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代理机构
“因此，人人都必须参加战斗。在这充满恐惧的时刻，……伯尔尼的州官则必须从这里撤走。”
（《哀诉》）[226]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的任务是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十二月帮亲俄观点。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推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向他们敞开的报刊撰稿”。在洛桑盛会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纲领，准备邀请
“愿意遵照这个纲领，按适当稿酬在供他们支配的报刊上撰稿的那些人”（《盛会等等》第17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刊的人们取得联系？如果他们将文章校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稿酬从优。”（“主要著作”，文件，第36页）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盛会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检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36页），不仅用来支付“报刊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
“他向德国所有领主
分头派出使者，
一面向他们哭穷，
一面向他们提供黄金。”
（《帝国大事记》）257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刊和小册子“施加影响”并把文章给福格特“寄来”，由福格特付给“从优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仅此而已；因为，要使莱茵河沿岸摆脱危险，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第34页，纲领）。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页）。“这涉及匈牙利”（给N城的H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页）。
同上面涉及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致卡尔·布林德》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男人（《盛会》第17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页）。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盛会》第17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是“提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页）。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处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以递增的比例“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现金补贴，那这决不能说是收买。那些本身的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收受津贴并不是被强迫的。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盖罗尼埃、或阿布、或格朗吉约、或比利埃、或《世纪报》的茹尔当、或《立宪主义者报》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特，是“被收买”的吗？难道在这些先生们的一生中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他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邀请政论家依照自己的信念在供他们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邀请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227]。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多年的朋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清凉的11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让整个日内瓦大吃一惊，他宣称，他
“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而一旦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撕扯得羽毛乱飞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这次就恰恰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该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评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评论》）。该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è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难看出福格特也助了一臂之力。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谋，而只是受了蒙蔽。按照纯福格特式的手法，把犯罪构成推诿给莱·黑弗纳尔，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页）中也曾怀疑过这个黑弗纳尔，说他写作“皇帝与拿破仑亲王的令人作呕的私人丑史”；社论中也少不了在福格特那里照例必有的暗示，即“臭名远扬的巴登前少尉克洛斯曼”是《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8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一位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洁身自好，拒绝“扮演斯图加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王权，比如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所指称的，一个伊特鲁里亚王国，是再可笑不过的。
“拿破仑亲王坚信自己的天才和禀赋，他根本不把这些可怜的小王位放在眼里。”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的德高望重的堂兄左右，“以亲王公民的身份”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仑亲王同皇帝一样，是一位大国民经济学家……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健全原理有朝一日在法国取得胜利，那么，毫无疑问，拿破仑亲王也是功劳非小。”
他过去和现在都是“毫无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拥护者”，任何预防性的警察措施的反对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的体现者。如果他发现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人的包围听不进他这个埃吉丽亚的声音，那他就体面地引退而“面无愠色”。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对他诽谤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国民经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纯而又纯的民主主义者，并且——这会是可能的吗？——普隆-普隆“habile comme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他在东方战争中的阿利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个5万人的军团〈著名的旅行团，我几乎说成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军，而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258。
《日内瓦评论》最后得意扬扬地说：“我们介绍了他〈即普隆-普隆〉是怎样一个人。”
乌拉，普隆-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民主派的具有魔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普隆的德高望重的堂兄直接给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么这“来源”仍然是“骇人听闻的”[228]。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另当别论了！就算福格特在诺因堡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229]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更民主主义的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230]普隆-普隆干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把他的堂兄当作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并非每一个想成为怪物的人都能成为怪物[231]，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创造出普隆-普隆以后，皇帝的雅努斯脑袋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是他伯父的侄子而不是他父亲的儿子238，在这个真波拿巴面前倒显得是真的了；因此，法国人总要说：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衰落帝国181的唐·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忧心忡忡地感到，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232]。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什么呢！[233]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帮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等诸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盛会”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的观点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究》更为激进。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质和力”144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7页），并且特别向“德国资产者”（同上，第128页）呼吁，要他们“铭记在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发生“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教训德国工人：“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惟一支柱”（《盛会》第11页）。
他说：“我刚刚对你们说过，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并不存在，还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联邦共和国。”（同上，第10页）。
