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解说

第十五章　解说

我们还需去研究一个其实践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历史著作(historical works)自我呈现的形式是什么?实际上,著作形式是不胜枚举的。它们中有些是过时的;也并非所有的都是合适的;而且最好的也有着一些缺憾。因而,我们不仅应该要去问历史著作发表形式是什么,而且要去问这些形式中哪一个真正堪为解说的理性典范。

通过历史建构工作,我们获得了许多结论;无论这些结论的本质、范围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此都以“历史著作”一词意指着所有那些旨在传扬这些结论的著作。批判性地精心考查文献,这在第二卷中被论述了,那是历史建构的预备性工作,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历史学家们也许在好几个根本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直迄今日都是不同的。历史著作所针对的目标,他们也并不总是有着——他们现在也并不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因而,在所选事实的本质、划分主题的方式——换言之,整理事实的方式——表现主题的手法、证明主题的方法等方面,差别出现了。指明“历史撰述之样式”从一开始是如何演化的,这将是得当的。但是,由于历史撰述之样式的历史仍然没有被很好地论述,1则我们自己在此将满足于只做些一般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涉及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时代,只限于为理解当前情势所确实需要的那些著作形式。

Ⅰ.历史最初被认为是对值得纪念之事件的叙述。记住并宣扬所知道的光辉事迹或事件——即那些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迹或事件——这正是修昔底德和李维时代历史著述的目的。此外,历史在早期还被认为是各种先例的汇编,历史知识被认为是为生活的——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军事的和公民的)——所准备的一件实用物品。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出于垂训的目的而去撰述历史,他们自称给出了行动的秘诀。因此在古典时代,历史的题材首先是由政治事变、战争和革命构成的。历史解说的普通框架(在此框架中,事实通常按编年顺序排列)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或者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古代,没有多少文章论及普遍史。由于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愉悦或训诫,或者同时是愉悦和训诫,则历史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换言之,那时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为证据而操心不已;那些根据书面文献来进行工作的人,根本不关心把文献所述与他们自己的叙述区分开来;在复述他们先辈们的叙述时,他们以各种细节——有时候(以要精确为借口)以数字、名言、沉思和典雅语句——来修饰它们。若有可能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埃福罗斯(Ephorus)[1]和李维)的历史著作与来源资料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在每种情况下是如何进行写作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径直去模仿古人。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种具有申辩目的或说教意图的文学艺术。在意大利,历史常常是获取贵族们恩赐的一种手段,或者激昂演说的一个主题。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17世纪,在梅泽雷(Mèzeray)[2]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著述中,有两种新样式应引起注意。在这两种新样式中,中世纪的影响无疑是显然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着一种在古代颇为罕见的解说形式,它是由古代晚期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攸西比乌斯[Eusebius]、奥罗修斯[Orosius])[3]创造的,而且在中世纪备受尊宠——那种形式,并非仅仅涵括了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个民族的历史,而是接纳了普遍史。另一方面,历史著述引入了一种机械式的解说技巧,这种技巧根源于中世纪各教派的普通实践中(注经[gloss]),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为刊印的历史著作添加注释的惯例这时也形成了。²注释使得有可能区分开历史叙述和为之佐证的文献,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书目,并且笺注文字、疏解文本。在文献汇编中,在批判之学的论文中,这种注解技巧首先被使用;自此,它缓慢地渗入到历史的其他阶段工作中。

