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人和同谋者
博取权贵欢心，并非无上荣光。[261]
作为自己“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拉普卡”，他“自豪地称他们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213页）。
我称他们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271（1849年7月2日）之后，戈尔盖违抗匈牙利政府已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说：“如果有一位铁腕人物领导政府，那么，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话，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 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第125、126页）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的蓄谋叛变，是盖昂将军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见戴维·乌尔卡尔特《屈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者访问记》）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丁发表的一篇漂亮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他会亲手杀掉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行这个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他一方面同少数几个人制定反对戈尔盖的可怜计划，另一方面又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谈起他，甚至于给他本人写信，且措辞极为温和。既然认识到只有推翻一个危险人物才能拯救祖国，却又力图用颤抖的手把他收拾掉，而与此同时又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给对方招徕追随者和崇拜者，从而自己把全部权力都交到对方手里——这一点有人能理解吗？反正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时而赞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 戈尔盖却比他更彻底更坚决地在实现他那阴险的计划。”（泰·拉品斯基，同上，第163—164页）
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一份公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拉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几天，上帝惩罚了我国人民，使我们在战争中失利，在此之后，我们对联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继续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胜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如此这般地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利用”科苏特拱手相让的权力，“向上帝负起拯救”匈牙利的“责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无几。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极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踏上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他在祖国的祭坛上当作祭品送到戈尔盖手里的，是执政者的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屈塔希亚，这位有名无实的执政者阁下收到了帕麦斯顿提交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262]。他在给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确信，“俄国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细，甚至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亲爱的匈牙利。[263]不过当他在南安普敦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Palmerston，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解除拘留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264]。踏上英国领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人们都认为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安全不相容的。匈牙利同这些学说没有也不想有任何瓜葛，原因极其简单：在匈牙利没有它们存在的条件和丝毫理由。”[265]（请把这番话同马赛通信比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他的信念就改变一次。卡希米尔·鲍蒂扬尼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科苏特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宽容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隐瞒的一切，一句话，是我对这个人形成的看法决定了我这样做…… 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敦、威斯贝奇或伦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话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使他在马赛说过的话化为乌有。在‘年轻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毫无气节的（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下腰，因此他满不在乎地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兄路易·鲍蒂扬尼的名字来掩饰自己……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a most undeserving hert）滥加尊敬，你们将因此而感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他表示赞成奴隶制，他那巡回演出遗留下来的，除了异乎寻常的失望和300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那些奇闻轶事不谈，我只想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的流亡者，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要法国（不仅不要政变政府，而且根本不要法国，甚至不要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党）。他在回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阴阳怪气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同路易·波拿巴接触。（见1852年9月28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信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该报的声明[266]）
1853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272，这座城市的墙上到处张贴了致当地匈牙利驻军的告示[267]，号召他们参加到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里来。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维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赞同下才张贴的。马志尼确信，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所以，他起初想用一个更忠实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部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原谅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大为怀，没有揭露事实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定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17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屈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君主的统治权，土耳其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土耳其对世界自由来说是绝对必要的。”[268]
他在1851年2月15日写给土耳其宰相路西德帕沙的信里，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高涨了。他夸夸其谈，表示愿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写信给戴·乌尔卡尔特说：
“您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愿意在君士坦丁堡为我的事业奔走呼号？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机遇，我甚至想说天意使我现在得到的地位，或许可以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克劳谢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自荐，作为土耳其人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请求克劳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项。
他在这封信里说道：“我憎恨并蔑视制造革命的伎俩”（“I hate and despite the artifice of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乌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倾泻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把土耳其变成“东方的瑞士”，而且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273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普遍革命。
由于科苏特不到1853年底就把他于1852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劳谢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预定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约翰·班迪亚上校[269]带着他全力的推荐信到那里去。
1858年1月20日，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杰尔比开庭。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贝伊，即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约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确认其犯有叛国罪和通敌〈俄国将军菲力浦逊〉罪”，一致判处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无恙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军事委员会的自供里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指挥…… 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的任务是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明确指定给他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共同行动。
他说：“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奇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一边。在远征军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1857年2月中〉，我接到了科苏特的来信和指示，他赞同我的行动计划。”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国将军菲力浦逊的信件，他的叛卖活动败露了。
班迪亚说：“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这位俄国将军建立联系，我很久都下不了决心这样做，但是，最后我接到了非常明确的命令，使我不敢再犹豫不决。”
阿杰尔比军事法庭的审讯，特别是班迪亚的自供，在君士坦丁堡、伦敦和纽约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一再强烈（而且匈牙利人也是如此）要求科苏特公开解释，但是毫无结果。直到此刻，他对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的使命一事，仍然噤若寒蝉。
