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始资料的批判性分类

第六章　对原始资料的批判性分类

让我们设想一下:分类明确的或者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经过前述的工作,都已经被发现了。则我们知道这些文献现在哪里;如果有必要的话,每份文献的文本都已经被复原,而且每份文献都被从文献出处的角度予以批判性核实过了。我们也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是,依然要去整合被如此这般核实过的材料,而且还要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这是也许可被称作高阶批判(或内证)及建构的预备性工作的最后一步。

任何要研究某点历史的人,首先都必须把他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只有被以一种理性的且便利的方法整理过了,那些核实过的资料方才能被充分利用。整理资料是历史学家这一行中明显卑微的,但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已经学会如何进行此项工作的人,因此就抢得了先机。换言之,他们自己干得少,但所获多;相反,其他人在浪费着时间和劳力;那些不会整理资料的人,面对着他们自己所累积的大量无序的笔记、摘要、副本和只言片语,有时候都会窒息的。有些忙碌人士,耗费终生去肩扛那些建筑材料,然而却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到哪儿去;我们觉得他们那么做就是在扬起那令人目盲的灰云。

Ⅰ.我们在此不得不再次坦承:这初始的、天然的冲动并非是最正确的。绝大多数必须要用到大量文本的人,其初始冲动都是从那些文本中摘抄笔记;一条接着一条地摘抄,就为了他们好通过这些笔记来研究那些文本。许多早期学者(我们有他们的文章)靠这套系统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得到预先诫告的初学者们也那么做;初学者们像早期学者一样,保存着笔记本,并且不断地并渐次地添写着关于他们所感兴趣的文本的笔记。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搜集的材料迟早都必须被分类;否则,当偶尔要分别处理关于某一点历史的材料时,就必须把一整套笔记本从头读到尾,而且倘若要处理些新细节,这一艰辛过程都不得不再次重复。如果那种笔记方法一开始似乎就是吸引人的,那是因为它看起来好像节省了时间。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节约措施;最终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的辛苦程度,并且给整合材料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其他充分认识到系统分类优点的人,已经打算尽可能快地搜集材料,并按一张预先排定好的图表来整理这些材料。为此目的,他们使用了笔记本,这些笔记本的每一页都首先配有着一行标题。由之,所有的同类条目都被放在了一起。这套系统留下了一些缺憾:因为后加的条目并不总是完全合乎所采用的分类表;而且这张分类表,一旦被采用就是刚性的,要修改是很困难的。许多图书馆学家过去常常按这套方案来拟制他们的编目,但这些编目现在被四处声讨。

还有一种更原始的方法,至多只须略微提及。这就是只把这些文献记在脑海中,却不采用书面记录。这种方法一直都被使用着。有着超凡记忆力并且又很懒散的历史学家们,纵容了这一时的念头,结果就是他们的引文和参考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不准确的。人的记忆是一台精密的记录仪器,但它是一种精确性不算高的机器,所以那种念头是不可宽恕的。

今天每个人都承认:以单张卡片或小纸条的方式搜集材料是可取的。每份文献的笔记都被书写在活页上,并配有着最精确的可能来源标记。这一技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小纸条是可分拆的,这使得我们能以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自由地聚合它们;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改变它们的位置。比方说,我们可以很方便把同类文本集中在一起,也可以把添补的文本归并到它们所属的文献类型中。有些文献,从好几种观点来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应该出现在好几类中;对于这些文献,分几次把它们登录在不同的小纸条上就够了;或者把它们登录在可能常用的参考书目小纸条上。进而,小纸条这种方法适用于搜集、分类并利用任何规模程度的文献,它是唯一有可能机械化的方法。统计学家、金融家和文学家,与学者们一样都注意到了这种方法,并且现在已经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

小纸条的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每一张小纸条都应该配有精确的参考标记,这些标记涉及到所摘录内容的来源资料;因而,如果一份文献已经被分解在了五十种不同的小纸条,则同样的参考标记必须重复五十遍。相应地,要略微增加书写的数量了。肯定是因为这种无足挂齿的复杂性,某些人顽固地固守着那种低级的笔记系统。再而,小纸条或者活页由于具有某种特别的可分拆性,则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而且,当一张小纸条丢了的时候,该如何弥补它呢?一开始,没人会觉察到丢了张小纸条,而发现该小纸条丢了后,唯一的补救措施将会是从头到尾直接重做一遍所有已做过的工作。不过在事实上,经验已经指明了多种特别简单的预防措施;通过这些措施,这套系统的缺点被化约至最小值。这里,我们无须详尽解释那些措施。推荐使用同一规格的小纸条和刚性的材料,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小纸条有序地放在包裹或抽屉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形成他自己的习惯。但是,最好事先就认识到:这些习惯,因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和实践的,则对科学工作的结果有着一种直接的影响。勒南说过,“这些关于私立图书馆馆长资格的要点,构成了科学工作的大半”。1这并非太武断的。一名学者会把他的好名望归之于他的搜集方法,而另一名学者则会因不会搜集整理资料而(可谓之)名声扫地。2

