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发展民主的前提吗？

有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困境或政体崩溃，主要是因为它们转型所走的顺序不对。”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两部著作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换句话说，“在国家基础能力尚未建设好的情况下，就去搞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容易出问题”。

这个理论视角当然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学界兴起了一波国家理论研究的热潮，英语学界包括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著名学者，中文学界包括王绍光教授等人。他们论述的议题，都跟上面的问题有关。比如，蒂利教授把所有国家根据民主与否和国家能力高低分为四种类型，而高（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才是比较理想的类型。王绍光教授是著名学者，他曾经专门撰文讨论有效政府是民主的条件。这也可以被视为：有效国家是民主的条件。当然，在民主研究中关注国家问题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丹科沃特·拉斯托1970年的论文就认为，国家统一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罗伯特·达尔在其名著《多头政体》则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分裂为两个或几个互相敌对的政治集团，或者存在严重的亚文化冲突，那么多头政体或竞争性政体通常就无法维系。

这些讨论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那些国家构建容易出问题或者国家能力低下的转型案例？在这一议题之下，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两类国家：第一类是国家传统薄弱的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是部落社会，那里的人们当时基本上没有国家意识。可以想象，要在这种地方建立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第二类是国内存在严重的族群和宗教分裂的国家。为什么韩国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相对顺利？其中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韩国国内的族群和语言比较一致，宗教问题也不突出。但是，如果换一个国内族群、宗教和语言分裂很严重的国家，比如苏丹——现在已经分裂成南、北苏丹了，民主转型可能就会变得困难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构建，或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基本整合，的确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

基于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定义，这种国家构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察：一是在武力层面，国家实现对暴力的垄断，二是在制度层面，国家军队、官僚系统和税收体系的基本建设，三是在心理层面，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塑造。如果没有这些，民主转型的压力的确是巨大的。这样的国家即便拥有民主政体，估计也不会是很像样的民主政体。(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对“先有好的国家建设才会有好的民主建设”——或者说“好国家才有好民主”——的观点，我有两个主要的疑问。第一，上述观点隐含的见解是，先通过非民主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启动民主转型，但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非民主政体是否能更好地进行国家建设？现在利比亚的转型危机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反例。今天利比亚的转型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国家危机。国际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今天利比亚转型的国家危机，实际上源自卡扎菲时期国家制度建设上的无所作为。过去，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甚至有人说“卡扎菲就是制度本身”。结果是，卡扎菲的统治终结以后，国家建设的不足和制度建设的匮乏就难以支撑起有效的政体转型。这个例子也说明，至少在部分非民主国家，政权无法或无力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

第二，上述观点隐含的另一见解是，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必然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关系，但很可能的情形是，民主转型启动后，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是合一的。不少学者认为有效的国家是民主转型的条件，我的新发现是：民主政体的制度构建本身会影响乃至决定国家能力的高低。这也是《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主要逻辑之一。此前研究将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建设看成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分离的政治过程，这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存在“国家问题”的社会来说，一旦启动民主转型，往往同时面临着双重的政治任务，即国家建设和政体转型。一种成功的转型意指，既实现相对顺畅的政体建设，又实现国家建设的有效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有效的国家建设很可能需要靠有效的政体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而当民主的制度构建出现问题时，国家构建或国家能力建设以及政体转型两者可能都会陷入困境。

所以，总体上我不是很赞同本节开头提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