这些话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说的，可就在6月6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还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234]，用武力和王朝内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联邦共和国的最简便办法。接着，他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须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她是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在刊印的演说中，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问题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间的斗争中表明立场，那我们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们就省事了。”（《盛会》第13页）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士兵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恰恰是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都已经”被争取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给无产者以工作，使资产者破产，等等”（《盛会》第9页）。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作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带着资产者的义愤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1）对于危险在即的谣言尽可能长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了事；（2）在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则把兼并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盛会上，在国民院251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比尔“推销员”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甚至比普隆比耶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爱丽舍宫前厅里已经在分配萨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以此开心取乐。”[235]
1851年12月6日，法济先生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落入十二月政变帝国之手。[236]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忧虑：一旦撒丁扩张在意大利的统治，萨瓦被法国兼并则是铁定的。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侧翼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关于拟议中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No.Ⅰ）。哈里斯把这一点报告给马姆兹伯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谈过兼并的问题，皇帝的意见是，如果撒丁扩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同上，No.Ⅱ）。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也就是在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4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泰坦的小册子[237]，其中让欧洲对兼并萨瓦一事有思想准备。也就在这个8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结束后，福格特先生潜入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谣言，说什么他到四森林州湖休养去了。
“巴黎住了好几天，
聪明没有长一点，
狼吞虎咽功夫现……
笨伯一个山羊一头，
来到巴黎原形毕露。”[238]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同上，No.Ⅵ）；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这种看法，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总理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交一份正式照会（同上，No.Ⅸ）。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走一无所获，为普隆-普隆的伊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活动纯属徒劳。回来后，他又像往常那样，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狂热劲头。
1860年，兼并的交易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矢口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帮的利益了。现在，已经到了引诱瑞士听任兼并，让它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宫纲领的第二点，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送给瑞士。在这件事情上，瑞士的十二月分子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例如，1860年1月初，内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如果萨瓦的占有发生变化，根据1815年条约，同时也应该让给瑞士一条良好的防线。”（见上述蓝皮书，No.ⅩⅢ）
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沃奈尔向英国公使考莱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沃奈尔还告诉考莱：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莱和福西尼永远归属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No.ⅩⅩⅧ）
散布这种幻想的目的，不仅是要引诱瑞士听任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塞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从自己方面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因此也好像是一个具有兼并野心并力图扩张领土的国家”（同上，No.ⅩⅤ）。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森爵士在同加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萨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给自己制造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谴责，那么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 既然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攻击弄得复杂化了，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谅解的。”（同上，No.ⅩⅩⅩⅣ）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沃奈尔也就毫无顾忌地透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的急电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沃奈尔的急电）。
在这期间，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与编织这张欺骗的罗网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莱和福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承诺，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No.ⅩⅩⅢ）。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而《泰晤士报》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的名字，也突然在注明日期为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声称，他知道，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福西尼、沙布莱和热内瓦山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加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No.ⅩⅩⅩⅢ）。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加富尔的时候，加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No.ⅩⅩⅩⅣ）。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在1860年2月9日还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森，向他保证，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给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舆论。在该报1月27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十二月帮101风格写的《尼斯伯爵领地》一文中，已经露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年2月2日，图沃奈尔向英国公使考莱通报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2月5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1860年4月23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2月6日才提交凯伦博士，并且向这两个人——英国和瑞士的公使明确声明，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款。在图沃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月3日，法济让他的驯服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他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因为：
“他刚才听说（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谈论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萨瓦的条约。遗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1月27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确定的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们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问题，条约中并没有任何书面的保留条件；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缔约双方的心目中是否也不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 这种条件可以看做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包含在内（sous-entendue comme a1lant de soi）…… 我们万不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我们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们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论。”（见法济的“充满信任的”演说，这是一篇蛊惑人心的杰作，载于1860年2月4日《日内瓦评论》）(https://www.daowen.com)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高见的讲话十分重要，遂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订。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日内瓦的十二月分子们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124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在普隆-普隆的豪华宴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里亚-萨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国民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惊叹不已，——福斯泰夫-福格特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勇敢地大吃大喝一番之后，竟要求瑞士表现出勇敢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比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让世人看到，