第二个时期发端于18世纪。“哲学家们”[4]这时开始把历史构想为是对人们各种习性的研究,而非对事件本身的研究。由之,导致他们不仅对具有某种政治次序的事实,而且对艺术、科学、工业和风尚产生了兴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代表了这些趋向。《风俗论》(Essai sur les mæurs)是最早给出的一份大纲,而且在某些方面,这部史学名著正是因此而被认可的。对政治及军事史的详尽叙述仍然被认为是历史的主要工作,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增补或附录,给这种叙述添加上一份“人类精神之进步”的纲要,这在当时成了惯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这个词在18世纪结束前就出现了。同时,德国的大学教授们——特别在哥廷根(Göttingen)的——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正在创造着新形式的历史“手册”,这种手册将使得人们能够按部就班地搜集仔细核实过的事实,而不必顾及任何文学的或别的主张。历史事实汇集工作——出于有助于诠释书面文本的目的,或者纯粹是出于对过去事情的好奇心——自古代就有;但是,阿典奈斯(Athenæus)和奥拉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5]的杂录,或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范围更广、编排更好的汇编,都绝不可与“科学手册”相媲美。德国的教授们在那时出版了诸多堪为典范的科学手册。此外,随着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现象史等诸多研究分支的出现,这些教授们致力于这些研究分支的组织化工作,从而他们又为澄清哲学家们所具有的那种含糊的普遍“文明”观出了把力。于是,历史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并具有了科学性,换言之,纯粹的和客观的解说开始挑战修辞性的或说教式的、爱国主义的或哲学的古代理念。

这场斗争首先是羞答答的和朦胧的,因为19世纪一开始是以文学复兴为特征的。但正是这场文学复兴革新了历史著述。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寻求着比他们先辈们要更为传神的方法;他们所寻得的方法,通过让人们的心灵中充满着对那已消逝的实在的诗性想象,比他们先辈的方法要更适于唤起公众的想象力并促发公众的情感。一些人力图保存他们所采编的原始文献的独特风貌;“我醉心于那些当时人的叙述”,巴郎特(Barante)[6]说道,“我竭力做到叙述条理清楚,而且我的叙述应该有着当时人叙述中的那种生机和趣味”。这直接导致忽视了批判,并且使得任何文献被抄录下来都是为了文学效果。其他人则宣称,关于过去的事实应该被以目击者的全部情感来详尽叙述。“梯也里”,米什莱赞颂他,“在向我们讲述克劳多维格(Klodowig)的故事时,迸发出了法兰西精神,并表露出对刚刚遭到入侵的法兰西的情感……”而米什莱“说起历史问题来,宛若整个生命从有机体深处再度勃发出来”。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选择主题、计划、证据、风格,都是受到一种想造成影响的热切愿望——那是一种文学上的,而非科学上的雄心——支配着的。一些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堕落到了“历史小说”的水准。我们知道历史小说这类文学的本质,这类文学从巴泰勒米院长(AbbéBarthélémy)和夏多布里昂那里,直迄梅里美(Mérimée)和埃贝斯(Ebers)都是十分繁荣的,而且有些人现今还徒劳地试图重振其雄风。[7]这类文学的目标是通过艺术手法,用“真实的”色彩和细节来建构起一幅幅戏剧性的画卷,从而“让过去的场景再度复现”。这种方法明显的问题是它不能提供给读者们任何手段,以使他们可区分开采借自文献中的要素和想象的要素;它也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一般而言,所用文献并非都是属于同一来源的,因而当每块基石的颜色可能为“真”的时候,拼合而成的马赛克的色彩却会是假的。德佐布里(Dezobry)[8]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Rome au siècle dƴAuguste),奥古斯丁·梯也里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及同一时代绘制的其他“画卷”,是按这同样的原则建构起来的,而且都有着同样的缺憾,即严格说来似乎都是所谓的历史小说。3

