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非凡的城市文化实验

姜纬，独立摄影评论家、策展人

当澎湃新闻影像新闻部总监许海峰跟我介绍名为“上海相册”的设想时，我随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城市文化实验。

此次集结成册，缘起澎湃新闻视觉中心策划并实施的“上海相册”项目，荟集22位上海摄影师拍摄本地的作品，同时，22位文字作者运用“盲写”方式予以一一对应。

许海峰与上海作协的吕正达成共识，一定要坚持盲写，不然就失去了这个项目想达到的文化交融跨界出圈的旨趣。摄影师和文字作者的姓名事先被刻意回避，仅有摄影师800字自述，不少于20张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某一主题或者领域的深耕，而非仅仅是若干单独好照片的集合。文字作者不是摄影圈内人，完全按自己的理解或者想象自由发挥。

图文并用，共塑阅读城市新角度。照片各有特色，文字也各有殊异，有的像读后感，有的像散文诗，有的像短篇小说。有些图文比较协调，有些似乎两不相干，谁也无法预料这个项目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然而这正是实验的应有之义：勇于探索，大胆尝试，用创造性思维打破画地为牢。

在呈现方面，“上海相册”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比传统的局限于一地一时一圈的展示活动，更具传播意义上的广泛影响力，是梳理，是审视，更是登高望远，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视野，彰显出“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

从渊源上追溯，上海一直是被看见同时被写作的城市。我们为上海丰赡浩大、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气候、血缘、语言、饮食、建筑、服饰……还有人的意愿、人的记忆、人的命运、人的感受与表达、人的姿势与神情，等等，上海如此纷繁多姿，没有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城市。

20世纪30年代，少年诗人徐迟把外滩江海关大厦的巨型大钟形容为“都会的满月”，流露出对现代性的歆羡。半个世纪过去，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一个亚洲都市的革命与发展》(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中，克里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写下了这样的话：“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1995年，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原汇丰银行大厦。修缮人员在这座1923年落成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拱顶内部发现了意大利工匠于初建时绘制的系列马赛克绘画，在八个被描绘的国际城市中，航海女神统领着上海的图绘，她右侧是代表长江的画面，左侧是广阔的海洋，上海被放在时空变迁的情境之中，定位于中国内地和外部世界的关节点上。

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苏青、茅盾、叶辛、陈村、王安忆、金宇澄、程乃珊、孙甘露、陈丹燕、唐颖、顾湘……他们的文字里，上海人的岁月和境遇，贴肤痛痒的故事，碎杂绵密的细节，身心悲欢的浮沉，寒来暑往，生生不息。

上海和摄影则更有缘分，摄影深深嵌入了城市历程，略举事实一二。

上海最早的摄影，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肖像照热潮。《海上繁华梦》《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完美图像——晚清小说中的摄影、欲望与都市现代性》《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凑与日常生活》等著作文章里面都有详细记载。之后，一部分摄影师开始走向社会，报道新闻，反映世俗百态。

1907年中国第一本摄影画报《世界》于上海创刊，老闸桥南厚德里是画报最初设在上海的发行所地址。从第二期起，发行所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204号。

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是成立于1913年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设有冲洗暗房和布景设施，供会员实习使用，按期授课指导。摄学部主任为留美摄影师时向荣，教授为陈公哲和程子培。陈公哲为五金业资本家，对摄影颇有研究，对摄影技术的研究改进有所建树。“精武”提倡体魄精神共进，选用摄影作为提升会员精神修养的必修课程，说明当时的上海，人们在认识上已把摄影列入美育范畴。

1928年，上海《时报》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为摄影记者，这是中国有职业摄影记者的开始。

1930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摄影组织——上海黑白影社成立。到抗战前夕，社员已遍及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以及苏、浙、皖、粤、赣、桂、鲁、冀等地，还有港澳海外人士参加，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摄影团体。沙飞（当时名叫司徒怀）、吴印咸、吴中行、敖恩洪、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都是黑白影社的社员。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对摄影同样也是热情高涨。《申报》在1930年12月25日关于华社第四届摄影展的报道中写道：“三日来，细雨漾漾，由签名处报告参观之男女老幼，约五千人。足见沪上人士对摄影之注意矣。”陈传霖在《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中统计1932年黑白影展观众达两万人以上，1935年多达四万余人。《良友》画报1934年第85期刊登的“良友摄影旅游团在京沪”展览现场照片中也可看到观众的踊跃。