“它的民兵不仅仅是为了检阅和做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莱和福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踩着民族和自然疆界这副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尔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沃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已尽人皆知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隆比耶尔成了法国参与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受神父的驱使违心地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陷入窘境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领导集团中有人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抗衡力量，并日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中，即在除了取得某一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愚顽不化的民族意识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蒸汽熏陶，在比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般勇气，以后从巴黎返回，不久又用同一个传声筒胡诌什么尼斯人对法国人绝对友好；由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鲁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这位在普隆-普隆的宴席上扮演温克尔里德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一变而为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瑞士友好的皇帝平心静气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塞针对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另一方面，福格特也满意地看到，他的演说受到《沃州新闻》的赞扬。《沃州新闻》是布朗舍奈先生、德拉腊日阿兹先生和瓦特州的其他政治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260中，有5位瓦特州的州政府成员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51——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并未受到惩罚，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沃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拜访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拜访土伊勒里宫54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他给自己的奥狄浦斯们发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自己的宫廷小丑发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置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靠那个人活着也为那个人而活着，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内瓦大会议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酒词，他是那个人的莱波雷洛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瑞士的处境来说一事无成，但就法济本人地位受威胁来说，却成绩惊人。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9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法济式的幻想几乎比失掉中立省份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一直与他作对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泰奥多尔·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在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人民的欢呼之后，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261。由法济的民主禁卫军——“干酪制造者”协会中挑选出来的一帮日内瓦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小命，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既没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洛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领托农，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仅限于真正地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他倒还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供词，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科曼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在上述两个职位上全都听命于州政府主席兼《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他承认给过佩里埃钱，那是从为建立一支志愿军而设的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科曼，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区割让给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239]莱蒂在前中立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要在这里插一手，他的皇帝会立即派3个师进驻日内瓦。最后，福格特丝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已预先向日内瓦警察局告密，说日内瓦有人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提供的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旧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福格特散布谣言，说我不断地在瑞士西部和萨瓦之间窜来窜去，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不利而对敌视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谋前不几天，这一阴谋，福格特肯定知道，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祸于我，糟蹋我。幸而他也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了我，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说：‘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的阴谋！'，这使他吃惊非小。他让我详细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维第262的成员，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议，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满意卡尔的行为。古斯塔夫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从卡尔的信中早已看出卡尔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力；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福西尼、沙布莱和热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给法国兼并萨瓦造舆论；最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真反抗；那么现在，按照巴黎纲领，业已真正发生的兼并和变得不容否认的危险，归根到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缴械，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197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着手解决。他的仆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鼓吹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必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谈到：
“请劝告我们有势力的同胞们，当心詹·法济可能向瑞士提出放弃自己的中立的建议。这个主意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本身，詹姆斯·法济时至今日一直是它殷勤的代理人…… 现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抵制法国的计划，但是，一个一向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说，这是个圈套。只要瑞士声明它既不愿、也不能继续恪守中立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结盟。”
法济让《日内瓦评论》对此作了回答：
“从萨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起，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终止了，因此，法济的这种建议也就是多余的。”
3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演说，他
“一面怒骂咆哮、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们〈他指责他们是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阵营”。
因此，尽管他似乎极其粗暴地攻击了苏黎世—瓦特的公开亲法的政党，这个政党还是听任他随意叫嚣。
“欧洲，特别是德国，抛弃了瑞士。中立由此已不可能；瑞士必须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辞地提到了：