我们可以先以一句话总结一下,即直至1850年左右,对于历史学家和公众而言,历史都依然是一门文学分支。对此,一个绝佳的证据就是如下事实:即直到那时,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每隔几年就出版他们著作的新版本,但却不对著作进行任何改动;而且公众容忍了这种惯例。今天,每一本科学的著作都需要被不断地改写、修订、增补新内容。科学的工作者们并不宣称他们的著作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也不期望那些著作会被后人阅读,或者博得个人的不朽大名;对科学的工作者们来说,如果他们研究的结果——其也许被修正,而且有可能会被随后的研究更改掉——被纳入到那构成人类科学遗产的知识基金中,这就足够了。没有人会去读牛顿(Newton)或拉瓦锡(Lavoisier) 了;他们两位的工作襄助了那些取代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出现——迟早那些著作也会轮到被取代的——这足以为他们两位添光加彩了。只有艺术品永葆青春。公众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比方说,布丰(Buf fon)[9]是一位文学大家,但无论布丰会以何种优美文字来阐述他的观点,都不会有任何人老想着依据布丰的观点来研究自然史。但是,同样是这些公众,他们却十分乐意按照奥古斯丁·梯也里、麦考莱(Macaulay)[10]、卡莱尔、米什莱和别的论述了各类历史主题的伟大作家们的著作去研究历史。这些著作在原作者逝世50年后,以它们原初的形式被重印了,尽管它们显然不再处于当前知识的水准之上。很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形式先于历史问题被考虑,而且一本历史著作差不多就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件艺术品。4

Ⅱ.在最近50年里,历史解说的科学形式已经被发展出来并确定下来了,兹依据如下一般原则: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

我们首先区分出(1)专著和(2)普通性质的著作。

(1)一个人,当他打算阐明某一特殊观点、某条单一事实或某些数量限定了的事实——例如,某个人的整个一生或部分人生,在紧邻两个日期间所发生的某件单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时候,他会去撰述一本专著。专著的可能主题的类别是无法列举的,因为历史的题材可被无限划分,而且划分的方式有着无限种。但是,所有划分方式并非同等明智的,而且尽管好的划分方法一直有人遵循,但在历史中和在所有科学中一样,依然有各种愚蠢的主题会被在专著中论及。那样的专著,尽管著述精良,但却代表了大量的无用功。5能力一般且思想不够活跃的人,专注于所谓“好奇的”学识,他们十分乐意从事无关紧要的问题;6的确有必要首先去评估一下历史学家的智识力。在历史学家所撰专著的名录中,一种相当良善的评估标准也许已经有了。⁷智识力是理解重要问题的天赋,是对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能力,也是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在所有科学中,正是这种智识力把人们提升至一流行列。让我们姑且假设主题已经被理性地选定了,则每本专著要想成为有用的——换言之,能够被完全地利用——应该遵循这三条规则:(1)在一部专著中,若要陈述一件源自于文献的历史事实,必须附有该事实有关来源文献的参考书目以及对这些文献价值的评价;8(2)编年顺序应该被尽可能地遵循,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知的事实发生顺序,而且我们靠它指引着去搜寻原因和结果;(3)专著的标题必须能让人准确了解其主题:换言之,我们强烈地反对那些不完善的或空想出来的标题,正是那些糟糕的标题无端地使文献检索变得复杂。另有第4条规则要被遵循;即“一部专著只有当它穷尽了该主题之后,方是有用的”;不过,假如人们对所用到的文献已经作了准确注释的话——这种情况常有——则人们可用那些早已了如指掌的文献来进行临时性工作;即使当有理由相信其他文献存在的时候,那样做也是完全正当的。

任何一个机敏的人都会明白:在一部专著中,当各种必要条件完备了的时候,论证工具应该少到只有必不可缺的那些。节制(Sobriety)是绝对必要的;炫耀博学是可憎的,所有这类夸耀也许可被毫不犹豫地删除了。9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希望以主观的、矫饰的和含糊的结论来完成某些专著,尽管那些专著是得不出那类结论的;必须抵制这种想法。10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一部按这些原则写就的专著,也许会变得过时,但它不会被完全废弃,它的作者决不需要为之羞惭。