在搜集了那些文献后——无论那些文献是无删节地(in extenso)还是节略地抄录,不管是写在小纸条上还是活页上——我们都要给那些文献分类。以何种方案?按什么顺序?显然,不同情况必须不同对待;拟定一条完全适用那些文献的精确公式,这并非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给出一些普遍意见。

Ⅱ.我们区分出两类历史学家:为了历史研究之目的而对核实过的文献分门别类的历史学家,以及汇编“实录”的学者。通过“实录”和“集成”这两个词,我们从方法上认清了历史文献的分类搜集。在一套“集成”中,文献被无删节地复制;在“实录”中,文献被分解记述。

这些汇编的用途就是去帮助研究者们搜集文献。学者们要亲自去进行检索文献并予以分类的任务。这项任务只须学者们做一次就够了。感谢学者们,公众从此将免于这些苦差。

文献可以根据它们的日期、来源地、内容和形式而被归类。3此处,我们有了时间、地点、种类和形式这四种范畴;那么,通过叠加我们就得到了范围更窄的诸种划分。我们也许赞同这样来分类:例如,所有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且处于两个特定日期间的文献(菲力普·奥古斯丁[Philip Augustus][1]治下颁布的法兰西皇家特许状)归为一类;或者所有具有特定形式的文献(拉丁铭文[Latin inscriptio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种类的文献(拉丁圣歌[Latin hym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的文献(古代,中世纪)归为一类。具体说来,我们也许会记起了如下的著作:《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æcarum)、《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拉丁教会作家集成》(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J.F.博默(J.F. Böhmer)及其后继者们的《帝国实录》(Regesta Imperii),P.雅费(P. Jaffé)和A.波特哈斯特(A. Potthast)的《罗马教皇实录》(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分类,都有着两种选择性方案:在那种划分中,要么所列出的文献是有日期的,要么没有。

如果文献是有日期的——通常都有的——例如王庭颁发的特许状,则要仔细地在每张小纸条的最前端列上文献制作的日期(以现代计时方法表示)。由之,没有什么事情要比以编年的秩序来聚合起所有的小纸条——换言之,所有的已经被搜集到的文献——要更容易地了。只要有可能就使用编年分类法,这就是规则。这种方法有一整套实际的规程,而且它只有一点困难。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偶尔仍会有些文献丢掉了它们的日期;这些日期,汇编者一定要复原,或者至少要尽力复原;为此目的,长期耐心的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一份文献没有日期,则必须在按字母顺序的、地理位置的和分类体系的次序之间有所选择。拉丁铭文的《集成》史,见证了这一选择的困难。“依据日期来排列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铭文是没有日期的。自斯麦提乌斯(Smetius)[2]时代以来,普遍的做法是把它们分为不同类别,换言之,进行划分仅仅取决于铭文的内容,而不考虑它们的来源。在宗教的、墓葬的、军事的和诗歌的等铭文之间,在那些具有公共特性的铭文以及仅仅涉及私人的铭文之间,人们进行了划分。尽管伯克(Boeckh)[3]更喜欢给他的《希腊铭文集成》按地理来排列,但他仍主张按主题来排列。伯克认为那些主题迄今仍在被使用,按主题来排列是某种拉丁《集成》唯一可能的排列方法……”[在法国,甚至那些提出按地理来排列的人都]“希望把与某国通史相关的文本作为例外,至少帝国肯定是个例外;1845年,聪普特(Zumpt)[4]捍卫了一种特别复杂的、折衷的、属于该种方法的系统。在1847年,蒙森(Mommsen)仍然抵制着按地理来排列(地方性铭刻除外),而且在1852年,当他刊行有关那不勒斯王国的铭文时,他也没有完全改变他的观点。随着《拉丁铭文集成》的出版,柏林学会(Academy of Berlin)的责难也络绎不绝。唯有在这种情况下,蒙森的经验智慧日渐累积,渐渐地连埃热(Egger)[5]就某外省通史而言的例外都抛弃了,而且认为完全信守按地理来排列的方法是他的职责”。4考虑到碑铭文献的本质,这种按地域来排列的方法是唯一理性的那种。这种方法现今已经被充分证明超过50年了;但是昔日在不同方向上尝试性努力了两个世纪之后,铭刻的搜集者们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拉丁铭刻搜集进行了两个世纪,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根据主题来聚集铭刻,这就和刊行某版西塞罗著作几乎完全一样。在那版西塞罗著作中,西塞罗的演说、文章和信函都被割裂开来而碎成各种片段,那些片段被按着它们的主题一一排列开来”;而且,“碑铭文献,当并排摆开的时候是属于彼此间可相互说明的同一领域”;最后,“十万件铭刻几乎全都属于不同范畴,要把它们按主题来排列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按地理来排列的次序中,每件文献都唯有一个位置,而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位置”。⁵