“近邻、近亲的法国，只要它认识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许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那些老不死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创，而应当由海尔维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们如何行事。联邦军队在日内瓦极受欢迎。但是，如果他们的存在会使人对日内瓦现行政权机构产生丝毫的怀疑，那就让他们走开。日内瓦会自助、自卫的。”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戴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为时尚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藉的“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局势，一度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压倒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为形势所迫必须投票赞成坚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私交并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此，福格特当然不可能在唱票表决的情况下出面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众望所归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要溜掉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惯用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刺人字眼——“奥地利主义”，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比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大声重复的这个字眼，终于反弹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写道：
“看来，萨瓦对瑞士是一小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奥地利的怂恿下，急忙出来在一件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事情上阻碍拿破仑第三的计划…… 英国和北方的一些大国，除奥地利外，丝毫也不反对兼并萨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领地上制造不安和骚动的奥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伟大的民族原则的冲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无法服从同一法规。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该想到，在泰辛州人们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语言，那它就不该忘记，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属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发明。
福格特本人在如此不遗余力地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同时，还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喜欢充大的家伙——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首饰工厂的老板）去拯救德国。在圣布莱斯“王冠”酒店中举行的诺因堡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致祝词者、“残阙”议会议员、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莱茵，因为否则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谋。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份备忘录：“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促使建立拿破仑的世界统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统治者的没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法兰克帝国分崩离析的各省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于是德国就能够较容易地为自己争得自由，——这就是所谓政治上的庸医：为了使活的躯体神奇地再生出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那些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自助并拥有自决权的人遭到了谴责；最后还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刚刚在意大利表明，他所理解的民族解放是什么，等等，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抨击了这样的
“逻辑：应该让刺猬先跑到鼹鼠洞里，这样才便于抓住它并把它从洞里再甩出来；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莱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教授很像本末倒置的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鞋会的‘鞋’116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搞坏了关系，因而就同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资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特殊性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一般性任务是颂扬路易·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常客，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暗示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诺因堡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惟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想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形成自己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特别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一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240]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到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此刻对《希望报》大加嘲弄，说它是匹“病弱的驽马”，除了必须驮着巴克科斯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肚子”。
十二月帮的报刊策略是如何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让莱茵河左岸通过全民投票落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当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难前不久，埃德蒙·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努力导致普鲁士的类似扩张，“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紧跟着这个轻率的关门人上场的是头行动迟缓的笨牛——《比利时独立报》的通讯员AA，约瑟夫·普律多姆和坐镇土伊勒里宫的“天意”[241]御用的皮蒂娅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帮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某种外交上的考虑，加之他正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便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宣布，不是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达-达、为德国报刊设立的十二月帮招募局的老板、法济下属的代理人、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比尔“推销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埃德蒙·阿布的门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一层。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现代评论》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十二月帮的官方杂志，是同《两大陆评论》尖锐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的一些人、奥尔良派44、融合派263，特别是法兰西学院264教授和法兰西研究院265院士。既然无法把这些头面人物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回办法迫使他们为十二月帮的《评论》效劳。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无法同拉盖罗尼埃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盖罗尼埃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爱德华[242]·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243]·西蒙，但他总是扮无比滑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110、席勒协会266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集会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包容？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说：
“自然，没有密探不出席的集会，没有密探不参加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烦，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简单策略，并且已经奏效——我们找来一个熟识的密探，立刻把他选入委员会。在所有这类场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最为合适。您知道，过去替拉马丁跑腿，替埃米尔·德·日拉丹写乏味文章的拉盖罗尼埃，现在成了皇帝的宠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检查官。而爱德华·西蒙是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而且〈他特意皱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说〉是一只臭气熏天的野狗。爱德华·西蒙不想白白地工作——这您当然不会怪罪他——，他认为，他投靠十二月政变制度，就是对他本人和文明作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在策划低级阴谋方面的能力并不差。拉盖罗尼埃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颇有谋略。《祖国报》的老板、银行家德拉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狂躁的暴发户，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善于谄媚的奴才，他容不下任何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顺，因此适得其所。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捷街267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从信号发出时起，它就在兼并的狂热中大显身手。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痫风。《祖国报》确实享有获准首家报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就扩大了版面，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划归法国的必然结果是祖国[244]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回答‘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一家晚报’。一旦莱茵河各省也被兼并，《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国民经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废除交易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从而使全国范围的交易重新跃上预期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衷于废除交易所行情表。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论的作者和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或者说警察总局的、尤其是帕莱斯特里那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说〉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臭名昭著的地方发出的气味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难以名状的秘密关系。
