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琐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请相信一个忠实于您的人的友谊……”[32]
匈牙利前部长瑟美列也写信对我说：
“您是否值得去理睬这类流言飞语呢？”
尽管有这些劝告以及类似的劝告，我为什么还要去插手——用伊曼特的那句粗话来说，——福格特的这盆脏水呢？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的前言中已经简单地谈到了。
现在还是回头来谈制刷匠帮。我把席利的信照录如下，包括同“本案”无关的东西。但是我删节了有关硫磺帮的部分，因为我们从波克罕的信中已经知道一些；还有几处我留做以后叙述使用，因为我必须把“我的心爱的题目”搞得相当巧妙，不想一下子就把全部秘密都道破。
“1860年2月8日于巴黎拉斐德路46号
亲爱的马克思：
很高兴从你上月31日的来信中得知有关你的直接消息。我本来就打算主动地给你写信，把你所要了解的关于有争议的日内瓦那些事告诉你，现在我就更加乐于这样做了。你写道，福格特把你同与你毫不相识的人搅在一起了，这一点不仅我一上来就这样看，而且此间所有在日内瓦的熟人偶然谈到此事时也都有这么个看法。因此，为了维护真理，我应当把有关‘制刷匠帮’、‘硫磺帮’等等的情况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你提出的两个问题：‘（1）制刷匠帮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2）硫磺帮是什么，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他们是干什么的？’提得正好。但是首先，我要责备你颠倒了前后次序，因为按照次序，硫磺帮应在前面。如果福格特想用魔鬼去吓唬德国的庸人，或者用硫磺去烧灼他们的脑袋，同时借此‘寻开心’，那他确实应该去找一些比这帮心地善良、情绪愉快的酒馆常客更吓人的魔鬼来充当这类角色。我们老一代的日内瓦流亡者毫无恶意地把这帮酒馆常客戏称为硫磺帮，而他们也非常善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这是一帮快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各次起义和后来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应过考试并进行了实习，失败以后，便同他们的红色主考官和教官一道在日内瓦聚集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不言而喻，根本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或在硫磺帮垮台以后才到日内瓦的人，是决不能加入这个帮的。这个帮纯粹是当地的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朵花（其实可以把硫华称做升华物），但是，大概由于它的《喧声》所散发的革命气息，对瑞士联邦的神经来说是过于强烈的一种气味吧，因此德律埃吹了一口气，这朵花就四处飞散了。很久以后，阿布特才到了日内瓦，又经过好几年，舍尔瓦尔也到了那里，他们‘各行其是’地散发着芳香，但决不是如福格特所说的那样，是在那早已凋零、早已枯萎和早已忘却的花束中散发着芳香的。
硫磺帮的活动大致可归纳为这样一句话：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劳动[33]。此外，他们还编辑自己的《喧声》，报上的题词是：‘留在这片土地上，靠微红的东西过活吧’[34]。他们在报纸上巧妙而幽默地嘲笑上帝和世人，揭露虚伪的预言家，鞭笞议员们（由此招怒[35]），同时，无论对自己或是对我们这些客人都不留情面，并且以值得称道的认真和公正，把一切的一切，朋友或敌人都加以漫画化。
他们同你毫无关系，也不曾穿过你的鞋会116的鞋，这是用不着对你说的。但是我也不能对你隐瞒，这种鞋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这帮革命的雇佣兵，暂时趿拉着战事沉寂的拖鞋四处游荡，等待革命把他们重新激发起来，并把革命的厚底靴（坚决前进117的千里靴）再发给他们。而谁要是敢于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工人专政等等去打扰他们的午休，那他准会大倒其霉。天啊！他们所干的那件工作，至多需要一个主持狂饮的人，而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围着酒瓶和它所装的微红的东西团团转。有一次，一个客居此地的奥登林山的可敬的铁匠巴克菲施曾经说过：‘劳动权利当然是好事情，但让劳动义务见鬼去吧！’……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那块被如此不恭地掀开了的硫磺帮的墓碑放回原处吧。说实在的，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人玷辱硫磺帮的陵墓，本应有一位哈菲兹出来歌唱‘愿它得到安息’[36]。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唱这样一支歌，在此就让‘他们全都闻过火药味’这句悼词作为他们的挽歌和墓志铭吧，而他们的那位亵渎神圣的历史编纂者却只不过嗅到了硫磺味而已。