1858年秋，科苏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到处演讲，廉价兜售反对奥地利宗教条约280和路易·波拿巴的主张。他要英国人提防路易·波拿巴的叛卖计谋，他指称波拿巴是俄国的秘密盟友，那时他是何等激动、何等狂热，可以从——例如《格拉斯哥哨兵》（1858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时，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查明，早就属于罗亚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伙同普隆-普隆炮制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公开辩论。普隆-普隆满心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议的大门。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匆匆地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匈牙利起义计划。5月3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陪同这位前执政者进入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救主。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以致普隆-普隆只得做他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大加赞许。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答复，前执政者郑重其事地把共和主义信念咒骂了一通，同时信誓旦旦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错综复杂的形势，才使他不得不与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结盟。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表示愿意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经过公证的拍卖王位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对他在国外的表现稍加留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土容克谈论自家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亲爱的匈牙利”。[270]
科苏特否认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给他30万弗罗伦年俸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女大公[271]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力求成立一个宫廷奸党；到了国外却死死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全部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像一个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议付给他300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本没有什么令人难堪之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在军事上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38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得到5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项，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传奇式的敏感是决不相互排斥的。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科苏特不是就已采取了——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防范措施吗：不让用科苏特纸币，而要用银币或奥地利钞票支付他的薪俸。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54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争取中立的运动，使据称有“亲奥地利倾向”的德比内阁中立化。众所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地执行了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的巡回讲演，同他在1858年秋天的英格兰——苏格兰的周游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对英国的持久威胁”。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1852年底起就陆陆续续离开科苏特。由于出现了靠法国的帮助入侵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前景，大多数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判，不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把大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一笔去都灵的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服（一套少校军装价值达150英镑），最后是预支6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发一年的军饷。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卡）1万法郎，将军6000法郎，准将5000法郎，中校4000法郎，少校3000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有士兵，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此发出的沉痛怨言。
莫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已经提过的，就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克拉普卡不顾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坚决在阜姆登陆，但是科苏特却将匈牙利流亡者军团圈在剧院经理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4的传言刚一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引渡给奥地利，就背着他手下的军队，急急忙忙、偷偷摸摸溜到日内瓦。当时在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也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的名字那样招来那么多唾骂。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略微平息了对他的批评。科苏特在回到伦敦以后，发表一封写给他的驯服大象——格拉斯哥的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充满感伤的语气说，他已没有安枕之处，因此给他的信都请寄到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费·普尔斯基的寓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鲁，敦促科苏特，要他务必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他明白了，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或者他理屈词穷时，他还有噤若寒蝉的天才。像太阳一样，他也懂得亏蚀。他新近给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民族的惟一靠山”。
像18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个即兴诗人，每次都从现场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自己新奇思想的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钢丝上跳舞，而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诗人的特点是思想飘忽不定，这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只不过是狄奥索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的窃窃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将军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一。他同1859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272]。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让“朋友”克拉普卡来做“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的择友之道并不特别在行。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另眼相看的朋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效力，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什么吧。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283，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参谋部军官当中，引起极度的恐惧…… 这些衣领绣金、满身香水的先生们，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3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方设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种种借口脱离了主力部队，躲进舒适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 正是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描绘出一片内部混乱、兵变等等的恐怖景象，为的是只要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个革命中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来说很容易，因为往往要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为欺诈和蒙骗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大概要比他们补充金库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塞内存有足够用一整年的食物，其中有相当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农村；相反地，从周围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燕麦，尽管他们请求收购这些饲料，然而无人理睬，几星期之后，哥萨克人的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们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饲料。要塞中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饲料不足的借口下大部分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许不知道，鲜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以发霉为借口被卖掉；这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多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几个诸如此类的家伙的包围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好念头；那帮先生们所关注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202—206页）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273]都同样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的意志，并且按照他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货和懦夫的怂恿行事，那么，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灿然一闪。”（同上，第209页）