金莱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的特色：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外交政策、警察和报刊混在一起（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议）。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的[245]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或者说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246]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里纳的密探和到处乱跑的野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林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麇集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惑众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奸者等等诸如此类之徒”。[247]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擅长扮演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给拉盖罗尼埃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趁此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把他委派给《现代评论》。《现代评论》编辑部毕恭毕敬地提出请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要匿名，但请求落了空。拉盖罗尼埃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宣传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Le Procès de M.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绘画人——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出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248]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有名无实的[249]帝国在五巨头268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隆有三个圣王269，为对称起见，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太过分了，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250]。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筛选”[251]。“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不是那么字斟句酌”[252]。当然啰！“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纯种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使他的上司开心，在巴黎读者面前展示了德国的“三个”残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阙圣王的同意和委托之下，把他装扮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后的志愿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了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文字之后说：
“可见，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促进德国统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法兰西帝国甚至特别适宜于加速他所希望的解决。也许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出卖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议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们也必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253]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形形色色的酒馆党之间宣传不惜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169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恰到好处地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可贵了，他现在的认识，即“法兰西帝国特别适宜于缔造德国统一”就更加有价值了，“朋友”西蒙的笨拙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de bon marche）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十二月英雄无论如何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福格特在维护秩序的热望之中，“甚至向日内瓦当局告发过革命的阴谋”[254]，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莱斯特里那先生和拉盖罗尼埃先生所作的“告发”别无二致。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沃州新闻》等的不值钱的文人［penny-a-liner］[255]；拉盖罗尼埃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骑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牙匠[256]——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于是我们发现，达-达福格特并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党徒，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伍、沦为流氓、与爱德华·西蒙沆瀣一气、归服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吊起来的人物。剩下的问题是：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好处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这就是收买。”（“主要著作”第217页）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支付给福格特的是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能像支付方式那样花样翻新。
谁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270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里让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或者，许诺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说得平淡得多。例如，“随着185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合伙经营人）的境况也发生了转变；谨小慎微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勋，赠给他数额相当可观的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成现金。一些彼此素不相识的知情人，几乎同时从瑞士和法国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担任着尼翁（在瓦特州）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庄园（原属于一位寡妇，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妮亚[257]买下来）的总管，领取一定报酬。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转变”后很长时间还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258]，在1860年初向“伦敦芬切尔奇街78号P.B.B.”先生开列一笔很大的款项，说这笔款项是他过去的朋友从巴黎中央金库领取的，不是用做贿赂，而是作为预支。
这类传言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亲口说的话：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钱，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努力谋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钱，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美好事业，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主要著作”第226页），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你写的满纸胡言乱语，秃子，
而且搭拉着你那鼓出3尺远的肚子。”[259]
美好事业！这无疑是德国人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英国人称之为“这个世上的好东西”的唯心主义说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现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纯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182页）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该相信他的话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谈到的事实那样纯粹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阴谋的、搞宣传的、搞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搞害人毁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地把他的皇帝看做一个“人们为了自己才喜欢的人”。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谁不相信，谁就犯罪”[260]；或者像现代歌曲中所唱的：“谁不相信，谁就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