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结构与国家治理
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是否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过程中，是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一标准，通常就是一个好的激励结构。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而有的国家穷？为什么有的国家持续繁荣而有的国家陷于衰败？这些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到21世纪的经济学家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然而，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赞同，激励结构是否合理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至关重要。凡是激励结构合理的社会，更有可能变得富有；凡是激励结构不合理的社会，几乎注定会陷于贫穷。从历史经验来看，有的社会给人提供好的激励，有的社会则给人提供坏的激励。
以医生为例，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获取自己的回报，成为一个成功而富有的医生，那么他应当成功地治疗或治愈更多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给社会的直接益处是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服务——使更多患者受益，帮助他们改善健康和延长生命；间接益处是他发展和提高了医疗技术，并塑造了一个职业医生的形象和一个正直医生的人格。
倘若一个医生这样做并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一个并不诚实的医生却获得了更多回报——比如，通过选用更劣质或更昂贵的药物、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甚至人为延长治疗周期和次数等，这样的激励结构就有严重问题。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会有更多的医生违背做医生本来应该服务的目的。这样，患者有时就无法得到有效医治，药物和医疗技术也难以有效进步，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无法赢得患者与社会的真正尊敬。
以企业家为例，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必须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他给社会的直接贡献是创造了更高的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社会拥有了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和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间接贡献是他同时在不断地发展新技术和提升管理，推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管理优化。以美国的企业家为例，除了少数行业以外，从20世纪初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到最近的微软创始人盖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他们基本上都身处这种好的激励结构之中。福特成就巨额财富，是因为他成功地开发出了成本低廉的大规模汽车生产流水线，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降低了汽车价格。盖茨拥有数百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是因为他借助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软件等，为数以亿计的用户创造了巨大的顾客价值，显著地改进了现代社会的工作效率。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家不需要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不需要通过提高顾客价值和满意度，就能获得财务上的巨大收益和事业上的“成功”——比如，只需要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或寻租、只需要通过控制资源或获取牌照、只需要通过以次充好或蒙骗顾客，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一个国家也会形成一个富人阶层，但这样的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繁荣。
再以政府官员为例，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赢得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政治权力和傲人的职业成就，他必须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利益，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衡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享受到更有效的药品和更安全的食品？衡量教育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的教育质量是否得到不断提升，以及该国是否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杰出人才？衡量工商管理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创办经营企业是否更便捷、市场交易规则是否得到尊重？衡量整个政府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些应该成为相应官员的激励标准，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升降。(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无须为社会公共服务贡献真正的价值，他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比如，他只要通过搞好跟上级和上级部门的关系，或者做好一些表面文章，就能获得晋升，或者他只要通过与工商业主的共谋与交易，就能获得巨额利益且风险较低，那么这也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如果这种激励结构成为普遍的游戏规则，政治与行政的公共性就会沦落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口号。
当然，不只是医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身处于特定的激励结构中，职业经理、工程师、科学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建筑工人、清洁工，甚至僧侣等各行各业从业者莫不如此。如果总体上说人是理性的，那么正是他所面对的激励结构激励和约束着他的行为——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这种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行为加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当我们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盼望的是更好的官员、更好的企业家、更好的医生、更好的教师和更好的清洁工，而他们都是更好的激励结构的产物。
如果要从激励结构角度回答如何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其实现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
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公民、大众或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与优质服务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从制度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国家不过是要把这个简单规则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落到实处。如何让一个医生成为更好的医生？如何让一个企业家成为更好的企业家？如何让一个官员成为更好的官员？最直接的做法是改变他们面对的激励结构，这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之道。
以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善治并无多少秘密可言。从逻辑上看，只要判断这个社会中多数人是否处在好的激励结构中。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是否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过程中，是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一标准，通常就是一个好的激励结构。如果不符合这一标准，那么通常就是一个坏的激励结构。
从经验上看，我们也只需要认真地观察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是否处在正确的激励结构之中？如果是，这样的国家就处在一条通向持续繁荣的道路上；如果不是，这样的国家就需要一场更加彻底的变革。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5年1月8日）