8月3日，克拉普卡获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时间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拉布，甚至可以不费力气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拉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缴械投降的消息和他的一封信。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结，然后从从容容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部队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绝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讲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 但是，——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是会恩准我们两星期的停战的，我仁慈的皇帝陛下为此向您请求。这一席话像一剂烈性毒药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劝说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到手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番巧妙的恭维，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科莫恩的陷落从此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星期内从要塞中运走足够用一整年的军粮。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从瓦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多瑙河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懒懒散散地待在工事里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国军团从未发起过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并且只有19000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接受停战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发挥的全部精力都具有警探活动的性质，也就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军官们。
拉品斯基说道：“到最后，只要谈起奥地利人一点什么就有危险，因为那可能被关禁闭。”
9月27日，终于投降了。
拉品斯基说道：“如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我们国家的绝望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考虑到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软弱无力的奥地利，那么可以说，投降的条件是分外苛刻的。”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是，不论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是在异常仓促之中制定的，措辞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瑙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么，克拉普卡也不能供给他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詹姆斯·法济——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宫廷小丑福格特就这么称呼他。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下面的两封信（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274]）对法济的品评恰如其分，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因此，我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教皇至上派”249的那种伪善的恐惧。例如，他给德国提出了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让路易·波拿巴放手大干，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支配，而且“老实说，我们宁愿再一次经受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52页）。他用清教徒的鼻音呼天抢地，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孽”（同上，第120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大杜班在十二月帮的参议院里所透露的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听命于耶稣会的各种各样联合会、协会和团体比在旧制度下规模大增；十二月帮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取消了国家在1789年以前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机构所加的种种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波拿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多年联合的基础上。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精华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孽”结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内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议员。这就是要预先说明的。
“1860年7月2日于巴黎
莱朋友：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一个所谓的政治家，光靠科学是不能吸引群众的，而他的无能很快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倒更易于把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掩饰起来，被当作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向前迈进，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赞赏的人群无力判断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看起来事物在前进，一切顺顺当当，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那就很不错了！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面对的这种类型的政治艺术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的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一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耍弄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杂技艺术，不过，每次他都以惯有的谨慎避免致命的一跳。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最完美的典范。他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坚定精神’，假如不是出于他那目的的肮脏，倒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艺术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广大群众，致使他们相信并赌咒发誓地说，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有靠了他才能出现的。他善于施用同样的狡诈推卸责任，把他干的坏事和不得人心的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容不下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随意否决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并让他们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饱受他的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主席的声誉甘当替罪羊和挨鞭子的顽童。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采取每项重大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颁行’之前，总是首先要自问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当前形势，过一天算一天：今天他在州政府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故作惊人之举。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作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是没有理智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莱芒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去发展公民的自由。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法济先生怎么总还是能为自己确保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15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他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防工事、大规模扩建和美化州首府，都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要塞设施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健康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论功行赏——下大力抓住并且干了不少深得人心的事。但是，整整一代人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不懈的努力共同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一己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对此社会的每个成员则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迷信，和其他任何的迷信一样，它对于任何健康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放弃的，而他所放弃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动物界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骗人民，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么，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操纵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装货，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这样一来，国家机器始终处于运动中，总是走来走去，就像怀表一样摆个不停。多幸运的结局啊！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约·菲力浦·贝克尔”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莱：
那么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论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识和他的内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谁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法济是在新维德的一所兄弟会教徒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65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照搬他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凡是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都非常精通。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是蛊惑家。他的主要治国准则和招牌是“自由放任”284。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有所建树的地方插上一手，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人筹办的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么，他的准则和招牌倒并不是那么糟糕。在1846年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是按照‘老兵离枪子远’这句话行事的，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尔伯·加莱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最后一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告诉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秘密离开日内瓦。加莱尔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从不计较个人名誉，他至少在当时是坚信法济真心热爱人民的，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莱尔当时并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通行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议，而且得到国家公文翻译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坚强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力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辞藻，在报刊和讲坛上大肆宣扬他经过伪装的真实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至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他的奸诈。