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民主政体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我对于民主政体崩溃的理论解释，跟选民的政治分裂和国家能力的不足两大因素有关。有人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存在”。从这个视角看：“是否意味着很多这样的国家都难以实现民主转型呢？因为这些国家一旦启动转型，无论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还是国家能力的低下，都会给其造成巨大的困难。”
当然，对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上面两个问题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关于民主崩溃的研究，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和离心型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一方面，高度的选民分裂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若政治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我将其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就会大大削弱国家能力。这样，国家最终将无力控制政治冲突，民主政体就很有可能趋于瓦解。
先来看看选民的政治分裂。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国内的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宗教和语言分裂，结果是一边严重亲欧，另一边严重亲俄。泰国是另一个民主政体不稳定的例子，泰国内部的选民政治分裂主要贫富阶级的分裂，当然贫富分裂也跟地区因素有关——曼谷及其周边跟其他偏远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很大。在埃及，宗教派别构成主要分裂因素，有的派别主张建立宗教国家，另一些派别主张建立世俗国家。除了刚才讲到的选民政治分裂类型，20世纪的历史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分裂维度——这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比较显著——对民主或威权政体偏好维度上的政治分裂。一派认为威权体制更适合德国，另一派认为民主政体更好，但在民主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又遇到很多困难。这样，国内社会中关于政体偏好的选民分裂就非常严重。综合来看，选民的阶级分裂、族群分裂、宗教分裂、地区分裂和政体维度的分裂在过去的民主崩溃案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这些政治分裂对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仍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在威权政体下，不同国民之间的政治分裂因素通常是被压制的。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或充分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整个社会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冲突。其实是因为国家的政治高压，导致这些潜在的冲突因素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但是，政治控制一旦放开，政治参与急剧扩大，政治竞争快速提高，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因素就会迅速政治化，政治分裂会快速显现。所以，很多国家的经验是，在非民主政体下社会看起来比较平稳，国民之间关系比较平和，集体暴力相对较少，但是一旦启动转型，社会的政治冲突和暴力事件反而会快速增加。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如何降低新兴民主政体中的选民政治分裂呢？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一剂万灵药，但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的政治分裂，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当中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当中则须正视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的“种类不平等”。
第三，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整合的同时，尊重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域选民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包容其多样性。
第四，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快速扩大政治参与和过度强化政治竞争会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风险，而在政治上平衡好政治精英和大众参与的关系则对民主稳定性较为有利。
上述四个方面也是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给新兴民主国家提出的四项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政治原则与政策建议。
再来看看民主政体下的制度模式与国家能力问题。胡安·林茨认为，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政体最终崩溃整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是，现有的主流观点较为忽视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对于一个特定的民主国家而言，国家构建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固然会影响构成了该国国家能力的背景条件，但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民主模式的多样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哪些政治制度安排最能影响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高低呢？主要是三个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第一，央地关系的制度模式差异，最简单的区分是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差异，但中央和地方之间实际的政治权力配置更为重要；第二，选举制度的不同，特别是多数决定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差异，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政党体系；第三，政府形式的不同，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对政府能力高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对上述不同层次政治制度的分析，我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与向心型民主政体。
简单地说，凡是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强化大型主导政党和政党体制、强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凡是弱化中央权力、弱化政党和政党体制、弱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民主制度安排上的离心型特征会妨碍国家能力与政府效能，因而更容易导致民主政体的不稳定。
从制度组合的角度，容易引发民主崩溃的“理想类型”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可能会导致三种政治效应：第一，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会导致国家性问题上的离心激励，鼓励族群与地区认同，弱化国家认同；强化族群与地区权力，弱化中央权力；第二，选举制度上的比例代表制及类似制度，会导致社会—政府关系上的离心激励，通常会鼓励极化多党制，削弱政党体制，结果是政府更不稳定；第三，政府形式上的总统制及半总统制，会导致政府内部关系上的离心激励，鼓励行政权与立法权对抗，弱化行政部门的能力，容易导致行政—立法之间的政治僵局。
那么，如何避免离心型民主政体呢？我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给新兴民主国家提出了五条主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主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兼顾到分权和集权的平衡、参与和效能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
第二，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并非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并适应本国的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与真实情形，宪法和制度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运转。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注意适度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存在地区和族群分裂的国家，更要强化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统一的政府能力和政治权力，要尽量避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
第四，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度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尽量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第五，在政府形式上，议会制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防止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治对抗，要谨慎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的主要对策建议是：新兴民主国家应该设法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同时应该尽可能构建向心型民主政体。这样，就有望提高发展中世界国家民主转型的成功率。
（本文根据共识网2014年12月19日首页头条刊发的对我的专访改编而成，略作改动是为了符合本书的统一体例，感谢徐书鸣先生（笔名廖书宇）对我的采访，感谢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