凡摄影的，皆已过去，但过去的不一定就是历史。如果不能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形成交互，“过去”在现时的思想活动中就不会复苏，就无法真正获得它的历史性。

曾经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增长、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变迁等取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由此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史学思潮新变化，反映出普遍的诉求：回到历史主体，即“场景”本身，回到鲜活的人本身。“场景”并非背景或舞台，而是人在历史舞台上的演出构成了历史的“场景”，这恰好是摄影强大表现力之所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摄影师有着大量以马路和弄堂为题材的照片。他们是漫游者、梦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不是被动的行走者，他们重新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意味。马路和弄堂，以及市民在这些公共空间的活动，对于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现象”，还可能是一种没有被认识清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尽管这种“动力”往往被稀释在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被有意无意忽视。

而上海的年轻摄影师，置身剧变环境，背靠时代无以命名的复杂经验与知识，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创作视角通常以个体为本位。个体的存在是最后的解释。他们辨析城市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影响，力图勘察并理解在个人身上和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主题、风格和形式被展现出来，令人瞩目。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城市变动带给我们的震惊和亢奋，植根于城市经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展。

许多人一谈到城市就是“欲望”“物质”，这是歪曲和遮蔽。城市的经验、城市中的生存难道没有精神向度吗？如果有，是如何展开的？展开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疑惑？这些都有待于摄影师去表现，有待于读者去理解。

在中国摄影师的影集画册里，很少能看到关于城市的有价值的内容，在面目繁多的活动中，也很少有涉及城市摄影的系统梳理。城市题材至今仍是中国摄影的短板，作为对城市化进程茫然无措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是在向旧的中心退守。由乡土提供合法性的一系列观念形态，正在被极力榨取：鲜明的道德化、简单的底层视点等等，这些能让我们安心。我认为，当我们这样做时，其实是把自己安放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

在从前，我们的想象、秩序和语言以乡村为中心，城市化的出现，一切价值都将在此背景下被重估，就比如对自然、旅行、乡土、绿色的“怀念”和“向往”，其实也是被城市的消费和城市的焦虑所支配的。在城市经验背景下，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涵义变得极为复杂。面临诸多的经验、文化、价值观，难以继续施用传统叙事建立意义中心的办法，因此存在着表达的巨大难度，虽然我们最终还是会面对那些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但我们感受和理解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路径将与前人大不相同，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可以说，“上海相册”就是一种针对性的有力回应。

无论照片还是文字，都被认定为语言构建之物，都希望择取、营造自足的叙事世界；而在当代语境中，它们具有互文性，并在其自身复杂的文本性里有效地利用了过去的文本，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

广大读者所看到的“上海相册”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传续与变异，相互间的投射、溶浸、校正、调节，更重要的是这些如何成为可能，又如何成为现实。

“上海相册”里面的照片和文字，说明中国城市特定时期里的国家、社会、民众的种种关系，与我们以往对城市的“常识性理解”相去甚远，远为丰富、幽邃、生动和复杂。

为什么是22位摄影师，而不是整数，这是海峰和策划编辑团队的深思熟虑。22意味着不是句号，只是一个分号，今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能够从此接续进行。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相册”已有380万的观看阅读点击数，很值得进一步的期待。

城市本身就是实验，人的生活就是实验，变幻莫测，气象万千。在城市摄影领域，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资源，上海的摄影师、艺术家应当保持多元活跃的状态，继往开来，在时代的流转变动中，塑造并扩张我们的感官知觉。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相册”是不断增添、不断更新内容的城市全息拼图，如同江河不断汇入海洋。

看上海，很上海，我想起了雍和老师的一句话，非常概要精彩：“上海是个大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