1847年底，宗得崩德149战争刚一结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陆军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一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甩出一句话：‘嘿，这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州政府主席奥克辛本将军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有较为宽容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倾向（甚至达到狭隘的程度），即要保证重要的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无任何权力可行使，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别别扭扭的并尽可能给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组织西西里军团285，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追究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这里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织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一遇到难关，即使法律是在他那一边，法济先生也会立刻把他当作牺牲品抛出去。后来有一件事使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委员凯伦博士先生和特罗格先生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打着人道主义的招牌，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无情地迫害那些与加莱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莱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个怪物，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这就是法济举出的惟一理由，天真啊！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作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特州。加莱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改正错误。结果引发一场声色俱厉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他喊得越凶，装得越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场丑戏是在贝尔格旅馆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那里演出的，日内瓦州政府主席很喜欢与赫尔岑先生一起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的不体面的怀疑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经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说这番话主要是想嘲弄一下加莱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莱尔在政治问题上与法济是患难之交。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个人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具有坚定的自由思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抗，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因为他早已向教皇至上派暗送秋波，所以，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他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不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分道扬镳了，不过，我曾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干练的人物，仅仅由于这种习惯，我没有这样做。不停的内部斗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成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莱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坚定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很快便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1815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萨瓦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同这个‘激进派’——法济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莱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迫害并被革职。夹在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的年轻的民主派，对即将来临的选举还不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派的名字，加莱尔和他的朋友还是鄙弃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胜利寄望于未来。如果法济真心诚意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就无须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把恶意诽谤和迫害加莱尔搞得更有成效，‘激进派的’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张专事诽谤的小报，使他们的聪明主子和大师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日内瓦评论》了；这种骂街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报上，小报就越发显得丰富多彩了，至于这些替罪羊，他是随时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莱尔，经受不住这场下流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1851年）死去了，年仅35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说：‘我们善良而高尚的加莱尔是我们耶稣会的暴君残酷复仇的牺牲品！’在下一届政府选举中，加莱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者表示，如能推翻法济，他们只要有寥寥数人参加政府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坚持原则的加莱尔还活着，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然法济不以教皇至上派的不体面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贵族派的体面的尾巴害羞呢？既然法济先生找借口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选举（大概是在1853年11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1846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主席的宝座。于是，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在这方面，我必须首先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酒地中挥霍一空，并且债台高筑，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力图尽快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因此，1856年有一个因欠债叫苦不迭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债人当州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50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感恩的人民’不得不急急忙忙来救助他，在平毁城防工事后的空地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在清除这块地上的城防工事方面也是出了力的，当更有权势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兼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兼并’那么一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建房的工人的工钱。1855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追着法济叫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丢掉了主席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遇一件更倒霉的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他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坏榜样毁了好风尚——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贴现银行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如何，必须千方百计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全部事业就会因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贴现银行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一个信贷机构——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银行搞到大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贴现银行的资金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务的涨潮。为了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人们担保事成之后给他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佣金，给贴现银行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是，法济先生抱着这种目的，既为了自己也为了瑞士通用银行前往巴黎。在这里盘桓数周之后，传说他在‘圣上’仁慈的支援下，从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选举（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贴现银行的股东们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特效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激进派的选民们来说，是一把魔幻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惟妙惟肖地把他画成一只大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5000万法郎，喝葡萄酒时听人说——带回来1亿法郎，喝苦艾酒时又听人说——带回来2亿。法济老爹具有创造奇迹的力量的声誉，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满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胜券在握，因而没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成立已有一些时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干酪制造者——团体，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选举活动中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又一次登上了主席宝座。
但这一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他们也要得到胜利的回报。有一天，在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弗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制造者的马里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做‘神圣的’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传遍全城，很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从的激进派看来，在最忠顺的干酪制造者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州政府主席先生的不信任案。他的同僚、州政府成员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向他的主子和大师发难。但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历来这样行事：拉了屎，让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里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则从伯尔尼写信来，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暂且申斥一顿，并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宗教自由’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蒙受奇耻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预言——这套预言到处适用，而且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备受伤害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已乖乖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如愿以偿了，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瑞士通用银行保证他终身分享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州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上流社会同外国人士穿梭往来。自皮埃蒙特认为萨瓦浴场的‘赌窟’同它的国家道德不相容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流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设了这样一个赌窟。自由万岁！自由放任！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275]