当制刷匠帮出现的时候，硫磺帮的成员只不过在传说中，在日内瓦市侩们的注册簿上和日内瓦美人儿的心上照老样子继续存活着。制刷匠和装订工绍恩海默、康姆、拉尼克尔等人同阿布特吵了架；因为伊曼特、我和其他人热烈支持他们，于是我们就引起了阿布特的仇视。为此，阿布特被邀参加一次全体会议，流亡者和工人协会作为贵族法院甚至作为最高法院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出席了这一会议，在会上他不仅不坚持他对许多人的攻击，而且直截了当地声称攻击是他捏造的，作为对他的敌手们同样是捏造出来的指控的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维系着世界！’——他这样说。在阿布特勇敢地对这一套报复手法进行了辩护，并一再企图使高等贵族们相信这套手法的实际作用之后，有人提出了控告他的证据；在这以后，会议断定他进行了恶意诽谤，并且揭露他犯了其他过错，因此判决把他开除。为了报复，他就把高等贵族——最初只是上述那几个手工业者，——取名为‘制刷匠帮’。你知道，这是上述那个绍恩海默的职业和姓氏的一种成功的结合，因而你应当把绍恩海默尊崇为制刷匠帮的老祖宗，但是，你却无权把你自己算做这一族的成员或者归附这一族，不管它是行会或是贵族等级。要知道，他们当中从事‘组织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是你的敌人。他们把维利希尊崇为天父，或者至少尊崇为教皇，而把你诬蔑为敌基督或敌对教皇，因此，那个被认为是你在日内瓦教区的惟一拥护者和特使的德朗克，除了酒会（他在这种场合在同辈中数第一），被排除在一切会议之外。但是，制刷匠帮和硫磺帮一样，纯粹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也被德律埃一口大气吹散了。
阿加西斯的这位学生[37]竟能陷入这类日内瓦流亡者的化石中，并且从中取得了在他的小册子中已提供的那类博物学方面的臆造，这事对制刷匠帮种来说是格外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动物研究室里就有一个原始制刷匠帮成员拉尼克尔，正好是从那里搞来的反刍类中的乳齿象的绝妙标本。显然，反刍得不正常，或者是上述那位学生对反刍的研究是错误的……
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甚至还超过了。现在我也想向你提出一点要求，就是我想知道你对扣除部分遗产以利于祖国，换言之，以利于国家，把它当作国家主要财政来源这样一个问题有何看法；不言而喻，这只是对大宗遗产而言，并要废除由无财产阶级负担的一切赋税……除了遗产税这个问题以外，我还在思考德国的两个法规：‘土地合并’和‘抵押保险’。我想把这两个法规介绍给法国人，他们对于这些法规简直一无所知，除少数人以外，他们只看到莱茵河对岸的浓雾和酸白菜。不久前，《联盟报》倒是一个例外；它在抱怨地产过分分散时正确地指出：‘最好是立刻采取在一部分德国土地上已行之有效的坚决措施，即在十分之七的土地占有者都要求重分土地的所有村社中，强制重分土地。重分土地将有助于排涝、灌溉、合理耕作以及用间道路的修建’。《世纪报》也谈到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本来就有些目光短浅，在观察德国问题时更是如此，由于它像第欧根尼炫耀自己的破烂外套那样自鸣得意地炫耀它的沙文主义，因而格外饶舌；它竟把这道菜冒充爱国主义，每天加一加热以飨读者。这家沙文主义的报纸在向它的bête noire［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38]——《联盟报》客气地说了一声早安之后，就叫了起来：‘土地占有者，听从这个劝告吧！赶快要求强制重分土地；为了大所有者的利益抢光小所有者。啊，最幸运的乡下人，——要是他们知道强制重分土地的好处该多好！’好像在按所有者的人头投票时，大所有者会战胜小所有者似的。
其他方面，诸事听其自然，帝王的我给帝王，上帝的我给上帝[39]，‘魔鬼的一份’[40]也是如此。谨向你致老朋友的敬礼。
你的 席利”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既然日内瓦在1849—1850年有过“硫磺帮”，而在1851—1852年有过“制刷匠帮”，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么，我们的议会小丑所发现存在过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不过是他的非分之想，弥天大谎，“大得同臆造它的人一个样”。试想有一个历史学家竟会这样恬不知耻地断言：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有过一帮人，他们以“社会小组”118知名，或者也以“雅各宾党人”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
至于他所制造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生活和活动，那我们的这位小丑老兄避免为此花任何生产费用。我只举出一个例子：
这个圆满的人对他的惊讶的庸俗读者说：“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也是个好地方[41]〉，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这些人〈即福格特一手制造出来的人〉向德国寄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公开威胁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主要著作”第139页）
为什么福格特连“一封”信都不公布呢？因为“硫磺帮”写了“几百封”。即令恐吓信贱得像乌莓子[42]，福格特仍然会赌咒发誓地说：我们连一封信也不应当看见。如果明天叫他出席格吕特利联盟119的公意法庭，要他对“几百封”“恐吓信”给以说明，那他会从腰里掏出酒瓶，但不是信件，会把舌头弹得一响，用手指打一个榧子，并且会因锡仑式的哈哈大笑而抖动肚子，同他的阿布特一起喊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维系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