(2)普通性质的著作是供学生或公众用的。

A.主要供以学生和专家们的一般性著作,现在以各种“目录”、“手册”和“科学历史学”的形式问世。在一份目录中,大量核实过的属于某一既定类别的事实,被搜集并依照某种便于查阅它们的次序排列起来。如果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有着精确的日期,编年次序就被采用:比如,人们按这种方式从事编纂德国历史“年鉴”的工作。在年鉴中,概要性的事件条目根据日期来排列,附以事件的来源文本,并配有关于原始资料及批判家著作的参考书目;《德国历史年鉴》(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汇编,出于其编纂目的,只要一有可能就有着对德国历史事实的说明,这种说明包括了全部可被科学讨论并证明的东西,而略去了属于鉴赏领域和一般论点的所有东西。当事实是日期标注混乱或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则按字母顺序排列就必须被应用了;由之,我们有了各种辞典(Dictionaries):制度辞典、传记辞典、历史百科全书[比如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百科全书实编》(Realencyclopædie)]。[11]这些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理论上是已证明事实的汇编——这恰如年鉴一样;如果在实践中那些辞典中的参考书目是不甚严格的,如果用来证明相关陈述的文本工具是不太完善的,则所载事实若有差异是没有什么道理的。11各种科学手册(Scientific manuals),正确说来也是各种目录,因为科学手册就是一种汇编;在这些汇编中,已被确立了的事实依体系被排列,被客观地呈现出来,而且汇编中有着事实的各项证据,但没有任何文学的修饰品。在我们的时代,德国大学中的“手册”作者们编写了最多、最完美的手册范本;这些“手册”的作者们所期望的目标,是拟制出各种知识成果的详尽清单;这类清单,旨在帮助研究者们可以轻松自如地快速吸纳批判成果,并且可为研究者们提供新研究的起点。这类手册现在仍存在着,专供绝大多数文明史分支(语言、文学、宗教、法律、古物等等),制度史、各地区教会史使用。提及舍曼(Schæmann)、马夸特(Marquardt)和蒙森、吉尔伯特(Gilbert)、克伦巴赫尔(Krumbacher)、哈纳克(Harnack)和默勒(Möller)的名字,这就够了。[12]他们所编手册并没有绝大多数早期“手册”的那种枯燥特点。早期“手册”是100年前在德国出版的,涉及到所须参阅的书籍和文献,这与主题列表没有什么差别;现代类型的解说和讨论,无疑是简明扼要的,但并没有简短到让文雅读者们无可容忍甚至厌恶的程度。手册剥夺了人们对其他著作的爱好,正如G.帕里斯(G. Paris)妙言:12“这些篇章,充满着事实,完全展现出一幅客观的面容,然而包含了——最重要的是暗示着——许多思想。当一个人享用着这些翔实的篇章时,有些书,甚至那些卓越之作,都是难以诵读的了。在那些难以诵读的书中,主题被均匀地切分开来以合乎某种预想的体系,并且被着以幻想之色,可以说,披上伪装的外衣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那些书中,作者依然处在我们和他宣称要让我们理解的景象之间,但这种景象他从来都不允许我们去亲眼看看。”伟大的历史“手册”,与其他科学的专论和手册一样(附加有典据和证据),应该是(并且就是)在不断地改进、修补、纠正、添加新内容:换言之,根据定义,它们是科学的著作,而不是艺术的作品。

最早的目录和最早的科学手册都是由个人编写的。但是,人们不久就承认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准确地编排——或者正确地掌握——巨量的事实汇编。这项任务被分解开来。各种目录,今天是被研究者们(有时候,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共同协作完成的。伟大的手册(I.冯·米勒[I. von. Müller]的、G.格勒贝尔[G. Gröber]的、H.保罗[H. Paul]和其他人的),是由不同专家写成的单篇专题论文的汇编。协作原则是极好的,但条件是:(1)集体性著作,尽管是共同协作的,但本质上可被分解为若干独立专著;(2)委托给每位合作者的那部分,要具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合作者人数是太多了,而且所分解的每一部分是太有限了,则每个人的自由权和义务会减少或丧失。