您的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谋者。
Peace and goodwill to this fair meeting，
I come not with hostility，but greeting.[276]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在弗·察贝尔先生指挥棒下面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雷斯劳日报》等发表的相应文章[27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发布了两个纲领，一个是为准备意大利战役的，另一个是为准备奥格斯堡战役的。究竟是什么驱使弗·察贝尔先生，驱使这位《国民报》的平素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的社论中，第一次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话是：“通往席尔达的路标”287。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论说：
“柏林《国民报》是空洞无物的充实表现。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谈的是关于普鲁士的通告…… 虽然和但是！能够和愿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鲁士政府希望！每个句子都像一个苦役犯，双脚戴着上百斤的大镣，非常沉重，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但是’，是有血有肉的两种法律的[278]法学博士。《国民报》谨慎地用基督教日尔曼人的又臭又长的废话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这些破烂货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政客的空谈，白纸黑字，作为柏林的社论，大肆渲染…… 《国民报》显然是为善于思考的读者出版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史288一样…… 法国人对这一类纯粹用文字表现的思维有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Je n'aime pas lesépinards et j'en suis bien aise；car si je les aimais，j'en mangerais beaucoup，et je ne peux pas les souffrir.’‘我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不够，可我受用不了。’……《国民报》希望普鲁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内阁。但是有一个内阁——这是它无论如何所希望的。这也是《国民报》的庇护人惟一明确并抱有十足信心的一件事。”
《新莱茵报》第296号这样说：
“柏林，1849年5月9日…… 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萨克森革命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查禁。”
不过，害怕是一剂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10年289当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蒲柏的话的正确性：
Stillher old empire to restore she tries，(https://www.daowen.com)
For born a goddess Dulness never dies[279].
蒲柏的Dulness王国和《国民报》的王国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现在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二，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280]，而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雷斯劳日报》，它现在崇拜霍亨索伦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一样。1860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1860年2月27日于布雷斯劳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人民报》上读了你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281]《布雷斯劳日报》也登载过一篇像《国民报》上的类似文章，出自该报每日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议会里同德斯特尔并肩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己的教员职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宣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宣传——，为的是把西里西亚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却被现内阁拒绝，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上届内阁对于他从事私人授课予以默认，现内阁却把这当作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获准授课，他去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你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上了解到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根据施泰因博士的授意，布雷斯劳资源协会在狂欢节游行队伍里又演出了硫磺帮。尽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莱安、森劳以及他们的同伙，还是要遭到立宪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不过，这帮家伙是不容许别人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整整半年时间（1855年）是《新奥得报》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外时供稿的惟一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头[282]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块石头曾精雕细琢过，想把他雕成个半身塑像。例如，第225号上就这样说：
“科隆1849年2月16日…… 关于施泰因先生，我们还特别地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上公然告发工人阶级的代表，并指使一个同他意气相投的教师告发，这个人现在是‘法律制度拥护者同盟’的盟员。协商派议会291的所谓民主派，也像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预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现在将承认钦定宪法292。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竞选大会上所承认的东西。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本色。”[283]
当曼托伊费尔重又罢黜钦定议院293的时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力气。那时，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在“布雷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 现在必须承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们还存在，德国的统一就不可能。”（《新莱茵报》第290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什未林却总不愿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撕心裂肺的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亲眼见过《笨拙》[284]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喧声》。在杂志的封面上坐着潘奇，他的狗托比站在他的对面，闷闷不乐、愁眉苦脸，耳朵上夹着一枝笔；二者象征着托比是个天生的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285]。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或许可以把福格特同潘奇相比，特别是从潘奇丧失了幽默以后，——潘奇的这一不幸是在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80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同自己相比，或同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了，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安排好这件事了。我并不想武断地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封面图案时做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如此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penny-a-liner，而penny-a-liner生来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咄咄逼人的文笔下的丰富产品献给组建完毕的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钦定的纲领，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相联系，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有一笔军费，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于是我们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经混入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1848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294产生出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生产者，金克尔用来发行制造革命的公债的钱，一部分就耗费在石印传单上了；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王门下，哀求大赦，事实上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给汉堡《自由射手》，让它左右为难。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犬的人来说，真是来得正是时候。托比一听有传言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的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恶狠狠地吼叫起来。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他的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给他的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5号的《自由射手》（1860年第17—21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晦涩艰深的废话。[286]但是，差别多大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客观理解已有材料的最起码才能，无疑表现在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抄对一行字，我们的爱德华·梅因也无能为力。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17号：“现在有人揭穿这家报纸〈《总汇报》〉……也……得到过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编造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18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作用。”
