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公司（1900—1930）

第六章 逃离公司（1900—1930）

在1900年，医生还没有成功地巩固自己的权威，医学仍然是一个面临着重重危机的专业。至少很多从业者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危机来自：不科学的宗派分子和庸医诱骗轻信的病人；药剂师剽窃他们的处方，给顾客提供免费的医疗建议；医学院大量制造医学从业者；医院偷走了他们的病人，并且不让他们使用医院；公共诊疗所和卫生部门为许多在医生看来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随着这些麻烦逐渐消退，医生们开始对其他各种可能威胁到自主权的组织感到不安。私营医生希望自己与病人的关系不受任何法人的影响。他们对雇佣医生为工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公司感到担忧。医生们担心，如果这种“合同式医疗”的做法被广泛采纳，可能会让很多医生卷入质量极低的医疗项目中去，既不受劳工也不受管理层尊重。在一些地区，雇主付钱给一些营利性公司来为工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这些公司相应地又与医生签订合同，以较低的水准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商业掮客尤其令专业医生反感。一些兄弟会和雇员协会付钱给合同医生，让他们为其会员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就全科医生而言，他们还得担心越来越多的专科医生以及由少数强势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控制的私人诊所的兴起所带来的竞争威胁。(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改革者将这些组织化的医疗服务—特别是私立的多专科诊所—视为医疗保健新秩序的先驱。他们相信，“团队合作”和“团体医疗”的优点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个人主义在医疗保健中曾经有过辉煌时代，现在技术和专科化的发展同样要求医疗领域诞生正在整个社会中出现的协调组织。

这些期望并非毫无道理，但事实证明这些期望落空了。正如偶尔发生的那样，看似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至少不是按人们想的那样：个体行医者并没有迅速消失。有组织的医疗服务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置于医疗系统的边缘。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看似合理的判断—关于组织的优势，技术和专科化的需求—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组织化医疗服务被认为是个体行医者和按服务收费的医疗服务的替代，它的流产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医疗服务与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协调组织的两个选项分别是政府与现代公司，可以想象，这两者都可能成为综合系统的基础。在前一章中，我描述了公共卫生是如何将治疗服务排除在外。但是为什么医生们要逃离公司呢？我们如何解释20世纪美国医疗出现的独特经济组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