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Ⅰ.历史仅仅是文献的利用。但文献是存留着还是亡佚了,这是一个偶然性问题。因而,居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文献,在历史建构中,是偶然地起作用的。

现存文献,即使有些是未知的,其总数亦是既定的;尽管今天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存文献仍在不断地减少;现存文献数量将绝不会再增加。历史,只有一定储量的文献可由其支配;这种特殊境遇限定了历史科学的可能进步。当所有的文献都是已知的,且通过各项工作已经使得它们适于使用了的时候,批判之学的工作将完成。就古代某些时期而言,由于那时的文献是稀见的,则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两代内,批判工作将适时止步了。那时,历史学家们将不得不越来越转向现代诸时期,以便摆脱文献匮乏的困境。因而,历史将无法完成那激发了19世纪浪漫派强烈的历史研究热情的梦想:因为历史无法刺破社会起源的迷障;而且,因为缺少文献,人类演化的始端将永远是晦暗不明的。

历史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学家并非通过亲自观察来搜集历史所必需的材料。历史学家以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工作,关于那些事实的知识是由先前的观察者们传授的。在历史中,知识不是像在其他科学中那样通过直接方法获得,而是间接获得的。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不是一门观察科学,而是一门推理科学。

要使用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所观察到的事实,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批判是通过类比进行的一系列推理。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要把这些事实组织进某种结构中,必须根据它们与今日事实的类同之处来进行想象并分类,这也是一项靠使用类比才可进行的工作。这种必要性迫使历史采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若要通过类比形成历史观点,历史就必须始终把特殊情况的知识与一般情况的理解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过去的事实发生着;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事实发生着。历史批判的方法就是拟制出关于过去某时代事实的各种专用列表,并且把各组基于当今研究的问题应用于那些列表。

要从文献核查过渡到关于过去事实及演化的知识,必须进行的工作是繁多的。因而,有必要在历史学中进行分工和组织化。一方面,那些专攻文献搜检、修复和初步分类的专家们,必须通力合作,以便批判之学的预备性工作一有可能,就可在分工明确、劳力节约的绝佳条件下被完成。另一方面,进行了部分综合工作(专著)的作者们,若是想让自己的工作被用作更具综合性的综合工作的素材,则他们应该彼此都以同一种方法来进行工作,以便每个人的结论都可被其他人使用,而无须再进行初阶研究。最终,人们会发现:为了把部分综合工作科学地整合入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中,有经验的研究者们都放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部分综合工作。如果上述工作最终澄清并确定了关于社会演化之本质与原因的结论,那么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将被创造出来,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承认这种历史哲学是一门合法的、最高层次的历史科学。

感谢劳力组织化,可以想象某一天终会到来:那时,所有存在着的文献都将被发现、校勘、罗列,所有线索没有被毁的事实都将被确立起来。当那一天到来时,历史将被确立起来,但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对现存社会的直接研究变得更科学,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及其演化,历史将不断被逐步修改;这是因为关于社会事实的本质、原因和相对重要性的新观念——它们肯定会被获得——将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关于过去社会及事件如何形成的观念。¹

Ⅱ.设想历史为生活行为提供有着实践功效的信息(历史为人生导师)[1],并且给出了直接有益于个人和民族的教训,这是一种老掉牙的幻想。就可被直接应用的“历史教训”而言,在两个不同的时刻所进行的人类活动情形是极少完全类似的。但是,反过来说“历史的区别性特征是其对任何事情都毫无益处”,2这也是一种错误。历史有一种间接的功效。

历史解释了现今事物状态的源始情况,由之我们得以能够理解现在。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并没有对所有时代给予同等的兴趣;实际上在今天,远古时代的踪迹是再也看不见了;比方说,为了解释当代英国的政治制度,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Witangemot)进行研究是毫无价值的,但对18世纪和19世纪诸事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各个文明社会的演化,在最近100年里,被加速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对于理解当前形式的文明社会来说,这几百年的历史比此前10个世纪的历史要重要得多。作为对现在情况的一种解释,历史差不多可简化为关于当今时代的研究。

政治和社会科学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它们学科的完整性,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社会现象(静态中)的直接观察不是这些科学的充足基础——必须加上对社会现象在时间中的发展的研究,换言之,社会现象的历史。3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论及人的科学(语言学、法律、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在本世纪都采取了历史科学的形式。

但是,历史的首要优点是作为一种智识文化的工具;历史以好几种方式来实现这项功能。首先,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践——其原则在本书中已概述——是十分有利于心灵健康的,它治好了轻信的毛病。其次,历史通过向我们展示不胜繁多的不同社会,使我们做好了理解并容忍各种习俗的准备;并且通过向我们表明社会常常被改变着,使得我们谙熟了社会形式的各种变化,并且医治了我们对变化的某种病态恐惧。最后,对过去各种演化的沉思,不仅使我们能够理解习惯改变和世代更迭是如何造成人类变迁的,而且使我们不会盲目地把生物学类比(选择、生存斗争、遗传习性等等)应用于对社会演化的解释。社会演化并非是和动物演化一样的同类原因造成的。

注释

1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主观性因素。主观性因素不可能被从历史建构中排除出去,而这被人们误解为是在否认历史具有科学性:比如,这种主观性因素使得佩居谢(G.Flaubert,Bouvard et Pécuchet,p.157)、西尔维斯特·波纳尔[Sylvestre Bonnard](A.France,Le crime de Silvestre Bonnard,p.310)犯难,而且它令浮士德说:

过去时代对于我们(Die Zeiten der Vergangenheit),

是七重封印的书简(Sind uns ein Buch mit sieben Sigeln)。

你说的时代精神(Was ihr den Geist der Zeiten heisst),

其实只是学者们本身的精神(Das ist im Grund der Herren eigner Geist),

时代在其中得到反映(In dem die Zeiten sich bespiegeln)。

(“过去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本七重封印的书。你所谓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你自己的精神,而时代映照于其间。”——Goethe,Faust,Ⅰ.3.)

2一句被德·拉·布朗谢尔先生(M.de la Blanchère)(Revue Critique, 1895,Ⅰ. p.176)归之于某位“巴黎大学教授”的话。其他人已经就这一主题高谈阔论道:历史知识是有害的和无效的。参阅F. Nietzsche, 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II.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Leipzig, 1874,8vo。

3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彼此相互依赖;通过始终不断地相互交换服务,它们齐头并进。为了历史可表现事实并根据文献来进行推理,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所必需的关于现在的知识。历史则给予了理解现在所必要的有关演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