福格特尽可以撒许多谎，但是他的律师赫尔曼就已禁止他撒这样的谎：《总汇报》上不曾刊印过的比斯康普的文章，被李卜克内西在该报“重复”了。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167页）
《自由射手》第19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上发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它原来的活字版还在霍林格尔那里放着。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19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人，不理解任何民族性。”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手》第20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霍夫当维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发生以后，泰霍夫就同马克思和他的同盟分手了。”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奥斯坦德。他大概在伦敦听说过，在西头的一个法国人抱怨说，英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写信时只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和我的同盟联手。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泰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分手了。
《自由射手》第21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工人盛会〉，福格特遭到伦敦《人民报》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发动“猛烈攻击”的日期是——1859年5月14日。（传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盛会是在1859年6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也就是在梅因说它引发“猛烈攻击”很久之后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读书心得已经够了。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读到的是其中没有的东西，毫不奇怪，他还读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文学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内。”（《自由射手》第17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从印就的书上正确地抄下两行字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贝克读世界史271，一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渐隐画面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贝克的使者！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
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短评不胫而走，传遍英国报刊，题目叫做：《被狗枪杀的人》。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唱道：“我是受雇于摄政的射手”[287]，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隆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该报在它的版面上散布谣言说，该书业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莱茵报》时期，当我们由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而整天同我们科隆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隆日报》会在1859年以民族原则的骑士面貌出现，而那位平凡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竟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蒙泰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之神恩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隆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莱茵报》第144号曾指出过，它那时是如何怒不可遏地攻击奥地利。
“科隆11月15日（1848年）。当人们获悉奥地利匪帮的嗜血成性的奴仆，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议员罗伯特·勃鲁姆的时候，一片愤怒的吼声响彻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是该谈谈两家德国报纸了。其中一家报纸以罕见的背信弃义竭力玷辱死者在世的最后时日，另一家报纸则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他走进坟墓。我们所指的就是《科隆日报》和《莱茵国民大厅》（俗称傻瓜天堂）……《科隆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日，民主派兴高采烈的领袖们离开了维也纳；其中有……罗伯特·勃鲁姆。’《科隆日报》登这则消息时，没有加任何补充，但是，诽谤勃鲁姆的话是用黑体字排的，以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隆日报》干得愈加出色。它甚至满不在乎地转载宫廷奸党的黑黄小报上的文章，转载所有奥地利报纸中最下流的报纸——大公妃索菲娅的机关报上的报道……〈以下继续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没有获得声誉……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大礼堂里说内部敌人是软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说，如果除去这些内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们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军人取胜而不愿自由取胜，那么，我们歼灭聚集在城下的敌军的战斗也应当毫不留情地转而指向这些人…… 在勃鲁姆先生的演说里，充满了九月党人295的癫狂；如果勃鲁姆先生说了这些话，那他可就——恕我们直言不讳——大失体面了。’关于《科隆日报》就谈这些。”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人工的隐蔽管道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地，这座世界首都也通过一系列鹅毛笔管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谴责了前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污染了泰晤士河水，又夺走了英国土地的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莱维，不仅精通化学，甚至精通炼金术。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一变而成报上的文章，再变而成铜，又把铜最后变成金。在通向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288]，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行人，停下来小便吧！”[289]
像哈巴谷一样，莱维也是无所不能。他能够单就一件强奸案写一篇占满三栏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来款待他的众多美食家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精心炮制而成的，这些细节使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儿童打发走。不幸的是，莱维把一个无辜者拉扯进去，当作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高得惊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coffre fort[290]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空闲无事的律师很快发现莱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莱维诽谤的人无偿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莱维本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叫苦不迭，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敲诈勒索，即控告莱维诽谤。从此以后，控告莱维就成了一件麻烦事。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到：Commit no Nuisance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Commit Levy[291]。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黄色小报”，然而莱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作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莱维的卖价一便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加恶心）。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莱维执意要肮脏的东西，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毫无顾虑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然而，莱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成了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涉及道德的攻击，莱维甫出狼窝又入虎穴。啊，一贯性！——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一贯性，你的羞赧何在？可不是，这个流氓（the rogue）一定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出现什么呢？地震和耀眼的彗星在预料可能发生的事中都微不足道。礼貌！“I thank thee，Jew，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儿）。”[292]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莱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女修道院。“到女修道院去吧[293]，莱维！”莱维在一座女修道院里！大概“nunnery”只不过是Nonaria的印刷错误吧[294]，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莱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由衷地发笑，
当荡妇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莱维的〉胡子撒娇”。[295]
《每周邮报》断言：莱维［Levy］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X是U，但他却把I写做Y。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22000个利未人296中，没有一个人用Y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莱维一心想把自己当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母亲已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写在他脸的正中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I写成Y于莱维又有何用呢？那位从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极其灵敏的鼻子的神秘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见《特利斯屈兰·善第》），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的笑料[296]，而莱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一年的笑料。一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束自己的描写：
“Ουτωξ ευχρηστου σχευουξ Kαστωρ τετξχηχε，Ρτυα φερωυ πασηξ αρμευου εργασιξ.”[297]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料到，莱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And'tis a miracle we may suppose，No nastiness offends his skilful nose.”[298]