通史——意在对仅发生一次的事件进行叙述,并且陈述支配整个特殊演化过程的一般事实——依然有着存在的理由,即使在各种方法手册倍增之后。现在,科学的解说方法不仅被引入到专著和手册中,而且通史通过模仿专著和手册也引入了那种方法。任何时候,革新都是摒弃文学修饰和无证据的陈述。格罗特创造了第一种“通史”样式,并由之界定了“通史”。同时,某些曾经流行一时的形式现而今被废弃不用了:比如,频繁有人述及的“普遍史”正是如此。普遍史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在中世纪和18世纪十分为人喜爱;在本世纪,德国的施洛塞尔(Schlosser)和韦伯(Weber),意大利的坎图(Cantù),创作了最后的普遍史样本。普遍史这一类型现在已经被历史学家们抛弃了,在史学上是因为我们不再把人类视为完全受单一演化束缚着的一个整体;而在实践中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单本著作中搜集到数量十分惊人的事实是不可能的。然而,普遍史依然在被合作出版着(翁肯[Oncken]丛书〔1〕是其最佳典范),而且像伟大的手册一样,是由各独立部分构成的,每一独立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论述;这样的普遍史是出版商的拼合之作。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受合作出版的影响,撰述通史时采用了那种根据国家(民族历史)和时代来进行划分的方法。13

B.理论上,主要为公众而作的历史和为学者们和专家们而作的历史,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被认为是精神主旨一致的;除了那些作者们欣然自我提议的简化和省略,它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该被以同种方式写作。而且,各种简洁、翔实且易读的概要性著作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在那类概要中,任何陈述的背后都有坚实的参考资料支持着,科学成果被精确地陈述和明白地诠释着,而且科学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也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法国人——感谢他们天生的机智、敏捷和精密的思想才能——在这一领域中通常是卓越的。在法国,专家们撰写了许多厚重的专著,这使得概要性著作成为可能;从而,许多评论〔1〕翁肯(1835—1905),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为民族政治教育手段,著有《雅典与希腊》,从1879年起,组织编写《翁肯丛书》,每卷由一位公认的该科权威撰写,至1893年完成45卷。性文章和具有较高普及性的著作被刊行,在那些文章和著作中,大量原创性史著的结论被以一种赢得专家们赞赏的方式聪明地压缩了。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要比普及化更为危险的了。事实上,绝大多数普及性作品都不符合现代历史解说观;我们频繁地在那些普及性作品中发现古代观念的孑余,即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派思想的残存物。

解释普及性作品不佳的原因是很容易的。为一般民众而作的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有时候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因此已经不再把普及性作品看做是一类历史著作——是“普及者们”准备不足或文学修养低劣的结果。

普及者可以不去进行原创性研究;但是,他应该知道已发表的论及其所普及主题的每一本重要著作,他应该了解最新的情况,他应该独力地仔细斟酌专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他自己没有对其打算论述的主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则他显然必须熟读该主题相关论著,而这一任务是漫长的。职业普及者们十分喜欢浅尝辄止地研究少量新著并作摘录,然后把那些摘录草率地串联或拼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大杂烩,而且为了让这个大杂烩变得更吸引人,还会尽可能地以各种“普遍观念”和华丽辞藻来粉饰它。职业普及者们会越来越喜欢这样做,因为:绝大多数专家对普及性著作毫无兴趣;这些著作一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全体公众不能明白地区分诚实的和虚假的普及化。简言之,有些蠢人,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总结他们自己从未花心思去研究的知识,并且去教授那些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懂的知识。由之,在绝大多数普及性历史著作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类瑕疵——即不加注明的抄借,不准确的参考书目,残缺名称及文本,二手引文,无价值的假定,轻率的断言,幼稚的概括,以及在阐述绝大多数错误的或极具争议性的论点时一种无言的权威感——饱学之士总是高兴地提到这些瑕疵,但这种高兴却是略带些苦楚;因为只有他们能看到这些缺憾。¹⁴

