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写作采用了老派方式：一个孤独的学者敲打着他的文字处理机。但和许多个人从业者一样，我也受益于与同事的探讨以及我能使用的一些大型机构的资源。没有他们，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于任何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完全由自己安排的时间都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给我的三年时间（1975—1978），这本书无法完成。我还要感谢1974—1975学年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法律、科学和医学研究员并开始撰写本书时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的支持；感谢1981—1982学年，我在耶鲁社会政策研究所（Yale 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担任访问学者期间，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支持。对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那些曾经的老师、现在的同事，我也感激他们的建议、信心和鼓励。我从Daniel Bell处着实受益良多，比如他以其广阔的知识海洋持续提供参考，他还认真地逐字阅读了后来成为了现在本书上部的早期草稿。(https://www.daowen.com)

这些年来，比我所能真切回忆起来的更多的人向我提供了建议，指出章节草稿的不足，或者只是在我继续研究的时候听完我的讲述。我想特别感谢Joan Lidoff、Michael Schudson、Jerry Avorn、Peter Temin、Kenneth Ludmerer、John Harley Warner、Morris Vogel、Mark Blumberg、John Simon、George Silver和Daniel Fox。

第二章的早期版本以“19世纪美国的医疗、经济和社会”为题发表在《社会史杂志》第10期（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1977年夏）。本书还有部分片段来自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上的名为《医疗与职业主权的衰落》（1978年冬）的论文。我要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感谢他们一开始就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文献。

我还要感谢Basic Books出版社的Martin Kessler对我的信任和宽容，并且感谢Maureen Bischoff在这本书的诞生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Scott Bradner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使这本书能够直接从哈佛的电脑中出版。在本书多次临近完稿的时刻，Stephen Holmes和Nancy Maull提供了令人愉快的帮助。我的女儿丽贝卡直到我交出稿子才体贴地出生。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桑德拉的智慧使我受益良多，她极具耐心并且对这个主题具有相当多的知识。我对她的爱在此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