实际上，莱维的鼻子本事之大在于对臭气情有独钟，百里之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莱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角、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莱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劳斯之歌”的惟一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莱维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rom an occassional correspondent.Frankfort on the Main，February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莱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在那里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一位朋友[299]，问他是否能告诉我莱维报纸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施普雷河城[300]的另一位熟人[301]。回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阿贝尔，我认为这个名字是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用英文写东西，这种情况迷惑不了人。如果阿贝尔作为察贝尔，不会写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么，察贝尔作为阿贝尔，不会写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做通讯员呢？那么，是察贝尔——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贝尔[302]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把柏林的智慧报纸同莱维的报纸作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
“李卜克内西出人意外地补充说：‘我们想让市政府〈？〉认证我们的签字。’”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在市政府后面加的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不禁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303]
莱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见，莱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298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期间，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22000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A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Abel］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加陷入“迷途”，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以英国人的枯燥的严肃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子虚乌有，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在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效力，积极地为《十字报》看家护院，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纠缠不休的热情总能够说明，为什么莱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发明是专门为了他能公开地、癫狂地兜售他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莱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一对高贵的兄弟[304]。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同时向莱维提供他的货色，这把戏玩得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更令人叫绝。但是，阿贝尔给莱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埃希特纳赫的游行299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No crab more active in the dirty dance，
Downward to climb，and backward to advance.”
（Pope）[305]
阿贝尔具有向他的莱维通报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才能。例如，《科隆日报》上随便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隆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免不了要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理在抽两支雪茄之间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于是他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我有能力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内阁的触角，比方暗示了冯·施莱尼茨先生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片刻也不等待，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莱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而“I owe to myself”（“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大家注意，我在一星期以前就已…… 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注明地点比如说是斯德哥尔摩。接着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画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认出来。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只能形象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306]、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307]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308]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施泰恩·盖沙特的原型是福格特的另一个同谋者，名叫路·班贝格尔。1848年他曾经是美因茨一家小报[309]的编辑，目前在巴黎“靠全薪”过活，通过攀龙附凤，成了“狼形人妖”和“最简单意义上的”十二月帮的民主主义者。为了解这个“简单的意义”，必须熟悉巴黎交易所殿堂的那些江湖暗语。施泰恩·盖沙特的“简单的”民主，也就是伊萨克·贝列拉称之为“la démocratisation du credit”，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是要把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赌窟，以便对它全面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目光短浅，只知道猎取集中在上层资产阶级手中的国民财富，那么，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鱼。他们同罗马皇帝一起高呼：non olet[310]，同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一起补充说：“大众应当做这件事。”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简单”的民主。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最近以《去意大利，好啊！》301一书出了名。与此相反，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96中，他曾倾听过这样的呼声：“哎哟，离开基希海姆博兰登！”这个逃离基希海姆博兰登和欺骗过莱茵—普法尔茨志愿军的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勋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灵[311]了，他怎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浸透鲜血的肮脏土层，对机灵的探宝人来说，竟含有金子。于是他到了巴黎，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又称亨·伯·奥本海姆）说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十二月政变的肮脏土层上突然闪耀出崇高思想的鲜明色彩的时候，认为1858年“流通”开始“停滞”（见法兰西银行关于1858—1859年货币流通统计表）[312]的施泰恩·盖沙特眉开眼笑起来。既是鲜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解，巴黎的洪水在冲走十二月的土层时，还会冲走他的主要著作的Pro，只留下Contra[313]。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扩大了希腊缪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缪斯，希伯来缪斯——“当代缪斯”，即他所说的交易所行情表。
现在回过头来谈阿贝尔。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首都的纸制藏污纳垢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从20个不同纬度上同时写作的事业心使莱维特别感动的时候，莱维便把阿贝尔亲切地、爱抚地称做他的：“勤勉的臭虫”[314]。
单是诗人的正义感就要求“圆满的人物”在喜剧结尾时不要同阿贝尔一起陷在伦敦的粪堆里不能自拔，但是，谁该把他从粪堆里拉出来呢？谁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应该是个脏鬼，即冯·芬克男爵[315]，红色土地[316]的容克，笑容骑士，无畏又无瑕的骑士302。
如前所述，《新莱茵报》早在1848年就已经透露了福格特和芬克的对立统一[317]，而福格特本人在1859年也预感到这一点，那时他在他的《研究》中写道：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领域。但是，1860年3月1日，芬克公开讲了和解的话，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说法，他“用硫磺帮来描绘谦虚的普鲁士议会”[318]。大约在这前一年，他曾经向该议会推荐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由于他没有莱维的鼻子，当然嗅不出这本小册子的来源有硫磺味。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扮演意大利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侮辱波兰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要求瓜分德国的时候，这一对势不两立的兄弟就永远互相拥抱在一起了。
“冯·芬克先生作为新的国家自由的宣传者……确实已接近可笑的领域”（同上，第21页），
大家知道，同极势必互相排斥。所以，福格特和芬克曾长期互相排斥。两人都有夸夸其谈的毛病，谁都认为对方不让自己说话。
根据拉尼克尔的证明，福格特是一个大动物学家，芬克也是，他在伊克尔恩养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配上两名丑角。在卡德龙的剧作[319]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冯·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须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费奈迭只懂得潘塔隆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挥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他在1848年6月21日的议会会议上声言：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会议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托利党人举行的一次隆重聚会上，他以托恩公爵的身份为宾客们解闷，坐在酒桶上唱道303：
“我当选托恩的公爵，
为的是享用美味佳肴。”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谁也吓唬不了谁，因而他们认为彼此攻击最为稳妥。福斯泰夫-福格特知道，无畏又无瑕的骑士非等闲之辈，反之亦然。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曾经在德国大学里学习过法律，而对于罗马的《民法大全》304则研究较少，因为他认为，红色土地的祖先没有白白把瓦鲁斯打败。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顿法，也就是大学生章程，他从各个方面衡量它的基础，然后取名法律基础，使它闻名遐迩。由于受到这种诡辩钻研大学生章程的影响，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脱的头发，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骑士和流血之间不可克服的诡辩障碍，就像新婚床上横在公主和代替者之间的一把脱鞘的剑。这种诡辩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发热有规律地出现，从1847年联合议会305时代他同上诉法院陪审员本达的冒险事件306开始，直到1860年在下院同普鲁士陆军大臣[320]的同样引人注意的冒险事件为止。由此可见，不久前有人指责这位容克丧失了他的法律基础，纯属造谣诽谤。如果说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陷阱构成，那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律辩论，我们机灵的容克在日常的议会实践中就以木棒章程去代替它。
有一次，芬克在法兰克福蛙池中异常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特骂做“未来的大臣”。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记住了这句俗话：