另一方面,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为专家们所作的专著充盈着价值,但当为公众写作的时候,有时候却显示出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德国人常常犯这样的错:想想蒙森、德罗伊森、库尔提乌斯和兰普勒希特。原因是:当这些作者们为公众写作时,他们希望能对公众造成一种影响。他们那种想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科学的严密性,而走向了各种古老的、该抛弃的古代历史编纂学习惯。这些人,当他们致力于确定细节的时候是审慎的和细致的,但当他们对一般问题进行解说的时候,却和普通人一样,放纵着他们的自发冲动。他们偏袒,他们责难,他们颂扬;他们渲染,他们修饰;他们允许自己被各种个人的、爱国主义的、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所影响。除了所有这些错误之外,他们还把历史著作看做是艺术品,以他们那程度不一的天赋亲身致力于创作艺术品的任务;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中那些没有天赋的人显得荒谬可笑,而那些有天赋的人则因他们的那种先见——即他们希望造成某种影响——而受伤不已。

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形式”并非不重要,或者说,假如历史学家想让人了解自己的思想,他就无权使用错误的、粗俗的、草率的或笨拙的语言。修辞有若人造钻石和纸花,是会被人蔑视的,但这种蔑视并不表示要排斥一种纯粹而强有力、简洁而富有意义的写作风格。尽管弗斯泰尔·德·古朗治终其一生都力荐避用隐喻,而且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另一方面,我们明白重申15此语绝无害处:鉴于历史学家要去描述的现象是极端复杂的,则他有责任不糟糕地进行写作。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写好,绝不要以华丽辞藻来粉饰他的文章。

注释

1早期情况可参考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著作中的良善史著,它们包含了诸多专论“历史学家们”的章节。现代情况,可参考G.摩诺德先生为《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Ⅰ卷所作序言;F.X. v.魏格勒的书,《德国史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1885),只涉及到德国,而且是水准平庸的。某些“19世纪法国历史学笺注”被C.朱利安(C. Jullian)作为他的《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选本》(Extraits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du xix siècle)(Paris. 1897,12mo)导言予以刊发了。现代历史编纂学史仍然有待写作。参见E.伯伦汉所作部分尝试,Lehrbuch, pp.13 sqq。

2找出最早的附有现代方式注释的印刷书籍,这将是有趣的。我们向藏书家们征询过,但他们无法回答,他们从未关注过这个问题。

3很清楚地,为了具有独特风格和达到“修改”过去的效果,浪漫主义的各式方法被使用了;然而即使在最能干的作者们手中,那些方法也常常是幼稚的,而当它们被其他人使用的时候,它们更是令人完全无法容忍的了。参阅一条绝佳的例证(摩诺德先生对穆兰先生[M. Mourin]的批判),载Revue Critique, 1874,Ⅱ, pp.163 sqq。

4上述观点的反面意见——即,当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变得过时了的时候,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仍然存在,所以批判学家们博得了比历史学家们更坚实的声誉,比如说:“丹尼尔神父(Père Daniel)现在不再被阅读了,安瑟伦神父(Père Anselme)一直在被读着。”——早已是陈词滥调了,而且坚持这种反面意见也是一个错误。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也会变得过时。虽然安瑟伦神父的著作并非所有部分都已被取代了(这正是为什么他的著作依然有人读),但这一事实骗不了我们。批判学家们所撰述的绝大部分著作,像那些严格科学的研究者们的著作一样,都是临时的,而且注定会被遗忘的。

5那些因职业而关心这些的人试图在这一点上欺骗他们自己,这是徒劳的;并非过去的每件事情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来写昂古莱姆公爵的生平,怎么样?”佩居谢说。“但他是个傻瓜!”布瓦尔答道;“没关系;次等名人常常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许他能操控事件的行进呢。”(G. Flaubert, Bouvard et Pécuchet, p.157)

