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民主不如好威权？

有人说，既然很多国家都遭遇了转型僵局，还不如不转为好。还有人说，既然坏民主不如好威权，不如索性把建设优质威权作为目标。这种见解颇有市场，却面临着现实的严峻挑战。

从经验上看，长期稳定并能实现正义与创造繁荣的威权体制非常罕见。如果刨除若干石油国家和新加坡，就再没有一个沿袭威权体制的独立国家人均GDP（2013年）能达到20000美元的标准。当然，新加坡被认为拥有发达的经济体、充分的经济自由度与良好的法治，长期被视为优质威权政体的典范（其实，最近两三年新加坡的政治竞争已经在加剧）。但新加坡更像一个特例：一方面，它是一个仅有700多平方公里、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另一方面，第一代杰出领导人李光耀仍然健在，并继续发挥着影响力。这些信息至少说明，威权政体通常难以让一国跻身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真实世界中，优质威权其实比优质民主更为罕见。威权统治经常面临着政治不稳定、无效治理、贪腐盛行、社会不公、增长与创新乏力、民众抗争等难题。从蒙博托到马科斯，从卡扎菲到穆巴拉克，这些是威权统治的真实案例，也是坏威权的典型。一个威权体制要成为优质威权，高度依赖于执政者和政治阶层的非凡远见、卓越才干与自制品格，但这些东西经常并不牢靠。更可能的是，威权体制由于缺少外部约束和内部制衡，容易使国家沦为执政者和政治阶层致富与享乐的地盘。(https://www.daowen.com)

威权体制毕竟不合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潮流，还始终面临着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服从与反抗的政治观念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一旦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观念也随之变化。所以，合法性始终是威权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是一个优质威权，一旦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与公民意识觉醒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

韩国就是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转型的典型。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国。但同时，民众抗争与日俱增。在1987年爆发声势浩大的“六月抗争”之后，韩国被迫选择启动转型。因此，威权体制存在着“发展悖论”：优质威权一旦推动发展，更加现代化的经济、教育与观念会引发更多的民众抗争，从而构成对原有体制的挑战；反过来，劣质威权往往由于经济停滞、社会不公和治理不善而激起严重的怨愤心理，从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引发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