“只要搞到个一官半职，
一年到头当老爷”[321]，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甚至成为有名无实的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愤愤不平。要知道，在1847年联合议会上，芬克就作为弗伦特党人105出来反对内阁，作为贵族代表出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168爆发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负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他的对手们都成了现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未来的大臣”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顺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到圣保罗教堂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维茨将军的小丑、捧场者和打手在这里活动。
只要上峰赞许，芬克[322]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诚的奥地利人，他疯狂攻击各民族。
“左翼依次热衷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现在甚至还有马扎尔人。”（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
三骑士——芬克、利希诺夫斯基和阿尔宁——上演了一场音乐三重唱：
“公牛嚎，母牛叫……
驴子唱低音凑热闹”，
他们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诣来反对替波兰人辩护的演说者（1848年6月5日的会议），使得主席的小铃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维茨由于军事上和地理上的考虑，甚至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1848年8月12日的会议），芬克为了讨好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暗自叹赏，来了个头顶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蛙池通过一些决议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记；当德意志民族由于屈辱的马尔默停战协定166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这些决议的主要捧场者、红色土地的容克喊叫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为了确保在批准停战协定时获得多数票，外交人员和其他列席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翼席位上。骗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说，问题不在于谁进行表决，而在于表决什么（1848年9月16日的会议）。在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而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谁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由于不满足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唇枪舌剑的攻击，他建议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848年6月21日的会议），但是附带一个毕恭毕敬的条件，即要德意志议会的哈布斯堡王朝执行机关无须执行，无须宣布，甚至根本无须理睬议会的平民决议。当他的多数派伙伴，仅仅是为了换换花样，投票赞同帝国摄政王——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同外国签订条约时——应屈尊事先取得议会的同意时，他竟然暴跳如雷（1848年6月27日的会议）。为了迫使德意志议会举行对帝国大臣施梅林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们和帝国摄政王参与卑鄙的、流血的维也纳背叛307（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芬克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这篇演说成功地驳斥了菲沙尔特的诬蔑：
哦，威斯特伐利亚人的嘴脸，
多么冷酷的嘴脸！[323]
可见，芬克一向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直到突然间在议会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出现了小德意志192的海市蜃楼，而我们的容克满以为他从中看到腋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内阁大臣公文包的芬克。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聊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索伦王朝大喊大叫表忠心，在柏林听起来是很舒服的。1848年6月21日他不是在人满为患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吗：
“我的选民们派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的权利。我一直赞赏伟大的选帝侯[324]的话，他有一次曾把马尔克的居民称做他的最忠诚、最恭顺的臣民。住在马尔克的我们以此为荣。”
马尔克的巴亚尔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战役中从动口转向动手，这次战役为他赢得了骑士马刺（1848年8月7日和8日的会议）。事情是这样的：当布伦坦诺在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请求大赦而在讲台上对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亲王说了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芬克像一头真正忠顺的狗一样狂怒了。他离座冲向布伦坦诺先生，对他高喊：“滚开，流氓！”试图把他拉下台来。但是，布伦坦诺巍然不动。不久，这位容克又一次向他冲去，并且向他投下了骑士的挑战手套（当然，保留进一步成熟地考虑在法律基础上可能产生的困难），布伦坦诺拾起手套说：
“在教堂外面，您想对我说什么，悉听尊便；但在这里，您别打扰我，不然，当心吃我耳光。”
这个容克在自己的词汇仓库中翻腾了一遍，从中又掏出几句脏话甩向左翼，直到赖沙特向他喊道：“冯·芬克，您是个恶棍！”（1848年8月7日的会议）芬克想用直接转入日常事务的提案，来取消关于勃兰登堡内阁和柏林协商派议会之间冲突的辩论。
他说，“自从弗兰格尔胜利地进入柏林，局势已经平静，证券的价格已经上涨…… 柏林议会无权发布告人民书，等等。”
协商派刚被驱散，这位无畏又无瑕的骑士就更加恶毒地攻击他们了。
在1848年12月12日的会议上，他喊道：“对共和国来说，我们缺少起码的政治教育；前柏林议会的代表们向你们表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决议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卑鄙的虚荣心。”
话音刚落，风暴顿起。为了平息风暴，他说了下面的话：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骑士般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位小心谨慎的骑士补充说，“他指的不是本议会的成员，而是被驱散的柏林议会的成员”。
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驱散的协商派308全体战士们发出了挑战。其中一位听到了挑战的声音，他抖擞精神，做出了一件确实闻所未闻的事情：迫使这位红色土地的容克亲临爱森纳赫战场。当巴亚尔在紧要关头找到了邓斯·司各脱法律上的诡辩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们的无畏又无瑕的骑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者[325]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定观念从自己头脑中铲除。他庄严宣誓，宁愿像日本的大名309那样切腹自杀，也不愿触动这位名叫格奥尔格、对决斗来说还太年轻[326]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圣保罗教堂内，这位顽强的决斗者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锁在明斯特监狱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人物（1849年1月9日的会议）。如果说他为了迎合上层而不嫌烦琐，那么，他在建立小德意志和大普鲁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现的忠诚则达到了顶峰。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较起来简直太幼稚了。
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经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1848年三月事件168中的那些忘恩负义之徒深感羞愧。行动内阁310垮台的时候，芬克曾一度从圣保罗教堂消失，但随时整装待命。冯·普富尔内阁垮台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由于高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决定走向高山。在某个腐败的城镇选区311当选后，红色土地的骑士突然以钦定议院议员的身份出现在柏林，迫切希望他在法兰克福的作为获得奖赏。此外，在不剥夺他的任何非议会自由的戒严中，这位骑士感到非常舒服。当他同钦定议员一起在宫殿前等候白厅接待的时候，柏林居民用嘘声和嘲笑来欢迎他。由于曼托伊费尔曾经委婉地暗示过，似乎上面——哪怕是为了留一个大臣的空缺以资奖赏某些功勋——倾向于从法兰克福的皇帝制造者们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竖起耳朵更加贪婪地听取这些嘘声和嘲笑。芬克陶醉于这种甜蜜的希望之中，企图暂时作为内阁的清洁工以示效劳。他按照《十字报》的指示，草拟一份呈上国王的奏折，大声疾呼反对大赦，声明只有在一个明确的保留条件下他才同意接受钦定宪法292，这个条件就是：宪法要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重新审查和删削；他辱骂备受戒严之苦的左翼议员等等，同时等待着自己的胜利。
灾难临近了。法兰克福皇帝代表团到了柏林，4月2日（1849年）芬克提出了一项无限效忠皇帝的修正案，曼托伊费尔天真地投了赞成票。会议一结束，芬克就发了疯似地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邻近的一家旧货店，要在那里亲手选购一个公文包——红色天鹅绒装饰的、金边黑硬纸面的公文包。第二天早上，这位笑容骑士像孚恩神那样怡然自得，含着胜利的微笑坐在议会中央他的席位上，但是，突然响起一阵“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喊声。曼托伊费尔的嘴唇嘲弄地抽搐着，而我们的这位无畏的容克却嘴唇发白，由于内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向他的朋友们狂叫道：“拦住我吧，否则我要闯祸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许多月来芬克都兢兢业业地按照该报的指示行事，而该报的议院奏折草案也是出自他的手笔）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在危险中》的文章，其中说道：
“内阁仍然存在，国王[327]在回答芬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说，他们不必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骗的无畏又无瑕的骑士蹒跚地从柏林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到的愚弄比莱维曾经受到的更甚，当然，也只有未来的大臣才会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
红色土地的辛辛纳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成了普鲁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首领。他因右的论调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论调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弄不清楚了。不管怎样，他在这里又把他的角色演过了头。不久他甚至成了对内阁来说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再也不让他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红色土地的容克就依然是未来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倦，缔结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条约。福格特白纸黑字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普隆征服了德国大陆上的第一议会岛巴拉塔里亚165，把醉鬼们移民到那里去，并且让他的福斯泰夫出任该岛的摄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内阁首相，把所有决斗中的最高裁决权交给他，此外还提升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328]，授以托恩公爵的头衔，提高到公爵等级，最后，让人在他管辖的岛屿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的白铁[329]上刻铸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普隆的摄政福格特，左面是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题词：
“我和你嘴靠嘴
向我的世纪挑战。”[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