当编年的和地理的排列方法是不适合的时候,按字母顺序来排列就是非常便利的了。像中世纪的布道词、圣歌和民谣之类的文献,都是没有准确日期和定位的。这类文献被排列起来,系依据它们起始语(incipit)——换言之,它们由之开篇的语词——的字母顺序。⁶

那种分类体系的次序,或者说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并不被推荐来汇编《集成》或《实录》。这种体系性分类常常是武断的,并且会引致无可避免的重复和混乱。此外,假设藏品根据编年的、地理的或字母的顺序排列好了,那些藏品也只不过是一张完善的目录表的附着物。要使得这些藏品能为各方所用,那张目录表就要按某种系统分类法来排列了。编纂《集成》和《实录》的技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技艺,其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7这种技艺的首要原则就是:8无论藏品是采用何种分类法搜集起来的,都要给这些藏品配备上多种多样的图表和各式索引,以便能有效利用它们。比方说,在按编年排列的实录中,有适用于那种论述的起始语表;在按起始语顺序排列的实录中,是姓名和日期索引等等。

《集成》和《实录》的编纂者们,为他人应用之便而搜集文献并予以分类。他们对于所有的文献——至少对所搜集的文献——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而是专注于搜集分类这项苦差。另一方面,普通研究人员,仅仅为了他们的个人研究之用才去搜集材料并予以分类。因而,某些差异出现了。例如,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是根据某种预定的分类体系来的,这种方法极少被推荐用于大宗藏品,而是常常提供给那些正在单枪匹马地构思专论的人,并且还附带有一张优于他表的分类表。但是,培养那些机械的习惯总是好的,职业汇编者们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了那些机械习惯的价值:无论如何,只要有必要就应在每张小纸条的前端写下文献的日期和标题;增加相互参照条目(crossreferences)和索引;在一批单独的小纸条上,保存好所有可用原始资料的记录,以便于避开不得不二度翻检已处理过的材料的危险。有序地遵守这些准则,将大大有助于历史科学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牢靠。B.奥雷欧先生拥有一批虽然不甚完善但却排列得当的小纸条,这使得他直至其生命的暮年,对于他所研究的那类特殊历史问题,仍能展现出一种无可否认的精通。⁹

注释

1 Renan, Peuilles detaches, p.103.

2伟大的学者们,特别是那些长期承担着搜集和分类任务的学者们,都有着种种工作方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在他们的论文中,偶尔在他们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关于此类方法的信息。关于杜·孔日(Du Cange)的方法,参见L. Fengère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Cange(Paris, 1858,8vo), pp.62以下。

3参见J.G.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p.19:“批判性分类并不是只采纳编年的观点……用来聚合材料的批判性观点越多样,通过会聚各条探究线路所得到的结果就越可靠。”

从前,人们很认真地把文献分门别类归入“集成”或“实录”中,但因为这样搜集起的文献有着未经编辑这一共同的特点——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这种分类系统现在已经被抛弃了。曾经,文集(Analecta)、遗著(Reliquiœ)、手稿(manuscriptorum)、“逸闻集锦(treasuries of anecdota)”、拾遗(spicilegia)等等的编辑者们,常常出版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未经编辑的且是看来似乎吸引了他们的;另一方面,乔治奇(Georgisch)的《外交编年实录》(Regesta Chronologico-diplomatica)、布勒基尼(Bréquigny)的《有关法国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diplômes,charteset act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ƴhistoire de France)、沃特尔(Wauters)的《有关比利时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chartes et diplôm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ƴhistoire de Belgique)已经搜集齐了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未被刊行的共同特点。

4 J.P. Waltzing, Recueil general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Louvain, 1892,8vo), p.41.

5同上。当地理次序被采用的时候,有个困难因如下事实而产生了:特定文献的源头是未知的;保存在博物馆中的许多铭文,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从何处带到这儿来的。这个困难类似于编年“实录”中某些文献没有日期所带来的后果。

6若文献起始语亡佚了的话,那唯一的困难就出现了。在18世纪,塞吉耶(Séguier)花了大半生的精力来编制一份拉丁铭文目录。这份目录按起始语字母顺序排列,当时已出版部分就有50 000条目之多。他查阅了差不多12 000份文献。这部卷帙浩繁的汇编至今仍未完成出版,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在承担那类大工程之前,最好先确定该工程是按一项理性的计划展开的,而且劳动——那艰辛的、吃力不讨好的劳动——将不会被浪费。

7参见G. Waitz, Ueber die Herausgabe und Bearbeitung von Regesten,载Historische Zeitschrift,Ⅺ. (1878), pp.280 295。

8当缺少一种预定好的逻辑次序时,并且编年次序也是不适合时,有时候临时把文献(换言之,小纸条)按被选为标题(Schlagwörter)之单词的字母顺序来分类排列,这是很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字典分类体系(dictionary system)”。

9参见Langlois, 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Ⅰ.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