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伦敦”字样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1]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保留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的权利。”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要在法庭上予以回答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可以看出来。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预审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从略，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也就免得我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的人身攻击，从而也就用不着谈我自己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自己，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一切总归有个度[2]。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该书的内容，——指责我干了许多丑事，现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在法庭上公开地驳斥这类货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这么做，那么，除了上述别无选择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详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异口同声的胜利叫嚣和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这位代表了整个流派的人物作一论定。

对福格特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是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责难的，只不过是他们曾经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多多少少是当时各种情况所使然；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蠢事，这些蠢事也是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谈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约从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加以比较，那就会是给流亡者所能写出的一部最出色的辩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疑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耗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急忙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但是这也无所谓！(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须加以特别的说明。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那些早在1848年以前就已一致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18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判断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作出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本人，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论述他真正代表过的观点。

在我撰写这一著作的过程中，给我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朋友，而且还有许多过去与我疏远的、一部分素昧平生的栖身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流亡者，在此谨向所有这些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17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