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共识？

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新兴民主政体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选民高度的政治分裂。”还有人这样认为：“之所以出现政治分裂是因为共识的缺乏，而共识的缺乏又跟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缺失有关。”那么，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呢？新兴民主政体是否特别需要某种共识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现在国内知识界喜欢讨论“共识”——比如，国内最著名的思想性网站叫共识网——共识当然很重要，但需要对共识做一个区分。共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政策的共识，另一类是基本规则的共识。

先说具体政策的共识。如果要求一个国家内部的主要社会集团就具体政策达成共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每个社会天然就被区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这些不同的集团很难在某一公共政策问题上实现真正的意见一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任何国家都要收税，但关于税率的高低从来就不存在一致的看法。有些群体主张税收越少越好，少到仅够维持一个政府的基本开支。有些群体则认为应该适当增加税收，从而让政府有能力和资源来提供较多的社会福利。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共识。

那么，通常情况下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呢？这就需要在游戏规则相对比较明确的条件下，依靠政治竞争和政治妥协以实现政策的达成。尽管不同的社会集团关于具体政策有很大分歧，但可以通过某种妥协和折中，得到一个多数社会成员比较能接受的政策方案。最近，国内网络上关于左右之争的讨论非常热，不少人似乎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大型国家或社会中，左派或右派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对方。相反，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达成高度依赖于左—右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妥协，让各方都有一个既有所得、又有所舍的结果。所以，具体政策并没有什么共识而言。(https://www.daowen.com)

再说基本规则的共识。在今天的发达民主国家，很难说会有具体政策的共识，但基本规则的共识是有的。这一基本规则的共识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遵守民主宪法，不以武力解决问题。”比如，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和共和党候选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数量很接近，最后是借助司法途径解决谁当选的问题。无论谁胜出，这一政治纷争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没有哪一方试图动用武力——或者动员具有武力胁迫性质的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去解决问题。

但是，对新兴民主国家而言，上述基本规则共识的塑造通常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从经验来看，在不少国家，那些能够通过投票方式占据优势的政治集团才更愿意接受基本规则；否则，它们就倾向于寻求改变基本规则，乃至推翻基本规则。在一个新兴民主政体中，一旦有一方首先违反民主宪法，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其他各方就会陷入尴尬境地——如果它们不采用武力作为回应，基本就等于束手就擒；如果它们采用武力作为回应，民主政体就即刻处于容易崩坏的危机当中。所以，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国内各派主要政治力量，能否达成基本规则的共识，对于该国民主转型的前景至关重要。

第二，与基本规则共识有关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问题。实际上，全球有各式各样的民主，从西欧、北美到拉美、东亚、东欧，没有哪个特定的文化传统是注定无法建立民主政体的。但是，在那些民主制度成功运转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基本规则的共识——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遵守民主宪法，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缺乏这种共识。那该怎么办呢？这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塑造的，每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有人主张首先要改变国民的政治文化，随后该国的政治转型才有希望。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在政治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尤其是政治文化很有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旦新的政治规则能够建立并得以稳固后，政治文化也会随之改变。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举例来说，今天中东北非地区政治转型的困难，国际学界通常认为当地的宗教文化对民主建设有所妨碍。而相反的例子则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在联邦德国（当时的西德）做过两次公民文化调查。结果显示：在50年代，刚刚摆脱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不久的德国国民的政治文化非常不利于民主建设；但在70年代，政治学家发现，那里国民的政治文化迅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已运转了20年时间，由此国民的政治观念随之发生变迁。

因此，制度与文化，孰为因孰为果，还难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