6由于能力一般的人更喜欢不重要的主题,因而这些人在对那些主题进行研究时,有着激烈的竞争。我们常常有机会去评注好几本同时出现的论同一主题的专著。所要评论的主题完全缺乏重要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的。

7对专著来说,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并不总是能被研究的,因为有些主题的原始资料情况是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初学者们,甚至那些有能力的人,当他们没有好建议或好运气的帮助时,在选择他们首部专著的主题上会经历非常多的困难,而且他们还老是喜欢去尝试这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其最初专著的名录来评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都将是很严重的,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8在实践中,一开始就给出整部专著中所用原始资料的名录(附有相应的已刊著作书目提要信息,而且若涉及到手稿,则应提及手稿的文献性质及其书架号),这是得当的;此外,每条特殊陈述都应该附有着其证据:倘若有可能的话,用来论证的文献的准确文本应该被引述,以便读者可以核实有关解释;另外,对文献的分析应在注释中给出,或者至少要给出文献标题,并附以它的书架号或其出版地的准确标志。这条一般规则将使读者有机会知晓在分析的每个阶段采纳某某结论的确切理由。

初学者们,在此方面类似于古代作家们,很自然地没有遵循所有这些规则。他们常常不是引述文献的文本或标题,而是根据文献的书架号,或者所刊印的一般汇编(含有引述文献)的标题,来提及它们。从那种一般汇编的标题中,读者们找不到任何涉及所引文本之性质的东西。初学者们还会犯另一个错误,而这种错误是最粗劣的,然而是频繁发生着的。此错误情况如下:初学者们以及没有多少经验的人,经常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插入脚注的惯例引介进来;然而,他们在其所拥有的书的地角处,看到了一排注释;于是,他们自认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修饰他们自己的著作,但是,他们的注释是外加的,而且是纯粹装饰性的;他们的注释并非用来展示证据,亦非使读者能核实陈述。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容许的,应该被猛力地谴责。

9几乎所有的初学者们都有着一种不幸的倾向,即误入冗余的离题中,积聚起与主干论题毫无瓜葛的思索和信息片断;如果他们有所反思,他们将承认这种倾向的原因是糟糕的趣味,一种天真的虚荣,有时候是心智惑乱。

10我们遇到了类似下文的昭告:“我熟悉这一时代和这一阶级的文献已经很久了。我有一种印象,即某某结论,我无法证明,但却是真的。”两者必有其一:或者作者能给出造成他这种印象的种种理由,然后我们能判定那些理由,或者他无法给出理由,则我们可假定他所说的不具有任何严肃价值。

11这种差异有着消失的趋向。最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历史事实汇编(保利 维索瓦的《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Realencyclopœ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达朗贝尔[Daremberg]和萨利奥[Saglio]的《古代辞典》[Dictionaire des antiquités],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和锡德尼·李[Sidney Lee]的《国家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配备有充足而丰富的证明工具。主要在传记类辞典中,不给出证据的习惯往往继续存在着;参阅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c。

12 Revue Critique, 1874,Ⅰ. p.327.

13增补“通史”——即各种关于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对艺术、文学等专门史家所得结果的概述——的习惯依然持续着。一部“法国史”将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如果它不包含论法国的艺术、文学、风俗等历史的章节。然而在法国,通史并非是对各种特殊演化的概要性说明,而是对那些完全支配特殊演化的一般事实的研究。各种特殊演化是间接地依据专家们的著作来进行描述的,只有在一部科学的“历史”中才是适得其所。

14难以想象在疏忽和笨拙的普及者们的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最稳固确立起来的现代批判结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知道很可能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是那些有机会读到历史考试应试者们临时拼凑的“作品”的人;低劣普及工作的普通缺点,有时候在历史考试中会被推至一种荒谬的程度。

15参阅前文,p.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